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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不了《史记》，我们可以“记史”。
一个人的回忆仅是一片叶，只有一个班的集体回忆才是一棵树。
——题记
楔子
动心搞全一个班的“完整样本”
1966年6月18日，早间广播通知高考延期半年。那时我们在读高三，刚填好高考志愿草表。半年后再也没有说法，直到11年后的1977年，高考才恢复。
2015年，借毕业50周年同学会筹备之机，我想做一个全班的集体回忆录，为中国1966届高中留下一个班级的“完整样本”。
我以筹备小组之名向还在世的44人分别发了一篇约稿函，希望他们每人至少写一篇关于“我的人生”的文章。次年来稿极少，而且我正构思长篇小说，又需要准备某单位应聘，于是问同学有谁想做这件事，结果没有人响应，事情就这样“黄”了。
后来，上海育才中学1966届高三（4）班自印集体回忆录《落叶缤纷》，全班共47人，18人交上了手稿，有4人失联。如此，回忆录有了存史价值，但一开始就像一块残碑。
不日我想，我们的高考经历太特殊了，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我来做。于是我辞了职，并搁置长篇创作，以便全身心做事。很快，半年又过去了，仅收到了几篇。这时我才梦醒：活着的同学都已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庭、健康、心境各异，还有多少人能够坐下来，再握如椽之笔？现实告诉我，收集一个班的集体回忆是不可能的。
夜深人静我心不甘，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于是，我打电话给每一个同学，说明此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孙、肖、高3人患病仍在写稿;移同学中过风，仍坚持用左手写稿;为寻找《插队日记》和毕业照，张同学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我根据每人的人生，为他们建议可写的内容。
又是一年春天，方、严等25个同学陆续来稿，各具特色，我校对修改。有8个同学是手写稿，许同学从加拿大发了2篇繁体稿，我打成了规范电子文本。
有位在宁的女同学写了篇议论文，文笔很好，但不适用，我向她说明，她受不了，发誓“不可能再写了”。我好话说尽，她仍坚持。我无奈，回一句：“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就按你想的办。再见！”第五天，她主动在微信上给我说准备重写2篇。我兴奋回信息：“叫你一声好姐姐！”
有8位同学已逝去，为写怀念，我到处打听，风里雨里发疯一样找到他们的家人或生前同事并采访成文（王振汉采写3人）。2年过去了，还有18人未动笔。其中5人重病，3人表示“坚决不写”，10人称“没时间”。怎么办？如果等，怕是100年也等不全。我只能親自一一登门，采访代笔。
事分缓急，要优先帮5个重病的人写。采访3位后，剩下的2位分别于2017年11月和12月离世。采写的第四位是储姓同学，先是失联，一年后好不容易联系上，发现他已痴呆10年。许久，我才想到采访储的妻子帅。
若干次电话联系之后，约定2017年6月21日晚在姜堰见面。帅安排好丈夫，从上海乘便车来到姜堰。碰面后，我请她去小店吃饭，她给我讲述了储插队后和她的故事。言谈中，她不时称赞她丈夫文化好、人帅，毫不埋怨他的痴呆累人，这令我动容。临行时，她哽咽着说：“你们这些同学太有情意了，还没有忘掉我丈夫！”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给这本书出钱。她的朴实、善良、隐忍、高尚，让我钦佩，也让我惭愧！天气炎热难耐，她还要乘车返回，望着她匆忙的背影，想到她真诚、善良的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采写的第五位是孙，他虽已病重，但积极要求我去采访他。我与他的弟弟多次联系后终于成行。2018年5月3日，我赶至溱潼采访孙，20日用微信将稿传给孙，孙看后表示感谢（次年2月去世）。
“坚决不写”的3人，我以为是“怕动笔”，岂料连采访也不肯。通过多次谈及“昔日美好回忆”，有2人松了口。
“没时间”的10人散居各地，我一一预约，常常是十次八次才能约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耐着性子等，顺着他们的时间。采访与翻拍旧照，前后拖了一年多。多少工夫在书外啊！
多数稿子需补充素材和细节。许在加拿大，2018年春节期间，我预先列出标题，考虑到12小时的时差，利用微信与她互动几日而成。
曾山穷水尽，5次被迫搁浅。整整4年，挑战不可能，52人一个不少，我却差点丧生。那是2018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野外，突下雷阵雨，一个个响雷在我头顶上爆炸，其中一个响雷爆炸时，一棵大树瞬间被拦腰劈断起火，这棵树离我仅20余步！
1966年高考废止，1977年冬、1978年夏恢复高考时，52人是如何面对的？我从采访调查的“完整样本”中抽出这方面的材料，按当年高三班学号分述如下。
一
1977年冬高考：12人两进考场
我们生命的年轮中有两个重要的年份永志不忘。1966年是扎在心头的一颗钢钉，什么时候抚摸胸口，都有鲜血流淌;而1977年则是高悬在心田的冬日暖阳，只要一想起便让人感到煦暖、温馨。回想1977年，最值得回忆的就是高考。
当年的招生简章规定，考生的年龄不得超过30周岁。这样一来，我们班只有39人有报名资格，而实际进考场者仅12人（1人报名未进，4人想报未成）。资料表明，参加初试的30万江苏考生，通过的仅有2万人，而我们班12人全部通过。复试录取10人（第一批7人，第二批扩招3人），我们班的录取率83%，2人落榜（1人高分因公办教师未录取，1人可能考分不够）。
孙新民（学号001）：妻子养家助高考
面对中断11年半的高考，孙新民决心报名，但遭遇四关考验。
家庭关。听说他要考大学，父母和全家都高兴。但是如果他要上学，妻子既要劳动，又要照料3个孩子，能行吗？妻子对他说：“放心吧！你上大学，家里有我、父母和弟弟，大不了我多吃些苦头，日子总能挺过去。” 学校关。有4人报名，若都停下复习，教学就乱了。学校要求，复习不能影响教学。
复习关。毕业时间长，书本早不见踪影，孙新民只能想办法借。每天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下班要做家务、带小孩。周日整天，他紧紧抓住早晚时间，确保每天至少有4个小时复习。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看书，不经意就到了凌晨。次日刚亮，赶紧起床阅读。一天夜里，他趴在桌边想休息片刻，不料一趴就睡着了。惊醒时，油尽灯灭，脸上、鼻孔已被烟熏黑。
议论关。“瞎子点灯——白費蜡”“30多岁考大学，瞎折腾”，孙新民对于不时入耳的社会议论，仍我行我素。
初试、复试，“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终他圆了大学美梦。
注：孙新民，男，1947年生，主持建筑获上海市优质工程“白玉兰杯”奖2项，申报获国家级施工工法5项，有论文获省科技论文一等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家振（学号002）：录取后的尴尬
身高脸阔，有络腮胡子。
王家振的优势科目是化学，他的高考志愿就是天津大学化工系。高考停了，王家振回乡干农活，干了几年，到中学教课。
1977年冬季，王家振参加高考，初试、复试感觉还好，报了几个师院。1978年初春，在苦苦煎熬中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王家振一看心凉了半截：考的是大学，却被中师录取，他决心第二年再考。
人怕人劝。“上了中师你就是‘公办教师’。”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他想想也是这个理。
报到时，有15岁的学生，岁数没他一半大，他接受不了。谁知，让他接受不了的还在后面。原来，高中同班同学孙杰在这所学校任教，他成了同学的学生。这就完了？没有，昔日的一个学生刚被分配到这个学校，成了他今后必须天天面对的老师！
其实最尴尬的不是他，而是现在当他老师的学生。这个学生在别的班上讲得神情自若、口若悬河，到了这个班却是目光游离、结结巴巴，满头是汗。
“学生老师”把“老师学生”请到家，开诚布公地说：“王老师，我肚子里的墨水您晓得，我的课您就不要上了。”自此，凡中文课，王家振就在宿舍研读《红楼梦》。
上了2个月课，不少不如他成绩的考生，纷纷因大学扩招而考上了大学，有的还上了重点大学。全省24个中师学生代表联合去省教委讨说法，省教委领导的一句话让他们乖乖打道回府：“国家正在对外打仗，怎能顾到你们这等事？”
无独有偶，《新华日报》知名编辑、江苏杂文学会会长王向东，当年在该校读书时，也有同样经历。这样传奇的人和事，在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里也没有描述，而在20世纪70年代却切切实实发生过。
注：王家振（1947—2010），男，中学高级教师。
程强（学号004）：折腾与抗争
读初二时，兴泰中学并入，班上有60多人，可是到了初三，只剩下24人，考高中5人被录取。
1968年，程强插队。一次夜工打麦结束，他们几个知青挤进支在场边的一顶蚊帐，他们睡得很香、很熟，天亮后发现身上布满了斑块。原来，上千只蚊子酣畅淋漓饱餐后挂在帐上，肚子鼓鼓，血红血红，好像无数只小红灯笼。
后来程强学了木匠活，做到哪儿，吃住到哪儿。一次打家具，他们吃了这家奶奶煮的饭菜后，个个上吐下泻软了筋。奶奶的儿媳回来一看，奶奶错把桐油当了菜油。
做木工，程强舍不得耽误白天时间，办事常常走夜路。一次途经坟地，怪声、黑影令人胆寒。时值深秋，脱衣渡河，凉水激凌。上岸后，他见到远处灯火一闪一闪，知是磷火，不由得加快脚步。
1977年高考恢复，程强毫不犹豫报了名。复试后步行18里地去公社填志愿。大雪纷飞，一条小河挡了他，他忽见一舟，登舟及岸。跨岸舟退，两脚落水。填好志愿他才想起倒掉鞋里冰冷的水。
程强考的是大学，却被中师录取，让他哭笑不得。哭的是大学路断，笑的是总算有了城市户口。工作后，程强自学本科，获表彰不少。老了，回首折腾与奋斗的人生，是苦是甜？
注：程强，男，1948年生，曾任姜堰职业中学校长。
潘宝国（学号007）：3次高考4进考场
1958年正月十二，潘宝国的母亲走了。父亲叫他不要上学，他坚持要去。2年后考上初中，他要去看看新学校。一天，他赤身赤脚，只穿短裤，到了溱潼中学。同学领他见孙老师，孙老师笑着说：“好，来了就不要走。”接着给他书，送他到课堂上课。
下课铃响了，他想回去，孙老师已经在后门等他，给了他半斤饭票，叫他先去吃饭。他激动得流着泪对老师说：“我不是来上学，我只是来看看的。”可孙老师还是说，来了就不要走。晚上放学前孙老师对他说：“学校决定，你的书本费、学杂费全免，伙食费享受全助学金每月6元。”他就这样意外地上了中学。
学校里的伙食比家里好多了，2个星期后，他的浮肿病就好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冬天，学校发给他雨鞋，借给他棉衣、棉裤;寒、暑假让他留校劳动，解决生活困难。就这样，他读完了6年中学。
1966年高考废止，11月他与同学外出闯荡，直到次年3月才回家。1967年8月29日深夜，静悄悄的溱潼突然枪声大作，两派武斗，7人丧命。他被流弹击中，子弹从大腿穿出，鲜血汩汩，救后无恙。1968年他入伍，退伍后做木工。1977年报名高考，通过初试，复试名落孙山。
他分别于1966、1977、1978年参加了3次高考，4进考场，全国罕见。
1978年，他考取师院大专班。
注：潘宝国，男，1947年生，中学一级教师，擅长乐器。
高泰东（学号010）：放下扁担去高考
高泰东读了高中，父亲希望他将来学医。1966年高考没了，带着失望，高泰东回家告诉父亲，正在整理农具的父亲“啊”了一声，呆坐在板凳上，许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2年后，52岁正值壮年的父亲撒手人寰。他没有抱怨让高泰东上高中上错了，只把疼痛深深地埋在心底。 那年深秋，高泰东外出挑河。20岁的他1米75，却不足百斤，瘦得像根竹竿。天天担不离肩，任谁都吃不消。高泰东想到今后就要靠力气吃饭了，只能咬牙坚持。一段时间后，他的肩上磨出了一块茧子，挑担再也不疼了。一次挑土上大坝，十多人迎面而来，中间一位着长风衣、脸白净，后来才知道，那是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
1977年恢复高考，高泰东却心如止水。一是他家成分高;二是他已结婚生子，1年有七八个月习惯赤足赤膊了。高泰东的二哥是中学教师，劝他报名，特地步行约10公里，赶到姜溱公路工地，在人山人海中找到高泰东。他将信将疑报了名。然而，拿大锹、罱篙惯了，复习时手握钢笔格外不习惯;再则，除了“人、手、足、刀、尺”，许多字似是而非，写到纸上都不像，反倒像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脸狡黠地朝着高泰东笑。
高考初试，高泰东请了假，撂下扁担走进考场。进考场前，一个皮肤黑黝黝的老人向他走来，竟与高泰东脑海中一个翩翩少年同学形似，打量、确认、惊呼、拥抱、握手，2只粗糙的手都成了闰土的“松树皮”，他们纷纷感叹唏嘘，宛如隔世。
高泰东为高考恢复创作了春联：坚冰打破山河美，航路开通气象新。
新年一过，一双巨大的手把高泰东从水乡深处拽出来，他像里下河的一只水鸟，展翅飞上了蓝天。想到父亲，高泰东拿着录取通知单飞奔到父亲墓前，激动地说：“爸爸，我考上大学了！爸爸，您听到了吗？”泪眼朦胧中，但见坟头的枯草正在发芽。父亲没能看到他最小的儿子走进大学校门，这是高泰东一生的遗憾。
高泰东公社上百人参考，3人被大学录取。一个曾经多年被人踩在脚下的家庭竟然考出了一个大学生，口口相传。去农学院报到时，老师告诉高泰东，他的总分全校第一，这个成绩远超了清华、北大的分数线。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泰东参加了2次高考，3进考场，实现了人生转折。国家和民族此时也正进入一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左惜玉（学号017）：哼着茅山号子进考场
左惜玉，高个子，白净，可谓一美男子。他的家乡腾马村身处兴化县茅山地区，茅山号子世代相传，1956年曾唱进中南海，其源头可追溯到秦汉，现被列为国家非文化遗产。“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在生产劳动中以茅山号子传唱，成了故乡的歌谣。
高中阶段，他的成绩一直不好，想不到毕业考试时，在强手如林的班上，他竟然考出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因此，他被列为考清华的9个种子选手之一。然而，高考废除。
回乡务农，他从高三学生蜕变为大劳力，后被推荐当电工。请示领导后，他筹建了粮饲加工厂，改变了乡村世世代代粮食加工的落后手段，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在田间，他建起了乌龙泵，抗旱、排涝，效果显著。
1977年高考恢复，他欣喜万分，对做民办教师的妻子说：“我要考大学！”过了初试，开弓没有回头箭。“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他轻轻哼着茅山号子，壮着胆走进考场。
然而，左惜玉再也没有报考清华大学的雄心了，被师院录取后，面对全家1个老师4个学生的现状，他的忧虑重重：这个家怎样撑下去？妻子对即将落到肩上沉沉的担子，似乎显得很洒脱：“你去好好念書，家里有我。”4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句话，他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到扬州念书不久，国家考虑“老三届”的困难，出台了本科自愿转专科的政策，4年变成2年。他想尽快结束学业，给妻子减少压力。考虑后还是决定先写信征求一下妻子的意见。妻子的回信简洁明了：不就是多吃2年苦吗？以后你哪有这样的好机会？！
注：左惜玉，男，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所教1983届高中班，高考3人数学满分;有学生考上清华、复旦等，获县级嘉奖3次。
王金钰（学号024）：师生同高考
王金钰在高考废止回乡后做了赤脚医生。1970年，他到母校溱潼中学做代课教师后转正。1977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许多学生家长找他帮助子女复习。夜深人静时，王金钰不由地想到自己，1966年高三毕业时，王金钰曾决心报考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想成为国家的原子武器专家。
当他得知自己也可以报名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考，不到2个月，他就瘦了一圈。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以此壮志，王金钰初试通过，参加复试。当他进入考场时十分惊讶，除了自己，所有考生都是他的学生。他的成绩：做数学试卷用时一半，满分;物理、化学合卷95分;语文、政治也都得到相当高的分数。30岁的王金钰，仿佛成了一个抢手的香饽饽！
他的志愿全是名牌师范大学的物理系，他想毕业回母校。然而他被北京邮电学院录取了。更富有喜剧性的是，他的学生季晓勇也被这个学校录取，往昔的师生变成同年同校同级的同学，年龄相差十多岁。冬天高考，春天录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的情感古今相通。11年半的压抑终于被释放，他心中的冰川也融化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注：王金钰，男，1947年生，曾任高三班班长，高级工程师，武警副师级，曾是赴欧美访问学者，2018年被《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聘为审稿专家，现居北京。
王友兰（学号027）：防震棚里备考
王友兰的父母都是农民，却重视教育。对于他和哥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举债也供他们读书。
1963年，他考取高中，母亲一狠心，卖了陪嫁的一只木箱。但这8元钱仍不够学费。还有什么可卖？母亲在家里边转边看，房子后墙上横着的一根边桁让她眼睛一亮，她想着法子拆下卖得12元，两物共20元，勉强凑齐了学杂费。
姐姐们虽然没进过学校，却十分支持弟弟读书。在中学读书的6年间，两个姐姐只要到溱潼，必带上熟鸡蛋、山芋、胡萝卜等食物去学校看王友兰。大姐出嫁后离溱潼近，星期天王友兰就常去大姐家。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姐总是想尽办法，单独做饭给他吃。有时候，姐夫抱着孩子出去玩，王友兰要出去喊姐夫他们时，大姐骗他说，你来之前，他们已经吃过了。他吃饭时，大姐总是不动筷子。 王友兰高中毕业时遇高考被废停，只能回乡种田。1968年秋，他当上了民办教师。
1977年，高考恢复，一家人都支持他参加，所有好吃的都省着给他。他说，自己就是带着对家人的这份感激拼命复习的。他记得，那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还在，他家附近都是防震棚。天气冷了，人们都回家去了。为了安静，他就选择一个人在防震棚里复习，每天从白天学到深夜。
一起高考的同班同学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程强、王家振考的是大学，却被中师录取。虽然不称心，毕竟能转户口，而王友兰却名落孙山。但他没有灰心，又开始投入复习，准备次年再考。想不到2个月后，王友兰被师院扩招录取。
注：王友兰，男，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淤溪中学校长。
程宏林（学号028）：仓促上阵
高考取消后，程宏林回老家当农民，后来进了社办厂。1977年夏天，他参加了新产品生产线的安装和调试，常常日夜两班连轴转。一天，有人对他说，高考恢复了，他立即报了名。毫无准备地参加了初考，程宏林觉得考的还行，就找出几本残缺的书本继续复习。复试后，填报了工学院，他想学化工。结果榜上无名。他又重新复习了2个月，随后意外接到南京气象学院扩招的通知。比起第一批被中师录取的同学，他的运气太好了。
注：程宏林，男，1948年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兴化市气象局局长。
刘德仁（学号036）：信心满满考大学
