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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强，原名方鳌轩，别名方长，1912年2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14岁就参加红军的方强，建国后曾任海军副司令员，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而最让他始终难忘的，就是毛泽东主席曾救过他的命。
方强出生于一个贫困的搬运工人家庭，由于家境不济，方强读完小学便辍了学，跟着父亲在码头上当了苦力。
1925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方强加入了献钟（地名）工会，参加工人纠察队，印刷革命宣传品，散发传单，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支援北伐。
1926年7月，北伐军西路军主力第四军，挺进湖南，“叶挺独立团”担当先锋，进逼平江。驻守在平江南乡的军阀叶开鑫的部队，望风而逃，不战自溃。散兵游勇流窜各地，为非作歹，坑害群众。献钟党支部书记罗纳川决定组织群众夺枪。这是方强参加的第一次武装行动。
这天正午，在汨罗江边担望哨的方强发现有十几个散兵从远处走来，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他迅速点起3堆烟火，并飞快地跑回去报告。
很快，方强领着一群10多岁的少年，装成看热闹的样子，走到散兵旁边。他朝身边一个年纪较大、满脸胡子的老兵身上撞去，随手抢过老兵怀里的步枪。还没等这群散兵游勇醒过神，一个个都被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前后不到10分钟，方强等人便缴获了8支步枪和一批弹药。
1926年9月间，方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献钟工人纠察队的区队长。
1928年，方强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并担任平浏游击队宣传队组长。1932年8月，方强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营政治委员。
有一次，方强所在的警卫营接到了“赤化连城”的任务。连城位于红都瑞金的正东，直接威胁着苏维埃政府和革命根据地的安全。在红军主力北上反“围剿”的情况下，方强率领警卫营直捣县城。睡梦中的敌军还没有清醒过来，方强已经冲过敌人布设的排哨、连哨，越过工事，闯进了县城。这一仗，歼敌100多人，俘敌200多人，而中央警卫营仅仅牺牲4人，轻伤20多人，以微小的代价拔掉了威胁红色政权的“钉子”。
1933年1月，方强在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时，被子弹击中了胸部，子弹从心脏下部射进去，又从后背射出来，他差点儿牺牲。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就是方强这样的重伤员也只能顿顿靠南瓜野菜果腹，能吃上一顿红米饭，就算改善伙食了。由于缺乏营养，伤口难以愈合。当时同为病友的毛泽东知道情况后，从桌上端起一茶缸牛肉，对大夫说：“你先把这个带给方强，就说是我毛泽东为他开的药方。”一缸牛肉，方强节省着吃了整整一个星期，伤口也渐渐开始愈合了。
1933年6月，方强从中央警卫营政委调任红22师政委，率部近万人驻守中央苏区南大门——江西会昌筠门岭。当时，前任师长程子华调走，接任师长周子昆尚未到任，方强肩负起整个作战指挥的重任。
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22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战略战术出现了错误，红22师最终只能被迫撤退。此时，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赣南调查研究，告诉方强与敌作战的策略。果然，红22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打了胜仗。
被“左”倾路线把持的临时中央获悉方强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撤销了他的职务，把他关押起来，不久随中央紅军开始长征。
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事关红军生死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
一个晴朗的下午，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迫害关押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宣布无罪释放，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党总支书记。
中央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兵分三路迅速占领了天全、芦山，顺利到达四川懋功地区。
在懋功休整期间，方强因腹泻不能再随部队行动，被送到红四方面军兵站医院治疗，躺在担架上随兵站医院行动。此时，方强的腹泻已经转为痢疾，只能由医护人员抬着向前转移。
万幸的是，方强凭借缴获的几小包云南白药，稳定了病情，同时他找炊事员将烧饭锅的锅底灰刮下来，用开水调好后当药灌进肚子里。一连3天，一天3次，痢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没等身体完全恢复，方强就出院急忙追赶部队。这时已是8月底，由于住院期间不了解党内分歧和斗争，党中央和右路军已北上过了草地。听说朱德和刘伯承随左路军北上到了阿坝地区，方强便去阿坝找朱德和刘伯承。
方强在马尔康遇到了红四方面军某纵队政委，交谈中他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说了许多反对的话，方强与之争辩，他更生气了。
1935年9月中旬，方强到阿坝找到总司令部，向刘伯承作了详细的汇报。刘伯承听了以后，很严肃地说：“要注意‘口紧’，现在他们正在阿坝喇嘛寺开会，党内现有斗争。你赶快到五军团去，随五军团行动。”他亲自用毛笔写了一封介绍信，派通讯员把方强送到五军团。
