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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每次到河南采访，都听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里群众所说的三位县委书记，是指兰考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
焦裕禄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杨贵同志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六十年代他领导修建的红旗渠至今仍是林县人民艰苦创业的骄傲。只有郑永和同志在辉县的业绩，由于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不仅未能很好地宣传，反而被埋没了。
我与郑永和相识已将近20年了。七十年代中期，我曾四次到辉县采访，近几年我与他又两次在辉县相聚，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钦佩他那股艰苦创业的干劲，更敬重他处处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不管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在我的心目中，以他为代表的辉县一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创造的辉煌业绩，已经与那巍巍太行融为一体。我忘不了辉县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那些动人心魄的往事……
（一）
我最早听到郑永和的名字，是在国务院一次讨论生产的会议上。有人反映，社会上有个说法：“全国大乱，辉县大干”，说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为了发展生产、挖掉穷根，带领全体县委委员在一片乱石滚滚的河滩上安营扎寨，改土造田。这一消息在当时阴云翻滚的政治气候下，简直是透出云层的一束阳光。我不仅为之感动，更为之向往。不久，我便带着几个记者匆匆赶往辉县。
那时正值严冬，寒气逼人，在县委大院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郑永和。他大约50岁出头，中等个子，黑红脸膛，壮壮实实，一副山里农民的形象。如果不经介绍，谁也不会认为他就是县委第一书记。
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烤着火，喝着热茶。郑永和介绍说，辉县是个穷山沟，三分平川七分山，特别是北部，大面积被山占了，好地被河滩占了，当地老百姓说是“光山秃岭干河滩”，耕地是“瓢一块碗一块”地“挂”在山腰上。解放20多年了，山区里还有群众缺吃少穿，有些地方吃水都困难。“不过，县里也有有利条件；造地有河滩，绿化有荒山，修水库有山沟，修渠道有石头，修电站有水有落差。”他说：“过去没能改变面貌，只怨我们没干好。想想焦裕禄，看看林县的红旗渠，我心里感到惭愧呵！这几年，我们发动群众，让大家明白了‘苦熬没有盼头，苦干才有奔头’的道理，这就干起来了。”最后，他激动地说：“再干不出个模样，我这个书记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老百姓啊！”
短短几句话，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县委书记的胸怀。
第二天，我们便同他一起去了洪州城。
位于辉县西北部的洪州城，传说是个古战场，是几条山洪汇流的地方，方圆几十里乱石滚滚，荒无人烟，就像一片小戈壁。据郑永和介绍，1972年冬天，他领着县委全体委员和各级干部200多人来到这里，在乱石滩中安营扎寨。他们住帐篷，睡地铺，每天起五更，搭黄昏，用铁镐、铜钎给荒滩“开膛破肚”。他们把大石头起出来垒堰，小石头深埋于地下，然后取土造田，开路筑渠，植树造林。苦干一冬春，就造出600亩良田。群众看到干部带头大干，深受鼓舞，一队队人马从四面八方开来。人多地少的城关、梁村等公社专门组成了造田远征大军，元旦、春节也不回家。一时，沉睡千年的荒滩上地窖成排，窝棚林立，宛如鼓角连天的古代军营。
我们登上一块高地，俯视洪州城的情景，只见广阔的石海中浮出了一排排石砌的房舍，一片片平整的田畴。郑永和指点着告诉我，那边的15000亩土地已经长出了小麦，这边的防护林也已成活。在那正在修整的河滩上，更是一幅千军万马战天斗地的沸腾场面。寒风中，林立的红旗漫卷；深山里不时传来开山炸石的炮声。那雄浑壮观的劳动场景，着实令人激动。
这半天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事实雄辨地说明，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一片乱石滩改变了面貌。正像郑永和说的，再过几年，这里将是一片新的农田，新的村庄。
在从工地返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里的一位同志悄悄对我披露了洪州大战的背景。他说：就在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上面”突然派来了工作组。他们撇开县委，分头下到各公社“突出政治”去了。一时间，什么“郑永和光说干干干，不抓纲和线，脱轨转向不称职”的小道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几天后，郑永和跟往常一样，背起锤钻下乡，有人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风声不妙，你把工具收起来吧！”郑永和笑道：“毛主席说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谁敢反对这最基本的活动呀！”
他来到拍石头公社。公社书记孙钊像遇到了救星，拉着他焦急地问：“他们说我‘宁愿下地流身汗，不肯坐下把书看’，是典型的‘生产党’……这‘生产党’我怎么检查呵？”郑永和告诉他：“你就这样说：我学得不够，干得更不够；今后要认真学，更要下大力气干！”
回到县城郑永和与工作组发生了正面冲突。工作组给他扣上一大堆帽子。逼迫他检讨“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郑永和回答：“真革命，假革命，要到生产实践中做鉴定！”不久，他又组织起200多名干部，顶着逆风恶浪开到了洪州城。
这是一段荒诞的历史插曲。但人们从中看出了当时郑永和的胆略和气质。
那些天，从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郑永和的一些经历：他是当地人，出身贫苦，母亲饿死在家里，父亲死在外边被狼吃狗拖，兄弟几个都流离失所没了踪影。1944年，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就在辉县一带的太行山上打游击。