刘德仁2岁丧父，母亲踏缝纫机供他读书。1965年，国家选拔飞行学员，刘德仁通过了初检和复检，他心花怒放，可是母亲赶到学校不让他去，他可是寡母的独苗。全校就他一人合格，于家于校，实在两难。母亲一闹，学校在县里丢了面子。
校长陈万庆让他去校长室，他非常惶恐。想不到陈校长劝慰他：我们学校有推荐军校生的资格，如果你一定要当兵，我答应保送你到海军舰艇学院，将来也有机会成为海军航空兵。经陈校长一劝，他心里释然。一年后，高考废停，什么军校、高校都远离他了。
刘德仁回乡任中学代课教师，1974年转正。1977年恢复高考，他立马报了名。本来成绩就好，离校后一直教书没有离开课堂。对于高考，他信心满满。初试通过，复试更是碗里抓菱——稳取。然而，一直到扩招他也没等到录取通知单。为什么？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是公办教师。
注：刘德仁，男，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桥头中学校长。
姜近枢（学号039）：数学奇才填志愿
到了高中，犹如马拉松，姜近枢一直跑在第一名，数学尤为突出。那年头，批判天才论，可是在我们班，因为姜近枢，大家都深信世上就是有天才。1966年6月，当班上许多人还在考虑高考志愿时，姜近枢的第一志愿已经确定为北京大学数学系。
高考大门关闭后，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他回到那个里下河小村庄，拿起粗糙的农具下田干活，赤脚赤膊，黑脸黑皮，出力出汗。之后当地聘他到中学做民办教师。
1977年，参加复试后，我问他数学考的怎么样，他说，前面的100分不会丢分，后面的附加题20分，总能得到十几分吧。我说，如你所愿，你还是能上北大数学系。他苦笑一下，說，3个孩子，女孩又不能干重活，我现在选应用数学，就是要找一个与我家距离最短的大学，最好是专科，转了户口就行。
次年春，在挑粪船上他听到被录取的消息。大学毕业，姜近枢在县城从事农机工作一年后，他改行回乡当教师。除了教学，他种田、育平菇、做砖、烧窑、种田，真正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因为能吃苦，他在庄上抢在人前盖上了崭新的瓦房。
1987年春，他来县城种子公司买稻种时，就住在我家。我跟他说，你在家太累了，好好睡上一夜，明天早饭后，我用脚踏车帮你把稻种送到车站。早上起来一看，已经人走床空。我想，农时不等人，他大概要去车站赶头班车。50斤稻种，扛着要走三四里路啊！
深秋的凌晨，他起身撑船下田，趁着月色挑稻把，挑着挑着，肚子饿了，他一直等到妻子送早饭。一大盆稀饭，一小碗咸菜。姜近枢将咸菜倒入盆中，用筷子搅了搅，放下筷子，仰起头，捧起盆，对着嘴，把粥往嘴里倒。这盆粥，他不是一口一口吃下去的，而是倒下去的。
日夜苦干，积劳成疾。姜近枢英年早逝，年仅41岁。呜呼哀哉！
注：姜近枢（1948—1989），男，中学一级教师。
唐梅英（学号042）：金榜题名，8兄弟姐妹一个不拉
唐梅英兄弟姐妹8人，2个哥哥和4个姐姐先后考上本科大学，父亲是工商业人士。
插队干活，唐梅英手上、肩上磨得满是血泡。每天晚上，她坚持写日记。2年后，表现突出的她成了小学教师，之后又成了高中数学教师。
1972年，听到推荐上大学的喜讯，她兴奋得一夜没睡。然而，一年又一年却轮不到她。她鼓起勇气找到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你家已经出了6个大学生，这个机会应当让给其他人。
1975年国庆期间，她和丈夫抱着2岁儿子去了苏州。哥哥问她：“到哪儿玩？”她说：“想看看大学到底什么样子。”当远远看到苏州医学院大门时，她心跳得厉害，感叹道：虽然不能上大学，但终于看到大学了！来到门口，盯着那块又大又醒目的校牌，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有一天，唐梅英梦到自己背着书包如愿以偿地走进了苏州医学院。但是，她一直不停地走，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急得浑身是汗……梦醒时，弯月临窗，看着熟睡的儿子和丈夫，她抹泪叹息。
1977年冬，唐梅英走出考场，她感觉应该可以考取高分，然而她却落榜了。过了好长时间，她意外接到苏州医学院扩招的录取通知书。她说，自己上大学是为了圆梦，兄弟姐妹8人都先后上了大学。几十年来，她家的大学生成了当地年轻人的榜样。
注：唐梅英，女，1946年生，主任医师，终生名誉教授。
二
1978年高考：11人进考场
1978年，招生简章放开年龄限制，我们班除被推荐上学外，已毕业3人;1977年高考录取10人，其余39人中，进考场者仅11人（1977年落榜的潘宝国再次报考），占28.2%，本来录取应为100%，但因2人有病，1人为公办教师，最终录取8人，录取率72.7%。
曹家和（学号005）：高分落榜
曹家和的二哥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曹家和的成绩在班上也是前十名，高三毕业考试，物理94，全班第一。
1969年，他在公社中学代课，4年后转正。1977年冬高考恢复，曹家和没有参加考试，一是工作丢不开，二是也没有真正下决心。次年春，好几个同班同学上大学去了。他想，如果不参加高考，自己的人生就缺少这一重要经历，于是决心参加。试卷总分500，他考了437分，成为全县的高分之一。然而，最终他因病没能进入大学。
注：曹家和，男，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曾任娄庄中学校长，获“泰州市名校长”称号。
王振汉（学号012）：“复旦梦”一断再断
1966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并任语文教师的王献廷找王振汉谈话，鼓励他填报复旦中文系，他有点惶恐，更多的是激动。
高考废停，全家对他的期望变成失望。他哥哥原本与他同级，因为家里不宽裕，自动放弃中考做工赚钱，为的是让他上高中，考大学。
1977年冬恢复高考时，王振汉已经进入公务员序列，所以没有报名。岂料次年春，母校李节之主任遇到他后，劈头盖脑地责问：“去年为什么不参加高考？”他无言以对，羞惭得直冒冷汗。一语惊醒梦中人，12年前的激情被重新点燃，“我要上大学”在他的心中如火苗升腾。“今年我一定参加高考！”他的话让李主任的表情由阴转晴：“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后来，他的高考总分在全县名列前茅，超过复旦分数线。得知分数的那天，他独自走上树木葱郁的大堤，默默地告慰在那个特殊时期“畏罪投河”的王老师：“王老师，学生王振汉12年后参加高考，考上复旦了！”他想到王老师的惨死，潸然泪下。然而，世事难料，因体检未过，他的复旦梦再断。
注：王振汉，男，1947年生，副科级公务员。
花立中（学号021）：乘上高考末班车
花立中，上有2哥1姐，下有3个弟弟，遂取名立中。
1960年，花立中小学毕业前，泰县文教助理乐正琏到他们学校检查工作讲话。说到他们村有一个人，十四五岁时，因为怨恨父亲没有送他读书，父亲死后，他将其牌位劈掉烧毁。并说，此人现在子女多，不管多困难，拼命送子女念书。后来他才知道，此人竟是自己的父亲！
花立中考上初中，学费从何而来？他家屋顶抽瓦卖，内墙敲砖售。临近开学走投无路时，他父亲写了1张10元钱的借条，让他带着录取通知单去找曾经共事的全支书，全支书批了“同意”，他觉得全支书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花立中进入高中，每到开学就要因学费折腾一番，往往要过三四天，甚至一星期后才能凑足学杂费进入课堂。那种无钱交费、在教室外羞愧难当的感觉，深深刺痛了他。为了节省费用，经学校同意，四弟随他同宿一床。每年暑假，花立中养十几只鸭子，到开学时卖掉，可以凑些学费。不仅如此，他还到生产队干活，挣点工分，减少欠粮款……
1966年高考废停，他先在生产队劳动，后当兵，然后又做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因超龄失去报名资格。1978年扩大年龄资格，他又惊又喜。他想到，不参加高考，对不起拼命送儿子读书的父亲。尽管困难多，他矢志不渝，终于上了大学。
注：花立中，男，1946年生，科级公务员。
肖苏林（学号022）、王云秋（学号041）：夫妻双双考大学
因成分不好，高二时，肖苏林的班团支书职务被临时召集的会议选掉。2016年同学聚会，有人说，1966年他政审结论是“高校不宜录取”。王云秋擅长中国象棋，高二时获全校女子冠军。高考废停，他俩成了夫妻。
1977年恢复高考，他俩都超龄，次年不限年龄，他俩动了心。夫妇俩商量，只能王云秋报考，否则农村的活儿谁干？两个孩子怎么办？可是到了第二天，肖苏林一咬牙，一跺脚，扔下木工斧头，决定一起复习迎考。
夫妇俩先去母校，孙永年老师送他們《政治复习提纲》，叮嘱他们复习基本知识。次日，他们把两个女儿送到外婆家，在生产队抢收了2天麦子后，开始复习。王云秋说，因为年过30，一次复习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头昏脑胀，甚至头痛欲裂。临考前，公社开了动员会。会场走道、窗外都挤满了人，估计有300人。
高考第一天，太阳一露头就像个大火球。进考场前他们才知道答卷要用圆珠笔写，而他们带的是钢笔，不由得有点惊慌，急忙去学校商店买了圆珠笔。
夫妇俩考分皆越线，体检后得知自己被拟组建的扬州农业大学录取。这个大学未办成，他们整整等了一年，1979年8月，他们才接到江苏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高中毕业13年后，他们终于如愿走进大学。寒假回家，3岁的二女儿不认识王云秋，她安抚了好一会，小孩子才想起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妈妈。后来，每谈到此事，王云秋都忍不住流泪。
注：肖苏林，1945年生，推广研究员;王云秋，1946年生，高级农艺师。
田式光（学号026）：被重新点燃的大学梦
田式光曾在上海读小学，参加过上海市小学生文艺汇演，在豪华的灯光舞台上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1957年，他如日中天的父亲成了右派（1979年被平反，已去世18年），被遣回苏北原籍从事砖瓦生产。随着父亲的人生起落，他从上海回到老家。读书读到高二暑假时，全班留校，边劳动，边复习功课。听从学校安排，他和同学严德明、花圣旺带着一些人做砖头，以备学校建筑之用。
1968年，他和弟弟一起插队，继而全家被下放。次年春，他与社员一起行船外出取泥渣作肥料，因连阴雨，任务未完成，粮却缺了。于是，他回头取粮。到了姜堰身无分文，他就去了县知青办，说明原因想借1元钱，被叶主任训了一通，但还是给了他1元钱。田式光饥饿难忍，花8分钱下了一碗面。想到被训斥，他沮丧地走在大街上。 “田式光老大哥！”一抬头，是一同插队的校友徐元林。徐元林对他说：“现在班车没有了，我在县里开会，你跟我一起去。”此时的徐元林就像一团火暖了他的心。跟着徐元林，他蹭了两顿饭，睡了一觉，感觉到这不就是共产主义？事后他想，要是遇不到徐元林，自己身上仅有的9角2分钱，吃饭有余，可睡哪儿呢？
1969年，他当上了教师，随后娶了个乡下老婆。1977年恢复高考，他超龄。一次，遇到教高中数学的朱老师，他告诫田式光，明年可能还有一次机会，千万不能放弃。朱老师的话点燃了他熄灭了十多年的大学梦。1978年不限年龄，他报名应试，梦想终于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注：田式光，男，1946年生，副科级公务员。
王金容（学号038）：老婆撕了准考证
王金容成绩突出，高三毕业是学校推荐报考清华大学的9个种子选手之一。
高考废除后插队，因体力单薄，农活令他恐惧，滞留家中四五年。29岁时他进厂学徒，而同班同学徐根林因是独子未插队，在这个厂已经成了响当当的工程师。经人介绍，他与棉纺厂女工孙晓兰成婚。
1977年恢复高考，他超龄，次年放宽年龄，他赶紧报了名。当他拿着准考证回家时，妻子一把抢过准考证撕成碎片，后来家中的复习课本和资料也不翼而飞。有人说他妻子做事过激，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善良直率的小女人想要过安稳日子罢了。没有办法，王金容只得去找已被调到县文教局工作的大哥。大哥找招生办，得到同情后补办了准考证，号码安排在最后一个考场，并特地关照，对任何人都不讲，免得再生事端。
因为纺机厂的经历，他报考了华东纺织工学院，实力让他如愿以偿。妻子忙着拾掇家务，一时被传为佳话。工作后，妻子早逝，又因他自愿放弃事业编制，成为企业职工，退休收入较低，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带有一点悲剧色彩。
注：王金容，男，1946年生，曾任企业副厂长。
许馨（女）（学号043）：波波折折，反反复复
1977年10月，許馨生了第二个孩子，没有参加高考，有点后悔。次年报名，她又瞻前顾后，两个孩子，大的不到3岁，小的要喂奶，考不上的话，脸往哪儿放？
许馨的先生是同济大学1970届毕业生，耐心做她的工作：“原来高考废除，没有办法，现在高考恢复了，你不考，将来会后悔一辈子。”这句话让她埋在心田十多年的大学梦发了芽。
许馨白天上班，晚上边喂奶边复习，有时孩子什么时候在怀里睡着了，她都不知道。许馨复习正酣，老二被诊断为小儿麻痺症。高考重要，还是孩子的腿重要？她无心复习。男人就是男人，丈夫坚定地对她说：“孩子的病我负责求医，你只管复习迎考！”为了她高考，丈夫只身支撑着风雨之家，人明显憔悴了，他却不喊一声苦。许馨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只有抹去泪水再次钻入课本，考上大学才算不辜负丈夫的一番辛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馨患上了红眼病，那疼痛，直往心里钻。老大被隔离，老二将残，爱人奔波，自己成了“瞎子”，一家人身处水深火热，都是高考惹的祸。不考了！
“又说小孩话了”，“高考要看眼睛，不高考也要看眼睛”，关键时刻又是当家人的魄力起了作用。高考后成绩出来，她超出分数线49分！30多岁了，还能上大学，一来要感谢国家政策的开放，二来这功勋章有丈夫一半。
注：许馨，女，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现居加拿大。
全畅（学号047）：陆老师逼考
1968年，全畅插队做农民，3年后当民办教师，后与南京知青阿罗成婚，并同在一小学任教初中班。
1977年恢复高考，她超龄，1978年放开年龄，她也没有动心。中考在即，她怎能撒手不管？曾教我们化学的陆老师知道后，急得直跺脚。一天，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陆老师突然汗水涔涔地出现在她家门前。冒着酷暑步行6里土路，她的眼眶湿了。原来这天是高考报名截止，陆老师是来逼考的。直到她答应报考，陆老师才往回走。望着如火骄阳里陆老师的背影，她再次流泪了。
为了不辜负陆老师的期望，她很快进入了1966年初夏的临考状态。当打开高考化学试卷后，她真想高呼一声“陆老师万岁”，因为每一道题型，陆老师都帮她复习过，有一道特地交待：只要阐明理由，不需要列式计算。因为列式计算，需10分钟，而回答理由只需2分钟。化学单科的高分，一定会让她的总分很高。走出考场，她像吃了蜜糖一样，心里甜丝丝的。
如愿以偿，她被师院录取，手捧迟到12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泪流满面。全畅第一时间告诉陆老师，陆老师欣慰地哈哈大笑。
注：全畅，女，1945年生，南京九中高级教师。
王佩霞（学号050）：两考清华
上高中时，王佩霞的成绩总是紧跟着几个男生，全班12个女生， 她是“一号种子”。1966年高考时，她准备填报南京大学物理系。教导主任找她谈话说：“根据实力，学校建议你报考清华大学，为自己争光，为学校争光。”人生能有几回搏？清华就清华，反正总要有人考。
刚刚填好表，似乎墨迹未干，高考就停了。家里太困难，她与父亲商量后，决定买部草绳机踏草绳。此后，唧唧复唧唧，她成了草绳女工。偶尔“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那时她想到了自己未卜的前途。她父亲是厂长，1968年插队，没有动员就替她报了名。大船送他们下乡，她正想劝送行的父亲回去，只见父亲在偷偷地流泪。
在农村，她学会了插秧、割稻等农活。记得一次挖田，双手是泡;一次起秧，一脚就踩到蛇的身上。起秧结束走上田埂，有人见她腿上有一只大蚂蟥，满肚是血，赶忙帮她拽下，血流未止，一会儿才停。
插队2年后，经母校老师推荐，她到县最西北的公社代课，1973年转正。1977年恢复高考，因女儿小，没有报名。第二年，她参加了高考，而且考得很好。填志愿时，她想，12年前是清华大学，如今反正是公办教师了，放手一搏，还报清华吧！结果名落孙山。 时间飞快，如今外孙女也读高中了，因成绩不错，目标定得高，要考清华大学。王佩霞心想：难道自己的清华梦隔了一代要被外孙女实现了？
注：王佩霞，女，1947年生，中学一级教师。
三
未进考场30人：原因各异
1977年恢复高考，对考生年龄有限制，1978年放开，但我们全班仍有30人未进考场，其中24人对报名都没有想），客观原因多种。
孙杰（学号003）：刚刚中师毕业
1963年是孙杰家的大喜之年，在招生指标大幅度减少的形势下，他家弟兄3人，个个榜上有名，分别考上初中、高中、大学。“孙渊家出了3个文曲星”，小镇街谈巷议。
福又双至。1964年，孙杰的父亲、身为小镇的文化站长，竟然参加了江苏省群英会，工资从每月51元跳过57元，直接涨到了64元，成了小镇的爆炸性新闻。
1968年，孙杰插队，切身体会到饿肚子、精疲力尽、赤日炎热的磨炼，2年后当了民办教师。1974年，他成了工农兵上大学的候选人之一。名单中，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只有他一人是高三学生。大家提前向他祝贺，说一定能上名牌大学。结果，其中的初中生上了大学，他被推荐到了中师。要知道，上中师就是走回头路，他实在不想去浪费时间。但父亲和同事都劝他去，现实是，上中师马上就能还原成城镇户口，2年后就是正式教师。于是他欢喜地进了泰兴师范。
入学1年后入党，因为优秀，1976年毕业留校当教师。1978年春，原来高三的同班同学程强、王家振参加1977年高考，没有被大学录取，却被师范录取，孙杰竟然成了他们的老师。100分的高考数学，程强考了94分。孙杰心想，幸好自己1977年没有报名，否则很有可能也被中师录取，那样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注：孙杰（1948—2019），男，中学高级教师，曾任中学副校长。
储顺林（学号006）：生活安定
黄发、白面、高个、大眼。1968年，储顺林插队，因家境不宽裕，从城镇学生变成了鄉村大劳力。后进了舅舅当家的建筑站，学电焊工，学钢筋工。建筑站业务大了，需要设计人员，因曾是高三学生，他慢慢入了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泰州不少楼房的设计皆出于他手。
站上有个瓦工负责人，介绍他和自己的妹妹帅小粉认识。这个帅小粉非同一般，她是民兵排长、副业队长、学习辅导员，是那个时代如大寨郭凤莲般的铁姑娘一样的人物。大多数知青嘴上说“扎根农村一辈子”，心里想的却是返城。知青与知青谈对象的不少，但很少有知青想娶村里的姑娘做老婆的。储顺林见了帅小粉，动了心。
1974年两人结婚，帅小粉嫁给帅小伙，一时成为乡村美谈。不久两人的儿子出生了。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储顺林都知道，也明白上大学好，他哥哥就是大学毕业，但怕考不上，丢脸不说，还白忙活一阵。
虚龄60岁后，他得了痴呆，妻子照顾着他的一切生活。为不让他有褥疮，她不断地给他翻身。有了褥疮，她除了用药，还经常人工按摩，用热水敷，一干就是半天，头上汗直滴。这件事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八年十年，还要继续下去。储顺林的姑母去看他，本以为他窝囊得不成人形，当惊奇地看到侄儿干干净净、精神焕发，忍不住抱住帅小粉泪流满面：“小粉啊，我们储家对不住你啊！”
注：储顺林，1948年生，工程师，现居上海。
方增善（学号008）：以工代干拖了腿
因为成分和文笔好，方曾善插队2年就被招工到县柴油机厂。次年5月，县委组织部让他以工代干调进县委宣传部，令他惊讶。1977年、1978年在他面前恢复的高考仿佛发生在国外，十多年前炽热的大学理想枯萎了。
1983年他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先后任秘书、副科长。应该说一路顺风。然而他发现有些人，原本是普通职员，没多久就成了县级机关部委办局的负责人。原来提拔领导干部，大学文凭成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1984年春节后，县委组织部通知他准备参加扬州市委党校首届大专班招生考试，期盼已久的机会降临了。那时，他已经38岁，虽然迟了，但仍抑制不住内心喜悦。机会来了，还得下决心。他和妻子分居多年刚刚团聚，孩子正读小学，他去了扬州，家里怎么忙得过来？爱人要他放心，表示自己一定能照顾好家庭。放下顾虑，方增善复习、考试并顺利入学，2年后毕业，被评为优秀学员。从1966年到1986年，一张大专文凭，他等了20年，此时已到了40岁。