方强见到了五军团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曾日三见方强重病初愈，便要他到军团医院去休养。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这些情况，在方强住院的第三天，便派人把方强从第五军团押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这是方强在长征途中第二次被关押。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4、第30军大举南下。这是长征中的二过雪山。
方强的处境十分糟糕，由于他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曾身负重伤，这时伤病复发，身体不能直立，只能拄根拐杖缓缓而行，同时手上还多了一根捆绑他的绳子。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另立“中央”。他派人向方强等这些被押的人员传达他的讲话和组织决议，即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捉拿法办，将杨尚昆、叶剑英革职查办等，其用意是要方强等人拥护他，反对党中央，但方强没作任何反应。红四方面军在组织实施“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后，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张国焘异常兴奋，将方强等“特赦”。 在总政治部，方强被再次要求对北上或南下表态，方强表示仍然坚持服从中央决定。于是，他们指出方强三大罪状：同刘伯承谈话违反组织原则、破坏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对南下没有明确态度。决定将方强下放到总政总务处当文书。
南下大军尽管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由于南方敌人的异常强大，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伤亡一万多人，又被迫转入防御。11月，部队向西康高原退却，方强又随军第三次翻越了夹金山，还爬过了海拔5400米的党岭雪山。
方强后来参加了西路军西进，在一次战斗中右臂受伤。西路军失败后，他被分到右路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在祁连山、康龙寺一带打游击，后被打散，一路讨饭到了黄河边，被国民党军抓获，关进凉州监狱和永登监狱。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坚定地说：“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死也要死在自己的队伍里。”
1937年4月，方强被押至兰州监狱。后来，方强在被押往西安途中组织了200余被俘人员成功逃脱，并回到部队。
一次，方强见毛泽东，谈了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关押和西路军被俘的经历，毛泽东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焉。共产党的牢你坐过了，国民党的牢你也蹲过了，就差再到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炼一遭喽！”
二
抗日戰争胜利后，方强奔赴东北，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组织部队剿匪、巩固合江革命根据地。
1947年5月，方强调任东北东满独立师师长。随后，方强就率领东满独立师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5月30日，蒋介石偕刘斐、俞济时等40余人，从南京飞抵沈阳，研究东北战局，对付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
此时，方强指挥的东满独立师在东北野战军重兵围困长春时，攻打德惠县城，牵制敌军。
德惠县城是国民党防守长春以北的最主要的外围据点，守军一个团全部美式装备，且城墙高大坚固，外围有碉堡群，火力极强，有“铁打的德惠”之说，友军3次攻城未克。林彪急电调方强师攻克该地。
方强接此电令，率部急行军赶至德惠。方强主张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南，但总部的攻城方案却是：主攻部队和炮兵群部署在城北，主攻方向在城北。
围绕总部的攻城方案能不能改变，党委开会讨论了半天时间，大多数同志主张坚决执行总部的部署；方强则力主从敌兵力和阵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主攻城南。意见无法统一，方强气得拍起了桌子，说：“不改变攻城的方向和时间，我不指挥这次攻城！”
会议最后决定把两种意见报告总部，林彪、罗荣桓即复电：“同意方强同志意见。”
于是，方强命令部队迅速调整兵力、火力，集中主力和炮兵群在城南。
第二天夜9时开始，攻城战斗打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碉堡大部分被炸毁，突击队随即攻入城内。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我军占领全城。全歼美式装备的敌49军53师第3团1800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林彪、罗荣桓发来嘉奖电，指出该作战部队“指挥灵活，英勇善战”，并通电全军。
12月15日，东北野战军突然奔袭包围了沈阳外围要点法库、彰武等城，歼敌两个团。敌急从长春、四平、锦州等地调集7个师兵力增援巩固沈阳。到1948年1月，敌新五军两个师被包围在公主屯。国民党军为挽救覆灭的命运，特从铁岭一线抽调14军等共4个师的兵力，从东翼进行增援。
1948年1月4日，方强奉命率30师在陈檀木阻敌援兵。当该师88团l营进至黄花村时，发现敌人抢先占领了九七高地。1营不顾疲劳，立即向敌发起攻击，使团主力迅速占领九七高地，保证了全师展开防御战斗。
当方强和张百春政委来到1营阵地时，敌4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正向阵地上狂轰滥炸，方强沉着冷静，向部队进行了简短的战地动员，提出了“我在阵地在，愿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
