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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守望平静家园。”
海子的大学时代
1979年9月，15岁的海子以安庆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海子在幼年的确显得比同龄人聪明，不过如此小的年纪上大学倒也不是“天才”的缘故，而是当时安徽地区的学制决定的。
然而在当时高考恢复不久、招生“不限年龄”的背景下，海子的确算是小娃娃。高考体检时的海子差点因为体重过轻未被录取——体重41公斤的他比下限只重了1公斤。
从农家走出的海子，知道节俭生活，要好好学习为家里人争气。他经常一整天都在未名湖旁温习课程，饿了就啃自己带的馒头。近视的他因为经济紧张也一直没有配眼镜。大约从浩如烟海的法律书籍中，海子走入了古典哲学的殿堂，黑格尔和荷尔德林成为海子的精神导师和知己。哲学的学习也使得海子写作的法律论文被老师赞许“有思想深度”，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外号“小夫子”。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思潮兴起，诗歌在大学乃至全社会开始疯狂地流行。在北大，五四文学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阵地。海子进北大时，因文革而中断的五四文学社恢复。但是海子开始了解诗歌，只是因为宿舍同学开始写诗。很快，他的天赋展露出来。
“海子的性格决定他很难进入一个严格组织的团队里写作。”董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只是在那个年代，整个校园的诗歌风气很盛，社团更接近于朋友圈子，校园里的文学社团会想办法吸收一切‘乐于写作’的人，至少在名头上。加上海子与骆一禾、西川关系紧密。”
骆一禾与海子同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西川晚两年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他们三人后来被称为北大的“三剑客”。海子大三的时候，在数位同学的帮助下刻印了自己的诗集《小站》，引起了五四文学社的极大关注。骆一禾作为文学社理论组的组长，专门去找海子，为他搞了一个讨论会，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同在五四文学社的西川由骆一禾介绍认识了“诗歌写的还不错”的海子。骆一禾是当时的校园风云人物，健谈、有亲和力，于海子来说是最懂他诗歌世界的人，于西川来说是“有领路人意义的兄长”。此后三人的交流，很多也都是骆一禾聚拢的。
天上的海子，地上的诗
在刚刚开始创作生涯不久的1983年，19岁的海子从北大毕业了。海子在距北京城60多里的昌平，开始了他短暂人生中最孤单也最耀眼的一段日子。
在中国政法大学，他的美学课尤其受欢迎，学生们知道他是诗人，便要求他课间十分钟念诗。当时的堂下学生如今也已年近半百，不知在半个世纪的生命里，当年三尺讲台上如孩童般沉醉于诗句中的海子，可在他们的记忆里占着一席之地。
讲台上的成功显然无法满足诗人海子，他的孤独、焦虑、敏感在个人的小世界里发酵膨胀，化作创作的热情。在昌平的短短五年里，海子创作出了近200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伴随着他的突然离开成为之后几十年间诗歌永恒的母题。当然这是后话，因为活着的海子是不被人理解的，是饱受质疑与批评的，没有现在的声名，和处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赞誉。
他跑到昌平的小酒馆，想要念诗给大家听，却被酒馆老板拒绝，知音不在，断弦有谁听。被他视为自己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之所在的长诗，被批评为一个时代性的错误，董晨在谈到对海子诗歌的理解时说道：“海子的长诗是一种常人很难进入的作品，那是生命内驱的写作。从诗学的角度讲结构什么，其实很少有供理性分析的东西，但是内部有很强大的动力，生命的动力，那是病态的生命状态逼出来的东西。”
在整个过程中，骆一禾都充当着聆听者的角色。他听海子的热情，海子的孤独，海子的眼泪，并且尽其所能地把海子的诗歌带到公众的视线。这主要得益于他《十月》诗歌编辑的工作。在那样一个文学爆炸的年代，作为文革后诞生的第一家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的发行量能达到40万册以上，影响力之大，见惯了今日文学杂志之衰颓的人几乎难以想象。骆一禾的工作几乎是当时所有中文系学生的夙愿，他也凭借着自己的诗歌才华在这里如鱼得水，两获优秀编辑奖。
而此时的西川，正行走在祖国各地的土地上，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记者和作为一个行者的诗人。他在现实与诗意中自如游走，去探求事实的客观与世界的虚妄。不同于海子生前的境遇，西川早早地得到了主流诗坛的注目。在1986年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上，“西川体”以古典的歌谣回旋特点和现代的精神格局完美统一获得了大量认可。
时间走到1989年，历史的风暴裹挟着这些年轻人卷入时代大潮，有的还未脱身，已是永别。3月11日，西川家，大概是这些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首都紧张的时局替代诗歌，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他们的另一位好友，激进的老木，和追求社会稳定的骆一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要绝交的地步。最后还是西川和海子从中和稀泥，才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为中国未来相争的他们，大概到那时都没有想过，中国的未来没有其中二人。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遗言
1989年3月26日，海子独自来到山海关龙家营附近的一段铁路上。他一袭白衣，手捧着他最心爱的《圣经》和《瓦尔登湖》，沿着长长的无边的铁轨，慢慢地前行。他就这样一边走着，直到一趟列车驶过，突然，他纵身一跳
最终，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孤独而寂寞的一生。
海子自杀后不久，诗歌界相继而来的是骆一禾的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和顾城的杀妻自缢。有人说，海子推倒了一个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他的挚友西川在谈到海子死因的时候曾说：“或许臆想和误会悉属正常。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关于他的死因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西川认为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他的性格也是导致他自杀的重要因素。