注：方增善，男，1947年生，科级公务员，高中曾任班长、校学生会主席。
倪玉龙（学号009）：脱不了身
与众不同，倪玉龙插队不种田，却拜师学艺，他的裁缝手艺在小镇上出了名。
二驼子姓王，20岁出头，衣着讲究。一天，他进了倪玉龙的门，倪玉龙问他，现在做什么“交易”（职业）。答：“修脚。”二驼子心里嘀咕，做衣裳，问这么多干嘛。倪玉龙叫他坐下、站起，向前走3步，向后退3步。二驼子说：“你让我出操？”接下来倪玉龙才给二驼子量体，并帮他选择了布料，让他3天后来试穿。为什么要试穿？除却认真，倪玉龙心里只有九分把握。
第三天，二驼子试穿新衬衫，对着镜子左瞧右瞧，连声说好。原来，倪玉龙做裁缝，除了量体裁衣，还要了解来者的身份、职业，以让衣服专人化。
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要不要报名？”倪玉龙连想都没有想，客户天天等着拿新衣，他实在脱不了身。
注：倪玉龙（1946—2014），男，个体工商户。
宋凤池（学号011）：刚有工作
宋凤池有1个姐姐、2个弟弟，父亲是位旧时文人，给他们分别取名为凤筠、凤篪、凤笙、凤笺，名字最后一个字都是竹字头。青竹常绿，挺拔有节，父亲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
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叫“宋凤篪”，考上高中，他想改名，原因有二：一是“篪”字难写、笔画多;二是“篪”字很多人误读成“虎”，他听了不乐意。征得父亲同意，他将“宋凤篪”改为“宋凤池”，字变音不变，寓意家乡溱潼是“鱼米之乡”。 1966年高考停止，他回乡务农。1977年下半年，在靠近他家的田地上新建了洲城中学。学校缺一名高中化学教师，首任校长的陆正建（1967届高中校友）再三努力，多方协商，让他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于1977年9月10日脱去“泥”制服，换上净衣衫，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捧着教本，满怀信心地走向三尺讲台。
做教师后，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他一点没有动心，刚刚得来的工作多么不易啊！等看到招生简章，他发现自己超龄了。次年不限年龄，他也不想再参加高考。
埋头实干，他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民办教师，1995年优先转正。3次受到县人民政府表彰。
注：宋凤池，男，1944年生，男，中学一级教师。
高泽甫（学号013）：已是正式教师
高泽甫家是住着高堂瓦屋的贫农。高考停止，1966年11月，他和同学到北京。26日凌晨1点多起身，由解放军带领，从清华步行去西郊机场接受毛主席接见。他们一路跑，一路唱着《语录歌》，中午11点到达。他们焦急地等啊等，下午3点50分，洒水车、大卡车、摩托车驶过后就是6辆敞篷汽车。第一辆就是毛主席坐的，他老人家站着向他们招手致意，他们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由于注意力集中在毛主席老身上，后面的几辆坐着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车，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就驶过了。刘少奇主席是最后一辆车，他们倒是看清楚了。汽车都开走后，他们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
他说，停课闹革命，由于自己是学生，没有社会经验，加之出身好，父母双亡，无管束，就糊里糊涂地跟在后面，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又可笑。
回乡务农后的1970年初，大队让他到小学代课，1974年转正。1977年恢复高考，他想，自己有正式工作，还考什么大学。
注：高泽甫，男，1946年生，小学高级教师。
徐德祥（学号014）：已有稳定工作
徐德祥读初中时，母亲一闭眼永远离他而去。家境贫寒，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寒冬腊月，上身一件单薄的棉衣，下身一条补丁摞补丁的夹裤。早晨5点从镇东头宿舍到镇西头湖心的学校约3里路，他赤脚踏着厚厚的积雪走路，在教室前的水沟里破冰洗净脚，穿上母亲留给他的旧布鞋进教室，一会儿脚就冻成冰了。
1964年夏季的一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学校后边宽阔河面上的一只小船在颠簸，船上有人。看到这一幕，他立即撑起河边的一只小船顶着风浪救起了他们，为此学校特地在全校师生大会予以表扬。
高考停止后，他被全班同学选为代表，去北京受毛主席接见。北京秋季凉，他受了风寒，回来就病倒了，病情一天天恶化。生活委员张顺益先是请工友用船把他送到溱潼医院，医生看过后说要赶快送去泰州。张顺益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连夜派人划船将他送到泰州，他住进了重症病房，经治疗转到普通病房。刚进院时，医生说这种病（脊髓炎）的死亡率高达95%。住院期间，陈万庆校长特地到医院看望他，还和当时住院的野徐公社书记交谈，请书记照料和帮助他。这位书记言而有信，让他感动至今。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他身为民办教师，有了稳定的工作（后转正），决定专心执教，遂未参加高考。
注：徐德祥，男，1944年生，中学一级教师。
顾椿红（学号015）：已是干部
1968年，顾椿红插队，干了两三年农活后，被借调到公社从事宣传工作，后任公社书记秘书约4年时间，不拿工资，仍在生产队记工分。1974年起任公社放映员。
1976年回城，到县级泰州市教委任职。恢复高考时，他也想像当年哥哥那样上大学，但插队经历磨了锐气，加之工作繁忙，他也不愿折腾了，于是没有再参加高考。因为工作积极，他入了党、提了干。
1996年，他被调到地级泰州市教委任副科长。又因认真肯干，工作出色，获“江苏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注：顾椿红（1947—2011），男，正科级公务员。
李泽（学号016）：已是公办教师
李泽的二胡拉得出色，在宿舍我们曾陶醉于茉莉花在他弦上绽放的清香，梁祝化蝶围着他二胡翩翩起舞。他能拉出奔涌激荡的钱塘大潮，也能拉出万马奔腾的草原声响……
他的家境好，在那贫困的岁月，他的穿着显得很光鲜;他的面容好，一个白净净的“小生”形象;他的脾气好，慢语轻言，从不跟人红脸。
他的父亲是乡供销社主任，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该是何等的吃香。世事难料，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不足50岁的父亲受到批斗，那批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一次批斗结束，他父亲踉踉跄跄，从木排下了水。
高考停后，他因为善拉二胡，被聘为娄庄小学代课教师，两三年后转正。妻子是晚他一届的高中生，漂亮能干，在供销部门工作。
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他根本没往心里去。时过境迁，自己有了正式工作，考大学这件事似乎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后来，妻子患慢性病，李泽入不敷出，到处借钱，愁眉不展。1997年春节前，51岁的李泽在家中二楼悬梁自缢，好像他那心爱的二胡挂在墙上。
注：李泽（1946—1997），男，小学高级教师，副校长。
徐根林（学号018）：离不开了
因为是独子，徐根林没有插队，1970年被安排到纺机厂技术科。一边向师傅学习，一边自学大学课程，渐渐地在机械方面有所成就。随着声名鹊起，他的职位，由厂技术员到技术科科长，由镇工业公司副经理到经理。
他家境本来殷实，自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靠母亲磨米粉等微薄收入度日。他没有向成分、贫困低头，反而用行动证明唯有发奋学习才有出路。高一第一学期期终考试，他考了全班第一名;高三冲刺迎考时，他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高考废停，大学梦断。
他爱书法。师法古人，创作了许多篆、行、草楹联、条幅、中堂作品。墙上写标语，他胸有丘壑，握笔一气呵成。他爱画画和图案设计，为江苏风物丛书《宝应》《海安》等绘制插圖;为《水云楼杂咏》设计封面;绘制20多件商标图案;小镇电视大楼至今镶嵌着他的溱潼电视台标。 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徐根林好想披挂上阵显英雄本色，但他是镇工业的顶梁柱、衰老母亲的看护人、孩子的管教者、妻子的陪伴和帮手，一句话，他已经离不开了！
注：徐根林（1948—2007），男，工程师。
严德明（学号019）、张棣华（学号045）：忙里忙外无精力
1968年11月11日，张棣华和同班同岁的同学严德明，同时在同一公社、同一大队插队。严德明稳重、有主见;张棣华则像从画上走出的美女，文笔好，歌声动人，乒乓高手。从此，他们同在广阔天地埋头苦干，准备同心扎根农村一辈子。
尤其珍贵的是，张棣华保存了当年完整的《插队日记》，真实地记载了那个时代一个刚涉世的青年在乡村的狂热、迷茫、寂寞和无奈，摘录3小节如下：
“吃完中饭，队长、小三娘、大队张盛林合计对我说，你也不小了，正好定旺比你大3岁，有文化，又是大队支书，还是公社先进……我感到很突然，束手无策，不知应如何回答，太突然了！”
“借着去拿麦秆的时候，我向四周望了一下，漆黑一片，偶尔几声犬吠。然而河对面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还飘来飘去的。我问根娣那是哪里，怎么有灯光，她不以为然地说，十三亩，那是鬼火！我吓得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再也不敢朝那边看。”
“秧起好了，便去河对岸十三亩栽。河上用宽八寸左右的跳板架起一座桥。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刮着东北风，跳板上有泥，赤脚走，很滑。我在她们的前搀后扶中过了河。而小吴害怕得不肯上跳板，她们前推后拥将她拽上跳板，她吓得蹲在跳板上哭了……”
1975年，严德明招工到了县城，3年后张棣华被调至姜堰中学，一家终于团聚。两个儿子上学，家里家外，两人都忙。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他们说：“那大学就像蓝蓝天幕上的月亮，很亮很圆，我们却摘不到。”
注：严德明，1947年生，曾任泰县五交化总公司常务总经理，高中曾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张棣华，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
齐平（学号020）：多病缠身
1966年停课闹革命，齐平等一群人办了一份小报，在溱潼名声很响。
1968年插队，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的好表现，矮小孱弱的他咬牙硬扛，身体渐渐地垮了下去。1977年恢复高考，他多想参加高考并实现自己的理想啊，可是多病缠身，实在没有气力复习了。
1979年秋，知青返城，他被安排在扬州轮船公司。然而他不断医病，1986年（时年39岁）去世，成为全班走得最早的一位同学！呜呼！
注：齐平（1947—1986），男，公司职工。
张顺（学号023）：刚刚大学毕业
1968年插队，张顺挑稻把常常到天黑，肚子饿了，他就吃田头的山芋干。他每天干的第一个活儿就是去生产队鸭栏拾鸭蛋。鸭栏臭气熏天，冒着热气的鸭屎让他直恶心，但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拾鸭蛋有好处，破蛋、软壳蛋可以给知青他们。粮不够吃，他们就找队长，队长先让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之后才给他们称粮。
1970年，他被推荐参加了泰县和扬州地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在县大会上发言。之后他被招工进了县化肥厂，先当工人，后任厂团委副书记、县团委委员。1972年他获得上大学的推荐，但厂里舍不得放他。次年他被选为共青团江苏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大会上发言。这年，25岁的他经推荐，参加了考试，成为与“白卷英雄张铁生”同届的工农兵学员。与张铁生不同，他没有交白卷，而且考得很不错。
大学2个班60多人，学生的学历从初一到高三，参差不齐。他说话，上海人不懂。一次英语课，他有一句没听懂，随口来了句“夜笑大西”，全班人哄堂大笑。笑毕，老师问：“你们不要笑，谁能说出张顺说的是什么？”有人说：“张顺的土话哪个能懂？”老师正色道：“张顺说的是俄语，意思是‘请再来一遍’。”自此，全班人对他刮目相看。在学校，他是院团委委员、全国“团九大”代表。
1977年初，张顺大学毕业，这年冬恢复高考，他不可能报名。
注：张顺，男，1948年生，正处级公务员。
刘子林（学号025）：被家牢牢拽住
在洪林公社，与刘子村小学同届的有上百人，上初中的几十人，困难时期退学一大半。他父母虽是农民，却不让他退学。到了高中只有2人，1人留级，高三就剩下他1人。
读高中时，家里太困难了，他实在不忍心再读书。回家时，父母强打着笑脸对他说，家里能过，不要你愁。他用功念书，不敢懈怠，毕业时，他心想，虽不能上清华北大，一般大学还是有把握的，可是高考停了。
于是，刘子林先种田，后到小学代课。1970年大队办厂，他被拉出来当供销员。
都说供销员全国到处跑，游山玩水，风光无限，等到自己当了才晓得，这活儿没那么好干。当年他主要跑东北，去时穿得不厚，秋末说冷就冷，零下20多度，冻得直哭。火车上人挤人，一次他从哈尔滨一直站到济南，2000多公里，2天1夜，脚肿得像馒头。每次出差，带的样品约20斤，炒面3～5斤，还有瓷碗等杂物。一下车就要找便宜旅社，晚了买不到吃的，就泡炒面。见到要找的领导，样子要乖巧;到了人家车间，要看做的什么，有哪些技术，要思考能不能搞;回来按每天补助1元算账，香烟、请客等开销全在这1元里，不知道钱用到哪儿去了。有个供销员描绘自己：下车像兔子，见到领导像孙子，到了车间像贼子，回来结账像呆子。有个供销员用成语形容：走过千山万水，到过千家万户，说过千言万语，吃过千辛万苦。
他说，听到恢复高考，就像听说邻居要买碗，与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父母老了，腿脚不便，一大家子的生活全在自己的肩上。上高中时，想上大学，差点没有想疯。如今，不要说考，就是不考直接上，他也不会去，自己已經被家牢牢地拽住了。
注：刘子林，男，1946年生，私营企业董事长。 孙之茂（学号029）：被无形栅栏圈住
孙之茂听大姐说，他生下时没气，被撂到门口。第二天准备下乡埋掉时，有了气，母亲才把他拾回来。他的伯父很能干，1948年前把他父亲、姑母带到上海，成了工人，年轻的母亲在家，土改时成了地主分子。
1965年高中毕业时，孙之茂似乎觉得自己考大学没有太大把握，就停学到下一届，谁知这一停，自己与大学绝缘了。
1968年，他和弟弟一起下乡插队。干了2年，公社提拔他当干部，后来跟他说，政审没有过关。但是生产队很信任他，让他当记工员、扫盲教师、治虫员，特别是夏季，队里让他看瓜。他就以瓜为主食，专挑那种熟过的、有坏斑不好卖的吃，好的留着到城里卖。他常与别人一起去城里挑粪，夜里就睡在水泥船船头的洞里。记得一次下雨，洞口不断有东西往铺上掉，伸手一摸，原來是粪里的蛆子。
1977年恢复高考，家庭成分如毒蛇般缠绕着他的身躯，扼住了他的喉咙，他决定放弃。次年虽看到有成分不好的同学上了大学，然而长期在大脑中形成的思维，犹如坚固的无形栅栏，圈住了他的人生脚步。
注：孙之茂，男，1946年生，营业员。
张顺益（学号030）：年龄大了
因为左手缺三指、左脚无指，张顺益懂事后知道只有读书，将来才能有饭吃。
上初中，他先当了小组长，后因成绩突出、表现好，被选为班长，入了团。1962年秋，“流生”现象严重，2个班近百人，仅剩下25人……
高二暑假，学校将农村学生全部留校劳动，实际上是以自学复习为主。他是学生会生活部长，校医放假，把医务室的钥匙交给他，并教给他一些小伤小病处理方法。一天，他淋雨受凉发热，头痛、肚子疼。他知道喝点碘茄汀，吃点安乃近就好了。过了约半小时，头痛松泛了，肚子不疼了，起身去学习。然而他一下床，头晕目眩，摔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原来他医病心切，用了三四倍的量。同学发现后，“救命救人”喊成一片，值班领导李节之连忙向溱潼医垸求救。顶着狂风暴雨来的医生，施展全身解数保住他一命。此后，他行为异常，疯疯颠颠，胡言乱语，好长时间才变得正常。
1966年6月停课，8月经全体师生投票、泰县县委批准，他当上了泰县溱潼中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行校长职能。县委书记赵柏生、县长丁沐到溱中检查工作时，给他发了任命书。任职期间，他曾抢救朱孝志老师，智救陈万庆校长，使他们脱离生命危险。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是公办教师，不想报名，加之超龄（他档案是1945年生，他妻透露，瞒报3岁）。次年不限年龄，他也无心报考。
注：张顺益，男，194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桥头中学教务主任。
贲有祥（学号031）：佝偻老人
贲有祥下乡插队，一次挑两桶河泥跨越田间墒口时，他感觉脊椎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扭了一下，还听到响声。为了表现，他没有停下来，硬撑着干了一整天。夜里，剧烈的疼痛将他叫醒，全身不能动。X光拍片，看到腰椎椎体成了S形，扭成一根弯曲的麻花。贲有祥四处求医，均不见效，吃过的中药有一板车。
1977年恢复高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报名一搏，改变命运。然而此时30岁的他，成了一个佝偻老人，走路只能靠缓慢移步。就是进了考场，他也不能坐2个小时，于是偃旗息鼓。1978年高考报名，他更是想也没想。
1991年他已经难以下蹲， X光片上S形椎体上长满了增生的骨刺，如鸟喙一般咬噬着他的神经。去上海求治时，老专家摇头说，你回去开点止痛药吃吃吧，平时尽量躺着，以减缓病情的发展。之后病情不断恶化，到了洗脚无法脱袜子的程度。才48岁，怎么能甘心下半生只躺在床上度过呢？
求医无望，只能靠自己。他分析，引起疼痛的原因是长歪的腰椎和增生的骨刺，只要能去除歪部和骨刺，病情自然会好转。于是，他想当然地认为，通过不断扭动，磨小歪部、磨平骨刺，就能好。
从小幅度开始，每天做几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一个月下来，一点效果也没有。做还是不做？做，没有效果;不做，等着卧床。他决心继续做下去，并逐步加大扭动幅度。2个月，无效;3个月，无效;4个月，无效;5个月，无效，6个月，还是无效。7个月还是8个月后，终于见效了！原来，不到那一刻，天是不会亮的！从此，他彻底摆脱了这个病的痛苦。后来，曾经与他一起插队的陈章平，用同样的方法，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也治愈了久治不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久病成良医。没能参加高考的贲有祥，却发明了一套缓解腰椎病的体操，真是人间奇迹！
注：贲有祥，男，1947年生，企业职工。
花圣旺（学号032）：人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花圣旺兄弟姐妹6人，上面2个姐姐，父母没有让她们读书，下面1个弟弟、2个妹妹在那段特殊时期也没能读书，全家把希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1977年高考恢复，他热血沸腾，立即报了名。回家想想，考不上会丢人;就是考上了，这大学上还是不上？上，自己没了工资，还有2个孩子，就靠妻子一个人，怎么办？不上，怎么舍得？满心忧虑的他没敢跨进考场。