当敌人分二三路向3连阵地进攻时，方强果断地说：“放近了打，到三四十米再开火。”3连官兵看到师首长亲临前线，毫不畏惧，更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等把敌人放到三四十米处时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成排地往下倒。
经过两昼夜激战，方强率领全师歼敌1000余名，胜利完成阻击任务。88团还在盘古台战斗中，打了一个出色的阵地战，消灭敌人1300多名，击毁装甲车2辆，保证了整个冬季攻势的顺利进展。
1949年4月，方强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44军军长。此后，方强率领部队乘胜追击，一直从东北打到广东。
1949年10月9日，44军进至广东新丰、牛背圩一带。根据敌情，方强派出两个师的兵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猛打猛冲，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大踏步向广州进军。
10月13日午夜，方强在广州郊外的江村指挥所，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地图，然后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说：“命令131师沿广九线开进，切断敌人的退路；132师沿铁路至肇庆一线设防，挡住增援之敌。待两翼部署完毕，130师从正面攻城，封锁珠江水面。”
43军一部和44军一部相互配合，迅速展开攻城作战。广州国民党部队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便溃不成军，向海南岛撤退，还有部分敌人乘火车沿广九线溃逃。
方强急令131师切断广九线，抢占石滩、石龙桥。131师393团第二天中午进至石滩，当即截击一列火车，歼灭粤汉交警大队400余人。391团奔袭新塘，歼敌2000余人，击毁敌船4艘，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大部队于14日黄昏进至江尾村一带，控制了江面。
在南下解放广东战役中，方强所率领的44军共毙俘敌4000余人，接受投诚4395人，缴获大炮54门，枪2800余支，各种汽车30余辆。
三
1950年4月25日，蒋介石命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窜到广东的南大门——珠江口万山群岛部署防御。
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把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和方强等人召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这万山群岛留在家门口令人心不安，广东的清匪反霸都受影响，你们看怎么办？” 万强说得很干脆：“力求早打、快打。”
叶剑英让他说说理由。方强扳着手指说：“一是守敌溃退该岛，立足未稳；二是守敌游兵散勇，士气不振；三是我陆军与华南舰队密切配合，并有群众支援，定能取胜。”
“不可轻敌哟！”叶剑英用墨水瓶、粉笔头在办公桌上摆了一幅地形图，讲解说，“万山群岛作战，不同以往，可以说是场海战，首要的是打垮敌舰，封锁和阻止敌舰，才能取得登陆作战的胜利。”
5月25日，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打响。经过一番激烈战斗，8月3日，我海军舰艇运送陆军131师在担杆岛强行登陆，宣告了万山群岛和广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随即，中南军区和军委海军分别颁布嘉奖令，对44军和华南海军分别给予奖励。
1950年8月5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向毛泽东、朱德报告：“华南舰队配合陆军解放万山群岛，打了一个漂亮仗。”毛泽东同萧劲光谈了海军建设的方针、原则，最后，毛泽东指出：“要抓紧组建中南海军，司令员的人选你们先考虑一下。”萧劲光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方强。
1950年10月，方强被任命为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10月中旬，中南海军司令员顾问、苏联海軍上校巴甫洛夫带着两名专家来到黄埔，他们一条舰艇一条舰艇地检查，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测试。不久，方强看到了巴甫洛夫等人提供的《苏联顾问对舰艇的建议》，建议中提到中国舰队存在的诸多问题。
方强看后十分震惊，也感觉到了身上的重担。
1951年3月10日，方强陪同叶剑英和巴甫洛夫等人来到虎门要塞的沙角炮台视察。这里驻扎着一个海岸炮兵连，修筑了炮群阵地。
叶剑英和苏联专家参观了炮群阵地，在码头附近，他们看到有一门陈旧的推轮大炮，巴甫洛夫问道：“这是什么？”
方强回答说：“是纸老虎炮。”
“什么是纸老虎炮？”巴甫洛夫还不懂。
方强耐心地讲解说：“这是中国洋务运动时从德国买回来的，克虏伯工厂制造的超级大炮。安放这里后，第一发炮弹就卡在了炮膛里，所以叫纸老虎炮。”
“噢，是这样。”巴甫洛夫伸长脖子朝炮膛看，边看边说，“但愿我们的炮弹不要被卡着。”
“那就试射一下。”叶剑英说。
10分钟后，8门76.2毫米炮准备完毕，炮口对着穿鼻洋航道上的一座沙礁，8发炮弹准确地飞向目标。
除了修筑海岸炮群，方强还加紧了对海军官兵的培训。在方强的主持下，文化扫盲班、业务速成班、艇长训练班等相继办起来了。单兵、单舰训练也搞起来了。
就在这时，却发生了“误击友船”事件，方强因此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评。
1951年6月8日，桂山岛守岛炮兵2营代理副教导员黄忠接到了6连观察所电话：“右前方海面上约8海里处，发现可疑船只。”
他命令观察，放下电话，立即通知6连、7连作好战斗准备。观察所报告越来越近的是艘大型的外国船。黄忠命令信号员“跑步到观察所，与来船联系。”电话里传来的报告是“信号发出后不见回答”。 于是他“命令7连朝船首方向炮击两发，以示警告。”
6连阵地上，严阵以待的炮手们看到了船头近处溅起的水柱，副排长陈忠瞪圆了双恨，气得一拍大腿：“唉，真臭，7连没打中，看我的！”他挥动令旗，指挥炮击。7连命中两发，不明船只掉头驶向外伶仃岛。当不明船只驶到距外伶仃岛1海里时，又被该岛守备2连炮击。命中7发，起重杆、电台、驾驶台、第一舱、船长室均被打坏。船只失去自航能力，被迫下锚。就在指战员们欢呼拥抱庆祝胜利的时候，黄忠等干部却接到电话：“你们已闯下大祸，听候调查处理。”
