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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这皇冠上的明珠。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前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王元，就是长期致力于数论研究，并最早摘取了数论皇冠明珠的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数学家。本刊发表的丁天顺的《忆数学家王元采访记》，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这位数学家成长的曲折经历和轶闻趣事。
人到晚年，常喜欢谈昔论往，沉浸在对陈年旧事的回忆里。这不，书橱里的一本老旧泛黄的《山西青年》，又令我睹物怀旧，勾起我26年前对一位数学家采访的亲切回忆。
提起数学家，许多人立刻会想起大名鼎鼎的华罗庚和他的得意门生陈景润，以及由这位门生所证明的歌德巴赫猜想中的1+2。可是，对于在50年代即向歌德巴赫猜想发起挑战，并成功证明了2+3和1+4的华罗庚先生的另一位得意门生王元，知之者就少之又少了。
其实，我第一次获悉数学家王元的大名，也不过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同一位朋友的闲聊中才听说的。而后，在1980年3月间的一份《光明日报》上，我也不过看到了该报记者撰写的有关这位数学家的长约千余字的一篇通讯报道而已。此外，我对这位数学家的具体情况就不甚了了。
当时，我刚从一家企业小报调任《山西青年》做编辑兼记者。该刊从采编到出版，其流程大约需要三个月的周期。而那时刊物的所有重头稿件，几乎全部是由本刊记者采写的。作为该刊的编辑记者，我刚刚完成了第六期的采编工作，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考虑下一期的采编事宜。而每一期刊物中的重头稿件，是从总编辑到每位编采人员首先应予考虑的重要问题。
说实话，编辑刊物有如农人种田，是不能不考虑“节令”与“气候”的。按流程，第七期刊物的出版时间是七月初。而其时正值青年学子们参加高考的关键时刻。在这场“鲤鱼跳龙门”的激烈竞争中，有人可能顺利地跨越了这一道门槛，成为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而另一些人，则不可避免地会名落孙山，被无情地淘汰出局，并因此而一蹶不振，丧失了继续拼搏的信心和勇气。如何为这部分落榜青年摇旗呐喊，打气鼓劲，无疑是新一期刊物应该突出的主题。在这期刊物的重大选题讨论会上，我便不揣冒昧，大胆提出了采写数学家王元的想法，想以此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一点小小的轰动效应。谁料我的话刚一出口，与会者无不齐声喊好，鼓励我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这一篇专访，并尽量把它写好。
那时候的《山西青年》，对记者有一个不成文的要求，即刊社领导只负责下达任务，却不问完成任务的方式方法。采写过程中的所有困难，一律由采写记者们自行克服。王元先生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对我们这样一个省级刊物记者的采访是不是那样看重?我的心中委实没有一点儿底。
俗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已承诺了这次采访，就无异于做了过河卒子，自然是只能前行，而无后退的余地了。这一年的四月初，我草草打点了一下行装，便冒着料峭的寒风，踏上了进京采访的旅途。
为了顺利完成这一次采访，启程之前，我从山西日报社一位朋友那里了解到，王元供职的数学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而曾经担任过山西省省长的裴丽生同志，曾一度担任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和副院长。他的秘书是诗人韩钟昆，过去也曾做过《山西日报》的资深编辑。裴老的现任职务虽然是中国科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但如果凭借同乡关系，请求他出面介绍，予以帮助，以他的地位和影响，王元肯定是会接受采访的。
到京的第二天，我便贸然造访了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裴丽生。裴老不愧为山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愧是一位山西籍的忠厚长者，得悉我想采访王元的用意后，当即修书一封，把我介绍给时任数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潘XX(可惜名字失记了)。
我拿着裴老的书信，来到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又经潘书记介绍，找到数学家王元的办公室。
王元的办公室在数学研究所一幢小楼的二层上。室内除了两张办公桌和两个小小的书架外，几乎可以说家徒四壁。两张办公桌上还落满了厚厚的尘埃。很显然，桌子的主人公平日里是很少来这里办公的。我猜想，他们的研究工作多半是在宿舍里完成的。在这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一个个头矮小、神情腼腆、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年轻人。他得悉我是一位记者后，不免有几分紧张，说话也显得结结巴巴起来。根据我此前见到过的照片，我一下子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蜚声海内外的数学家陈景润。我明白，他误以为我是来采访他的，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是来采访他的同事王元同志的，只需他告诉我王元的具体住址便可以了。这时，他方如释重负，如实告诉我王元住在五号楼的几层几号。