都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可是这个刻骨铭心的事怎能过去？现在想想，前面那么多的苦日子都熬过去了，如果1977年考上去上学，也一定能扛过去。当年怎么就那么怕？
现在，儿女已成家立业，家里也不差钱。夜深人静时，回首自己的人生，花圣旺觉得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放弃了高考。每当想起，心里都隐隐作痛，不由得潸然泪下。
注：花圣旺，男，1947年生，企业职工。
移准荣（学号033）：已读军医大学
上高中时，王老师推荐移准荣为语文课代表，因为他中考语文第一。高二上学期，母亲去世犹如晴天霹雳让他崩溃。王老师及时找他谈心，使他化悲痛为力量。后来他面神经炎复发，又是王老师为他开方抓药，并让师母煎好后每天带给他。 高考停止后，因为斗争，他去常州躲避，听说王老师不堪忍受批斗投河自尽了，他悲痛不已。1969年，移准荣入伍，后被推荐至第三军医大学深造，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毕业，没有必要报考了。
1996年，移准荣50周岁时突然中风，虽康复较好，但右手不能书写。他想，自己右脑健全，于是改左手书写。刚开始，字写得歪歪斜斜，半天写不了几个。一个月下来，字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写病历、开处方得心应手。此后，他又练习左手腹部触诊等技術。想到中风20多年，他能用左手书写、左手触诊延续了行医生涯，心里十分欣慰和满足。
注：移准荣，男，1946年生，主治医师，写一手漂亮的柳体。
徐晓春（学号034）：南京工作正忙
徐晓春和哥哥尚年幼，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最终哭瞎了双眼。外婆迈着一双小脚，走田埂，穿村庄，叫摆渡，从15里外的桥头村背着米面赶到他家。母女抱头痛哭后，外婆便不停地收拾房间，家里久违的有了条理。舅舅也常去看他们，送些吃的。1958年夏天，母亲又去世了，那年他12岁，哥哥14岁。
大队和亲戚亲切关照，弟兄俩先是读了小学，后又分别考入令人羡慕的中学。他们的学杂费学校全免，并享受最高助学金。有一次，他从家带了一点杂粮粉倒入一个瓦罐，并用水调好，煨在学校猪场烧猪食的锅里。猪食烧熟了，他的瓦罐子也翻了，杂粮粉粥和猪食混在一起。他顾不得脏不脏，端起瓦罐一下子就吃光了。
没有钱，他就干活挣。一年暑假，他与同学划着小船捞水浮莲。天气炎热，汗流浃背，他俩捞了一船送到学校猪场，得了几角钱。平日肚子饿，但学习不敢耽误。初中阶段，他常是前十名，有一次还得了5元奖金。他哥哥上了初二就辍学务农，后来哥哥告诉他，丢卒保车，为的是挣工分供他上高中、考大学。
冬日降温，被子单薄，他缩在床上没有热气。同学孙新民见了，就主动提出两人合睡，皮肉相靠，体温叠加，酣然入梦。刘德仁同学家中也不宽裕，有时晚上还拿出仅有的一点点炒面与他分享。现在想来，那哪是炒面，那是天下最香、最可口的珍品！
回想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本村同学由30多人逐年减少，最后只剩下他和王云秋两人。1966年高考停止后，徐晓春回乡务农，2年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后转业至南京市政府工作。恢复高考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没时间投入复习，上大学的理想被岁月吞没了。
注：徐晓春，男，1946年生，正处级公务员，现居南京。
沈尔顺（学号035）：不敢动筷子
沈尔顺父亲去世早，看到母亲的艰辛，他从小发奋念书。读高中时数学一直不错，他想考个大学，工作后好好孝顺母亲。高考停止，他的梦想落空了。
1968年沈尔顺插队，7年后回城，人家纷纷找关系留在镇上进粮站、商店、工厂。他没有关系，于是被分配到偏僻的麻风病医院。报到时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医院，这个医院的病人是固定的，长期住在那。他看到的那些病人形态各异，断膀、少腿、歪嘴，皆满脸焦皮，样子瘆人。他吓得行李不敢往下放，马上想走，可是转念一想，自己能去哪儿？自己快30岁，母亲要他养活，有一份工资，他和母亲就能过下去。他留了下来，做财务工作。
1977年高考恢复，真的还是假的？他仿佛在梦里。他多么渴望上大学啊，自己复习复习也能考上大学，但是自己如果没有工资，母亲就不能生活。他形象地说出当年的想法，高考就像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晓得它好吃，但是不敢动筷子。
1970年，医院住着近2000名病人，由于国家的投入，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医院的治疗效果在全国出了名，还引来联合国官员参观和考察。到了1990年，原来争着留在镇上的知青，又一次遇到生计问题，甚至有考上名牌大学的同学工资并不高。而他属事业编制，旱涝保收，工资不断增长，母亲也因此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偏僻封闭的医院病人锐减，只要少数人留守即可，他被派遣到县城医院上班，购了商品房，真正做到了自己心里的安居乐业。这是过去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生活。
注：沈尔顺，男，1947年生，助理会计师。
刘觉仁（学号037）：想法多
刘觉仁和左惜玉是同村人。农家子弟，跨县读书，土路迢迢，更加不易。高考停止后，2年后回乡务农。后来在小学做民办教师，又过了2年调至中学教物理。因为要帮着家里种田，他的学生时常会看到卷着裤管的刘老师匆匆走进教室。
1977年恢复高考，他超过年龄。1978年不限年龄，他本想报名一搏，以改变自己民办教师的身份。转念想，自己虽说不是公办教师，但也是铁饭碗。另外，自己年龄偏大，复习要吃苦，考不上也丢面子。其次，自己有了家庭，比单身时忙。再加上前两年老是调查他的政治问题，怕政审又要惹麻烦。想来想去，他不想报名，也不敢报名。1990年，他的民办教师随着大批人转了正。
注：刘觉仁（1944—2017），男，中学一级教师。
徐景春（学号040）：肚大腰圆
徐景春下乡插队，有一天在水田干活，傍晚收工时，腿上的皮肤就像刀子割一样，原来是皮肤皴了。没有办法，只好买蛤蜊油涂。可是腿上的皮一点碰不得，涂油时钻心地疼，1个星期后才好转。学会插秧后，她的腰又疼得直不起身，大腿上的肌肉硬得像木头，晚上上不了床，要用手使劲往上搬才能上去。
徐景春下乡2年后，公社和县里的工厂都在招工，按照家庭出身和表现应该能招上，可是她却没被招上。后来知道，是大队支书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儿媳妇，当然不能让她“飞掉”。1974年，经公社推荐，她进入泰县社教工作队。
1977年，恢复高考，她的心中翻腾起波澜，上大学曾是她金色的梦想，她要报名！可是肚大腰圆，预产期与高考日差不多，一声叹息，她无奈地放弃了。“这就是我的命！”1978年报名时，她工作繁忙，小孩待哺，连想都没想。 注：徐景春（1948—2017），女，副科级公务员。
严双九（学号044）：已经转正
高考停止后，严双九回乡务农，什么农活都要从头学起，慢慢地，她像一个真正的女农民了。因为家庭成分是下中农，1967年10月，公社请她代课3个月。她想，一去3个月，农活又要生疏了，再说，3个月完全是个临时工。尽管如此，考虑到学生没有老师上课是个急事，于是她爽快地答应下来。
去外庄的小学都是田间土路，单趟约1小时。一天天色晚了，严双九独自穿过一片坟地，她心里“怦怦”直跳，回首一看，鬼火闪烁，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第二天大风大雨，她提前半小时出门，一步一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学校。校长见了，称赞了她的工作态度。转眼3个月过去了，她领了72元工资全部给了母亲。母亲拿着钱，流着泪，好久说不出话。
因为工作表现好，公社决定让她担任耕读教师。报酬是记同等劳力工分，每月补助6元钱，月收入约13.6元。不久她被转为编内代课教师，月工资25元。
1974年，全乡有了几个转正名额，竞争十分激烈。她分析，自己工作表现、学历没话说，可资历确实不如人家，能转当然好，不转就等等。想不到，乡里搞测评，她的分数高出他人，成了转正人选。岂料，有人来信揭发说，她的姑父是富农子女。平日里不争不抢、包容心很强的严双九忍不了了，忍了这次还有下次。她向公社书记反映实际情况，公社书记亲自出面，使她的转正彻底落实。
1977年恢復高考，她已转正4年，并结婚生子，不想再劳神了。
注：严双九，女，1947年生，中学一级教师。
刘素英（学号046）：要大学还是要儿子
1977年，恢复高考，刘素英不相信老三届考了能被录取，又因女儿小，也没在意，报名时间就过去了。1978年春节一过，原来同班十几位同学参加高考，大多数人考上了大学，她有点后悔。她的丈夫在南京工作，她的单位属城镇小集体，文件规定不好办理工作调动。她想，要是参加高考，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就能争取分到南京，从而夫妻团聚。丈夫回家探亲，赞同她的想法，于是她翻箱倒柜，找出了沉睡多年的书本，与插队的侄儿一起复习。
工作、复习、带孩子，精力实在不足。丈夫与她商量，要把女儿带走，为了上大学，她就狠下心答应了。谁知，临行时，4岁的女儿抱住她的腿声嘶力竭哭喊着“妈妈”，死死地抱着，她怎么拽也拽不开。她想，不狠心，女儿就不可能离开她;不离开她，她的复习就不会有大的效果;没有大的效果，她的大学梦就将再一次破灭。于是，她淌着泪使出了很大的劲才把女儿的小手掰开。被掰开手的女儿哭了一声，接不上气，她吓得魂飞魄散……待女儿缓过气，她叫丈夫赶紧抱走，不然自己真的要改变主意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复习3个月，十多年前的知识慢慢“苏醒”时，刘素英突然感觉浑身乏力，吃不下东西。坏了！难道怀孕了？去医院一查，果不其然。为了上大学，她决定去做人流。父母急了，把她的书藏起来，要她好好保胎。那时国家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而她那年好不容易有了二胎指标，母亲见她这次孕症反映与上一胎的不一样，认定这次是个儿子，看着不让她去医院。丈夫是家里长子，她第一胎是女儿，公婆就不大高兴，一心要长房长孙。公婆住在县城，听到风声，急忙赶到溱潼，说，已为人妻，有了工作，还要去读什么书？当然要以生儿子为头等大事！说就说吧，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两个姐姐也不息事，特地跑来劝她：“听说政策紧了，马上不让生二胎了，你以后怎么向婆家交代？”
要大学还是要儿子？她的思绪乱极了。最后拗不过父母、公婆、姐姐，她妥协了。一躺就是3个月！当年的秋天，当侄儿告诉她，自己已接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笑着笑着流下了眼泪。紧接着，1979年国家果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她也如母亲预言，生了一个儿子。
十多年后，女儿、儿子相继考上了大学，算是圆了她的大学梦。可是多少年过去了，直到如今她心里仍然不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女儿和儿子真的能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吗？
注：刘素英，女，1948年生，企业职工，现居南京。
姜月玲（学号048）：自己没有下定决心
姜月玲心灵手巧，外语特好，心直口快，宛如史湘云。
她听母亲说，开奶前也被灌过墨水。小学二年级，她浑身肿了，油亮油亮的。镇上得这病的2个孩子死了，老中医丁少白用偏方，只把她一人从死神手上硬拽了过来。
高三后，插队的第一个春节早上，队长带他们到每户社员家拜年，受到了热情接待。姜月玲下午闲着想家了，归心似箭。步行15里到泰州，赶到轮船码头，可是船已离了岸。上哪儿去呢？外面雪下得正大，只能在候船室等第二天的早班船。因为急着赶路，姜月玲出了一身汗，回凉后冻得直打哆嗦，牙齿“咯咯”响。冷天夜长盼天明，候船室的一夜，那种痛苦至极的感觉令她终生难忘。第二天一到家，姜月玲就发了高烧，直到晚上才模糊醒来，母亲心疼极了。
春天连阴雨，她与孙振瑜在知青屋拣稻种。灶后的柴火没了，缸里的水、坛里的米都到了底，两人同时失声痛哭。戚队长及时送来热饭菜及生活用品，两人哭得更凶，像失散已久的小孩，见到父母一样不能自已。
夏收夏种连着干。夜里起秧，蛇抓到手里凉凉的;插秧时腰酸背痛，还是跟不上趟。薅秧草、打肉耙，晚上回到知青屋一看，腿被稻叶刮过，满是鲜红的疙瘩。手、脚丫全烂了，可以看到红肉。她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
1970年她被招工回城，经人介绍嫁了人，丈夫品质很好，但文化不如她。1977年恢复高考，她怀了二胎，没有报名。次年春便复习备考，她公婆也答应带2个小孩，但见不到真正的行动。姜月玲如能上大学，对家庭肯定是件大好事，可是公婆是怎样想的呢？看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姜月玲曾想用自己的工资雇人带，但终究没有下定决心，她的大学梦就这样被自己的软弱湮灭了。
注：姜月玲，女，1947年生，企业职工，现居扬州。 宋朝珍（学号049）：让没有工作的同学考吧
1958年，宋朝珍的爷爷真是胆大，举家从兴化县迁徙到东海边开荒种田。她有个小舅，比她大7岁，在无锡上学。暑假时见她整天无所事事，就责问她父母：“为什么不让朝珍上学？” 她父母说：“这里是海边，上学不方便。”爷爷说：“一个女孩子家，要多少文化？将来总要嫁给人家，不要花这个冤枉钱。” 她小舅不跟爷爷辩论。有一天，趁爷爷在田里，跟她父母打了个招呼，就带着她来到泰县外婆家。外婆见到她，犹如贾母见到林黛玉，怎不怜惜？
宋朝珍用功念书，初中毕业顺利考上高中，1966年考大学，然而高考说停就停了！
1969年，宋朝珍当代课教师，1973年转正。虽然转正了，看到那些教书多年，按政策却不能转正的民办教师，她心里总不是滋味，仿佛是她欠了人家一样。直到全部转正了，她才摆脱了心里的不安。其实，当年她也有一份难诉的苦：不是高考停止，凭成绩，1970年就能大学毕业，还要什么转正？还当什么小学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她高兴不已，心想，自己有工作，就不掺和了，让那些没有工作的同学考吧，10多年了，他们太苦了。
时间过得真快，教了30多年书，宋朝珍不知不觉老了。路上有人叫一声“宋老师”，她就停下来问一问，她教的学生太多了，又都是小学生，长大都变样了。她说：“老是老了，但我不敢老，也不能老，因为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回海边弟弟家，去服侍我那快百岁的母亲。”风从东边的大海吹过来，带着潮涨潮落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在悠闲的午后，她和母亲一起捡拾逝去的岁月，有笑声，有泪水，品味艰难过来的幸福生活，回忆母女两代人相同和不相同的人生。
注：宋朝珍，女，1946年生，小学高级教师。
李秀珍（学号051）：一个绰号的利与弊
李秀珍曾获全校女生跳高冠军，成绩好。
1960年初，溱潼中学考试，每次，她都能考进年级前十名。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后开表彰会，年级组长孙枫老师说，这次考试是穆桂英挂帅——李秀珍同学获得第一名。她听了不敢相信，老师、同学都朝她看，她感觉脸上刹那间热了起来。从此以后，同学们遇到她，也都会跟她开玩笑，要么说“穆桂英来了”，要么说“穆桂英上哪儿去”，“李秀珍”倒很少有人喊了。她表面嗔怪，心里却不反对。
高中时，她的个子长高了，成了班上女生第一高。虽然天天吃不饱，学习劲头仍然不减。高三下学期，老师说，到了冲刺阶段了，她看看全班队伍，感觉自己还是跑在前面。白天不敢胡思乱想，自从填写了志愿草表后，宿舍熄灯，她偶尔会憧憬着进入大学的美好情景。
高考停了，她回生产队劳动。干农活，她远不如妹妹。有人就跟她说，上了学废了人，倒是你妹妹不上学，成了干活的好把式。有好心人给她介绍对象，男方是本乡人，退伍后在南京上班，是城市户口，会开车，长她3岁。按那时的标准属一等，而人家竟然不嫌她农村户口。
农村中学缺教师，公社首先想到“穆桂英”，她就成了代课教师。2年后，全公社只有5个转正指标，又因她“穆桂英”的名声大，转了正。
1977年恢复高考，她想到自己曾经成绩好，第一反应就是要报名，她要上大学。在这以前，“穆桂英”的名声对她帮助太大了，然而此时，“穆桂英”的名声却害了她。因为这个名声，似乎她一考必中，而她是公办教师，上大学就要带薪，于是公社劝她不要考。她想了想，自己提前转正，才教了几年，就要飞，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就没有坚持。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注：李秀珍，女，1947年生，经济师，现居南京。
王明礼（学号052）：成了疯子
高考停止后，一次在镇上开批斗大会，台下的王明礼呼起了口号。其时，江渭清任江苏省委书记，因此，省内各地的批判大会都有“打倒江苏最大的‘走资派’江渭清”的口号。王明礼声调激昂地呼喊这一口号时，掉了一个“渭”字，“江渭清”变成“江青”。呼错了这样的口号，就是现行反革命，当知道犯了大法后，王明礼的脸“唰”地成了一张白纸。他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患上精神分裂症。学校送他到镇江看病，看好病后他去插队。
干了三四年农活，一次与队长发生口角，旧病复发，由县知青办开出介绍信到扬州看病，看好了又回生产队劳动。年岁大了，王明礼家里房子不丑，但因病，没有姑娘愿意上门，父母为他的亲事发愁。有人上门献出换亲之计，王家的女儿为了哥哥，马家的女儿为了弟弟，都愿意作出牺牲。换亲后，王明礼还是过了一两年就发了病。
1977年恢复高考时，王明礼超龄，这年他的户口上调，被安排在商店做营业员。1978年，他正在发病，何谈备考复习。
1996年夏天，他的弟弟接到姜堰精神病院电话，说王明礼上吊自尽。次日，他的弟弟和姐姐、姐夫等人去看，王明礼的额部凹陷，是明显的外力所致。他们质问医院，进院时，连裤带也被搜掉，他拿什么上吊？想打官司，有人劝说，一是取证难，二是时间拖得长，你们耗不起。何况，死者已经到了你们放心的地方。他们考虑，确实没有人与王明礼有仇，估计是他发病时被他人回击失手致死，何必再造成另一家的悲剧呢？另外，各家都忙，时间长了真的拖不起，于是免予起诉，民政部门妥善处理了后事。这一年，王明礼51岁。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一个曾被家人、社会寄予厚望的人，因为一个字，悲惨地、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真是要命的一个字啊！
注：王明礼（1945—1996），男，农民。
结语
一、1966年我们高三同班同学52人，除2人体检不合格外，50人参加高考，但因高考突然废止，无一人被大学录取。
二、1972～1976年，推荐上学3人（大专2人、中师1人）。
三、1977年冬高考恢复，12人参加高考，初试全部通过参加复试，录取10人（本科7人、专科1人、中师2人），高中毕业11年半后进入高校或中师学习;1978年，11人参加高考（其中1人是上年落榜者），录取8人（本科2人、专科6人），高中毕业12年或13年后进入高校学习。其中，主要为户口、工作而考的17人，全部被录取;主要为深造而考的5人（王金钰、刘德仁、曹家和、王振汉、王佩霞），仅录取1人（2人因病，2人因公办教师）。
四、30人（已报名、想报名未成、未报名）未进入考场，主观原因是不想劳神、怕落榜丢面子等，而客观原因多种多样：已有工作、工作忙、工作放不下、家里离不开、年龄大、被推荐上大专或中师刚毕业、患病怀孕等。
調查得到健在同学和逝去同学家人亲友的支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
高泰东，1948年生，男，推广研究员，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8项（3项主持），发表科技论文80余篇，8篇被联合国期刊收录;两次入选江苏省委学科带头人“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获“感动泰州十大人物”“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4次从县城走向农业部讲台，用30年时间为当地一位抗日尼姑“找”出法名等;出版《走近全球茶花王》《姜堰佛教史稿》《1966年我们读高三》等，约125万字;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六十年的“春联故事”刊2009年《新华每日电讯》，由CNTV采访对外播出，成为世界新闻。