原来，遭到炮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租用丹麦商船“美丽斯哥”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使者，他们不顾国际反华势力的阻挠，前来中国运送物资的。
当天，周恩来打电话给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对“美丽斯哥”号遭到误击一事，表示道歉。同时，指示海军和中南军区调查处理。
6月9日，方强率调查组来到外伶仃岛。“美丽斯哥”号已被拖到岸边。方强登上船，组织人员抢修，看望受惊的船员。船长对方强说：“将军同志，中国海军的大炮太厉害了，你们打得很准，很好。”
方强深表遗憾地说：“对不起，我们误击了客人。”船长笑了起来：“我们是朋友都进不来，敌人就更别想靠近了。”
在查明战斗经过，分清责任之后，方强来到炮阵地，对士兵们说：“单就这次战斗而言，你们打得出色，也说明我们的岸炮是靠得住的。但是，我们的军队是个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集体，各自为战，擅自开炮，这是明显的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能容忍的。”
这次事件使方强受到了军委的批评，有关干部受到了处分。
中南海军在这一次的炮击事件中挨了处分，可却在不久后的另一次战斗中得到了赞扬。1951年9月9日，舰长训练班的王子华获得了指挥141号炮艇到内伶仃岛以南海区进行实习演练的机会，这次实习关系到他能否取得“合格艇长”证书的大事。当时，艇上还载着参训的20多名实习艇长和5名教官。
经过一夜的航行，141号炮艇于拂晓到达预定海区。王子华指挥炮艇进行单艇6个课目的实习，当进行到第三课目时，望哨报告，从香港方向驶来一艘英国炮艇，距离3海里。
王子华立即命令实习艇停止训练，作好战斗准备，同时，信号台向来船发出警告：“你已进入我训练海区，立即离开！”但英炮艇继续向我实习艇接近，并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前来参观。”
岂有此理！把军舰开到我国领海之内，却美其名日“参观”？王子华气得头皮发麻，下令：“准备射击！”
就在这时，英军舰迅速逼近，炮口已对准我艇。王子华一边指挥着炮艇进行规避运动，一边令信号员再次向英舰发出警告。
此刻，也许英方还不知道它面前的这艘小炮艇上载着中南海军的第一批实习艇长，以为这艘小炮艇只不过到海上耍耍而已，并不敢向皇家海军开炮。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为王子华赢得了准备时间。 当141号炮艇处于有利位置时，王子华下令攻击。转瞬间，3发炮弹飞向英舰，大吃一惊的英舰想回身投入战斗，但驾驶台已经起火燃烧，火炮也成了哑巴。
当天，141号炮艇回到黄埔，方强带人到码头看望，对王子华说：“打得不错嘛！”
王子华却后怕地说道：“我真担心把这批艇长给报销了，没法向首长交代呀。”方强哈哈一笑：“你这个艇长合格了，我批准。”
四
1963年9月，方强调任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造船工业上。
方强领导的六机部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奠定了新中国造船工业基础，胜利完成了我国海军第一代舰艇的自行研制任务，使军用舰艇的研制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和水平。
就在造船事业蓬勃发展之时，“文革”开始了，方强随即被造反派打成“六机部最大的走资派”、“彭、黄、贺、罗、苏的黑干将”，被抄家、批斗。方强失去了对造船工业的领导权。这还不算，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不断升级。从这时起，方强被隔离审查，强制劳动。
不久，方强被送到江西九江農场劳改。这一去就是4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指示六机部军管会：“调方强回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
1973年3月，周恩来向毛泽东写信，提出许多将军的案子是假的，应予平反。5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宣布解放包括方强在内的13名老干部。
方强获得“解放”后，不久即出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方强在理顺思路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平“山头”，灭派性，治理软、散、懒。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强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提出了国防工业今后三年、五年、十年规划和目标，毛泽东对此作出了重要批示。
1974年4月，上海市委常委要求在几年内装备若干个高炮师，同时逐步解决上海民兵的武器装备。用如此大量的武器来装备上海民兵，方强深感上海方面的居心叵测。对此，方强以国防工办名义向中央写了专门报告，建议“一线的军工产品要在中央军委统一下分配”，把上海市委常委的要求顶了回去。
而这时，江青、王洪文一伙又插手国防工办。王洪文在一次国防工业汇报会上，气势汹汹地说：“有些单位的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我们的面前就有这样的单位。”
王洪文对国防工办于1975年7月召开的“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恨之入骨，恶狠狠地说：“你们的7月会议，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2月会议也是一样。”
从1975年到1976年9月，王洪文多次打电话给方强，要求调新研制的飞机来京给他看，方强都不予理睬，顶着不办。在这期间，王洪文还给国防工办下达了30多个批示，方强抵制了其中的10个。
1979年，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批准，方强重回海军工作，再次出任海军副司令员。