我向陈景润道谢后，即按照他的指点，径直来到王元同志的住处。几下轻轻的叩门声响过之后，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中等个头，方脸盘，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得悉我的来意后，他热情地把我这位不速之客让进屋里。进得屋来，彼此又少不得一番寒暄。接着，我们的谈话便切入了正题。他告诉我，他于1930年出生在浙江省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旧中国中央研究院(相当于我们而今的中国科学院)的办公厅主任。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接踵而来的又是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广大的中国民众从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因此，幼年的王元当然也不可能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良好教育。8岁那年，王元随着逃亡的人群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就读于郊区的一所乡村小学。同许多普通的孩子一样，幼时的王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的天赋，只是比其他孩子更多地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和兴致。一盒用得半瘪的马利牌水彩，一把拉了多年的小提琴和一套残缺不全的《红楼梦》，都成了他的珍爱之物。每有闲暇，他总少不得要画几笔水彩画，或是拿下墙上的小提琴，拉上几只中外名曲。星期天，他又会埋首于《红楼梦》一书中，几至废寝忘食的地步。剩余时间，他常常移步户外，在附近的小河里捞鱼、捞虾、捉螃蟹。广泛的兴趣爱好占取了他太多的学习时间，以至于老师布置的必修的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等作业，他只能靠着抄袭别人的作业来交差。偶遇考试，他有的功课还免不了要吃“零”鸡蛋。直到高中毕业时，虽经他加班加点连轴转，到头来，他的毕业考试成绩也只能勉强及格。
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王元随着还都的人群重又回到南京。为了将来能有一个稳定的饭碗，他虽然接连报考了好几所大学，但无一不相继落选。无奈，他只好奔冷门，才侥幸考入浙江金华一所不出名的大学数学系，师从苏步青教授攻读数学。195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在华罗庚先生的指导下，致力于数论研究工作。人云“知耻而后勇”。在新中国的怀抱中，王元张开搏击的羽翼，翱翔在数论研究的蓝天中。1956年，26岁的王元成功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2+3。1962年，他又与人合作，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 另一大难题1+4。在苏联出版的仅供研究生使用的教科书中，几乎每一章都引用了这位青年数学家所发明的“王氏定理”。全书提到他名字的地方竟达30几处之多。1964年，在华老的指导下，他又利用圆分域的方法计算多重积分，并经大型电子计算机计算而予以证实。当他的学术论文《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运用》发表后，著名的奥地利数学家盛赞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对整个数学界作出的价值连城的贡献”。他与华老的研究方法，亦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一王方法”。从此，这位中国数学家的名字，也远播重洋，传遍了发达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
对王元先生的采访，是这样出乎意外的顺利。不知不觉中，我们便在时钟的嘀哒声中送走了3个多钟头。这时候，王元的夫人端着热腾腾的饭菜出现在我们面前。王元先生连忙打住话头，拿来筷勺，热情地招呼我进餐用饭。盛情难却，我自然只能客从主便，听凭主人的安排。饭后，王元先生余兴未减，又继续同我海聊起来。他讲起一位日本女记者对他的采访，说那位女记者根本不用钢笔和采访本。采访一开始，她便将录放机放在案头开始录音。本人也只是间或作一些提示性的插话。采访结束后，又用自身携带的照相机同他合影留念。因此，整个采访过程都显得十分的轻松和惬意。两相比较，我国新闻界的采访手段就显得比人家落后多了。我不住地点头称是。我说十年浩劫，使我们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了。而现在，“文革”的噩梦刚刚结束，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在这个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的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历史转折时刻，有多少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都迫在眉睫，等待着我们去处理，国家哪有余力去考虑新闻工作的基本建设?王元先生亦与我表示了同感，承认当前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
是日下午3时许，我向王元和王元先生的夫人道谢告辞，踏上回旅馆的路。初春的落日，红红的，斜挂在落日的余晖中。坐在回城的公共汽车上，我想了很多很多。突然，一个醒目的标题浮现于我的脑际——“《一个差等生的成功之路》——记征服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数学家王元”。对!就以此为题，记述这位数学家是如何从科学知识的底谷攀登上世界数学科学的高峰的吧!这对于那些高考落榜的青年学子，对于那些在前进道路上遇到过挫折和失败的青年人，数学家王元的人生之路，难道不正是激励他们奋发进取的楷模吗?