有一次，我们坐在山坡上小憩，他对我说，老百姓曾这样批评我们干部：“过去在一起逃荒要饭，受压迫受剥削，一起打日本打老蒋，提着脑袋闹革命。现在胜利了，你们坐上小汽车了，我们山区还是肩挑人抬，连个小推车都进不了山。难道毛主席、共产党就光解放你们吗？”他说，他听了这话非常痛心，有生之年，决不会忘记！
我们渐渐地熟悉起来，彼此了解更多了，尽管郑永和谈起辉县人大干时，只谈群众从不谈自己，但他的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却在干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
那是兴修陈家院水库的时候，大坝急需石料，工地的6000多名民工中只有300多人会石匠活，几十万方石料靠这些石匠锻，要锻到哪年哪月？工地指挥部心急火燎，一天三遍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增派石匠。 郑永和背着锤钻来到工地，把干部和施工人员一齐叫到山坡上。他对大家说：“有太行山，就有石匠。群众可以当石匠，干部为啥就不能？”他号召干部都拿起锤钻，跟石匠师傅学手艺，限期掌握基本的锻石技术。
20多天后，还是在那个山坡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考石匠的比赛开始了。20几名县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背着锤钻来到了考场。郑永和宣布：“今天考试破石头，20分钟一个眼，看谁锻得好，锻得快！”赶来观赛的群众把考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那时正是三伏天，树枝纹丝不动，岩石热得火烫。一声令下，干部们围着两间房大的岩石叮叮当当干起来，顿时火星飞迸，石屑横飞。经石匠师傅组成的“监考组”评议，20几位干部，只有两个不合格，县委书记郑永和考了个第三名。
消息传到各工地，群众学石匠的浪潮涌遍全县，全县的石匠很快从3000人激增到40000人。许多群众举起铁锤自豪地说：“俺是在陈家院水库工地学的手艺，跟郑书记是师兄师弟。”妇女们也组织起“石姑娘队”喊着“男女都一样，姑娘当石匠”的口号来到工地参战。从此，郑永和又被群众亲昵地称为“石匠书记”。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春节的前夕。那天晚上，大雪纷飞，北风呼啸。郑永和刚躺上床，就想起明天是大年三十，原定明天一早要给深山里的黄道水群众送煤，这大雪一封山，群众没有煤怎么过年呢？！他连忙披衣起床，叫醒县委常委王合保、李灿等同志，又召集起一批干部，连夜拉起板车冒雪送煤去了。
山高路陡，雪大风紧，黑夜沉沉，人们外衣结成了冰甲，内衣却被汗水浸透。40多里的山路，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清晨，当他们到达黄道水大队时，整个山村沸腾了。群众纷纷拥到村头，迎接为他们雪中送炭的亲人。许多人从满身冰甲的雪人中认出了郑永和，感动得哭了起来。他们说：“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
这真是一幅感人肺腑的、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图。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为像郑永和这样关心群众的县委书记感到骄傲！
（二）
半年之后，我第二次到辉县采访。
两名上次同来采访留在这里蹲点的记者听说我来了，赶来与我会合。这一段时间，他俩积累了不少采访素材，也学会了打钢钎、锻石头的本领，脸晒黑了，手上结出了厚厚的老茧。
他俩告诉我郑永和经常身穿补丁衣脚蹬打掌鞋，深入山村为群众办实事。他下乡时总是带着劳动工具，沿途为群众挑担、拉车、嫁接果树，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一项工程都倾注着他的心血。辉县的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认识郑书记，一些群众说，郑永和就是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有一年种麦季节，郑永和在固村蹲点。县里规定麦地必须深翻一尺以上，每个干部要翻一亩半地。正在这时，地委通知郑永和去开了两天会。会刚开完，他就连夜赶回固村，一清早扛着三把抓钩下地了。一把抓钩他自己用；另外两把放在地头，有干部来找他商谈工作，拿起抓钩跟他边刨边谈。与他一起蹲点的青年干部说：“你那点活，我们捎带着就完成了，你何必那么认真呢？”郑永和说：“领导不能欠帐。领导欠一笔帐，就得允许群众欠十笔帐。”为了追回耽误的时间，晚上，他提着马灯去翻地。一个星期下来，郑永和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次采访，我提出系统地看一看山区的交通。此后的几天，郑永和便带着我驱车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蜿蜒的公路在群山之间伸展，深沟峡谷间飞架起长虹般的石桥，汽车载着水泥、砂石、粮食、山货，奔跑在山腰，骡马大车、平板车、小推车逶逶迤迤，宛如舞动的长龙。让我特别振奋的是，辉县人民在基本没有机械和设备的条件下，就是凭着钢钎打、炸药崩，凿通了十几条公路隧道，总长达9300多米。郑永和告诉我，县里有个“愚公移山专业队”，只有200多人，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隧道――800米的愚公洞，1200米的友谊洞，1400米的向阳洞，1800米的胜利洞，都是以这支队伍为骨干打通的，打向阳洞时，原想总得三四年时间，结果只用一年零十个月就奇迹般地打通了。
公路修起来了，隧道打通了，急需培养一批年轻的汽车司机。郑永和培训司机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1974年秋天，国家拨来18辆解放牌汽车，县里选出80多名青年组成了“第二汽车队”，郑永和兼任车队的队长。他先把这些汽车全部封存，然后带领司机训练班的学员翻山越岭，拉起平车给水库工地运材料，担起箩筐给山区群众送煤。许多人心里纳闷：放着汽车不开，用这种“落后工具”来培训司机，简直是“出洋相”。郑永和说：“这是要求他们日后进城不要忘了农村，当了工人不要忘记农民，开了汽车不要忘了拉平车、担箩筐的艰难。”经过85天的培训，这批学员学会了驾驶、修理技术，而更重要的是，牢牢掌握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正确的方向盘。他们提出：生活不搞特殊，开车不要补助，新人、新车、新思想，开车要开出新风尚。他们在辉县的建设中，干得非常出色，正像一位司机所说：“郑书记一心牵挂着群众，也培养我们心里想着农民。”
一天，途经石门水库，我们下车休息，站在90米高的水库大坝上，郑永和遥指巍巍耸立的石门峰说：在战争年代，我们一个班12名战士被敌人围困在峰顶上，他们打尽了最后一颗子弹，集体跳崖，全部壮烈牺牲。他说：“解放这块土地，需要流血牺牲；建设这块土地，同样需要这种英勇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接着，郑永和充满激情地给我讲述了一家普通农民的动人事迹。