1982年，方强从海军岗位上离休，先后于1982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2年2月8日，方强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方强，原名方鳌轩，别名方长，1912年2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14岁就参加红军的方强，建国后曾任海军副司令员，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而最让他始终难忘的，就是毛泽东主席曾救过他的命。
方强出生于一个贫困的搬运工人家庭，由于家境不济，方强读完小学便辍了学，跟着父亲在码头上当了苦力。
1925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方强加入了献钟（地名）工会，参加工人纠察队，印刷革命宣传品，散发传单，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支援北伐。
1926年7月，北伐军西路军主力第四军，挺进湖南，“叶挺独立团”担当先锋，进逼平江。驻守在平江南乡的军阀叶开鑫的部队，望风而逃，不战自溃。散兵游勇流窜各地，为非作歹，坑害群众。献钟党支部书记罗纳川决定组织群众夺枪。这是方强参加的第一次武装行动。
这天正午，在汨罗江边担望哨的方强发现有十几个散兵从远处走来，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他迅速点起3堆烟火，并飞快地跑回去报告。
很快，方强领着一群10多岁的少年，装成看热闹的样子，走到散兵旁边。他朝身边一个年纪较大、满脸胡子的老兵身上撞去，随手抢过老兵怀里的步枪。还没等这群散兵游勇醒过神，一个个都被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前后不到10分钟，方强等人便缴获了8支步枪和一批弹药。
1926年9月间，方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献钟工人纠察队的区队长。
1928年，方强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并担任平浏游击队宣传队组长。1932年8月，方强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营政治委员。
有一次，方强所在的警卫营接到了“赤化连城”的任务。连城位于红都瑞金的正东，直接威胁着苏维埃政府和革命根据地的安全。在红军主力北上反“围剿”的情况下，方强率领警卫营直捣县城。睡梦中的敌军还没有清醒过来，方强已经冲过敌人布设的排哨、连哨，越过工事，闯进了县城。这一仗，歼敌100多人，俘敌200多人，而中央警卫营仅仅牺牲4人，轻伤20多人，以微小的代价拔掉了威胁红色政权的“钉子”。
1933年1月，方强在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时，被子弹击中了胸部，子弹从心脏下部射进去，又从后背射出来，他差点儿牺牲。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就是方强这样的重伤员也只能顿顿靠南瓜野菜果腹，能吃上一顿红米饭，就算改善伙食了。由于缺乏营养，伤口难以愈合。当时同为病友的毛泽东知道情况后，从桌上端起一茶缸牛肉，对大夫说：“你先把这个带给方强，就说是我毛泽东为他开的药方。”一缸牛肉，方强节省着吃了整整一个星期，伤口也渐渐开始愈合了。
1933年6月，方强从中央警卫营政委调任红22师政委，率部近万人驻守中央苏区南大门——江西会昌筠门岭。当时，前任师长程子华调走，接任师长周子昆尚未到任，方强肩负起整个作战指挥的重任。
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22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战略战术出现了错误，红22师最终只能被迫撤退。此时，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赣南调查研究，告诉方强与敌作战的策略。果然，红22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打了胜仗。
被“左”倾路线把持的临时中央获悉方强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撤销了他的职务，把他关押起来，不久随中央紅军开始长征。
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事关红军生死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
一个晴朗的下午，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迫害关押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宣布无罪释放，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党总支书记。
中央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兵分三路迅速占领了天全、芦山，顺利到达四川懋功地区。
在懋功休整期间，方强因腹泻不能再随部队行动，被送到红四方面军兵站医院治疗，躺在担架上随兵站医院行动。此时，方强的腹泻已经转为痢疾，只能由医护人员抬着向前转移。
万幸的是，方强凭借缴获的几小包云南白药，稳定了病情，同时他找炊事员将烧饭锅的锅底灰刮下来，用开水调好后当药灌进肚子里。一连3天，一天3次，痢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没等身体完全恢复，方强就出院急忙追赶部队。这时已是8月底，由于住院期间不了解党内分歧和斗争，党中央和右路军已北上过了草地。听说朱德和刘伯承随左路军北上到了阿坝地区，方强便去阿坝找朱德和刘伯承。
方强在马尔康遇到了红四方面军某纵队政委，交谈中他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说了许多反对的话，方强与之争辩，他更生气了。
1935年9月中旬，方强到阿坝找到总司令部，向刘伯承作了详细的汇报。刘伯承听了以后，很严肃地说：“要注意‘口紧’，现在他们正在阿坝喇嘛寺开会，党内现有斗争。你赶快到五军团去，随五军团行动。”他亲自用毛笔写了一封介绍信，派通讯员把方强送到五军团。