采访王元先生的这篇拙作，如期发表在1980年7月号的《山西青年》上。正如刊社领导所预期的那样，文章果然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不少数学爱好者投书本刊，希望能详细了解一下王元先生具体的通讯地址，以便向王元先生求教。有不少数学爱好者还自称他们已经研究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1+1，请求我本人能与王元先生联系，帮助审核验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年轻人的热情和勇气是可鼓而不可泄的。我只好写信给王元先生，看他可否满足这些数学爱好者的请求。未几，我便收到了王元先生的复函，他在来信中说，这些青年人对数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是可喜可赞的。日前，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收到的类似信件和所谓的研究成果，少说也有一两麻袋，但有关哥德巴赫猜想1+1的研究，却没有一份是经得起科学验证的。因此，他诚恳地奉劝那些热情的数学爱好者，不要仅凭一时的冲动和热情，在这项不可能有任何研究成果的研究项目上去花费无用之功了。
我随即把王元先生复信的大意，写信告诉了与此有关的那些数学爱好者，希望他们能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去对待自己所选择的研究课题。
今年8月6日22：10分，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套《大家》栏目中，我又看到了王元先生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影。岁月的犁铧虽然在这位年届76岁的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额际刻下一道道褶痕，但整个看来，他思路之敏锐，行动之自如，依然一如当年，丝毫没显出一点儿龙钟老态。自这位中科院院士从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卸任之后，他便自认为自己已从一个专职的“演员”变成了“观众”，所能做的也仅是为那些数学界的青年俊彦施肥浇水，筑篱护苗，促其健康成长。他也不曾忘记他青少年时代的诸多爱好，但他更多地是把自己陶醉在笔走龙蛇的书法艺术的线条世界里。按说，中科院院士是终身制，并不存在退休与否的问题。但与在任时相比，他毕竟去办公室的时间是十分有限了。人谓“看一个人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一个人的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对于兴趣多多、爱好广泛的这位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来说，我深信他的晚年生活一定会是多姿多彩、充满情趣的。我也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能于晚霞中谱写出一首无限美好的夕阳曲。
(责编 卢成)
人到晚年，常喜欢谈昔论往，沉浸在对陈年旧事的回忆里。这不，书橱里的一本老旧泛黄的《山西青年》，又令我睹物怀旧，勾起我26年前对一位数学家采访的亲切回忆。
提起数学家，许多人立刻会想起大名鼎鼎的华罗庚和他的得意门生陈景润，以及由这位门生所证明的歌德巴赫猜想中的1+2。可是，对于在50年代即向歌德巴赫猜想发起挑战，并成功证明了2+3和1+4的华罗庚先生的另一位得意门生王元，知之者就少之又少了。
其实，我第一次获悉数学家王元的大名，也不过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同一位朋友的闲聊中才听说的。而后，在1980年3月间的一份《光明日报》上，我也不过看到了该报记者撰写的有关这位数学家的长约千余字的一篇通讯报道而已。此外，我对这位数学家的具体情况就不甚了了。
当时，我刚从一家企业小报调任《山西青年》做编辑兼记者。该刊从采编到出版，其流程大约需要三个月的周期。而那时刊物的所有重头稿件，几乎全部是由本刊记者采写的。作为该刊的编辑记者，我刚刚完成了第六期的采编工作，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考虑下一期的采编事宜。而每一期刊物中的重头稿件，是从总编辑到每位编采人员首先应予考虑的重要问题。
说实话，编辑刊物有如农人种田，是不能不考虑“节令”与“气候”的。按流程，第七期刊物的出版时间是七月初。而其时正值青年学子们参加高考的关键时刻。在这场“鲤鱼跳龙门”的激烈竞争中，有人可能顺利地跨越了这一道门槛，成为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而另一些人，则不可避免地会名落孙山，被无情地淘汰出局，并因此而一蹶不振，丧失了继续拼搏的信心和勇气。如何为这部分落榜青年摇旗呐喊，打气鼓劲，无疑是新一期刊物应该突出的主题。在这期刊物的重大选题讨论会上，我便不揣冒昧，大胆提出了采写数学家王元的想法，想以此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一点小小的轰动效应。谁料我的话刚一出口，与会者无不齐声喊好，鼓励我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这一篇专访，并尽量把它写好。
那时候的《山西青年》，对记者有一个不成文的要求，即刊社领导只负责下达任务，却不问完成任务的方式方法。采写过程中的所有困难，一律由采写记者们自行克服。王元先生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对我们这样一个省级刊物记者的采访是不是那样看重?我的心中委实没有一点儿底。
俗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已承诺了这次采访，就无异于做了过河卒子，自然是只能前行，而无后退的余地了。这一年的四月初，我草草打点了一下行装，便冒着料峭的寒风，踏上了进京采访的旅途。