责任编辑/李慧
一个人的回忆仅是一片叶，只有一个班的集体回忆才是一棵树。
——题记
楔子
动心搞全一个班的“完整样本”
1966年6月18日，早间广播通知高考延期半年。那时我们在读高三，刚填好高考志愿草表。半年后再也没有说法，直到11年后的1977年，高考才恢复。
2015年，借毕业50周年同学会筹备之机，我想做一个全班的集体回忆录，为中国1966届高中留下一个班级的“完整样本”。
我以筹备小组之名向还在世的44人分别发了一篇约稿函，希望他们每人至少写一篇关于“我的人生”的文章。次年来稿极少，而且我正构思长篇小说，又需要准备某单位应聘，于是问同学有谁想做这件事，结果没有人响应，事情就这样“黄”了。
后来，上海育才中学1966届高三（4）班自印集体回忆录《落叶缤纷》，全班共47人，18人交上了手稿，有4人失联。如此，回忆录有了存史价值，但一开始就像一块残碑。
不日我想，我们的高考经历太特殊了，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我来做。于是我辞了职，并搁置长篇创作，以便全身心做事。很快，半年又过去了，仅收到了几篇。这时我才梦醒：活着的同学都已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庭、健康、心境各异，还有多少人能够坐下来，再握如椽之笔？现实告诉我，收集一个班的集体回忆是不可能的。
夜深人静我心不甘，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于是，我打电话给每一个同学，说明此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孙、肖、高3人患病仍在写稿;移同学中过风，仍坚持用左手写稿;为寻找《插队日记》和毕业照，张同学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我根据每人的人生，为他们建议可写的内容。
又是一年春天，方、严等25个同学陆续来稿，各具特色，我校对修改。有8个同学是手写稿，许同学从加拿大发了2篇繁体稿，我打成了规范电子文本。
有位在宁的女同学写了篇议论文，文笔很好，但不适用，我向她说明，她受不了，发誓“不可能再写了”。我好话说尽，她仍坚持。我无奈，回一句：“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就按你想的办。再见！”第五天，她主动在微信上给我说准备重写2篇。我兴奋回信息：“叫你一声好姐姐！”
有8位同学已逝去，为写怀念，我到处打听，风里雨里发疯一样找到他们的家人或生前同事并采访成文（王振汉采写3人）。2年过去了，还有18人未动笔。其中5人重病，3人表示“坚决不写”，10人称“没时间”。怎么办？如果等，怕是100年也等不全。我只能親自一一登门，采访代笔。
事分缓急，要优先帮5个重病的人写。采访3位后，剩下的2位分别于2017年11月和12月离世。采写的第四位是储姓同学，先是失联，一年后好不容易联系上，发现他已痴呆10年。许久，我才想到采访储的妻子帅。
若干次电话联系之后，约定2017年6月21日晚在姜堰见面。帅安排好丈夫，从上海乘便车来到姜堰。碰面后，我请她去小店吃饭，她给我讲述了储插队后和她的故事。言谈中，她不时称赞她丈夫文化好、人帅，毫不埋怨他的痴呆累人，这令我动容。临行时，她哽咽着说：“你们这些同学太有情意了，还没有忘掉我丈夫！”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给这本书出钱。她的朴实、善良、隐忍、高尚，让我钦佩，也让我惭愧！天气炎热难耐，她还要乘车返回，望着她匆忙的背影，想到她真诚、善良的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采写的第五位是孙，他虽已病重，但积极要求我去采访他。我与他的弟弟多次联系后终于成行。2018年5月3日，我赶至溱潼采访孙，20日用微信将稿传给孙，孙看后表示感谢（次年2月去世）。
“坚决不写”的3人，我以为是“怕动笔”，岂料连采访也不肯。通过多次谈及“昔日美好回忆”，有2人松了口。
“没时间”的10人散居各地，我一一预约，常常是十次八次才能约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耐着性子等，顺着他们的时间。采访与翻拍旧照，前后拖了一年多。多少工夫在书外啊！
多数稿子需补充素材和细节。许在加拿大，2018年春节期间，我预先列出标题，考虑到12小时的时差，利用微信与她互动几日而成。
曾山穷水尽，5次被迫搁浅。整整4年，挑战不可能，52人一个不少，我却差点丧生。那是2018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野外，突下雷阵雨，一个个响雷在我头顶上爆炸，其中一个响雷爆炸时，一棵大树瞬间被拦腰劈断起火，这棵树离我仅20余步！
1966年高考废止，1977年冬、1978年夏恢复高考时，52人是如何面对的？我从采访调查的“完整样本”中抽出这方面的材料，按当年高三班学号分述如下。
一
1977年冬高考：12人两进考场
我们生命的年轮中有两个重要的年份永志不忘。1966年是扎在心头的一颗钢钉，什么时候抚摸胸口，都有鲜血流淌;而1977年则是高悬在心田的冬日暖阳，只要一想起便让人感到煦暖、温馨。回想1977年，最值得回忆的就是高考。
当年的招生简章规定，考生的年龄不得超过30周岁。这样一来，我们班只有39人有报名资格，而实际进考场者仅12人（1人报名未进，4人想报未成）。资料表明，参加初试的30万江苏考生，通过的仅有2万人，而我们班12人全部通过。复试录取10人（第一批7人，第二批扩招3人），我们班的录取率83%，2人落榜（1人高分因公办教师未录取，1人可能考分不够）。
孙新民（学号001）：妻子养家助高考
面对中断11年半的高考，孙新民决心报名，但遭遇四关考验。
家庭关。听说他要考大学，父母和全家都高兴。但是如果他要上学，妻子既要劳动，又要照料3个孩子，能行吗？妻子对他说：“放心吧！你上大学，家里有我、父母和弟弟，大不了我多吃些苦头，日子总能挺过去。” 学校关。有4人报名，若都停下复习，教学就乱了。学校要求，复习不能影响教学。
复习关。毕业时间长，书本早不见踪影，孙新民只能想办法借。每天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下班要做家务、带小孩。周日整天，他紧紧抓住早晚时间，确保每天至少有4个小时复习。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看书，不经意就到了凌晨。次日刚亮，赶紧起床阅读。一天夜里，他趴在桌边想休息片刻，不料一趴就睡着了。惊醒时，油尽灯灭，脸上、鼻孔已被烟熏黑。
议论关。“瞎子点灯——白費蜡”“30多岁考大学，瞎折腾”，孙新民对于不时入耳的社会议论，仍我行我素。
初试、复试，“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终他圆了大学美梦。
注：孙新民，男，1947年生，主持建筑获上海市优质工程“白玉兰杯”奖2项，申报获国家级施工工法5项，有论文获省科技论文一等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家振（学号002）：录取后的尴尬
身高脸阔，有络腮胡子。
王家振的优势科目是化学，他的高考志愿就是天津大学化工系。高考停了，王家振回乡干农活，干了几年，到中学教课。
1977年冬季，王家振参加高考，初试、复试感觉还好，报了几个师院。1978年初春，在苦苦煎熬中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王家振一看心凉了半截：考的是大学，却被中师录取，他决心第二年再考。
人怕人劝。“上了中师你就是‘公办教师’。”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他想想也是这个理。
报到时，有15岁的学生，岁数没他一半大，他接受不了。谁知，让他接受不了的还在后面。原来，高中同班同学孙杰在这所学校任教，他成了同学的学生。这就完了？没有，昔日的一个学生刚被分配到这个学校，成了他今后必须天天面对的老师！
其实最尴尬的不是他，而是现在当他老师的学生。这个学生在别的班上讲得神情自若、口若悬河，到了这个班却是目光游离、结结巴巴，满头是汗。
“学生老师”把“老师学生”请到家，开诚布公地说：“王老师，我肚子里的墨水您晓得，我的课您就不要上了。”自此，凡中文课，王家振就在宿舍研读《红楼梦》。
上了2个月课，不少不如他成绩的考生，纷纷因大学扩招而考上了大学，有的还上了重点大学。全省24个中师学生代表联合去省教委讨说法，省教委领导的一句话让他们乖乖打道回府：“国家正在对外打仗，怎能顾到你们这等事？”
无独有偶，《新华日报》知名编辑、江苏杂文学会会长王向东，当年在该校读书时，也有同样经历。这样传奇的人和事，在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里也没有描述，而在20世纪70年代却切切实实发生过。
注：王家振（1947—2010），男，中学高级教师。
程强（学号004）：折腾与抗争
读初二时，兴泰中学并入，班上有60多人，可是到了初三，只剩下24人，考高中5人被录取。
1968年，程强插队。一次夜工打麦结束，他们几个知青挤进支在场边的一顶蚊帐，他们睡得很香、很熟，天亮后发现身上布满了斑块。原来，上千只蚊子酣畅淋漓饱餐后挂在帐上，肚子鼓鼓，血红血红，好像无数只小红灯笼。
后来程强学了木匠活，做到哪儿，吃住到哪儿。一次打家具，他们吃了这家奶奶煮的饭菜后，个个上吐下泻软了筋。奶奶的儿媳回来一看，奶奶错把桐油当了菜油。
做木工，程强舍不得耽误白天时间，办事常常走夜路。一次途经坟地，怪声、黑影令人胆寒。时值深秋，脱衣渡河，凉水激凌。上岸后，他见到远处灯火一闪一闪，知是磷火，不由得加快脚步。
1977年高考恢复，程强毫不犹豫报了名。复试后步行18里地去公社填志愿。大雪纷飞，一条小河挡了他，他忽见一舟，登舟及岸。跨岸舟退，两脚落水。填好志愿他才想起倒掉鞋里冰冷的水。
程强考的是大学，却被中师录取，让他哭笑不得。哭的是大学路断，笑的是总算有了城市户口。工作后，程强自学本科，获表彰不少。老了，回首折腾与奋斗的人生，是苦是甜？
注：程强，男，1948年生，曾任姜堰职业中学校长。
潘宝国（学号007）：3次高考4进考场
1958年正月十二，潘宝国的母亲走了。父亲叫他不要上学，他坚持要去。2年后考上初中，他要去看看新学校。一天，他赤身赤脚，只穿短裤，到了溱潼中学。同学领他见孙老师，孙老师笑着说：“好，来了就不要走。”接着给他书，送他到课堂上课。
下课铃响了，他想回去，孙老师已经在后门等他，给了他半斤饭票，叫他先去吃饭。他激动得流着泪对老师说：“我不是来上学，我只是来看看的。”可孙老师还是说，来了就不要走。晚上放学前孙老师对他说：“学校决定，你的书本费、学杂费全免，伙食费享受全助学金每月6元。”他就这样意外地上了中学。
学校里的伙食比家里好多了，2个星期后，他的浮肿病就好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冬天，学校发给他雨鞋，借给他棉衣、棉裤;寒、暑假让他留校劳动，解决生活困难。就这样，他读完了6年中学。
1966年高考废止，11月他与同学外出闯荡，直到次年3月才回家。1967年8月29日深夜，静悄悄的溱潼突然枪声大作，两派武斗，7人丧命。他被流弹击中，子弹从大腿穿出，鲜血汩汩，救后无恙。1968年他入伍，退伍后做木工。1977年报名高考，通过初试，复试名落孙山。
他分别于1966、1977、1978年参加了3次高考，4进考场，全国罕见。
1978年，他考取师院大专班。
注：潘宝国，男，1947年生，中学一级教师，擅长乐器。
高泰东（学号010）：放下扁担去高考
高泰东读了高中，父亲希望他将来学医。1966年高考没了，带着失望，高泰东回家告诉父亲，正在整理农具的父亲“啊”了一声，呆坐在板凳上，许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2年后，52岁正值壮年的父亲撒手人寰。他没有抱怨让高泰东上高中上错了，只把疼痛深深地埋在心底。 那年深秋，高泰东外出挑河。20岁的他1米75，却不足百斤，瘦得像根竹竿。天天担不离肩，任谁都吃不消。高泰东想到今后就要靠力气吃饭了，只能咬牙坚持。一段时间后，他的肩上磨出了一块茧子，挑担再也不疼了。一次挑土上大坝，十多人迎面而来，中间一位着长风衣、脸白净，后来才知道，那是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
1977年恢复高考，高泰东却心如止水。一是他家成分高;二是他已结婚生子，1年有七八个月习惯赤足赤膊了。高泰东的二哥是中学教师，劝他报名，特地步行约10公里，赶到姜溱公路工地，在人山人海中找到高泰东。他将信将疑报了名。然而，拿大锹、罱篙惯了，复习时手握钢笔格外不习惯;再则，除了“人、手、足、刀、尺”，许多字似是而非，写到纸上都不像，反倒像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脸狡黠地朝着高泰东笑。
高考初试，高泰东请了假，撂下扁担走进考场。进考场前，一个皮肤黑黝黝的老人向他走来，竟与高泰东脑海中一个翩翩少年同学形似，打量、确认、惊呼、拥抱、握手，2只粗糙的手都成了闰土的“松树皮”，他们纷纷感叹唏嘘，宛如隔世。
高泰东为高考恢复创作了春联：坚冰打破山河美，航路开通气象新。
新年一过，一双巨大的手把高泰东从水乡深处拽出来，他像里下河的一只水鸟，展翅飞上了蓝天。想到父亲，高泰东拿着录取通知单飞奔到父亲墓前，激动地说：“爸爸，我考上大学了！爸爸，您听到了吗？”泪眼朦胧中，但见坟头的枯草正在发芽。父亲没能看到他最小的儿子走进大学校门，这是高泰东一生的遗憾。
高泰东公社上百人参考，3人被大学录取。一个曾经多年被人踩在脚下的家庭竟然考出了一个大学生，口口相传。去农学院报到时，老师告诉高泰东，他的总分全校第一，这个成绩远超了清华、北大的分数线。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泰东参加了2次高考，3进考场，实现了人生转折。国家和民族此时也正进入一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左惜玉（学号017）：哼着茅山号子进考场
左惜玉，高个子，白净，可谓一美男子。他的家乡腾马村身处兴化县茅山地区，茅山号子世代相传，1956年曾唱进中南海，其源头可追溯到秦汉，现被列为国家非文化遗产。“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在生产劳动中以茅山号子传唱，成了故乡的歌谣。
高中阶段，他的成绩一直不好，想不到毕业考试时，在强手如林的班上，他竟然考出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因此，他被列为考清华的9个种子选手之一。然而，高考废除。
回乡务农，他从高三学生蜕变为大劳力，后被推荐当电工。请示领导后，他筹建了粮饲加工厂，改变了乡村世世代代粮食加工的落后手段，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在田间，他建起了乌龙泵，抗旱、排涝，效果显著。
1977年高考恢复，他欣喜万分，对做民办教师的妻子说：“我要考大学！”过了初试，开弓没有回头箭。“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他轻轻哼着茅山号子，壮着胆走进考场。
然而，左惜玉再也没有报考清华大学的雄心了，被师院录取后，面对全家1个老师4个学生的现状，他的忧虑重重：这个家怎样撑下去？妻子对即将落到肩上沉沉的担子，似乎显得很洒脱：“你去好好念書，家里有我。”4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句话，他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到扬州念书不久，国家考虑“老三届”的困难，出台了本科自愿转专科的政策，4年变成2年。他想尽快结束学业，给妻子减少压力。考虑后还是决定先写信征求一下妻子的意见。妻子的回信简洁明了：不就是多吃2年苦吗？以后你哪有这样的好机会？！
注：左惜玉，男，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所教1983届高中班，高考3人数学满分;有学生考上清华、复旦等，获县级嘉奖3次。
王金钰（学号024）：师生同高考
王金钰在高考废止回乡后做了赤脚医生。1970年，他到母校溱潼中学做代课教师后转正。1977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许多学生家长找他帮助子女复习。夜深人静时，王金钰不由地想到自己，1966年高三毕业时，王金钰曾决心报考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想成为国家的原子武器专家。
当他得知自己也可以报名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考，不到2个月，他就瘦了一圈。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以此壮志，王金钰初试通过，参加复试。当他进入考场时十分惊讶，除了自己，所有考生都是他的学生。他的成绩：做数学试卷用时一半，满分;物理、化学合卷95分;语文、政治也都得到相当高的分数。30岁的王金钰，仿佛成了一个抢手的香饽饽！
他的志愿全是名牌师范大学的物理系，他想毕业回母校。然而他被北京邮电学院录取了。更富有喜剧性的是，他的学生季晓勇也被这个学校录取，往昔的师生变成同年同校同级的同学，年龄相差十多岁。冬天高考，春天录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的情感古今相通。11年半的压抑终于被释放，他心中的冰川也融化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去。
注：王金钰，男，1947年生，曾任高三班班长，高级工程师，武警副师级，曾是赴欧美访问学者，2018年被《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聘为审稿专家，现居北京。
王友兰（学号027）：防震棚里备考
王友兰的父母都是农民，却重视教育。对于他和哥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举债也供他们读书。
1963年，他考取高中，母亲一狠心，卖了陪嫁的一只木箱。但这8元钱仍不够学费。还有什么可卖？母亲在家里边转边看，房子后墙上横着的一根边桁让她眼睛一亮，她想着法子拆下卖得12元，两物共20元，勉强凑齐了学杂费。
姐姐们虽然没进过学校，却十分支持弟弟读书。在中学读书的6年间，两个姐姐只要到溱潼，必带上熟鸡蛋、山芋、胡萝卜等食物去学校看王友兰。大姐出嫁后离溱潼近，星期天王友兰就常去大姐家。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姐总是想尽办法，单独做饭给他吃。有时候，姐夫抱着孩子出去玩，王友兰要出去喊姐夫他们时，大姐骗他说，你来之前，他们已经吃过了。他吃饭时，大姐总是不动筷子。 王友兰高中毕业时遇高考被废停，只能回乡种田。1968年秋，他当上了民办教师。
1977年，高考恢复，一家人都支持他参加，所有好吃的都省着给他。他说，自己就是带着对家人的这份感激拼命复习的。他记得，那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还在，他家附近都是防震棚。天气冷了，人们都回家去了。为了安静，他就选择一个人在防震棚里复习，每天从白天学到深夜。
一起高考的同班同学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程强、王家振考的是大学，却被中师录取。虽然不称心，毕竟能转户口，而王友兰却名落孙山。但他没有灰心，又开始投入复习，准备次年再考。想不到2个月后，王友兰被师院扩招录取。
注：王友兰，男，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淤溪中学校长。
程宏林（学号028）：仓促上阵
高考取消后，程宏林回老家当农民，后来进了社办厂。1977年夏天，他参加了新产品生产线的安装和调试，常常日夜两班连轴转。一天，有人对他说，高考恢复了，他立即报了名。毫无准备地参加了初考，程宏林觉得考的还行，就找出几本残缺的书本继续复习。复试后，填报了工学院，他想学化工。结果榜上无名。他又重新复习了2个月，随后意外接到南京气象学院扩招的通知。比起第一批被中师录取的同学，他的运气太好了。
注：程宏林，男，1948年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兴化市气象局局长。
刘德仁（学号036）：信心满满考大学
刘德仁2岁丧父，母亲踏缝纫机供他读书。1965年，国家选拔飞行学员，刘德仁通过了初检和复检，他心花怒放，可是母亲赶到学校不让他去，他可是寡母的独苗。全校就他一人合格，于家于校，实在两难。母亲一闹，学校在县里丢了面子。