方强见到了五军团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曾日三见方强重病初愈，便要他到军团医院去休养。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这些情况，在方强住院的第三天，便派人把方强从第五军团押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这是方强在长征途中第二次被关押。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4、第30军大举南下。这是长征中的二过雪山。
方强的处境十分糟糕，由于他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曾身负重伤，这时伤病复发，身体不能直立，只能拄根拐杖缓缓而行，同时手上还多了一根捆绑他的绳子。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另立“中央”。他派人向方强等这些被押的人员传达他的讲话和组织决议，即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捉拿法办，将杨尚昆、叶剑英革职查办等，其用意是要方强等人拥护他，反对党中央，但方强没作任何反应。红四方面军在组织实施“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后，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张国焘异常兴奋，将方强等“特赦”。 在总政治部，方强被再次要求对北上或南下表态，方强表示仍然坚持服从中央决定。于是，他们指出方强三大罪状：同刘伯承谈话违反组织原则、破坏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对南下没有明确态度。决定将方强下放到总政总务处当文书。
南下大军尽管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由于南方敌人的异常强大，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伤亡一万多人，又被迫转入防御。11月，部队向西康高原退却，方强又随军第三次翻越了夹金山，还爬过了海拔5400米的党岭雪山。
方强后来参加了西路军西进，在一次战斗中右臂受伤。西路军失败后，他被分到右路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在祁连山、康龙寺一带打游击，后被打散，一路讨饭到了黄河边，被国民党军抓获，关进凉州监狱和永登监狱。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坚定地说：“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死也要死在自己的队伍里。”
1937年4月，方强被押至兰州监狱。后来，方强在被押往西安途中组织了200余被俘人员成功逃脱，并回到部队。
一次，方强见毛泽东，谈了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关押和西路军被俘的经历，毛泽东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焉。共产党的牢你坐过了，国民党的牢你也蹲过了，就差再到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炼一遭喽！”
二
抗日戰争胜利后，方强奔赴东北，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组织部队剿匪、巩固合江革命根据地。
1947年5月，方强调任东北东满独立师师长。随后，方强就率领东满独立师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5月30日，蒋介石偕刘斐、俞济时等40余人，从南京飞抵沈阳，研究东北战局，对付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
此时，方强指挥的东满独立师在东北野战军重兵围困长春时，攻打德惠县城，牵制敌军。
德惠县城是国民党防守长春以北的最主要的外围据点，守军一个团全部美式装备，且城墙高大坚固，外围有碉堡群，火力极强，有“铁打的德惠”之说，友军3次攻城未克。林彪急电调方强师攻克该地。
方强接此电令，率部急行军赶至德惠。方强主张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南，但总部的攻城方案却是：主攻部队和炮兵群部署在城北，主攻方向在城北。
围绕总部的攻城方案能不能改变，党委开会讨论了半天时间，大多数同志主张坚决执行总部的部署；方强则力主从敌兵力和阵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主攻城南。意见无法统一，方强气得拍起了桌子，说：“不改变攻城的方向和时间，我不指挥这次攻城！”
会议最后决定把两种意见报告总部，林彪、罗荣桓即复电：“同意方强同志意见。”
于是，方强命令部队迅速调整兵力、火力，集中主力和炮兵群在城南。
第二天夜9时开始，攻城战斗打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碉堡大部分被炸毁，突击队随即攻入城内。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我军占领全城。全歼美式装备的敌49军53师第3团1800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林彪、罗荣桓发来嘉奖电，指出该作战部队“指挥灵活，英勇善战”，并通电全军。
12月15日，东北野战军突然奔袭包围了沈阳外围要点法库、彰武等城，歼敌两个团。敌急从长春、四平、锦州等地调集7个师兵力增援巩固沈阳。到1948年1月，敌新五军两个师被包围在公主屯。国民党军为挽救覆灭的命运，特从铁岭一线抽调14军等共4个师的兵力，从东翼进行增援。
1948年1月4日，方强奉命率30师在陈檀木阻敌援兵。当该师88团l营进至黄花村时，发现敌人抢先占领了九七高地。1营不顾疲劳，立即向敌发起攻击，使团主力迅速占领九七高地，保证了全师展开防御战斗。
当方强和张百春政委来到1营阵地时，敌4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正向阵地上狂轰滥炸，方强沉着冷静，向部队进行了简短的战地动员，提出了“我在阵地在，愿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
当敌人分二三路向3连阵地进攻时，方强果断地说：“放近了打，到三四十米再开火。”3连官兵看到师首长亲临前线，毫不畏惧，更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等把敌人放到三四十米处时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成排地往下倒。
