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多背诵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而那句脍灸人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诗句,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同时也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一切有志之士的座右铭。
　　
　　壹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被贬官到了岳州,巴陵郡是岳州的旧称。滕子京来到岳州之后,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仅一年时间,岳州就变得“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了。理政之余,滕子京又重修了岳阳楼,将古今的诗赋镌刻在岳阳楼上,然后写信请求范仲淹为重修岳阳楼一事写一篇文章来纪念。
　　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时,在京城结识了同榜的滕子京,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滕子京是位非常有才能的官员,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范仲淹对他既欣赏又有几分担心。而范仲淹是个有忧患意识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既是他的豪言壮语,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这时范仲淹就开始忧虑了。 他看到泰州及楚州、通州、海州各州,因捍海堤年久失修,每年秋季海潮泛滥,灾情十分严重,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范仲淹本来不过是个负责收盐税的官员,这件事本来不属他的职权范围,但他积极上书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尽快修复海堤。张纶十分重视,奏请朝廷任命范仲淹为灾区中心的兴化县县令,主持整个修复工程。
　　1024年,范仲淹率领通、楚、泰、海四州兵工、民夫四万余人,开始施工。这时滕子京正任泰州从事,为了帮助范仲淹,他也来到施工现场督工,出了不少力。
　　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长达150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
　　海堤尚未完工,范仲淹的母亲去世,范仲淹到应天府(南京)丁忧服丧。不久,范仲淹认识了知应天府的晏殊,便被晏殊请去主持应天府学。应天府学是范仲淹年少时苦读过的地方,有很深的感情,因此欣然应允。
　　不久范仲淹的忧虑症又犯了,竟在丁忧期间越级上书朝廷,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不过还好这次他得到了宰相王曾的赏识,1028年,晏殊调回京城任御史中丞,王曾提议晏殊推荐范仲淹到朝廷当官。于是在晏殊的推荐下,范仲淹当了秘阁校理,由此获得了直接接触皇帝、议论朝政的机会。而范仲淹也趁此机会,把好友滕子京调到了京城做官。
　　范仲淹第一次在朝廷当官时正值天圣年间。天圣六年(1028),仁宗打算在冬至节率领群臣在会庆殿为刘太后上寿。范仲淹一听皇帝要跟大臣们一起向刘太后行跪拜之礼,忧虑的毛病犯了,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资格,就上书给刘太后,称皇帝“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要尽孝道应该到宫中率领亲王皇族行家人之礼,否则就是“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 可能是因为范仲淹的官职太小,刘太后根本没有理睬他,冬至节上寿仪式照常举行。这时仁宗皇帝已将近20岁,早该亲政了,宰相王曾等大臣经常劝说太后撤帘还政,太后很不高兴。
　　范仲淹看不下去,干脆要求外调,于是去了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做了个通判(州级的副长官)。滕子京也从大理寺被贬到了闽北邵武县。 两年之后,刘太后去世了,范仲淹和滕子京又被召回京城当了谏官。
　　这时仁宗皇帝欲废郭皇后,而此事又得到了宰相吕夷简的支持。消息一出,范仲淹忧心忡忡。他认为轻易废后有违伦理,有损皇帝名誉,于是联人上书劝谏。不料吕夷简早有准备,在范仲淹等人找到皇帝上书之前,就将他贬出京城,范仲淹被安排当了睦州知州。这是范仲淹与吕夷简第一次交手。
　　知睦州后,范仲淹又知苏州。在苏州范仲淹又是治水又是兴学,很有成绩。1035年,范仲淹又被调回朝廷。吕夷简为了牵制范仲淹,又将他调任开封府尹。不料范仲淹不过一月就将号称“繁剧”的开封府治理得肃然有序,京城中甚至传出了“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歌谣,“希文”就是范仲淹的字。
　　开封府尹有的是精力来对付吕夷简。范仲淹看到吕夷简利用手中的权力培植私党,打压政敌,心中甚为忧虑,于是把京官晋升的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图中一一说明哪些人是按规章升迁的,哪些人是利用宰相私人关系提拔的。不久范仲淹又上了好几个奏疏抨击吕夷简,劝谏仁宗皇帝不能把人事权下放给宰相,不然会造成君权旁落,甚至改朝换代也不一定。