在石门水库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塌方事故，民工白永义不幸牺牲。他的老伴流着泪对前来慰问的郑永和说：“俺难过的是，永义的任务没有完成，俺家不能欠着。”她把大儿子白福才送到了工地。白福才继承父志，接连三次被评为模范。后来工地推荐福才去小煤窑当工人，这位老大娘又把二儿子送到工地，拿起父兄的工具接着干。不久，工地接到白福才寄来的一笔汇款，他在信中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水库建设了，愿将节余的工资寄给工地，尽一点心意。
“比一比群众的贡献，我们干部做的那点工作算个啥呀。”说到这里，郑永和沉默了，目光久久凝视着巍峨的大坝，凝视着那一层又一层洒满群众汗水的数不清的石块。 谈起辉县群众的功绩，郑永和有说不完的话语。他还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察看了郊东沟的大片造地之后，攀着山间小径来到拍石头公社党委办公地。这是一座用石块垒起围墙的破旧小院，有十来间矮墙小窗的旧式民房。小院门旁有一间小屋，地势较低，屋顶平平的。公社书记孙钊在屋顶铺上草席，端来大碗茶，我们三人席地而坐，畅谈了很久，从当时的苦干谈到拍石头和辉县的未来。
晚风驱散了炎热，蝈蝈在低吟轻唱。郑永和说，太行深处有个营寺沟，历来被认为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啥发头”的穷地方。这里有位三代扛长工出身的老汉元家清，从土改分得一面山坡起，就不声不响地刨土造田。20多年过去了。他硬是把一沟石头变成了一沟庄稼。他都近80岁了，身子骨种不得地了，还常常告诉队里人：“东山有咱队二分地，看节气种上”，“西坡插上红薯了，操点心管管。”队里的家业不断增加。却从未见他找会计记过工。老汉临终前还挣扎着让儿孙们扶他到地边，捧起一把土，留下遗言：“东山的树，我没栽完，后山还修块好地，你们要接着干啊……”
郑永和说：“我永远也忘不掉这个可敬的老人……老汉造的地，后来成了县里的样板，我们在洪州城和郊东沟大规模地造地，就是照他的办法干的。他的精神一直鞭策着我们。”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停了。树叶纹丝不动，山岩肃立在静穆之中，连蝈蝈也不再吟唱，似乎都在倾听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曲。
其实元家清老汉的那股韧劲，就生动地体现在郑永和身上。辉县的干部告诉我，全县第一支绿化荒山突击队就是由郑书记带上山的。由于有1958年造林失败的教训，有人认为荒山难变绿，石头山上难长树。郑永和不信这个邪，偏偏选择石硬、水少、土薄的方山来试点。数九寒冬，他带着30多个共青团书记，背着行李，带着工具，攀过艰险的鸡冠峰，登上方山顶。他拿起镢头刨坑，垒起石头棚上草，教青年们盖窝棚。山上缺水，吃水用水都要到山下挑，饭后他就拔起一把白草把饭碗抹干净，说：“这样洗碗就节省下水了。”白天，他和青年们一道把石山炸出一个个深坑，筑起一条条长坎，担起黄土，栽下幼树。夜晚，点起篝火，青年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讲当年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他们一连好多个日夜吃住在山上，郑永和的眼熬红了，脸冻肿了，青年们心疼地说：“郑书记，你脸肿了。”他摸摸脸笑着说：“不，是吃胖了。”
春风再起时，光秃灰黄的方山顶上泛起一片新绿。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第二年冬天，郑永和在方山顶上搭起的那种窝棚，在大大小小的山梁上成群出现，一年全县就造林数万亩。几年下来，一些光秃岭都陆续披上了绿装。
在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又两次踏访辉县。这四次采访，辉县人民在郑永和领导下改天换地的壮举，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这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山坡上，支离破碎的小片耕地变成了层层梯田；河滩里，几十里长的乱石沟中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大小山沟中，星罗棋布着水库、大型蓄水池，加上电灌站、截流坝、暗渠、渡槽，组成了巨大的山区灌溉网，全县粮食产量由二亿斤逐年增加到六亿八千万斤。与此同进，全县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水通、路通、电通。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发电厂、轴承厂、机械厂、动力修配厂等骨干企业也兴办起来了。这一切，为辉县经济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从八十年代开始，期间有七八年间，我没有见过郑永和。工作繁忙，人各一方，尽管总念着他。却始终未能相聚。后来，听说他离休后，在辉县组织一批离退休老同志，成立了一个“老头林果病虫害防治队”，无偿帮助群众治虫，这越发引起了我对他的思念。
1991年10月间，我又一次去了辉县。今日的县城已与昔日判然两样：宽敞的街道、高大的楼房，使我几乎找不到过去的印象了。
郑永和听说我专程前来看望他，急忙从深山区赶回来。在百泉宾馆，我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时间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好多年不见了，我发现郑永和并不显老，快70岁的人了，头上竟不见白发，那种精神劲，还和当年一样，半晌，他打破了沉默：“多少年不见了，我们想你啊！”我说：“我也忘不了你，忘不了辉县。”
当天下午，我们一道沿着郊东沟向深山走去。就是这条沟，我曾多次来过，那时候乱石滚滚，一片荒凉；如今层层梯田长满了庄稼，从沟底一直向深山里伸延。汽车驶过一段山道之后，再也爬不上去了，大家徒步向山上攀去。
位于山顶上的山道绝村，只有几户人家，由于这一带黄楝树较多，被郑永和选作治黄楝峰的试点基地。他每次来，都在老百姓家吃住，一住就是一二十天。
我们走进郑永和借住于老乡家的那间小屋。屋内光线很暗，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板床。与过去不同的是，桌上没有文件，只零散地摆放着一些防治果树病虫害的科普书刊。他的劳动工具也由镐、锤、钎、钻换成了喷雾器、短梯、剪刀和放大镜了。
郑永和领我们到山上去看黄楝树。他指着树枝上的楝子对我说：“治好了的，没有虫的楝子是绿色；没治好的，有虫的是红色。”他还说：“从1952年到1969年，这一带的黄楝树一直不结籽，生了一种黄楝蜂，很顽固。它们每年春天繁仔繁到楝子壳里，随着楝子一起生长，正好到楝子熟的季节，它也把楝子全都吃光了。你来采访的那两年，我们曾治过黄楝蜂，没想到近些年，它又猖狂起来了。”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我打趣地说：“没想到这些年没见面，你这个治山治水专家又变成治虫专家了。”