经过两昼夜激战，方强率领全师歼敌1000余名，胜利完成阻击任务。88团还在盘古台战斗中，打了一个出色的阵地战，消灭敌人1300多名，击毁装甲车2辆，保证了整个冬季攻势的顺利进展。
1949年4月，方强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44军军长。此后，方强率领部队乘胜追击，一直从东北打到广东。
1949年10月9日，44军进至广东新丰、牛背圩一带。根据敌情，方强派出两个师的兵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猛打猛冲，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大踏步向广州进军。
10月13日午夜，方强在广州郊外的江村指挥所，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地图，然后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说：“命令131师沿广九线开进，切断敌人的退路；132师沿铁路至肇庆一线设防，挡住增援之敌。待两翼部署完毕，130师从正面攻城，封锁珠江水面。”
43军一部和44军一部相互配合，迅速展开攻城作战。广州国民党部队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便溃不成军，向海南岛撤退，还有部分敌人乘火车沿广九线溃逃。
方强急令131师切断广九线，抢占石滩、石龙桥。131师393团第二天中午进至石滩，当即截击一列火车，歼灭粤汉交警大队400余人。391团奔袭新塘，歼敌2000余人，击毁敌船4艘，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大部队于14日黄昏进至江尾村一带，控制了江面。
在南下解放广东战役中，方强所率领的44军共毙俘敌4000余人，接受投诚4395人，缴获大炮54门，枪2800余支，各种汽车30余辆。
三
1950年4月25日，蒋介石命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窜到广东的南大门——珠江口万山群岛部署防御。
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把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和方强等人召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这万山群岛留在家门口令人心不安，广东的清匪反霸都受影响，你们看怎么办？” 万强说得很干脆：“力求早打、快打。”
叶剑英让他说说理由。方强扳着手指说：“一是守敌溃退该岛，立足未稳；二是守敌游兵散勇，士气不振；三是我陆军与华南舰队密切配合，并有群众支援，定能取胜。”
“不可轻敌哟！”叶剑英用墨水瓶、粉笔头在办公桌上摆了一幅地形图，讲解说，“万山群岛作战，不同以往，可以说是场海战，首要的是打垮敌舰，封锁和阻止敌舰，才能取得登陆作战的胜利。”
5月25日，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打响。经过一番激烈战斗，8月3日，我海军舰艇运送陆军131师在担杆岛强行登陆，宣告了万山群岛和广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随即，中南军区和军委海军分别颁布嘉奖令，对44军和华南海军分别给予奖励。
1950年8月5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向毛泽东、朱德报告：“华南舰队配合陆军解放万山群岛，打了一个漂亮仗。”毛泽东同萧劲光谈了海军建设的方针、原则，最后，毛泽东指出：“要抓紧组建中南海军，司令员的人选你们先考虑一下。”萧劲光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方强。
1950年10月，方强被任命为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10月中旬，中南海军司令员顾问、苏联海軍上校巴甫洛夫带着两名专家来到黄埔，他们一条舰艇一条舰艇地检查，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测试。不久，方强看到了巴甫洛夫等人提供的《苏联顾问对舰艇的建议》，建议中提到中国舰队存在的诸多问题。
方强看后十分震惊，也感觉到了身上的重担。
1951年3月10日，方强陪同叶剑英和巴甫洛夫等人来到虎门要塞的沙角炮台视察。这里驻扎着一个海岸炮兵连，修筑了炮群阵地。
叶剑英和苏联专家参观了炮群阵地，在码头附近，他们看到有一门陈旧的推轮大炮，巴甫洛夫问道：“这是什么？”
方强回答说：“是纸老虎炮。”
“什么是纸老虎炮？”巴甫洛夫还不懂。
方强耐心地讲解说：“这是中国洋务运动时从德国买回来的，克虏伯工厂制造的超级大炮。安放这里后，第一发炮弹就卡在了炮膛里，所以叫纸老虎炮。”
“噢，是这样。”巴甫洛夫伸长脖子朝炮膛看，边看边说，“但愿我们的炮弹不要被卡着。”
“那就试射一下。”叶剑英说。
10分钟后，8门76.2毫米炮准备完毕，炮口对着穿鼻洋航道上的一座沙礁，8发炮弹准确地飞向目标。
除了修筑海岸炮群，方强还加紧了对海军官兵的培训。在方强的主持下，文化扫盲班、业务速成班、艇长训练班等相继办起来了。单兵、单舰训练也搞起来了。
就在这时，却发生了“误击友船”事件，方强因此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评。
1951年6月8日，桂山岛守岛炮兵2营代理副教导员黄忠接到了6连观察所电话：“右前方海面上约8海里处，发现可疑船只。”
他命令观察，放下电话，立即通知6连、7连作好战斗准备。观察所报告越来越近的是艘大型的外国船。黄忠命令信号员“跑步到观察所，与来船联系。”电话里传来的报告是“信号发出后不见回答”。 于是他“命令7连朝船首方向炮击两发，以示警告。”
6连阵地上，严阵以待的炮手们看到了船头近处溅起的水柱，副排长陈忠瞪圆了双恨，气得一拍大腿：“唉，真臭，7连没打中，看我的！”他挥动令旗，指挥炮击。7连命中两发，不明船只掉头驶向外伶仃岛。当不明船只驶到距外伶仃岛1海里时，又被该岛守备2连炮击。命中7发，起重杆、电台、驾驶台、第一舱、船长室均被打坏。船只失去自航能力，被迫下锚。就在指战员们欢呼拥抱庆祝胜利的时候，黄忠等干部却接到电话：“你们已闯下大祸，听候调查处理。”