校长陈万庆让他去校长室，他非常惶恐。想不到陈校长劝慰他：我们学校有推荐军校生的资格，如果你一定要当兵，我答应保送你到海军舰艇学院，将来也有机会成为海军航空兵。经陈校长一劝，他心里释然。一年后，高考废停，什么军校、高校都远离他了。
刘德仁回乡任中学代课教师，1974年转正。1977年恢复高考，他立马报了名。本来成绩就好，离校后一直教书没有离开课堂。对于高考，他信心满满。初试通过，复试更是碗里抓菱——稳取。然而，一直到扩招他也没等到录取通知单。为什么？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是公办教师。
注：刘德仁，男，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桥头中学校长。
姜近枢（学号039）：数学奇才填志愿
到了高中，犹如马拉松，姜近枢一直跑在第一名，数学尤为突出。那年头，批判天才论，可是在我们班，因为姜近枢，大家都深信世上就是有天才。1966年6月，当班上许多人还在考虑高考志愿时，姜近枢的第一志愿已经确定为北京大学数学系。
高考大门关闭后，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他回到那个里下河小村庄，拿起粗糙的农具下田干活，赤脚赤膊，黑脸黑皮，出力出汗。之后当地聘他到中学做民办教师。
1977年，参加复试后，我问他数学考的怎么样，他说，前面的100分不会丢分，后面的附加题20分，总能得到十几分吧。我说，如你所愿，你还是能上北大数学系。他苦笑一下，說，3个孩子，女孩又不能干重活，我现在选应用数学，就是要找一个与我家距离最短的大学，最好是专科，转了户口就行。
次年春，在挑粪船上他听到被录取的消息。大学毕业，姜近枢在县城从事农机工作一年后，他改行回乡当教师。除了教学，他种田、育平菇、做砖、烧窑、种田，真正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因为能吃苦，他在庄上抢在人前盖上了崭新的瓦房。
1987年春，他来县城种子公司买稻种时，就住在我家。我跟他说，你在家太累了，好好睡上一夜，明天早饭后，我用脚踏车帮你把稻种送到车站。早上起来一看，已经人走床空。我想，农时不等人，他大概要去车站赶头班车。50斤稻种，扛着要走三四里路啊！
深秋的凌晨，他起身撑船下田，趁着月色挑稻把，挑着挑着，肚子饿了，他一直等到妻子送早饭。一大盆稀饭，一小碗咸菜。姜近枢将咸菜倒入盆中，用筷子搅了搅，放下筷子，仰起头，捧起盆，对着嘴，把粥往嘴里倒。这盆粥，他不是一口一口吃下去的，而是倒下去的。
日夜苦干，积劳成疾。姜近枢英年早逝，年仅41岁。呜呼哀哉！
注：姜近枢（1948—1989），男，中学一级教师。
唐梅英（学号042）：金榜题名，8兄弟姐妹一个不拉
唐梅英兄弟姐妹8人，2个哥哥和4个姐姐先后考上本科大学，父亲是工商业人士。
插队干活，唐梅英手上、肩上磨得满是血泡。每天晚上，她坚持写日记。2年后，表现突出的她成了小学教师，之后又成了高中数学教师。
1972年，听到推荐上大学的喜讯，她兴奋得一夜没睡。然而，一年又一年却轮不到她。她鼓起勇气找到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你家已经出了6个大学生，这个机会应当让给其他人。
1975年国庆期间，她和丈夫抱着2岁儿子去了苏州。哥哥问她：“到哪儿玩？”她说：“想看看大学到底什么样子。”当远远看到苏州医学院大门时，她心跳得厉害，感叹道：虽然不能上大学，但终于看到大学了！来到门口，盯着那块又大又醒目的校牌，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有一天，唐梅英梦到自己背着书包如愿以偿地走进了苏州医学院。但是，她一直不停地走，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急得浑身是汗……梦醒时，弯月临窗，看着熟睡的儿子和丈夫，她抹泪叹息。
1977年冬，唐梅英走出考场，她感觉应该可以考取高分，然而她却落榜了。过了好长时间，她意外接到苏州医学院扩招的录取通知书。她说，自己上大学是为了圆梦，兄弟姐妹8人都先后上了大学。几十年来，她家的大学生成了当地年轻人的榜样。
注：唐梅英，女，1946年生，主任医师，终生名誉教授。
二
1978年高考：11人进考场
1978年，招生简章放开年龄限制，我们班除被推荐上学外，已毕业3人;1977年高考录取10人，其余39人中，进考场者仅11人（1977年落榜的潘宝国再次报考），占28.2%，本来录取应为100%，但因2人有病，1人为公办教师，最终录取8人，录取率72.7%。
曹家和（学号005）：高分落榜
曹家和的二哥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曹家和的成绩在班上也是前十名，高三毕业考试，物理94，全班第一。
1969年，他在公社中学代课，4年后转正。1977年冬高考恢复，曹家和没有参加考试，一是工作丢不开，二是也没有真正下决心。次年春，好几个同班同学上大学去了。他想，如果不参加高考，自己的人生就缺少这一重要经历，于是决心参加。试卷总分500，他考了437分，成为全县的高分之一。然而，最终他因病没能进入大学。
注：曹家和，男，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曾任娄庄中学校长，获“泰州市名校长”称号。
王振汉（学号012）：“复旦梦”一断再断
1966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并任语文教师的王献廷找王振汉谈话，鼓励他填报复旦中文系，他有点惶恐，更多的是激动。
高考废停，全家对他的期望变成失望。他哥哥原本与他同级，因为家里不宽裕，自动放弃中考做工赚钱，为的是让他上高中，考大学。
1977年冬恢复高考时，王振汉已经进入公务员序列，所以没有报名。岂料次年春，母校李节之主任遇到他后，劈头盖脑地责问：“去年为什么不参加高考？”他无言以对，羞惭得直冒冷汗。一语惊醒梦中人，12年前的激情被重新点燃，“我要上大学”在他的心中如火苗升腾。“今年我一定参加高考！”他的话让李主任的表情由阴转晴：“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后来，他的高考总分在全县名列前茅，超过复旦分数线。得知分数的那天，他独自走上树木葱郁的大堤，默默地告慰在那个特殊时期“畏罪投河”的王老师：“王老师，学生王振汉12年后参加高考，考上复旦了！”他想到王老师的惨死，潸然泪下。然而，世事难料，因体检未过，他的复旦梦再断。
注：王振汉，男，1947年生，副科级公务员。
花立中（学号021）：乘上高考末班车
花立中，上有2哥1姐，下有3个弟弟，遂取名立中。
1960年，花立中小学毕业前，泰县文教助理乐正琏到他们学校检查工作讲话。说到他们村有一个人，十四五岁时，因为怨恨父亲没有送他读书，父亲死后，他将其牌位劈掉烧毁。并说，此人现在子女多，不管多困难，拼命送子女念书。后来他才知道，此人竟是自己的父亲！
花立中考上初中，学费从何而来？他家屋顶抽瓦卖，内墙敲砖售。临近开学走投无路时，他父亲写了1张10元钱的借条，让他带着录取通知单去找曾经共事的全支书，全支书批了“同意”，他觉得全支书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花立中进入高中，每到开学就要因学费折腾一番，往往要过三四天，甚至一星期后才能凑足学杂费进入课堂。那种无钱交费、在教室外羞愧难当的感觉，深深刺痛了他。为了节省费用，经学校同意，四弟随他同宿一床。每年暑假，花立中养十几只鸭子，到开学时卖掉，可以凑些学费。不仅如此，他还到生产队干活，挣点工分，减少欠粮款……
1966年高考废停，他先在生产队劳动，后当兵，然后又做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因超龄失去报名资格。1978年扩大年龄资格，他又惊又喜。他想到，不参加高考，对不起拼命送儿子读书的父亲。尽管困难多，他矢志不渝，终于上了大学。
注：花立中，男，1946年生，科级公务员。
肖苏林（学号022）、王云秋（学号041）：夫妻双双考大学
因成分不好，高二时，肖苏林的班团支书职务被临时召集的会议选掉。2016年同学聚会，有人说，1966年他政审结论是“高校不宜录取”。王云秋擅长中国象棋，高二时获全校女子冠军。高考废停，他俩成了夫妻。
1977年恢复高考，他俩都超龄，次年不限年龄，他俩动了心。夫妇俩商量，只能王云秋报考，否则农村的活儿谁干？两个孩子怎么办？可是到了第二天，肖苏林一咬牙，一跺脚，扔下木工斧头，决定一起复习迎考。
夫妇俩先去母校，孙永年老师送他們《政治复习提纲》，叮嘱他们复习基本知识。次日，他们把两个女儿送到外婆家，在生产队抢收了2天麦子后，开始复习。王云秋说，因为年过30，一次复习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头昏脑胀，甚至头痛欲裂。临考前，公社开了动员会。会场走道、窗外都挤满了人，估计有300人。
高考第一天，太阳一露头就像个大火球。进考场前他们才知道答卷要用圆珠笔写，而他们带的是钢笔，不由得有点惊慌，急忙去学校商店买了圆珠笔。
夫妇俩考分皆越线，体检后得知自己被拟组建的扬州农业大学录取。这个大学未办成，他们整整等了一年，1979年8月，他们才接到江苏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高中毕业13年后，他们终于如愿走进大学。寒假回家，3岁的二女儿不认识王云秋，她安抚了好一会，小孩子才想起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妈妈。后来，每谈到此事，王云秋都忍不住流泪。
注：肖苏林，1945年生，推广研究员;王云秋，1946年生，高级农艺师。
田式光（学号026）：被重新点燃的大学梦
田式光曾在上海读小学，参加过上海市小学生文艺汇演，在豪华的灯光舞台上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1957年，他如日中天的父亲成了右派（1979年被平反，已去世18年），被遣回苏北原籍从事砖瓦生产。随着父亲的人生起落，他从上海回到老家。读书读到高二暑假时，全班留校，边劳动，边复习功课。听从学校安排，他和同学严德明、花圣旺带着一些人做砖头，以备学校建筑之用。
1968年，他和弟弟一起插队，继而全家被下放。次年春，他与社员一起行船外出取泥渣作肥料，因连阴雨，任务未完成，粮却缺了。于是，他回头取粮。到了姜堰身无分文，他就去了县知青办，说明原因想借1元钱，被叶主任训了一通，但还是给了他1元钱。田式光饥饿难忍，花8分钱下了一碗面。想到被训斥，他沮丧地走在大街上。 “田式光老大哥！”一抬头，是一同插队的校友徐元林。徐元林对他说：“现在班车没有了，我在县里开会，你跟我一起去。”此时的徐元林就像一团火暖了他的心。跟着徐元林，他蹭了两顿饭，睡了一觉，感觉到这不就是共产主义？事后他想，要是遇不到徐元林，自己身上仅有的9角2分钱，吃饭有余，可睡哪儿呢？
1969年，他当上了教师，随后娶了个乡下老婆。1977年恢复高考，他超龄。一次，遇到教高中数学的朱老师，他告诫田式光，明年可能还有一次机会，千万不能放弃。朱老师的话点燃了他熄灭了十多年的大学梦。1978年不限年龄，他报名应试，梦想终于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注：田式光，男，1946年生，副科级公务员。
王金容（学号038）：老婆撕了准考证
王金容成绩突出，高三毕业是学校推荐报考清华大学的9个种子选手之一。
高考废除后插队，因体力单薄，农活令他恐惧，滞留家中四五年。29岁时他进厂学徒，而同班同学徐根林因是独子未插队，在这个厂已经成了响当当的工程师。经人介绍，他与棉纺厂女工孙晓兰成婚。
1977年恢复高考，他超龄，次年放宽年龄，他赶紧报了名。当他拿着准考证回家时，妻子一把抢过准考证撕成碎片，后来家中的复习课本和资料也不翼而飞。有人说他妻子做事过激，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善良直率的小女人想要过安稳日子罢了。没有办法，王金容只得去找已被调到县文教局工作的大哥。大哥找招生办，得到同情后补办了准考证，号码安排在最后一个考场，并特地关照，对任何人都不讲，免得再生事端。
因为纺机厂的经历，他报考了华东纺织工学院，实力让他如愿以偿。妻子忙着拾掇家务，一时被传为佳话。工作后，妻子早逝，又因他自愿放弃事业编制，成为企业职工，退休收入较低，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带有一点悲剧色彩。
注：王金容，男，1946年生，曾任企业副厂长。
许馨（女）（学号043）：波波折折，反反复复
1977年10月，許馨生了第二个孩子，没有参加高考，有点后悔。次年报名，她又瞻前顾后，两个孩子，大的不到3岁，小的要喂奶，考不上的话，脸往哪儿放？
许馨的先生是同济大学1970届毕业生，耐心做她的工作：“原来高考废除，没有办法，现在高考恢复了，你不考，将来会后悔一辈子。”这句话让她埋在心田十多年的大学梦发了芽。
许馨白天上班，晚上边喂奶边复习，有时孩子什么时候在怀里睡着了，她都不知道。许馨复习正酣，老二被诊断为小儿麻痺症。高考重要，还是孩子的腿重要？她无心复习。男人就是男人，丈夫坚定地对她说：“孩子的病我负责求医，你只管复习迎考！”为了她高考，丈夫只身支撑着风雨之家，人明显憔悴了，他却不喊一声苦。许馨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只有抹去泪水再次钻入课本，考上大学才算不辜负丈夫的一番辛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馨患上了红眼病，那疼痛，直往心里钻。老大被隔离，老二将残，爱人奔波，自己成了“瞎子”，一家人身处水深火热，都是高考惹的祸。不考了！
“又说小孩话了”，“高考要看眼睛，不高考也要看眼睛”，关键时刻又是当家人的魄力起了作用。高考后成绩出来，她超出分数线49分！30多岁了，还能上大学，一来要感谢国家政策的开放，二来这功勋章有丈夫一半。
注：许馨，女，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现居加拿大。
全畅（学号047）：陆老师逼考
1968年，全畅插队做农民，3年后当民办教师，后与南京知青阿罗成婚，并同在一小学任教初中班。
1977年恢复高考，她超龄，1978年放开年龄，她也没有动心。中考在即，她怎能撒手不管？曾教我们化学的陆老师知道后，急得直跺脚。一天，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陆老师突然汗水涔涔地出现在她家门前。冒着酷暑步行6里土路，她的眼眶湿了。原来这天是高考报名截止，陆老师是来逼考的。直到她答应报考，陆老师才往回走。望着如火骄阳里陆老师的背影，她再次流泪了。
为了不辜负陆老师的期望，她很快进入了1966年初夏的临考状态。当打开高考化学试卷后，她真想高呼一声“陆老师万岁”，因为每一道题型，陆老师都帮她复习过，有一道特地交待：只要阐明理由，不需要列式计算。因为列式计算，需10分钟，而回答理由只需2分钟。化学单科的高分，一定会让她的总分很高。走出考场，她像吃了蜜糖一样，心里甜丝丝的。
如愿以偿，她被师院录取，手捧迟到12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泪流满面。全畅第一时间告诉陆老师，陆老师欣慰地哈哈大笑。
注：全畅，女，1945年生，南京九中高级教师。
王佩霞（学号050）：两考清华
上高中时，王佩霞的成绩总是紧跟着几个男生，全班12个女生， 她是“一号种子”。1966年高考时，她准备填报南京大学物理系。教导主任找她谈话说：“根据实力，学校建议你报考清华大学，为自己争光，为学校争光。”人生能有几回搏？清华就清华，反正总要有人考。
刚刚填好表，似乎墨迹未干，高考就停了。家里太困难，她与父亲商量后，决定买部草绳机踏草绳。此后，唧唧复唧唧，她成了草绳女工。偶尔“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那时她想到了自己未卜的前途。她父亲是厂长，1968年插队，没有动员就替她报了名。大船送他们下乡，她正想劝送行的父亲回去，只见父亲在偷偷地流泪。
在农村，她学会了插秧、割稻等农活。记得一次挖田，双手是泡;一次起秧，一脚就踩到蛇的身上。起秧结束走上田埂，有人见她腿上有一只大蚂蟥，满肚是血，赶忙帮她拽下，血流未止，一会儿才停。
插队2年后，经母校老师推荐，她到县最西北的公社代课，1973年转正。1977年恢复高考，因女儿小，没有报名。第二年，她参加了高考，而且考得很好。填志愿时，她想，12年前是清华大学，如今反正是公办教师了，放手一搏，还报清华吧！结果名落孙山。 时间飞快，如今外孙女也读高中了，因成绩不错，目标定得高，要考清华大学。王佩霞心想：难道自己的清华梦隔了一代要被外孙女实现了？
注：王佩霞，女，1947年生，中学一级教师。
三
未进考场30人：原因各异
1977年恢复高考，对考生年龄有限制，1978年放开，但我们全班仍有30人未进考场，其中24人对报名都没有想），客观原因多种。
孙杰（学号003）：刚刚中师毕业
1963年是孙杰家的大喜之年，在招生指标大幅度减少的形势下，他家弟兄3人，个个榜上有名，分别考上初中、高中、大学。“孙渊家出了3个文曲星”，小镇街谈巷议。
福又双至。1964年，孙杰的父亲、身为小镇的文化站长，竟然参加了江苏省群英会，工资从每月51元跳过57元，直接涨到了64元，成了小镇的爆炸性新闻。
1968年，孙杰插队，切身体会到饿肚子、精疲力尽、赤日炎热的磨炼，2年后当了民办教师。1974年，他成了工农兵上大学的候选人之一。名单中，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只有他一人是高三学生。大家提前向他祝贺，说一定能上名牌大学。结果，其中的初中生上了大学，他被推荐到了中师。要知道，上中师就是走回头路，他实在不想去浪费时间。但父亲和同事都劝他去，现实是，上中师马上就能还原成城镇户口，2年后就是正式教师。于是他欢喜地进了泰兴师范。
入学1年后入党，因为优秀，1976年毕业留校当教师。1978年春，原来高三的同班同学程强、王家振参加1977年高考，没有被大学录取，却被师范录取，孙杰竟然成了他们的老师。100分的高考数学，程强考了94分。孙杰心想，幸好自己1977年没有报名，否则很有可能也被中师录取，那样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注：孙杰（1948—2019），男，中学高级教师，曾任中学副校长。
储顺林（学号006）：生活安定
黄发、白面、高个、大眼。1968年，储顺林插队，因家境不宽裕，从城镇学生变成了鄉村大劳力。后进了舅舅当家的建筑站，学电焊工，学钢筋工。建筑站业务大了，需要设计人员，因曾是高三学生，他慢慢入了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泰州不少楼房的设计皆出于他手。
站上有个瓦工负责人，介绍他和自己的妹妹帅小粉认识。这个帅小粉非同一般，她是民兵排长、副业队长、学习辅导员，是那个时代如大寨郭凤莲般的铁姑娘一样的人物。大多数知青嘴上说“扎根农村一辈子”，心里想的却是返城。知青与知青谈对象的不少，但很少有知青想娶村里的姑娘做老婆的。储顺林见了帅小粉，动了心。
1974年两人结婚，帅小粉嫁给帅小伙，一时成为乡村美谈。不久两人的儿子出生了。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储顺林都知道，也明白上大学好，他哥哥就是大学毕业，但怕考不上，丢脸不说，还白忙活一阵。
虚龄60岁后，他得了痴呆，妻子照顾着他的一切生活。为不让他有褥疮，她不断地给他翻身。有了褥疮，她除了用药，还经常人工按摩，用热水敷，一干就是半天，头上汗直滴。这件事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八年十年，还要继续下去。储顺林的姑母去看他，本以为他窝囊得不成人形，当惊奇地看到侄儿干干净净、精神焕发，忍不住抱住帅小粉泪流满面：“小粉啊，我们储家对不住你啊！”
注：储顺林，1948年生，工程师，现居上海。
方增善（学号008）：以工代干拖了腿
因为成分和文笔好，方曾善插队2年就被招工到县柴油机厂。次年5月，县委组织部让他以工代干调进县委宣传部，令他惊讶。1977年、1978年在他面前恢复的高考仿佛发生在国外，十多年前炽热的大学理想枯萎了。
1983年他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先后任秘书、副科长。应该说一路顺风。然而他发现有些人，原本是普通职员，没多久就成了县级机关部委办局的负责人。原来提拔领导干部，大学文凭成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1984年春节后，县委组织部通知他准备参加扬州市委党校首届大专班招生考试，期盼已久的机会降临了。那时，他已经38岁，虽然迟了，但仍抑制不住内心喜悦。机会来了，还得下决心。他和妻子分居多年刚刚团聚，孩子正读小学，他去了扬州，家里怎么忙得过来？爱人要他放心，表示自己一定能照顾好家庭。放下顾虑，方增善复习、考试并顺利入学，2年后毕业，被评为优秀学员。从1966年到1986年，一张大专文凭，他等了20年，此时已到了40岁。