郑永和笑了，大家都笑了。
谈到“老头队”的情况，郑永和对我说：“人老了，干不成多少大事啦，但我们都是老党员，有生之年总还想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他说，“老头队”于1989年初春成立，开始时只有几个人，请了几位大学教授、治虫专家和林业技术员来当老师，向他们学习治虫知识与治虫技术。掌握技术后，他们便从防治柿蒂虫起步，继而又对山楂、黄楝、核桃等果树进行病虫害防治。治虫三年，“老头队”不断壮大，试点村已从8个增加到46个。 第二天，我们又去常村乡燕窝村看柿树。那里是郑永和防治柿蒂虫的试点基地，他还义务承包管理着一个小柿园。
汽车在山谷间奔驰。我轻轻地摇下车窗，让秋风吹动白发，尽情地浏览着山区的风景。温煦的阳光抚慰着峻峭的崖壁，峰峦间云蒸雾涌，翻滚着金色的光柱。一树树灿黄的柿子、深红的山楂，衬着青蓝色的群峦叠嶂，缓缓地从车旁移过。秋风中送来阵阵谷香，十月的太行，到处充满着迷人的魅力。
我转过身对郑永和说：“这么多年没来，没想到，这里的山水变得这么迷人。”他笑着说：“这里的景色原来就很美，那些年，你怎么就没注意到呢？”我说：“那时，光注意这里的人美、工程美了，哪有心思观赏风景啊！”
到了燕窝村，我们走进郑永和管理的小柿园。柿园里只有12棵柿树，每棵枝头上，都挂满了黄澄澄的柿子，有的枝条已被压弯得快接近地面了。看到这喜人的情景，大家都很兴奋。我在树下左转右转拍了不少照片；后来又拿起一个喷雾器要老郑教我如何给柿树喷药。那一看就是外行的架势，把很多人都逗笑了。
我们坐在柿树下休息，村里的乡亲们围拢过来。一个老乡说：“前些年，这小柿园只能摘200公斤柿子，老郑来的第一年，就摘下350公斤。今年看这模样，少说也能摘下1000公斤。”又一个老乡对我说：“郑书记来俺村，就住在俺家。村里为照顾他的生活，说要给俺家补贴。可郑书记不同意，他从自己家里给俺带来了两袋面粉一袋大米。”
谈到治虫的效果，辉县随行的同志说：“1988年，辉县柿子产量才99万公斤；1989年上升到220万公斤；1990年，达到360万公斤；今年，怎么也能收450万公斤。这里面，就有‘老头队’很大的功劳！”
郑永和说：“我们‘老头队’最近制定了‘星火计划’争取用三年时间让治虫活动在全县林果区普及，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山楂无虫，楝子不红，核桃不黑，柿子不落’。”
离开燕窝村时，老郑让人找出一套治虫工具交给我。他说：“送你一套工具，等你离休后，侍弄侍弄花树吧。”我接过了工具，笑着说：“我退下来也参加‘老头治虫队’，你们要不要？”老郑说：“那当然欢迎。”
回到县城的那天晚上，郑永和把方圆几十里内我熟悉的老同志都找来了。我们一起围坐在宾馆大会议室里，说不完当年的人和事，掏不尽心窝窝里的知心话。我发现当年一些县级的干部，大都已白发苍苍，其中许多人也都是“老头治虫队”的队员。过去我采访过的一些石姑娘如今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当中有些人已成为工厂和企业的骨干。我对他们说：在辉县的建设中，你们都是出过大力的人。没有你们当年的苦干，就没有今天辉县的兴旺。你们的贡献展示在辉县的山山水水，深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次难忘的聚会，直到午夜十二点，人们还不愿散去……
（四）
1993年11月，我又一次去河南采访，听说郑永和的老伴去世了，我担心他因悲伤而影响身体，在回京途中，特意绕道辉县去探望他。那天晚上，郑永和已在宾馆等我。我进房刚刚放下行李，擦了一把脸，他就把我拉到一边，掏出一张图纸摊开沙发上，急急忙忙地说起修建北干渠的事来。这件事，我上次来时，他就多次向我提起，说他离开辉县时有两件事没有完成，心里很不安。一是宝泉水库没有建成，二是北干渠始终未能上马；特别是北干渠，因为关系到山区几万人口的吃水、用水问题，至今未开工修建，简直成了他一块心病。他说：“这是北干渠的图纸。原来的方案修这条90华里长的渠，要打14个洞，花上千万元；现在的方案只需打9个洞，渠长缩短到只有70多华里，有个五六百万元，发动群众起来干，准能修成。”他还告诉我，七八月伏天，他带了几个老头和水利勘测人员沿着渠线来回走了6趟，重新勘测、丈量，搞出了这张新图。修成北干渠，可以解决山区近4万群众吃水和4万多亩耕地灌溉问题，还可成为8万亩荒山发展林果业的水源。说着，他又指点着图上的一些标记，详细地解释起来。我屏声静气地听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采访他时的情景，完全忘记了此行是安慰他的。
夜深人静，他跟我说起妻子去世前的一些事情。他说：“去年4月里，我去张村乡平岭村的尖山洼治虫。那里原有52户人家，因为北干渠没修，他们长期没有水吃，已经搬走了30户，只剩下22户了。我到了农民王明富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来了。他们说，有门路、有本事的都搬走了，连原来的队长也走了，只剩下他们这些穷庄户人没人管。他们围着我哭，我也掉眼泪。 ”
“那时，作为北干渠序幕工程的‘方山引水工程’已经开工，我是这个工程的顾问，完成这个工程，就可以解决尖山洼一带7000多人的吃水、用水问题。回到家，妻了已经生病，她多想我能在家陪陪她、照顾照顾她啊。可是，当我把尖山洼群众盼水的情况告诉她后，她却对我说：听说愚公移山专业队在方山打洞生活很苦，你最好想办法弄些食品，‘五一’去慰问慰问，给大家鼓鼓劲，也好加快点进度。听了她的话，我随即找了一些有关单位，筹集了一些肉、油、大米等，并同他们一道于4月30日下午送到了工地。这之后，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七一’通水，而妻子的病却越来越重。6月9日，她在医院动了手术，17日就去世了……”
停了一会儿，郑永和又说：“一想到妻子，我就想到《十五的月亮》这首歌，想到‘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句歌词……她生前也和我一样，关心群众的吃水，关心北干渠。修不成北干渠，我对不起乡亲们，也对不起去世的妻子。”窗外，风声萧飒，我低头听着郑永和的絮语，不敢抬头注视他的眼睛，我怕我俩的泪水会同时冲破感情的闸门，越发使他难过。
第二天清晨，空中飘着雪花，我同郑永和在百泉公园的湖边散步。我劝他说：“你要是心情不好，就上北京我那里住些日子，看看北京的变化，散散心也好吗？”他说：“不用啦。最难过伤心的时辰已经熬过来了。现在慢慢适应了。再说，县里的同志都对我关心备至，用不着耽心。”雪花越飘越大，湖面上又刮起了小风，我俩沿着小径缓缓地走着，走着。半晌，郑永和又对我说：“其实，我现在的身体还是很好的，老伴的去世，虽然对我打击太大，但更使我揪心的还是北干渠至今仍没有修起来，县里还有几万人吃不上水。我都70出头了，干不了多少年了，修不成北干渠，我死有遗憾，死难瞑目啊。”
听了这些话，我激动地握紧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真正出自肺腑的心声。岁月的更替，可以改变他的年龄，可以改变他的职务，却永远改变不了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分手之前，郑永和要我写几个字留作纪念。我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心怀河山，情系人民”。我看到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1994年5月30日