　　吕夷简得知开封府尹竟敢与自己这个当朝宰相如此作对,那还了得,直接指控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三条罪状,再次将其贬出京师,出知饶州。
　　在知饶州之后,范仲淹又知润州、越州。景祐五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叛宋称帝,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不久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随即被调到西北前线。
　　
　　贰
　　
　　宝元三年(1040)年初,西夏王元昊进逼延州,宋将刘平、石元孙等率军从庆州来援。元昊于三川口诈降伏击,大败刘平、石元孙军队,继而猛攻延州七日。
　　三川口之败,震惊宋廷朝野。就在这时,范仲淹接到朝廷调令,来到了西北前线。接着仁宗皇帝全面调整了西北战线的统帅,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泾州,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范仲淹赴任时,看到战后延州满目疮痍,心情沉重。时年52岁、头发已经花白的范仲淹于是填了一曲《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韩琦与范仲淹在对夏战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韩琦认为,宋军拥有二十万重兵,兵力优势十分明显,不可能采取守势,何况物资消耗十分严重,战争一旦拖延必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因此必须速战速决。
　　对于韩琦的战略,范仲淹十分忧心,立即上书朝廷,提出了与韩琦针锋相对的战略。范仲淹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宋军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将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因此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
　　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西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可使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西夏军如果穷兵黩武而无功而返,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可迫其讲和了。
　　范仲淹根据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战略。同时,在部将种世衡的建议下,范仲淹下令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故址上筑了一座青涧城。然后推广青涧城经验,在延州附近广泛修筑城寨,招还延州一带的流亡边民,修边寨,兴营田,募商贾,通贸易,使当地人民各安其业,发展生产,重整家园。
　　庆历元年(1041),面对韩琦与范仲淹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仁宗皇帝还没有最后的抉择,元昊已发动第二次进攻,举十万大军进军渭州。韩琦命任福、桑怿率部迎击,元昊诈败以诱敌深入,宋军追至好水川才知中计,但为时已晚。经过激战,宋军大败。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就在这时,范仲淹的老友滕子京也被调到了前线,出知泾州。
　　好水川之败使范仲淹防守与议和的策略逐渐清晰,但朝中反对议和之声仍很激烈。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知渭州王沿派葛怀敏迎敌,再中元昊诱敌深入之计,在定川砦为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宋军只得冒险突围,被元昊伏兵围歼,全军覆没。元昊乘胜回逼渭州城,王沿无兵可守,只得布疑兵阵、使空城计。幸好空城计得逞,元昊放弃攻打渭州,纵军大肆抢掠七百里而归。
　　西夏军在攻打渭州时,同时进攻距渭州仅一百二十里的泾州城。知州滕子京与老友范仲淹再次通力合作,滕子京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驰援泾州后,滕子京又极力为军队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采取范仲淹的防御策略。这时韩琦已经信服范仲淹,于是朝廷仍派两人负责西北防务。范仲淹便将自己在延州的经验推广到西北各路,在宋夏边境的冲要之地修城筑砦,构建牢固的军事据点,并训练当地乡兵、蕃兵和弓箭手对付西夏军队的侵扰。
　　范、韩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人心归服,名重一时。当时边塞上流传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与此同时,恰如范仲淹所分析的那样,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西夏国主元昊与宋朝议和。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达成了协议。
　　西北前线战事刚刚缓和,范仲淹被重新调入中央。这一年是庆历三年(1043年),离上次范仲淹因为抨击宰相吕夷简而离开朝廷,已经整整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