注：方增善，男，1947年生，科级公务员，高中曾任班长、校学生会主席。
倪玉龙（学号009）：脱不了身
与众不同，倪玉龙插队不种田，却拜师学艺，他的裁缝手艺在小镇上出了名。
二驼子姓王，20岁出头，衣着讲究。一天，他进了倪玉龙的门，倪玉龙问他，现在做什么“交易”（职业）。答：“修脚。”二驼子心里嘀咕，做衣裳，问这么多干嘛。倪玉龙叫他坐下、站起，向前走3步，向后退3步。二驼子说：“你让我出操？”接下来倪玉龙才给二驼子量体，并帮他选择了布料，让他3天后来试穿。为什么要试穿？除却认真，倪玉龙心里只有九分把握。
第三天，二驼子试穿新衬衫，对着镜子左瞧右瞧，连声说好。原来，倪玉龙做裁缝，除了量体裁衣，还要了解来者的身份、职业，以让衣服专人化。
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要不要报名？”倪玉龙连想都没有想，客户天天等着拿新衣，他实在脱不了身。
注：倪玉龙（1946—2014），男，个体工商户。
宋凤池（学号011）：刚有工作
宋凤池有1个姐姐、2个弟弟，父亲是位旧时文人，给他们分别取名为凤筠、凤篪、凤笙、凤笺，名字最后一个字都是竹字头。青竹常绿，挺拔有节，父亲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
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叫“宋凤篪”，考上高中，他想改名，原因有二：一是“篪”字难写、笔画多;二是“篪”字很多人误读成“虎”，他听了不乐意。征得父亲同意，他将“宋凤篪”改为“宋凤池”，字变音不变，寓意家乡溱潼是“鱼米之乡”。 1966年高考停止，他回乡务农。1977年下半年，在靠近他家的田地上新建了洲城中学。学校缺一名高中化学教师，首任校长的陆正建（1967届高中校友）再三努力，多方协商，让他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于1977年9月10日脱去“泥”制服，换上净衣衫，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捧着教本，满怀信心地走向三尺讲台。
做教师后，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他一点没有动心，刚刚得来的工作多么不易啊！等看到招生简章，他发现自己超龄了。次年不限年龄，他也不想再参加高考。
埋头实干，他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民办教师，1995年优先转正。3次受到县人民政府表彰。
注：宋凤池，男，1944年生，男，中学一级教师。
高泽甫（学号013）：已是正式教师
高泽甫家是住着高堂瓦屋的贫农。高考停止，1966年11月，他和同学到北京。26日凌晨1点多起身，由解放军带领，从清华步行去西郊机场接受毛主席接见。他们一路跑，一路唱着《语录歌》，中午11点到达。他们焦急地等啊等，下午3点50分，洒水车、大卡车、摩托车驶过后就是6辆敞篷汽车。第一辆就是毛主席坐的，他老人家站着向他们招手致意，他们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由于注意力集中在毛主席老身上，后面的几辆坐着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车，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就驶过了。刘少奇主席是最后一辆车，他们倒是看清楚了。汽车都开走后，他们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
他说，停课闹革命，由于自己是学生，没有社会经验，加之出身好，父母双亡，无管束，就糊里糊涂地跟在后面，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又可笑。
回乡务农后的1970年初，大队让他到小学代课，1974年转正。1977年恢复高考，他想，自己有正式工作，还考什么大学。
注：高泽甫，男，1946年生，小学高级教师。
徐德祥（学号014）：已有稳定工作
徐德祥读初中时，母亲一闭眼永远离他而去。家境贫寒，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寒冬腊月，上身一件单薄的棉衣，下身一条补丁摞补丁的夹裤。早晨5点从镇东头宿舍到镇西头湖心的学校约3里路，他赤脚踏着厚厚的积雪走路，在教室前的水沟里破冰洗净脚，穿上母亲留给他的旧布鞋进教室，一会儿脚就冻成冰了。
1964年夏季的一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学校后边宽阔河面上的一只小船在颠簸，船上有人。看到这一幕，他立即撑起河边的一只小船顶着风浪救起了他们，为此学校特地在全校师生大会予以表扬。
高考停止后，他被全班同学选为代表，去北京受毛主席接见。北京秋季凉，他受了风寒，回来就病倒了，病情一天天恶化。生活委员张顺益先是请工友用船把他送到溱潼医院，医生看过后说要赶快送去泰州。张顺益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连夜派人划船将他送到泰州，他住进了重症病房，经治疗转到普通病房。刚进院时，医生说这种病（脊髓炎）的死亡率高达95%。住院期间，陈万庆校长特地到医院看望他，还和当时住院的野徐公社书记交谈，请书记照料和帮助他。这位书记言而有信，让他感动至今。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他身为民办教师，有了稳定的工作（后转正），决定专心执教，遂未参加高考。
注：徐德祥，男，1944年生，中学一级教师。
顾椿红（学号015）：已是干部
1968年，顾椿红插队，干了两三年农活后，被借调到公社从事宣传工作，后任公社书记秘书约4年时间，不拿工资，仍在生产队记工分。1974年起任公社放映员。
1976年回城，到县级泰州市教委任职。恢复高考时，他也想像当年哥哥那样上大学，但插队经历磨了锐气，加之工作繁忙，他也不愿折腾了，于是没有再参加高考。因为工作积极，他入了党、提了干。
1996年，他被调到地级泰州市教委任副科长。又因认真肯干，工作出色，获“江苏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注：顾椿红（1947—2011），男，正科级公务员。
李泽（学号016）：已是公办教师
李泽的二胡拉得出色，在宿舍我们曾陶醉于茉莉花在他弦上绽放的清香，梁祝化蝶围着他二胡翩翩起舞。他能拉出奔涌激荡的钱塘大潮，也能拉出万马奔腾的草原声响……
他的家境好，在那贫困的岁月，他的穿着显得很光鲜;他的面容好，一个白净净的“小生”形象;他的脾气好，慢语轻言，从不跟人红脸。
他的父亲是乡供销社主任，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该是何等的吃香。世事难料，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不足50岁的父亲受到批斗，那批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一次批斗结束，他父亲踉踉跄跄，从木排下了水。
高考停后，他因为善拉二胡，被聘为娄庄小学代课教师，两三年后转正。妻子是晚他一届的高中生，漂亮能干，在供销部门工作。
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他根本没往心里去。时过境迁，自己有了正式工作，考大学这件事似乎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后来，妻子患慢性病，李泽入不敷出，到处借钱，愁眉不展。1997年春节前，51岁的李泽在家中二楼悬梁自缢，好像他那心爱的二胡挂在墙上。
注：李泽（1946—1997），男，小学高级教师，副校长。
徐根林（学号018）：离不开了
因为是独子，徐根林没有插队，1970年被安排到纺机厂技术科。一边向师傅学习，一边自学大学课程，渐渐地在机械方面有所成就。随着声名鹊起，他的职位，由厂技术员到技术科科长，由镇工业公司副经理到经理。
他家境本来殷实，自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靠母亲磨米粉等微薄收入度日。他没有向成分、贫困低头，反而用行动证明唯有发奋学习才有出路。高一第一学期期终考试，他考了全班第一名;高三冲刺迎考时，他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高考废停，大学梦断。
他爱书法。师法古人，创作了许多篆、行、草楹联、条幅、中堂作品。墙上写标语，他胸有丘壑，握笔一气呵成。他爱画画和图案设计，为江苏风物丛书《宝应》《海安》等绘制插圖;为《水云楼杂咏》设计封面;绘制20多件商标图案;小镇电视大楼至今镶嵌着他的溱潼电视台标。 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徐根林好想披挂上阵显英雄本色，但他是镇工业的顶梁柱、衰老母亲的看护人、孩子的管教者、妻子的陪伴和帮手，一句话，他已经离不开了！
注：徐根林（1948—2007），男，工程师。
严德明（学号019）、张棣华（学号045）：忙里忙外无精力
1968年11月11日，张棣华和同班同岁的同学严德明，同时在同一公社、同一大队插队。严德明稳重、有主见;张棣华则像从画上走出的美女，文笔好，歌声动人，乒乓高手。从此，他们同在广阔天地埋头苦干，准备同心扎根农村一辈子。
尤其珍贵的是，张棣华保存了当年完整的《插队日记》，真实地记载了那个时代一个刚涉世的青年在乡村的狂热、迷茫、寂寞和无奈，摘录3小节如下：
“吃完中饭，队长、小三娘、大队张盛林合计对我说，你也不小了，正好定旺比你大3岁，有文化，又是大队支书，还是公社先进……我感到很突然，束手无策，不知应如何回答，太突然了！”
“借着去拿麦秆的时候，我向四周望了一下，漆黑一片，偶尔几声犬吠。然而河对面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还飘来飘去的。我问根娣那是哪里，怎么有灯光，她不以为然地说，十三亩，那是鬼火！我吓得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再也不敢朝那边看。”
“秧起好了，便去河对岸十三亩栽。河上用宽八寸左右的跳板架起一座桥。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刮着东北风，跳板上有泥，赤脚走，很滑。我在她们的前搀后扶中过了河。而小吴害怕得不肯上跳板，她们前推后拥将她拽上跳板，她吓得蹲在跳板上哭了……”
1975年，严德明招工到了县城，3年后张棣华被调至姜堰中学，一家终于团聚。两个儿子上学，家里家外，两人都忙。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他们说：“那大学就像蓝蓝天幕上的月亮，很亮很圆，我们却摘不到。”
注：严德明，1947年生，曾任泰县五交化总公司常务总经理，高中曾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张棣华，1947年生，中学高级教师。
齐平（学号020）：多病缠身
1966年停课闹革命，齐平等一群人办了一份小报，在溱潼名声很响。
1968年插队，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的好表现，矮小孱弱的他咬牙硬扛，身体渐渐地垮了下去。1977年恢复高考，他多想参加高考并实现自己的理想啊，可是多病缠身，实在没有气力复习了。
1979年秋，知青返城，他被安排在扬州轮船公司。然而他不断医病，1986年（时年39岁）去世，成为全班走得最早的一位同学！呜呼！
注：齐平（1947—1986），男，公司职工。
张顺（学号023）：刚刚大学毕业
1968年插队，张顺挑稻把常常到天黑，肚子饿了，他就吃田头的山芋干。他每天干的第一个活儿就是去生产队鸭栏拾鸭蛋。鸭栏臭气熏天，冒着热气的鸭屎让他直恶心，但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拾鸭蛋有好处，破蛋、软壳蛋可以给知青他们。粮不够吃，他们就找队长，队长先让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之后才给他们称粮。
1970年，他被推荐参加了泰县和扬州地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在县大会上发言。之后他被招工进了县化肥厂，先当工人，后任厂团委副书记、县团委委员。1972年他获得上大学的推荐，但厂里舍不得放他。次年他被选为共青团江苏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大会上发言。这年，25岁的他经推荐，参加了考试，成为与“白卷英雄张铁生”同届的工农兵学员。与张铁生不同，他没有交白卷，而且考得很不错。
大学2个班60多人，学生的学历从初一到高三，参差不齐。他说话，上海人不懂。一次英语课，他有一句没听懂，随口来了句“夜笑大西”，全班人哄堂大笑。笑毕，老师问：“你们不要笑，谁能说出张顺说的是什么？”有人说：“张顺的土话哪个能懂？”老师正色道：“张顺说的是俄语，意思是‘请再来一遍’。”自此，全班人对他刮目相看。在学校，他是院团委委员、全国“团九大”代表。
1977年初，张顺大学毕业，这年冬恢复高考，他不可能报名。
注：张顺，男，1948年生，正处级公务员。
刘子林（学号025）：被家牢牢拽住
在洪林公社，与刘子村小学同届的有上百人，上初中的几十人，困难时期退学一大半。他父母虽是农民，却不让他退学。到了高中只有2人，1人留级，高三就剩下他1人。
读高中时，家里太困难了，他实在不忍心再读书。回家时，父母强打着笑脸对他说，家里能过，不要你愁。他用功念书，不敢懈怠，毕业时，他心想，虽不能上清华北大，一般大学还是有把握的，可是高考停了。
于是，刘子林先种田，后到小学代课。1970年大队办厂，他被拉出来当供销员。
都说供销员全国到处跑，游山玩水，风光无限，等到自己当了才晓得，这活儿没那么好干。当年他主要跑东北，去时穿得不厚，秋末说冷就冷，零下20多度，冻得直哭。火车上人挤人，一次他从哈尔滨一直站到济南，2000多公里，2天1夜，脚肿得像馒头。每次出差，带的样品约20斤，炒面3～5斤，还有瓷碗等杂物。一下车就要找便宜旅社，晚了买不到吃的，就泡炒面。见到要找的领导，样子要乖巧;到了人家车间，要看做的什么，有哪些技术，要思考能不能搞;回来按每天补助1元算账，香烟、请客等开销全在这1元里，不知道钱用到哪儿去了。有个供销员描绘自己：下车像兔子，见到领导像孙子，到了车间像贼子，回来结账像呆子。有个供销员用成语形容：走过千山万水，到过千家万户，说过千言万语，吃过千辛万苦。
他说，听到恢复高考，就像听说邻居要买碗，与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父母老了，腿脚不便，一大家子的生活全在自己的肩上。上高中时，想上大学，差点没有想疯。如今，不要说考，就是不考直接上，他也不会去，自己已經被家牢牢地拽住了。
注：刘子林，男，1946年生，私营企业董事长。 孙之茂（学号029）：被无形栅栏圈住
孙之茂听大姐说，他生下时没气，被撂到门口。第二天准备下乡埋掉时，有了气，母亲才把他拾回来。他的伯父很能干，1948年前把他父亲、姑母带到上海，成了工人，年轻的母亲在家，土改时成了地主分子。
1965年高中毕业时，孙之茂似乎觉得自己考大学没有太大把握，就停学到下一届，谁知这一停，自己与大学绝缘了。
1968年，他和弟弟一起下乡插队。干了2年，公社提拔他当干部，后来跟他说，政审没有过关。但是生产队很信任他，让他当记工员、扫盲教师、治虫员，特别是夏季，队里让他看瓜。他就以瓜为主食，专挑那种熟过的、有坏斑不好卖的吃，好的留着到城里卖。他常与别人一起去城里挑粪，夜里就睡在水泥船船头的洞里。记得一次下雨，洞口不断有东西往铺上掉，伸手一摸，原來是粪里的蛆子。
1977年恢复高考，家庭成分如毒蛇般缠绕着他的身躯，扼住了他的喉咙，他决定放弃。次年虽看到有成分不好的同学上了大学，然而长期在大脑中形成的思维，犹如坚固的无形栅栏，圈住了他的人生脚步。
注：孙之茂，男，1946年生，营业员。
张顺益（学号030）：年龄大了
因为左手缺三指、左脚无指，张顺益懂事后知道只有读书，将来才能有饭吃。
上初中，他先当了小组长，后因成绩突出、表现好，被选为班长，入了团。1962年秋，“流生”现象严重，2个班近百人，仅剩下25人……
高二暑假，学校将农村学生全部留校劳动，实际上是以自学复习为主。他是学生会生活部长，校医放假，把医务室的钥匙交给他，并教给他一些小伤小病处理方法。一天，他淋雨受凉发热，头痛、肚子疼。他知道喝点碘茄汀，吃点安乃近就好了。过了约半小时，头痛松泛了，肚子不疼了，起身去学习。然而他一下床，头晕目眩，摔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原来他医病心切，用了三四倍的量。同学发现后，“救命救人”喊成一片，值班领导李节之连忙向溱潼医垸求救。顶着狂风暴雨来的医生，施展全身解数保住他一命。此后，他行为异常，疯疯颠颠，胡言乱语，好长时间才变得正常。
1966年6月停课，8月经全体师生投票、泰县县委批准，他当上了泰县溱潼中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行校长职能。县委书记赵柏生、县长丁沐到溱中检查工作时，给他发了任命书。任职期间，他曾抢救朱孝志老师，智救陈万庆校长，使他们脱离生命危险。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是公办教师，不想报名，加之超龄（他档案是1945年生，他妻透露，瞒报3岁）。次年不限年龄，他也无心报考。
注：张顺益，男，194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桥头中学教务主任。
贲有祥（学号031）：佝偻老人
贲有祥下乡插队，一次挑两桶河泥跨越田间墒口时，他感觉脊椎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扭了一下，还听到响声。为了表现，他没有停下来，硬撑着干了一整天。夜里，剧烈的疼痛将他叫醒，全身不能动。X光拍片，看到腰椎椎体成了S形，扭成一根弯曲的麻花。贲有祥四处求医，均不见效，吃过的中药有一板车。
1977年恢复高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报名一搏，改变命运。然而此时30岁的他，成了一个佝偻老人，走路只能靠缓慢移步。就是进了考场，他也不能坐2个小时，于是偃旗息鼓。1978年高考报名，他更是想也没想。
1991年他已经难以下蹲， X光片上S形椎体上长满了增生的骨刺，如鸟喙一般咬噬着他的神经。去上海求治时，老专家摇头说，你回去开点止痛药吃吃吧，平时尽量躺着，以减缓病情的发展。之后病情不断恶化，到了洗脚无法脱袜子的程度。才48岁，怎么能甘心下半生只躺在床上度过呢？
求医无望，只能靠自己。他分析，引起疼痛的原因是长歪的腰椎和增生的骨刺，只要能去除歪部和骨刺，病情自然会好转。于是，他想当然地认为，通过不断扭动，磨小歪部、磨平骨刺，就能好。
从小幅度开始，每天做几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一个月下来，一点效果也没有。做还是不做？做，没有效果;不做，等着卧床。他决心继续做下去，并逐步加大扭动幅度。2个月，无效;3个月，无效;4个月，无效;5个月，无效，6个月，还是无效。7个月还是8个月后，终于见效了！原来，不到那一刻，天是不会亮的！从此，他彻底摆脱了这个病的痛苦。后来，曾经与他一起插队的陈章平，用同样的方法，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也治愈了久治不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久病成良医。没能参加高考的贲有祥，却发明了一套缓解腰椎病的体操，真是人间奇迹！
注：贲有祥，男，1947年生，企业职工。
花圣旺（学号032）：人生最后悔的一件事
花圣旺兄弟姐妹6人，上面2个姐姐，父母没有让她们读书，下面1个弟弟、2个妹妹在那段特殊时期也没能读书，全家把希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1977年高考恢复，他热血沸腾，立即报了名。回家想想，考不上会丢人;就是考上了，这大学上还是不上？上，自己没了工资，还有2个孩子，就靠妻子一个人，怎么办？不上，怎么舍得？满心忧虑的他没敢跨进考场。
都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可是这个刻骨铭心的事怎能过去？现在想想，前面那么多的苦日子都熬过去了，如果1977年考上去上学，也一定能扛过去。当年怎么就那么怕？