焦裕禄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杨贵同志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六十年代他领导修建的红旗渠至今仍是林县人民艰苦创业的骄傲。只有郑永和同志在辉县的业绩，由于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不仅未能很好地宣传，反而被埋没了。
我与郑永和相识已将近20年了。七十年代中期，我曾四次到辉县采访，近几年我与他又两次在辉县相聚，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钦佩他那股艰苦创业的干劲，更敬重他处处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不管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在我的心目中，以他为代表的辉县一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创造的辉煌业绩，已经与那巍巍太行融为一体。我忘不了辉县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那些动人心魄的往事……
（一）
我最早听到郑永和的名字，是在国务院一次讨论生产的会议上。有人反映，社会上有个说法：“全国大乱，辉县大干”，说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为了发展生产、挖掉穷根，带领全体县委委员在一片乱石滚滚的河滩上安营扎寨，改土造田。这一消息在当时阴云翻滚的政治气候下，简直是透出云层的一束阳光。我不仅为之感动，更为之向往。不久，我便带着几个记者匆匆赶往辉县。
那时正值严冬，寒气逼人，在县委大院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郑永和。他大约50岁出头，中等个子，黑红脸膛，壮壮实实，一副山里农民的形象。如果不经介绍，谁也不会认为他就是县委第一书记。
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烤着火，喝着热茶。郑永和介绍说，辉县是个穷山沟，三分平川七分山，特别是北部，大面积被山占了，好地被河滩占了，当地老百姓说是“光山秃岭干河滩”，耕地是“瓢一块碗一块”地“挂”在山腰上。解放20多年了，山区里还有群众缺吃少穿，有些地方吃水都困难。“不过，县里也有有利条件；造地有河滩，绿化有荒山，修水库有山沟，修渠道有石头，修电站有水有落差。”他说：“过去没能改变面貌，只怨我们没干好。想想焦裕禄，看看林县的红旗渠，我心里感到惭愧呵！这几年，我们发动群众，让大家明白了‘苦熬没有盼头，苦干才有奔头’的道理，这就干起来了。”最后，他激动地说：“再干不出个模样，我这个书记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老百姓啊！”
短短几句话，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县委书记的胸怀。
第二天，我们便同他一起去了洪州城。
位于辉县西北部的洪州城，传说是个古战场，是几条山洪汇流的地方，方圆几十里乱石滚滚，荒无人烟，就像一片小戈壁。据郑永和介绍，1972年冬天，他领着县委全体委员和各级干部200多人来到这里，在乱石滩中安营扎寨。他们住帐篷，睡地铺，每天起五更，搭黄昏，用铁镐、铜钎给荒滩“开膛破肚”。他们把大石头起出来垒堰，小石头深埋于地下，然后取土造田，开路筑渠，植树造林。苦干一冬春，就造出600亩良田。群众看到干部带头大干，深受鼓舞，一队队人马从四面八方开来。人多地少的城关、梁村等公社专门组成了造田远征大军，元旦、春节也不回家。一时，沉睡千年的荒滩上地窖成排，窝棚林立，宛如鼓角连天的古代军营。
我们登上一块高地，俯视洪州城的情景，只见广阔的石海中浮出了一排排石砌的房舍，一片片平整的田畴。郑永和指点着告诉我，那边的15000亩土地已经长出了小麦，这边的防护林也已成活。在那正在修整的河滩上，更是一幅千军万马战天斗地的沸腾场面。寒风中，林立的红旗漫卷；深山里不时传来开山炸石的炮声。那雄浑壮观的劳动场景，着实令人激动。
这半天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事实雄辨地说明，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一片乱石滩改变了面貌。正像郑永和说的，再过几年，这里将是一片新的农田，新的村庄。
在从工地返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里的一位同志悄悄对我披露了洪州大战的背景。他说：就在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上面”突然派来了工作组。他们撇开县委，分头下到各公社“突出政治”去了。一时间，什么“郑永和光说干干干，不抓纲和线，脱轨转向不称职”的小道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几天后，郑永和跟往常一样，背起锤钻下乡，有人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风声不妙，你把工具收起来吧！”郑永和笑道：“毛主席说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谁敢反对这最基本的活动呀！”
他来到拍石头公社。公社书记孙钊像遇到了救星，拉着他焦急地问：“他们说我‘宁愿下地流身汗，不肯坐下把书看’，是典型的‘生产党’……这‘生产党’我怎么检查呵？”郑永和告诉他：“你就这样说：我学得不够，干得更不够；今后要认真学，更要下大力气干！”
回到县城郑永和与工作组发生了正面冲突。工作组给他扣上一大堆帽子。逼迫他检讨“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郑永和回答：“真革命，假革命，要到生产实践中做鉴定！”不久，他又组织起200多名干部，顶着逆风恶浪开到了洪州城。
这是一段荒诞的历史插曲。但人们从中看出了当时郑永和的胆略和气质。
那些天，从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郑永和的一些经历：他是当地人，出身贫苦，母亲饿死在家里，父亲死在外边被狼吃狗拖，兄弟几个都流离失所没了踪影。1944年，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就在辉县一带的太行山上打游击。
有一次，我们坐在山坡上小憩，他对我说，老百姓曾这样批评我们干部：“过去在一起逃荒要饭，受压迫受剥削，一起打日本打老蒋，提着脑袋闹革命。现在胜利了，你们坐上小汽车了，我们山区还是肩挑人抬，连个小推车都进不了山。难道毛主席、共产党就光解放你们吗？”他说，他听了这话非常痛心，有生之年，决不会忘记！