为了顺利完成这一次采访，启程之前，我从山西日报社一位朋友那里了解到，王元供职的数学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而曾经担任过山西省省长的裴丽生同志，曾一度担任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和副院长。他的秘书是诗人韩钟昆，过去也曾做过《山西日报》的资深编辑。裴老的现任职务虽然是中国科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但如果凭借同乡关系，请求他出面介绍，予以帮助，以他的地位和影响，王元肯定是会接受采访的。
到京的第二天，我便贸然造访了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裴丽生。裴老不愧为山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愧是一位山西籍的忠厚长者，得悉我想采访王元的用意后，当即修书一封，把我介绍给时任数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潘XX(可惜名字失记了)。
我拿着裴老的书信，来到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又经潘书记介绍，找到数学家王元的办公室。
王元的办公室在数学研究所一幢小楼的二层上。室内除了两张办公桌和两个小小的书架外，几乎可以说家徒四壁。两张办公桌上还落满了厚厚的尘埃。很显然，桌子的主人公平日里是很少来这里办公的。我猜想，他们的研究工作多半是在宿舍里完成的。在这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一个个头矮小、神情腼腆、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年轻人。他得悉我是一位记者后，不免有几分紧张，说话也显得结结巴巴起来。根据我此前见到过的照片，我一下子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蜚声海内外的数学家陈景润。我明白，他误以为我是来采访他的，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是来采访他的同事王元同志的，只需他告诉我王元的具体住址便可以了。这时，他方如释重负，如实告诉我王元住在五号楼的几层几号。
我向陈景润道谢后，即按照他的指点，径直来到王元同志的住处。几下轻轻的叩门声响过之后，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中等个头，方脸盘，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得悉我的来意后，他热情地把我这位不速之客让进屋里。进得屋来，彼此又少不得一番寒暄。接着，我们的谈话便切入了正题。他告诉我，他于1930年出生在浙江省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旧中国中央研究院(相当于我们而今的中国科学院)的办公厅主任。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接踵而来的又是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广大的中国民众从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因此，幼年的王元当然也不可能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良好教育。8岁那年，王元随着逃亡的人群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就读于郊区的一所乡村小学。同许多普通的孩子一样，幼时的王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的天赋，只是比其他孩子更多地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和兴致。一盒用得半瘪的马利牌水彩，一把拉了多年的小提琴和一套残缺不全的《红楼梦》，都成了他的珍爱之物。每有闲暇，他总少不得要画几笔水彩画，或是拿下墙上的小提琴，拉上几只中外名曲。星期天，他又会埋首于《红楼梦》一书中，几至废寝忘食的地步。剩余时间，他常常移步户外，在附近的小河里捞鱼、捞虾、捉螃蟹。广泛的兴趣爱好占取了他太多的学习时间，以至于老师布置的必修的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等作业，他只能靠着抄袭别人的作业来交差。偶遇考试，他有的功课还免不了要吃“零”鸡蛋。直到高中毕业时，虽经他加班加点连轴转，到头来，他的毕业考试成绩也只能勉强及格。
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王元随着还都的人群重又回到南京。为了将来能有一个稳定的饭碗，他虽然接连报考了好几所大学，但无一不相继落选。无奈，他只好奔冷门，才侥幸考入浙江金华一所不出名的大学数学系，师从苏步青教授攻读数学。195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在华罗庚先生的指导下，致力于数论研究工作。人云“知耻而后勇”。在新中国的怀抱中，王元张开搏击的羽翼，翱翔在数论研究的蓝天中。1956年，26岁的王元成功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2+3。1962年，他又与人合作，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 另一大难题1+4。在苏联出版的仅供研究生使用的教科书中，几乎每一章都引用了这位青年数学家所发明的“王氏定理”。全书提到他名字的地方竟达30几处之多。1964年，在华老的指导下，他又利用圆分域的方法计算多重积分，并经大型电子计算机计算而予以证实。当他的学术论文《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运用》发表后，著名的奥地利数学家盛赞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对整个数学界作出的价值连城的贡献”。他与华老的研究方法，亦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一王方法”。从此，这位中国数学家的名字，也远播重洋，传遍了发达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