现在，儿女已成家立业，家里也不差钱。夜深人静时，回首自己的人生，花圣旺觉得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放弃了高考。每当想起，心里都隐隐作痛，不由得潸然泪下。
注：花圣旺，男，1947年生，企业职工。
移准荣（学号033）：已读军医大学
上高中时，王老师推荐移准荣为语文课代表，因为他中考语文第一。高二上学期，母亲去世犹如晴天霹雳让他崩溃。王老师及时找他谈心，使他化悲痛为力量。后来他面神经炎复发，又是王老师为他开方抓药，并让师母煎好后每天带给他。 高考停止后，因为斗争，他去常州躲避，听说王老师不堪忍受批斗投河自尽了，他悲痛不已。1969年，移准荣入伍，后被推荐至第三军医大学深造，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毕业，没有必要报考了。
1996年，移准荣50周岁时突然中风，虽康复较好，但右手不能书写。他想，自己右脑健全，于是改左手书写。刚开始，字写得歪歪斜斜，半天写不了几个。一个月下来，字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写病历、开处方得心应手。此后，他又练习左手腹部触诊等技術。想到中风20多年，他能用左手书写、左手触诊延续了行医生涯，心里十分欣慰和满足。
注：移准荣，男，1946年生，主治医师，写一手漂亮的柳体。
徐晓春（学号034）：南京工作正忙
徐晓春和哥哥尚年幼，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最终哭瞎了双眼。外婆迈着一双小脚，走田埂，穿村庄，叫摆渡，从15里外的桥头村背着米面赶到他家。母女抱头痛哭后，外婆便不停地收拾房间，家里久违的有了条理。舅舅也常去看他们，送些吃的。1958年夏天，母亲又去世了，那年他12岁，哥哥14岁。
大队和亲戚亲切关照，弟兄俩先是读了小学，后又分别考入令人羡慕的中学。他们的学杂费学校全免，并享受最高助学金。有一次，他从家带了一点杂粮粉倒入一个瓦罐，并用水调好，煨在学校猪场烧猪食的锅里。猪食烧熟了，他的瓦罐子也翻了，杂粮粉粥和猪食混在一起。他顾不得脏不脏，端起瓦罐一下子就吃光了。
没有钱，他就干活挣。一年暑假，他与同学划着小船捞水浮莲。天气炎热，汗流浃背，他俩捞了一船送到学校猪场，得了几角钱。平日肚子饿，但学习不敢耽误。初中阶段，他常是前十名，有一次还得了5元奖金。他哥哥上了初二就辍学务农，后来哥哥告诉他，丢卒保车，为的是挣工分供他上高中、考大学。
冬日降温，被子单薄，他缩在床上没有热气。同学孙新民见了，就主动提出两人合睡，皮肉相靠，体温叠加，酣然入梦。刘德仁同学家中也不宽裕，有时晚上还拿出仅有的一点点炒面与他分享。现在想来，那哪是炒面，那是天下最香、最可口的珍品！
回想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本村同学由30多人逐年减少，最后只剩下他和王云秋两人。1966年高考停止后，徐晓春回乡务农，2年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后转业至南京市政府工作。恢复高考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没时间投入复习，上大学的理想被岁月吞没了。
注：徐晓春，男，1946年生，正处级公务员，现居南京。
沈尔顺（学号035）：不敢动筷子
沈尔顺父亲去世早，看到母亲的艰辛，他从小发奋念书。读高中时数学一直不错，他想考个大学，工作后好好孝顺母亲。高考停止，他的梦想落空了。
1968年沈尔顺插队，7年后回城，人家纷纷找关系留在镇上进粮站、商店、工厂。他没有关系，于是被分配到偏僻的麻风病医院。报到时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医院，这个医院的病人是固定的，长期住在那。他看到的那些病人形态各异，断膀、少腿、歪嘴，皆满脸焦皮，样子瘆人。他吓得行李不敢往下放，马上想走，可是转念一想，自己能去哪儿？自己快30岁，母亲要他养活，有一份工资，他和母亲就能过下去。他留了下来，做财务工作。
1977年高考恢复，真的还是假的？他仿佛在梦里。他多么渴望上大学啊，自己复习复习也能考上大学，但是自己如果没有工资，母亲就不能生活。他形象地说出当年的想法，高考就像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晓得它好吃，但是不敢动筷子。
1970年，医院住着近2000名病人，由于国家的投入，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医院的治疗效果在全国出了名，还引来联合国官员参观和考察。到了1990年，原来争着留在镇上的知青，又一次遇到生计问题，甚至有考上名牌大学的同学工资并不高。而他属事业编制，旱涝保收，工资不断增长，母亲也因此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偏僻封闭的医院病人锐减，只要少数人留守即可，他被派遣到县城医院上班，购了商品房，真正做到了自己心里的安居乐业。这是过去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生活。
注：沈尔顺，男，1947年生，助理会计师。
刘觉仁（学号037）：想法多
刘觉仁和左惜玉是同村人。农家子弟，跨县读书，土路迢迢，更加不易。高考停止后，2年后回乡务农。后来在小学做民办教师，又过了2年调至中学教物理。因为要帮着家里种田，他的学生时常会看到卷着裤管的刘老师匆匆走进教室。
1977年恢复高考，他超过年龄。1978年不限年龄，他本想报名一搏，以改变自己民办教师的身份。转念想，自己虽说不是公办教师，但也是铁饭碗。另外，自己年龄偏大，复习要吃苦，考不上也丢面子。其次，自己有了家庭，比单身时忙。再加上前两年老是调查他的政治问题，怕政审又要惹麻烦。想来想去，他不想报名，也不敢报名。1990年，他的民办教师随着大批人转了正。
注：刘觉仁（1944—2017），男，中学一级教师。
徐景春（学号040）：肚大腰圆
徐景春下乡插队，有一天在水田干活，傍晚收工时，腿上的皮肤就像刀子割一样，原来是皮肤皴了。没有办法，只好买蛤蜊油涂。可是腿上的皮一点碰不得，涂油时钻心地疼，1个星期后才好转。学会插秧后，她的腰又疼得直不起身，大腿上的肌肉硬得像木头，晚上上不了床，要用手使劲往上搬才能上去。
徐景春下乡2年后，公社和县里的工厂都在招工，按照家庭出身和表现应该能招上，可是她却没被招上。后来知道，是大队支书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儿媳妇，当然不能让她“飞掉”。1974年，经公社推荐，她进入泰县社教工作队。
1977年，恢复高考，她的心中翻腾起波澜，上大学曾是她金色的梦想，她要报名！可是肚大腰圆，预产期与高考日差不多，一声叹息，她无奈地放弃了。“这就是我的命！”1978年报名时，她工作繁忙，小孩待哺，连想都没想。 注：徐景春（1948—2017），女，副科级公务员。
严双九（学号044）：已经转正
高考停止后，严双九回乡务农，什么农活都要从头学起，慢慢地，她像一个真正的女农民了。因为家庭成分是下中农，1967年10月，公社请她代课3个月。她想，一去3个月，农活又要生疏了，再说，3个月完全是个临时工。尽管如此，考虑到学生没有老师上课是个急事，于是她爽快地答应下来。
去外庄的小学都是田间土路，单趟约1小时。一天天色晚了，严双九独自穿过一片坟地，她心里“怦怦”直跳，回首一看，鬼火闪烁，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第二天大风大雨，她提前半小时出门，一步一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学校。校长见了，称赞了她的工作态度。转眼3个月过去了，她领了72元工资全部给了母亲。母亲拿着钱，流着泪，好久说不出话。
因为工作表现好，公社决定让她担任耕读教师。报酬是记同等劳力工分，每月补助6元钱，月收入约13.6元。不久她被转为编内代课教师，月工资25元。
1974年，全乡有了几个转正名额，竞争十分激烈。她分析，自己工作表现、学历没话说，可资历确实不如人家，能转当然好，不转就等等。想不到，乡里搞测评，她的分数高出他人，成了转正人选。岂料，有人来信揭发说，她的姑父是富农子女。平日里不争不抢、包容心很强的严双九忍不了了，忍了这次还有下次。她向公社书记反映实际情况，公社书记亲自出面，使她的转正彻底落实。
1977年恢復高考，她已转正4年，并结婚生子，不想再劳神了。
注：严双九，女，1947年生，中学一级教师。
刘素英（学号046）：要大学还是要儿子
1977年，恢复高考，刘素英不相信老三届考了能被录取，又因女儿小，也没在意，报名时间就过去了。1978年春节一过，原来同班十几位同学参加高考，大多数人考上了大学，她有点后悔。她的丈夫在南京工作，她的单位属城镇小集体，文件规定不好办理工作调动。她想，要是参加高考，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就能争取分到南京，从而夫妻团聚。丈夫回家探亲，赞同她的想法，于是她翻箱倒柜，找出了沉睡多年的书本，与插队的侄儿一起复习。
工作、复习、带孩子，精力实在不足。丈夫与她商量，要把女儿带走，为了上大学，她就狠下心答应了。谁知，临行时，4岁的女儿抱住她的腿声嘶力竭哭喊着“妈妈”，死死地抱着，她怎么拽也拽不开。她想，不狠心，女儿就不可能离开她;不离开她，她的复习就不会有大的效果;没有大的效果，她的大学梦就将再一次破灭。于是，她淌着泪使出了很大的劲才把女儿的小手掰开。被掰开手的女儿哭了一声，接不上气，她吓得魂飞魄散……待女儿缓过气，她叫丈夫赶紧抱走，不然自己真的要改变主意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复习3个月，十多年前的知识慢慢“苏醒”时，刘素英突然感觉浑身乏力，吃不下东西。坏了！难道怀孕了？去医院一查，果不其然。为了上大学，她决定去做人流。父母急了，把她的书藏起来，要她好好保胎。那时国家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而她那年好不容易有了二胎指标，母亲见她这次孕症反映与上一胎的不一样，认定这次是个儿子，看着不让她去医院。丈夫是家里长子，她第一胎是女儿，公婆就不大高兴，一心要长房长孙。公婆住在县城，听到风声，急忙赶到溱潼，说，已为人妻，有了工作，还要去读什么书？当然要以生儿子为头等大事！说就说吧，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两个姐姐也不息事，特地跑来劝她：“听说政策紧了，马上不让生二胎了，你以后怎么向婆家交代？”
要大学还是要儿子？她的思绪乱极了。最后拗不过父母、公婆、姐姐，她妥协了。一躺就是3个月！当年的秋天，当侄儿告诉她，自己已接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笑着笑着流下了眼泪。紧接着，1979年国家果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她也如母亲预言，生了一个儿子。
十多年后，女儿、儿子相继考上了大学，算是圆了她的大学梦。可是多少年过去了，直到如今她心里仍然不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女儿和儿子真的能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吗？
注：刘素英，女，1948年生，企业职工，现居南京。
姜月玲（学号048）：自己没有下定决心
姜月玲心灵手巧，外语特好，心直口快，宛如史湘云。
她听母亲说，开奶前也被灌过墨水。小学二年级，她浑身肿了，油亮油亮的。镇上得这病的2个孩子死了，老中医丁少白用偏方，只把她一人从死神手上硬拽了过来。
高三后，插队的第一个春节早上，队长带他们到每户社员家拜年，受到了热情接待。姜月玲下午闲着想家了，归心似箭。步行15里到泰州，赶到轮船码头，可是船已离了岸。上哪儿去呢？外面雪下得正大，只能在候船室等第二天的早班船。因为急着赶路，姜月玲出了一身汗，回凉后冻得直打哆嗦，牙齿“咯咯”响。冷天夜长盼天明，候船室的一夜，那种痛苦至极的感觉令她终生难忘。第二天一到家，姜月玲就发了高烧，直到晚上才模糊醒来，母亲心疼极了。
春天连阴雨，她与孙振瑜在知青屋拣稻种。灶后的柴火没了，缸里的水、坛里的米都到了底，两人同时失声痛哭。戚队长及时送来热饭菜及生活用品，两人哭得更凶，像失散已久的小孩，见到父母一样不能自已。
夏收夏种连着干。夜里起秧，蛇抓到手里凉凉的;插秧时腰酸背痛，还是跟不上趟。薅秧草、打肉耙，晚上回到知青屋一看，腿被稻叶刮过，满是鲜红的疙瘩。手、脚丫全烂了，可以看到红肉。她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
1970年她被招工回城，经人介绍嫁了人，丈夫品质很好，但文化不如她。1977年恢复高考，她怀了二胎，没有报名。次年春便复习备考，她公婆也答应带2个小孩，但见不到真正的行动。姜月玲如能上大学，对家庭肯定是件大好事，可是公婆是怎样想的呢？看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姜月玲曾想用自己的工资雇人带，但终究没有下定决心，她的大学梦就这样被自己的软弱湮灭了。
注：姜月玲，女，1947年生，企业职工，现居扬州。 宋朝珍（学号049）：让没有工作的同学考吧
1958年，宋朝珍的爷爷真是胆大，举家从兴化县迁徙到东海边开荒种田。她有个小舅，比她大7岁，在无锡上学。暑假时见她整天无所事事，就责问她父母：“为什么不让朝珍上学？” 她父母说：“这里是海边，上学不方便。”爷爷说：“一个女孩子家，要多少文化？将来总要嫁给人家，不要花这个冤枉钱。” 她小舅不跟爷爷辩论。有一天，趁爷爷在田里，跟她父母打了个招呼，就带着她来到泰县外婆家。外婆见到她，犹如贾母见到林黛玉，怎不怜惜？
宋朝珍用功念书，初中毕业顺利考上高中，1966年考大学，然而高考说停就停了！
1969年，宋朝珍当代课教师，1973年转正。虽然转正了，看到那些教书多年，按政策却不能转正的民办教师，她心里总不是滋味，仿佛是她欠了人家一样。直到全部转正了，她才摆脱了心里的不安。其实，当年她也有一份难诉的苦：不是高考停止，凭成绩，1970年就能大学毕业，还要什么转正？还当什么小学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她高兴不已，心想，自己有工作，就不掺和了，让那些没有工作的同学考吧，10多年了，他们太苦了。
时间过得真快，教了30多年书，宋朝珍不知不觉老了。路上有人叫一声“宋老师”，她就停下来问一问，她教的学生太多了，又都是小学生，长大都变样了。她说：“老是老了，但我不敢老，也不能老，因为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回海边弟弟家，去服侍我那快百岁的母亲。”风从东边的大海吹过来，带着潮涨潮落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在悠闲的午后，她和母亲一起捡拾逝去的岁月，有笑声，有泪水，品味艰难过来的幸福生活，回忆母女两代人相同和不相同的人生。
注：宋朝珍，女，1946年生，小学高级教师。
李秀珍（学号051）：一个绰号的利与弊
李秀珍曾获全校女生跳高冠军，成绩好。
1960年初，溱潼中学考试，每次，她都能考进年级前十名。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后开表彰会，年级组长孙枫老师说，这次考试是穆桂英挂帅——李秀珍同学获得第一名。她听了不敢相信，老师、同学都朝她看，她感觉脸上刹那间热了起来。从此以后，同学们遇到她，也都会跟她开玩笑，要么说“穆桂英来了”，要么说“穆桂英上哪儿去”，“李秀珍”倒很少有人喊了。她表面嗔怪，心里却不反对。
高中时，她的个子长高了，成了班上女生第一高。虽然天天吃不饱，学习劲头仍然不减。高三下学期，老师说，到了冲刺阶段了，她看看全班队伍，感觉自己还是跑在前面。白天不敢胡思乱想，自从填写了志愿草表后，宿舍熄灯，她偶尔会憧憬着进入大学的美好情景。
高考停了，她回生产队劳动。干农活，她远不如妹妹。有人就跟她说，上了学废了人，倒是你妹妹不上学，成了干活的好把式。有好心人给她介绍对象，男方是本乡人，退伍后在南京上班，是城市户口，会开车，长她3岁。按那时的标准属一等，而人家竟然不嫌她农村户口。
农村中学缺教师，公社首先想到“穆桂英”，她就成了代课教师。2年后，全公社只有5个转正指标，又因她“穆桂英”的名声大，转了正。
1977年恢复高考，她想到自己曾经成绩好，第一反应就是要报名，她要上大学。在这以前，“穆桂英”的名声对她帮助太大了，然而此时，“穆桂英”的名声却害了她。因为这个名声，似乎她一考必中，而她是公办教师，上大学就要带薪，于是公社劝她不要考。她想了想，自己提前转正，才教了几年，就要飞，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就没有坚持。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注：李秀珍，女，1947年生，经济师，现居南京。
王明礼（学号052）：成了疯子
高考停止后，一次在镇上开批斗大会，台下的王明礼呼起了口号。其时，江渭清任江苏省委书记，因此，省内各地的批判大会都有“打倒江苏最大的‘走资派’江渭清”的口号。王明礼声调激昂地呼喊这一口号时，掉了一个“渭”字，“江渭清”变成“江青”。呼错了这样的口号，就是现行反革命，当知道犯了大法后，王明礼的脸“唰”地成了一张白纸。他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患上精神分裂症。学校送他到镇江看病，看好病后他去插队。
干了三四年农活，一次与队长发生口角，旧病复发，由县知青办开出介绍信到扬州看病，看好了又回生产队劳动。年岁大了，王明礼家里房子不丑，但因病，没有姑娘愿意上门，父母为他的亲事发愁。有人上门献出换亲之计，王家的女儿为了哥哥，马家的女儿为了弟弟，都愿意作出牺牲。换亲后，王明礼还是过了一两年就发了病。
1977年恢复高考时，王明礼超龄，这年他的户口上调，被安排在商店做营业员。1978年，他正在发病，何谈备考复习。
1996年夏天，他的弟弟接到姜堰精神病院电话，说王明礼上吊自尽。次日，他的弟弟和姐姐、姐夫等人去看，王明礼的额部凹陷，是明显的外力所致。他们质问医院，进院时，连裤带也被搜掉，他拿什么上吊？想打官司，有人劝说，一是取证难，二是时间拖得长，你们耗不起。何况，死者已经到了你们放心的地方。他们考虑，确实没有人与王明礼有仇，估计是他发病时被他人回击失手致死，何必再造成另一家的悲剧呢？另外，各家都忙，时间长了真的拖不起，于是免予起诉，民政部门妥善处理了后事。这一年，王明礼51岁。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一个曾被家人、社会寄予厚望的人，因为一个字，悲惨地、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真是要命的一个字啊！
注：王明礼（1945—1996），男，农民。
结语
一、1966年我们高三同班同学52人，除2人体检不合格外，50人参加高考，但因高考突然废止，无一人被大学录取。
二、1972～1976年，推荐上学3人（大专2人、中师1人）。
三、1977年冬高考恢复，12人参加高考，初试全部通过参加复试，录取10人（本科7人、专科1人、中师2人），高中毕业11年半后进入高校或中师学习;1978年，11人参加高考（其中1人是上年落榜者），录取8人（本科2人、专科6人），高中毕业12年或13年后进入高校学习。其中，主要为户口、工作而考的17人，全部被录取;主要为深造而考的5人（王金钰、刘德仁、曹家和、王振汉、王佩霞），仅录取1人（2人因病，2人因公办教师）。
四、30人（已报名、想报名未成、未报名）未进入考场，主观原因是不想劳神、怕落榜丢面子等，而客观原因多种多样：已有工作、工作忙、工作放不下、家里离不开、年龄大、被推荐上大专或中师刚毕业、患病怀孕等。
調查得到健在同学和逝去同学家人亲友的支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
高泰东，1948年生，男，推广研究员，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8项（3项主持），发表科技论文80余篇，8篇被联合国期刊收录;两次入选江苏省委学科带头人“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获“感动泰州十大人物”“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4次从县城走向农业部讲台，用30年时间为当地一位抗日尼姑“找”出法名等;出版《走近全球茶花王》《姜堰佛教史稿》《1966年我们读高三》等，约125万字;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六十年的“春联故事”刊2009年《新华每日电讯》，由CNTV采访对外播出，成为世界新闻。
责任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