我们渐渐地熟悉起来，彼此了解更多了，尽管郑永和谈起辉县人大干时，只谈群众从不谈自己，但他的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却在干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
那是兴修陈家院水库的时候，大坝急需石料，工地的6000多名民工中只有300多人会石匠活，几十万方石料靠这些石匠锻，要锻到哪年哪月？工地指挥部心急火燎，一天三遍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增派石匠。 郑永和背着锤钻来到工地，把干部和施工人员一齐叫到山坡上。他对大家说：“有太行山，就有石匠。群众可以当石匠，干部为啥就不能？”他号召干部都拿起锤钻，跟石匠师傅学手艺，限期掌握基本的锻石技术。
20多天后，还是在那个山坡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考石匠的比赛开始了。20几名县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背着锤钻来到了考场。郑永和宣布：“今天考试破石头，20分钟一个眼，看谁锻得好，锻得快！”赶来观赛的群众把考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那时正是三伏天，树枝纹丝不动，岩石热得火烫。一声令下，干部们围着两间房大的岩石叮叮当当干起来，顿时火星飞迸，石屑横飞。经石匠师傅组成的“监考组”评议，20几位干部，只有两个不合格，县委书记郑永和考了个第三名。
消息传到各工地，群众学石匠的浪潮涌遍全县，全县的石匠很快从3000人激增到40000人。许多群众举起铁锤自豪地说：“俺是在陈家院水库工地学的手艺，跟郑书记是师兄师弟。”妇女们也组织起“石姑娘队”喊着“男女都一样，姑娘当石匠”的口号来到工地参战。从此，郑永和又被群众亲昵地称为“石匠书记”。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春节的前夕。那天晚上，大雪纷飞，北风呼啸。郑永和刚躺上床，就想起明天是大年三十，原定明天一早要给深山里的黄道水群众送煤，这大雪一封山，群众没有煤怎么过年呢？！他连忙披衣起床，叫醒县委常委王合保、李灿等同志，又召集起一批干部，连夜拉起板车冒雪送煤去了。
山高路陡，雪大风紧，黑夜沉沉，人们外衣结成了冰甲，内衣却被汗水浸透。40多里的山路，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清晨，当他们到达黄道水大队时，整个山村沸腾了。群众纷纷拥到村头，迎接为他们雪中送炭的亲人。许多人从满身冰甲的雪人中认出了郑永和，感动得哭了起来。他们说：“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
这真是一幅感人肺腑的、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图。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为像郑永和这样关心群众的县委书记感到骄傲！
（二）
半年之后，我第二次到辉县采访。
两名上次同来采访留在这里蹲点的记者听说我来了，赶来与我会合。这一段时间，他俩积累了不少采访素材，也学会了打钢钎、锻石头的本领，脸晒黑了，手上结出了厚厚的老茧。
他俩告诉我郑永和经常身穿补丁衣脚蹬打掌鞋，深入山村为群众办实事。他下乡时总是带着劳动工具，沿途为群众挑担、拉车、嫁接果树，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一项工程都倾注着他的心血。辉县的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认识郑书记，一些群众说，郑永和就是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有一年种麦季节，郑永和在固村蹲点。县里规定麦地必须深翻一尺以上，每个干部要翻一亩半地。正在这时，地委通知郑永和去开了两天会。会刚开完，他就连夜赶回固村，一清早扛着三把抓钩下地了。一把抓钩他自己用；另外两把放在地头，有干部来找他商谈工作，拿起抓钩跟他边刨边谈。与他一起蹲点的青年干部说：“你那点活，我们捎带着就完成了，你何必那么认真呢？”郑永和说：“领导不能欠帐。领导欠一笔帐，就得允许群众欠十笔帐。”为了追回耽误的时间，晚上，他提着马灯去翻地。一个星期下来，郑永和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次采访，我提出系统地看一看山区的交通。此后的几天，郑永和便带着我驱车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蜿蜒的公路在群山之间伸展，深沟峡谷间飞架起长虹般的石桥，汽车载着水泥、砂石、粮食、山货，奔跑在山腰，骡马大车、平板车、小推车逶逶迤迤，宛如舞动的长龙。让我特别振奋的是，辉县人民在基本没有机械和设备的条件下，就是凭着钢钎打、炸药崩，凿通了十几条公路隧道，总长达9300多米。郑永和告诉我，县里有个“愚公移山专业队”，只有200多人，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隧道――800米的愚公洞，1200米的友谊洞，1400米的向阳洞，1800米的胜利洞，都是以这支队伍为骨干打通的，打向阳洞时，原想总得三四年时间，结果只用一年零十个月就奇迹般地打通了。
公路修起来了，隧道打通了，急需培养一批年轻的汽车司机。郑永和培训司机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1974年秋天，国家拨来18辆解放牌汽车，县里选出80多名青年组成了“第二汽车队”，郑永和兼任车队的队长。他先把这些汽车全部封存，然后带领司机训练班的学员翻山越岭，拉起平车给水库工地运材料，担起箩筐给山区群众送煤。许多人心里纳闷：放着汽车不开，用这种“落后工具”来培训司机，简直是“出洋相”。郑永和说：“这是要求他们日后进城不要忘了农村，当了工人不要忘记农民，开了汽车不要忘了拉平车、担箩筐的艰难。”经过85天的培训，这批学员学会了驾驶、修理技术，而更重要的是，牢牢掌握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正确的方向盘。他们提出：生活不搞特殊，开车不要补助，新人、新车、新思想，开车要开出新风尚。他们在辉县的建设中，干得非常出色，正像一位司机所说：“郑书记一心牵挂着群众，也培养我们心里想着农民。”
一天，途经石门水库，我们下车休息，站在90米高的水库大坝上，郑永和遥指巍巍耸立的石门峰说：在战争年代，我们一个班12名战士被敌人围困在峰顶上，他们打尽了最后一颗子弹，集体跳崖，全部壮烈牺牲。他说：“解放这块土地，需要流血牺牲；建设这块土地，同样需要这种英勇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接着，郑永和充满激情地给我讲述了一家普通农民的动人事迹。
在石门水库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塌方事故，民工白永义不幸牺牲。他的老伴流着泪对前来慰问的郑永和说：“俺难过的是，永义的任务没有完成，俺家不能欠着。”她把大儿子白福才送到了工地。白福才继承父志，接连三次被评为模范。后来工地推荐福才去小煤窑当工人，这位老大娘又把二儿子送到工地，拿起父兄的工具接着干。不久，工地接到白福才寄来的一笔汇款，他在信中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水库建设了，愿将节余的工资寄给工地，尽一点心意。