对王元先生的采访，是这样出乎意外的顺利。不知不觉中，我们便在时钟的嘀哒声中送走了3个多钟头。这时候，王元的夫人端着热腾腾的饭菜出现在我们面前。王元先生连忙打住话头，拿来筷勺，热情地招呼我进餐用饭。盛情难却，我自然只能客从主便，听凭主人的安排。饭后，王元先生余兴未减，又继续同我海聊起来。他讲起一位日本女记者对他的采访，说那位女记者根本不用钢笔和采访本。采访一开始，她便将录放机放在案头开始录音。本人也只是间或作一些提示性的插话。采访结束后，又用自身携带的照相机同他合影留念。因此，整个采访过程都显得十分的轻松和惬意。两相比较，我国新闻界的采访手段就显得比人家落后多了。我不住地点头称是。我说十年浩劫，使我们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了。而现在，“文革”的噩梦刚刚结束，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在这个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的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历史转折时刻，有多少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都迫在眉睫，等待着我们去处理，国家哪有余力去考虑新闻工作的基本建设?王元先生亦与我表示了同感，承认当前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
是日下午3时许，我向王元和王元先生的夫人道谢告辞，踏上回旅馆的路。初春的落日，红红的，斜挂在落日的余晖中。坐在回城的公共汽车上，我想了很多很多。突然，一个醒目的标题浮现于我的脑际——“《一个差等生的成功之路》——记征服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数学家王元”。对!就以此为题，记述这位数学家是如何从科学知识的底谷攀登上世界数学科学的高峰的吧!这对于那些高考落榜的青年学子，对于那些在前进道路上遇到过挫折和失败的青年人，数学家王元的人生之路，难道不正是激励他们奋发进取的楷模吗?
采访王元先生的这篇拙作，如期发表在1980年7月号的《山西青年》上。正如刊社领导所预期的那样，文章果然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不少数学爱好者投书本刊，希望能详细了解一下王元先生具体的通讯地址，以便向王元先生求教。有不少数学爱好者还自称他们已经研究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1+1，请求我本人能与王元先生联系，帮助审核验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年轻人的热情和勇气是可鼓而不可泄的。我只好写信给王元先生，看他可否满足这些数学爱好者的请求。未几，我便收到了王元先生的复函，他在来信中说，这些青年人对数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是可喜可赞的。日前，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收到的类似信件和所谓的研究成果，少说也有一两麻袋，但有关哥德巴赫猜想1+1的研究，却没有一份是经得起科学验证的。因此，他诚恳地奉劝那些热情的数学爱好者，不要仅凭一时的冲动和热情，在这项不可能有任何研究成果的研究项目上去花费无用之功了。
我随即把王元先生复信的大意，写信告诉了与此有关的那些数学爱好者，希望他们能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去对待自己所选择的研究课题。
今年8月6日22：10分，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套《大家》栏目中，我又看到了王元先生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影。岁月的犁铧虽然在这位年届76岁的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额际刻下一道道褶痕，但整个看来，他思路之敏锐，行动之自如，依然一如当年，丝毫没显出一点儿龙钟老态。自这位中科院院士从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卸任之后，他便自认为自己已从一个专职的“演员”变成了“观众”，所能做的也仅是为那些数学界的青年俊彦施肥浇水，筑篱护苗，促其健康成长。他也不曾忘记他青少年时代的诸多爱好，但他更多地是把自己陶醉在笔走龙蛇的书法艺术的线条世界里。按说，中科院院士是终身制，并不存在退休与否的问题。但与在任时相比，他毕竟去办公室的时间是十分有限了。人谓“看一个人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一个人的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对于兴趣多多、爱好广泛的这位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来说，我深信他的晚年生活一定会是多姿多彩、充满情趣的。我也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能于晚霞中谱写出一首无限美好的夕阳曲。
(责编 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