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同日辞世,学术界、文化界乃至整个华人社会皆为之震动,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纷纷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一切形式上的告别终将落幕,哀痛之余,人们开始深思两位老人留给后人的一些 “问号”——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财富如何及时梳理?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传承面临哪些困惑和挑战?
　　两位老人均以高寿辞世,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后人应该哀而不伤,然而,当一种精神也可能随之消逝的时候,却难免令人感到凄怆与忧虑。培育和葆养一个能够孕育大师的学术土壤,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否则,逝去的将不仅仅是大师。
　　两位老人都已年过九旬,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化财富。他们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两个世纪,恰与中华民族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命运相连,无论是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抑或人格品质,都在昭示着一种纯粹的、日渐稀少的文人精神。当下许多失落的,在他们的身上依然保有,因此,他们的骤然离去,仿若熄灭的灯塔,曾经遥望的方向,渐渐失去了指引,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巨大的失落感。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追忆他们,挖掘与重温他们的每一个生命点滴,反思着当下学术环境中的浮躁因子,并期望能够唤醒一些不应随着他们的逝去而一并消亡的精神与态度。
　　“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媒体上这样的表述传达出某种怅然和悲凉。许多人将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先生,看作中国文脉为数不多的传承与接续者。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和学术谱系中,当这位出生于清末的农家子弟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时,传授学业的是吴宓、叶公超等大家。虽然国学院四导师中的王国维其时已然自沉,梁启超也已辞世,但人文传统依旧丰沛。正是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这位年轻人喜欢上了梵文,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找寻到了最初的方向。几年以后,同样来自山东的小康人家子弟任继愈,乱世之中在西南联大用心攻读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为他传道授业的是汤用彤和贺麟。
　　如今,当两位老人的履历再次被翻检时,人们从中依稀瞥见那个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
　　那个年代,在几经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渐渐离我们远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燕园里还能看到那些留存下来的、可被尊称为“先生”的大家。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老先生们校园漫步的景象:“王力先生戴着厚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镜,睿智的脑门油亮亮的,走在路上总是笑眯眯的;宗白华先生是一个长得小小的老头儿,身材不高,走路很慢,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的样子,则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骑得飞快,个子高,人瘦,风风火火的。”
　　这些追述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推开朗润园一间公寓的木门进去,季羡林正埋坐在一人多高的资料堆中做学问。据说,他在80多岁时开始撰写《糖史》,“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人们也知道了,任继愈以耄耋之年,在视力也只有约0.1的情况下,每天凌晨4点起床,从事《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神志不太清楚了,“还是不断在谈工作,说《大藏经》的事情”。
　　中国固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在盖棺定论之时饱受溢美也不是稀奇的事,即使把“大家”和“大师”诸多称谓都加在两位老人头上,人们也不会提出异议。其实,正如季羡林的弟子所讲,人们大多对季羡林冷僻的学术领域根本没有真正的体认,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在老人身后掀起一场“解读大师”的热潮。他的成长经历、治学之道、学术成果、生平爱好,甚至他的异国恋情,都以通俗的方式一一罗列。与文化界沾边或不沾边的人士,也都在这个悲伤时刻来述说自己对于大师的理解。尽管季羡林生前不止一次说过:“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但在他身后,许多人还是毫不犹豫照旧冠之以“国学大师”的名号。
　　两位老人不喜虚名,但身后,却依然要被怀念他们的人冠以“大师”、“巨星”等头衔,这种行为并非缘于客套和敷衍,也许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社会心态:“如果季先生都不算大师,那么我们还有大师吗?”同时更希望以此提醒更多的人,真大师、真学者、真学术,究竟应该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对于两位老人的离去,这个被公认为大师稀缺的社会,给了他们一场郑重其事、无比隆重的送别仪式。尽管这样的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但许多人仍倾向于认为,季羡林是“最后的大师”,中国“从此再没有大师”。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患上了大师饥渴症。记得在书法家启功先生离世之后,有很多人曾怅然于中国进入了“无大师时代”。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文化大师”却如雨后春笋,一些导演、作家、书画家、经济学者等皆作“大师”状迅速走红,以致使“大师”称谓在中国与“专家”、“博导”一样饱受社会舆论的诟病。不幸的是,与世无争的季羡林在有生之年沦为了这种世俗的牺牲品,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这难说不是他对残酷现实的莫大失望。
　　在这个热闹和浮躁的世界,在一个一千个孔子也抵不上一个章子怡的悲情时代,在一个拥有一个学术超女远胜于拥有一部《论语》的神话年代,两位老人的离去使人感到无比的悲凉。可是,崛起的中华民族不可能继续躺在历史之中睡大觉,谁将传承民族的精神之本和文化之根?如今,大师们所承载的、20世纪大陆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敬畏还会存在吗?大师仙去,中国学术情何以堪?
　　这个7月已然充斥着浮躁和喧嚣。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和广州体院的校园里,传出有教授甚至校长学术不端的消息。中国科协也发布了调查报告,称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而相当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对此持宽容态度。这些消息就混杂在两位老人辞世的报道、评论和哀思之中。一则评论说:“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不过,这些纷扰已经与两位老人没有关系了。他们匆匆地走了。季羡林先生没来得及留下遗言,而任继愈先生,生前则交待过,不出全集、不过生日、过世后不进行隆重的告别仪式。只是,他们的离去,注定要又一次触痛社会的神经。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这些蜂拥在媒体上的种种声音,无非是在大师远去的时代,一个社会内心的焦虑与纠结。因此,我们在悼念两位老人的同时,还应悼念渐行渐远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