原来，遭到炮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租用丹麦商船“美丽斯哥”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使者，他们不顾国际反华势力的阻挠，前来中国运送物资的。
当天，周恩来打电话给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对“美丽斯哥”号遭到误击一事，表示道歉。同时，指示海军和中南军区调查处理。
6月9日，方强率调查组来到外伶仃岛。“美丽斯哥”号已被拖到岸边。方强登上船，组织人员抢修，看望受惊的船员。船长对方强说：“将军同志，中国海军的大炮太厉害了，你们打得很准，很好。”
方强深表遗憾地说：“对不起，我们误击了客人。”船长笑了起来：“我们是朋友都进不来，敌人就更别想靠近了。”
在查明战斗经过，分清责任之后，方强来到炮阵地，对士兵们说：“单就这次战斗而言，你们打得出色，也说明我们的岸炮是靠得住的。但是，我们的军队是个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集体，各自为战，擅自开炮，这是明显的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能容忍的。”
这次事件使方强受到了军委的批评，有关干部受到了处分。
中南海军在这一次的炮击事件中挨了处分，可却在不久后的另一次战斗中得到了赞扬。1951年9月9日，舰长训练班的王子华获得了指挥141号炮艇到内伶仃岛以南海区进行实习演练的机会，这次实习关系到他能否取得“合格艇长”证书的大事。当时，艇上还载着参训的20多名实习艇长和5名教官。
经过一夜的航行，141号炮艇于拂晓到达预定海区。王子华指挥炮艇进行单艇6个课目的实习，当进行到第三课目时，望哨报告，从香港方向驶来一艘英国炮艇，距离3海里。
王子华立即命令实习艇停止训练，作好战斗准备，同时，信号台向来船发出警告：“你已进入我训练海区，立即离开！”但英炮艇继续向我实习艇接近，并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前来参观。”
岂有此理！把军舰开到我国领海之内，却美其名日“参观”？王子华气得头皮发麻，下令：“准备射击！”
就在这时，英军舰迅速逼近，炮口已对准我艇。王子华一边指挥着炮艇进行规避运动，一边令信号员再次向英舰发出警告。
此刻，也许英方还不知道它面前的这艘小炮艇上载着中南海军的第一批实习艇长，以为这艘小炮艇只不过到海上耍耍而已，并不敢向皇家海军开炮。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为王子华赢得了准备时间。 当141号炮艇处于有利位置时，王子华下令攻击。转瞬间，3发炮弹飞向英舰，大吃一惊的英舰想回身投入战斗，但驾驶台已经起火燃烧，火炮也成了哑巴。
当天，141号炮艇回到黄埔，方强带人到码头看望，对王子华说：“打得不错嘛！”
王子华却后怕地说道：“我真担心把这批艇长给报销了，没法向首长交代呀。”方强哈哈一笑：“你这个艇长合格了，我批准。”
四
1963年9月，方强调任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造船工业上。
方强领导的六机部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奠定了新中国造船工业基础，胜利完成了我国海军第一代舰艇的自行研制任务，使军用舰艇的研制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和水平。
就在造船事业蓬勃发展之时，“文革”开始了，方强随即被造反派打成“六机部最大的走资派”、“彭、黄、贺、罗、苏的黑干将”，被抄家、批斗。方强失去了对造船工业的领导权。这还不算，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不断升级。从这时起，方强被隔离审查，强制劳动。
不久，方强被送到江西九江農场劳改。这一去就是4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指示六机部军管会：“调方强回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
1973年3月，周恩来向毛泽东写信，提出许多将军的案子是假的，应予平反。5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宣布解放包括方强在内的13名老干部。
方强获得“解放”后，不久即出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方强在理顺思路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平“山头”，灭派性，治理软、散、懒。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强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提出了国防工业今后三年、五年、十年规划和目标，毛泽东对此作出了重要批示。
1974年4月，上海市委常委要求在几年内装备若干个高炮师，同时逐步解决上海民兵的武器装备。用如此大量的武器来装备上海民兵，方强深感上海方面的居心叵测。对此，方强以国防工办名义向中央写了专门报告，建议“一线的军工产品要在中央军委统一下分配”，把上海市委常委的要求顶了回去。
而这时，江青、王洪文一伙又插手国防工办。王洪文在一次国防工业汇报会上，气势汹汹地说：“有些单位的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我们的面前就有这样的单位。”
王洪文对国防工办于1975年7月召开的“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恨之入骨，恶狠狠地说：“你们的7月会议，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2月会议也是一样。”
从1975年到1976年9月，王洪文多次打电话给方强，要求调新研制的飞机来京给他看，方强都不予理睬，顶着不办。在这期间，王洪文还给国防工办下达了30多个批示，方强抵制了其中的10个。
1979年，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批准，方强重回海军工作，再次出任海军副司令员。
1982年，方强从海军岗位上离休，先后于1982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2年2月8日，方强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