“比一比群众的贡献，我们干部做的那点工作算个啥呀。”说到这里，郑永和沉默了，目光久久凝视着巍峨的大坝，凝视着那一层又一层洒满群众汗水的数不清的石块。 谈起辉县群众的功绩，郑永和有说不完的话语。他还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察看了郊东沟的大片造地之后，攀着山间小径来到拍石头公社党委办公地。这是一座用石块垒起围墙的破旧小院，有十来间矮墙小窗的旧式民房。小院门旁有一间小屋，地势较低，屋顶平平的。公社书记孙钊在屋顶铺上草席，端来大碗茶，我们三人席地而坐，畅谈了很久，从当时的苦干谈到拍石头和辉县的未来。
晚风驱散了炎热，蝈蝈在低吟轻唱。郑永和说，太行深处有个营寺沟，历来被认为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啥发头”的穷地方。这里有位三代扛长工出身的老汉元家清，从土改分得一面山坡起，就不声不响地刨土造田。20多年过去了。他硬是把一沟石头变成了一沟庄稼。他都近80岁了，身子骨种不得地了，还常常告诉队里人：“东山有咱队二分地，看节气种上”，“西坡插上红薯了，操点心管管。”队里的家业不断增加。却从未见他找会计记过工。老汉临终前还挣扎着让儿孙们扶他到地边，捧起一把土，留下遗言：“东山的树，我没栽完，后山还修块好地，你们要接着干啊……”
郑永和说：“我永远也忘不掉这个可敬的老人……老汉造的地，后来成了县里的样板，我们在洪州城和郊东沟大规模地造地，就是照他的办法干的。他的精神一直鞭策着我们。”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停了。树叶纹丝不动，山岩肃立在静穆之中，连蝈蝈也不再吟唱，似乎都在倾听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曲。
其实元家清老汉的那股韧劲，就生动地体现在郑永和身上。辉县的干部告诉我，全县第一支绿化荒山突击队就是由郑书记带上山的。由于有1958年造林失败的教训，有人认为荒山难变绿，石头山上难长树。郑永和不信这个邪，偏偏选择石硬、水少、土薄的方山来试点。数九寒冬，他带着30多个共青团书记，背着行李，带着工具，攀过艰险的鸡冠峰，登上方山顶。他拿起镢头刨坑，垒起石头棚上草，教青年们盖窝棚。山上缺水，吃水用水都要到山下挑，饭后他就拔起一把白草把饭碗抹干净，说：“这样洗碗就节省下水了。”白天，他和青年们一道把石山炸出一个个深坑，筑起一条条长坎，担起黄土，栽下幼树。夜晚，点起篝火，青年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讲当年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他们一连好多个日夜吃住在山上，郑永和的眼熬红了，脸冻肿了，青年们心疼地说：“郑书记，你脸肿了。”他摸摸脸笑着说：“不，是吃胖了。”
春风再起时，光秃灰黄的方山顶上泛起一片新绿。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第二年冬天，郑永和在方山顶上搭起的那种窝棚，在大大小小的山梁上成群出现，一年全县就造林数万亩。几年下来，一些光秃岭都陆续披上了绿装。
在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又两次踏访辉县。这四次采访，辉县人民在郑永和领导下改天换地的壮举，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这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山坡上，支离破碎的小片耕地变成了层层梯田；河滩里，几十里长的乱石沟中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大小山沟中，星罗棋布着水库、大型蓄水池，加上电灌站、截流坝、暗渠、渡槽，组成了巨大的山区灌溉网，全县粮食产量由二亿斤逐年增加到六亿八千万斤。与此同进，全县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水通、路通、电通。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发电厂、轴承厂、机械厂、动力修配厂等骨干企业也兴办起来了。这一切，为辉县经济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从八十年代开始，期间有七八年间，我没有见过郑永和。工作繁忙，人各一方，尽管总念着他。却始终未能相聚。后来，听说他离休后，在辉县组织一批离退休老同志，成立了一个“老头林果病虫害防治队”，无偿帮助群众治虫，这越发引起了我对他的思念。
1991年10月间，我又一次去了辉县。今日的县城已与昔日判然两样：宽敞的街道、高大的楼房，使我几乎找不到过去的印象了。
郑永和听说我专程前来看望他，急忙从深山区赶回来。在百泉宾馆，我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时间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好多年不见了，我发现郑永和并不显老，快70岁的人了，头上竟不见白发，那种精神劲，还和当年一样，半晌，他打破了沉默：“多少年不见了，我们想你啊！”我说：“我也忘不了你，忘不了辉县。”
当天下午，我们一道沿着郊东沟向深山走去。就是这条沟，我曾多次来过，那时候乱石滚滚，一片荒凉；如今层层梯田长满了庄稼，从沟底一直向深山里伸延。汽车驶过一段山道之后，再也爬不上去了，大家徒步向山上攀去。
位于山顶上的山道绝村，只有几户人家，由于这一带黄楝树较多，被郑永和选作治黄楝峰的试点基地。他每次来，都在老百姓家吃住，一住就是一二十天。
我们走进郑永和借住于老乡家的那间小屋。屋内光线很暗，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板床。与过去不同的是，桌上没有文件，只零散地摆放着一些防治果树病虫害的科普书刊。他的劳动工具也由镐、锤、钎、钻换成了喷雾器、短梯、剪刀和放大镜了。
郑永和领我们到山上去看黄楝树。他指着树枝上的楝子对我说：“治好了的，没有虫的楝子是绿色；没治好的，有虫的是红色。”他还说：“从1952年到1969年，这一带的黄楝树一直不结籽，生了一种黄楝蜂，很顽固。它们每年春天繁仔繁到楝子壳里，随着楝子一起生长，正好到楝子熟的季节，它也把楝子全都吃光了。你来采访的那两年，我们曾治过黄楝蜂，没想到近些年，它又猖狂起来了。”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我打趣地说：“没想到这些年没见面，你这个治山治水专家又变成治虫专家了。”
郑永和笑了，大家都笑了。
谈到“老头队”的情况，郑永和对我说：“人老了，干不成多少大事啦，但我们都是老党员，有生之年总还想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他说，“老头队”于1989年初春成立，开始时只有几个人，请了几位大学教授、治虫专家和林业技术员来当老师，向他们学习治虫知识与治虫技术。掌握技术后，他们便从防治柿蒂虫起步，继而又对山楂、黄楝、核桃等果树进行病虫害防治。治虫三年，“老头队”不断壮大，试点村已从8个增加到46个。 第二天，我们又去常村乡燕窝村看柿树。那里是郑永和防治柿蒂虫的试点基地，他还义务承包管理着一个小柿园。
汽车在山谷间奔驰。我轻轻地摇下车窗，让秋风吹动白发，尽情地浏览着山区的风景。温煦的阳光抚慰着峻峭的崖壁，峰峦间云蒸雾涌，翻滚着金色的光柱。一树树灿黄的柿子、深红的山楂，衬着青蓝色的群峦叠嶂，缓缓地从车旁移过。秋风中送来阵阵谷香，十月的太行，到处充满着迷人的魅力。
我转过身对郑永和说：“这么多年没来，没想到，这里的山水变得这么迷人。”他笑着说：“这里的景色原来就很美，那些年，你怎么就没注意到呢？”我说：“那时，光注意这里的人美、工程美了，哪有心思观赏风景啊！”
到了燕窝村，我们走进郑永和管理的小柿园。柿园里只有12棵柿树，每棵枝头上，都挂满了黄澄澄的柿子，有的枝条已被压弯得快接近地面了。看到这喜人的情景，大家都很兴奋。我在树下左转右转拍了不少照片；后来又拿起一个喷雾器要老郑教我如何给柿树喷药。那一看就是外行的架势，把很多人都逗笑了。
我们坐在柿树下休息，村里的乡亲们围拢过来。一个老乡说：“前些年，这小柿园只能摘200公斤柿子，老郑来的第一年，就摘下350公斤。今年看这模样，少说也能摘下1000公斤。”又一个老乡对我说：“郑书记来俺村，就住在俺家。村里为照顾他的生活，说要给俺家补贴。可郑书记不同意，他从自己家里给俺带来了两袋面粉一袋大米。”
谈到治虫的效果，辉县随行的同志说：“1988年，辉县柿子产量才99万公斤；1989年上升到220万公斤；1990年，达到360万公斤；今年，怎么也能收450万公斤。这里面，就有‘老头队’很大的功劳！”
郑永和说：“我们‘老头队’最近制定了‘星火计划’争取用三年时间让治虫活动在全县林果区普及，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山楂无虫，楝子不红，核桃不黑，柿子不落’。”
离开燕窝村时，老郑让人找出一套治虫工具交给我。他说：“送你一套工具，等你离休后，侍弄侍弄花树吧。”我接过了工具，笑着说：“我退下来也参加‘老头治虫队’，你们要不要？”老郑说：“那当然欢迎。”
回到县城的那天晚上，郑永和把方圆几十里内我熟悉的老同志都找来了。我们一起围坐在宾馆大会议室里，说不完当年的人和事，掏不尽心窝窝里的知心话。我发现当年一些县级的干部，大都已白发苍苍，其中许多人也都是“老头治虫队”的队员。过去我采访过的一些石姑娘如今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当中有些人已成为工厂和企业的骨干。我对他们说：在辉县的建设中，你们都是出过大力的人。没有你们当年的苦干，就没有今天辉县的兴旺。你们的贡献展示在辉县的山山水水，深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次难忘的聚会，直到午夜十二点，人们还不愿散去……
（四）
1993年11月，我又一次去河南采访，听说郑永和的老伴去世了，我担心他因悲伤而影响身体，在回京途中，特意绕道辉县去探望他。那天晚上，郑永和已在宾馆等我。我进房刚刚放下行李，擦了一把脸，他就把我拉到一边，掏出一张图纸摊开沙发上，急急忙忙地说起修建北干渠的事来。这件事，我上次来时，他就多次向我提起，说他离开辉县时有两件事没有完成，心里很不安。一是宝泉水库没有建成，二是北干渠始终未能上马；特别是北干渠，因为关系到山区几万人口的吃水、用水问题，至今未开工修建，简直成了他一块心病。他说：“这是北干渠的图纸。原来的方案修这条90华里长的渠，要打14个洞，花上千万元；现在的方案只需打9个洞，渠长缩短到只有70多华里，有个五六百万元，发动群众起来干，准能修成。”他还告诉我，七八月伏天，他带了几个老头和水利勘测人员沿着渠线来回走了6趟，重新勘测、丈量，搞出了这张新图。修成北干渠，可以解决山区近4万群众吃水和4万多亩耕地灌溉问题，还可成为8万亩荒山发展林果业的水源。说着，他又指点着图上的一些标记，详细地解释起来。我屏声静气地听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采访他时的情景，完全忘记了此行是安慰他的。
夜深人静，他跟我说起妻子去世前的一些事情。他说：“去年4月里，我去张村乡平岭村的尖山洼治虫。那里原有52户人家，因为北干渠没修，他们长期没有水吃，已经搬走了30户，只剩下22户了。我到了农民王明富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来了。他们说，有门路、有本事的都搬走了，连原来的队长也走了，只剩下他们这些穷庄户人没人管。他们围着我哭，我也掉眼泪。 ”
“那时，作为北干渠序幕工程的‘方山引水工程’已经开工，我是这个工程的顾问，完成这个工程，就可以解决尖山洼一带7000多人的吃水、用水问题。回到家，妻了已经生病，她多想我能在家陪陪她、照顾照顾她啊。可是，当我把尖山洼群众盼水的情况告诉她后，她却对我说：听说愚公移山专业队在方山打洞生活很苦，你最好想办法弄些食品，‘五一’去慰问慰问，给大家鼓鼓劲，也好加快点进度。听了她的话，我随即找了一些有关单位，筹集了一些肉、油、大米等，并同他们一道于4月30日下午送到了工地。这之后，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七一’通水，而妻子的病却越来越重。6月9日，她在医院动了手术，17日就去世了……”
停了一会儿，郑永和又说：“一想到妻子，我就想到《十五的月亮》这首歌，想到‘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句歌词……她生前也和我一样，关心群众的吃水，关心北干渠。修不成北干渠，我对不起乡亲们，也对不起去世的妻子。”窗外，风声萧飒，我低头听着郑永和的絮语，不敢抬头注视他的眼睛，我怕我俩的泪水会同时冲破感情的闸门，越发使他难过。
第二天清晨，空中飘着雪花，我同郑永和在百泉公园的湖边散步。我劝他说：“你要是心情不好，就上北京我那里住些日子，看看北京的变化，散散心也好吗？”他说：“不用啦。最难过伤心的时辰已经熬过来了。现在慢慢适应了。再说，县里的同志都对我关心备至，用不着耽心。”雪花越飘越大，湖面上又刮起了小风，我俩沿着小径缓缓地走着，走着。半晌，郑永和又对我说：“其实，我现在的身体还是很好的，老伴的去世，虽然对我打击太大，但更使我揪心的还是北干渠至今仍没有修起来，县里还有几万人吃不上水。我都70出头了，干不了多少年了，修不成北干渠，我死有遗憾，死难瞑目啊。”
听了这些话，我激动地握紧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真正出自肺腑的心声。岁月的更替，可以改变他的年龄，可以改变他的职务，却永远改变不了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分手之前，郑永和要我写几个字留作纪念。我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心怀河山，情系人民”。我看到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199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