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喜欢嘉宝那样的女人，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数情况下，海子像一只绵羊一样对待他人。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便是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他缺少與外界的沟通与交流。
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对海子很冷淡。
当天晚上，海子与同事喝了好多酒，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
斯人已逝，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海子自杀的真正原因，但正如西川在《怀念》中所写的那样：“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
（本文选自：中国青年 2016年05期）
海子的大学时代
1979年9月，15岁的海子以安庆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海子在幼年的确显得比同龄人聪明，不过如此小的年纪上大学倒也不是“天才”的缘故，而是当时安徽地区的学制决定的。
然而在当时高考恢复不久、招生“不限年龄”的背景下，海子的确算是小娃娃。高考体检时的海子差点因为体重过轻未被录取——体重41公斤的他比下限只重了1公斤。
从农家走出的海子，知道节俭生活，要好好学习为家里人争气。他经常一整天都在未名湖旁温习课程，饿了就啃自己带的馒头。近视的他因为经济紧张也一直没有配眼镜。大约从浩如烟海的法律书籍中，海子走入了古典哲学的殿堂，黑格尔和荷尔德林成为海子的精神导师和知己。哲学的学习也使得海子写作的法律论文被老师赞许“有思想深度”，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外号“小夫子”。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思潮兴起，诗歌在大学乃至全社会开始疯狂地流行。在北大，五四文学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阵地。海子进北大时，因文革而中断的五四文学社恢复。但是海子开始了解诗歌，只是因为宿舍同学开始写诗。很快，他的天赋展露出来。
“海子的性格决定他很难进入一个严格组织的团队里写作。”董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只是在那个年代，整个校园的诗歌风气很盛，社团更接近于朋友圈子，校园里的文学社团会想办法吸收一切‘乐于写作’的人，至少在名头上。加上海子与骆一禾、西川关系紧密。”
骆一禾与海子同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西川晚两年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他们三人后来被称为北大的“三剑客”。海子大三的时候，在数位同学的帮助下刻印了自己的诗集《小站》，引起了五四文学社的极大关注。骆一禾作为文学社理论组的组长，专门去找海子，为他搞了一个讨论会，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同在五四文学社的西川由骆一禾介绍认识了“诗歌写的还不错”的海子。骆一禾是当时的校园风云人物，健谈、有亲和力，于海子来说是最懂他诗歌世界的人，于西川来说是“有领路人意义的兄长”。此后三人的交流，很多也都是骆一禾聚拢的。
天上的海子，地上的诗
在刚刚开始创作生涯不久的1983年，19岁的海子从北大毕业了。海子在距北京城60多里的昌平，开始了他短暂人生中最孤单也最耀眼的一段日子。
在中国政法大学，他的美学课尤其受欢迎，学生们知道他是诗人，便要求他课间十分钟念诗。当时的堂下学生如今也已年近半百，不知在半个世纪的生命里，当年三尺讲台上如孩童般沉醉于诗句中的海子，可在他们的记忆里占着一席之地。
讲台上的成功显然无法满足诗人海子，他的孤独、焦虑、敏感在个人的小世界里发酵膨胀，化作创作的热情。在昌平的短短五年里，海子创作出了近200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伴随着他的突然离开成为之后几十年间诗歌永恒的母题。当然这是后话，因为活着的海子是不被人理解的，是饱受质疑与批评的，没有现在的声名，和处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赞誉。
他跑到昌平的小酒馆，想要念诗给大家听，却被酒馆老板拒绝，知音不在，断弦有谁听。被他视为自己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之所在的长诗，被批评为一个时代性的错误，董晨在谈到对海子诗歌的理解时说道：“海子的长诗是一种常人很难进入的作品，那是生命内驱的写作。从诗学的角度讲结构什么，其实很少有供理性分析的东西，但是内部有很强大的动力，生命的动力，那是病态的生命状态逼出来的东西。”
在整个过程中，骆一禾都充当着聆听者的角色。他听海子的热情，海子的孤独，海子的眼泪，并且尽其所能地把海子的诗歌带到公众的视线。这主要得益于他《十月》诗歌编辑的工作。在那样一个文学爆炸的年代，作为文革后诞生的第一家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的发行量能达到40万册以上，影响力之大，见惯了今日文学杂志之衰颓的人几乎难以想象。骆一禾的工作几乎是当时所有中文系学生的夙愿，他也凭借着自己的诗歌才华在这里如鱼得水，两获优秀编辑奖。
而此时的西川，正行走在祖国各地的土地上，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记者和作为一个行者的诗人。他在现实与诗意中自如游走，去探求事实的客观与世界的虚妄。不同于海子生前的境遇，西川早早地得到了主流诗坛的注目。在1986年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上，“西川体”以古典的歌谣回旋特点和现代的精神格局完美统一获得了大量认可。
时间走到1989年，历史的风暴裹挟着这些年轻人卷入时代大潮，有的还未脱身，已是永别。3月11日，西川家，大概是这些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首都紧张的时局替代诗歌，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他们的另一位好友，激进的老木，和追求社会稳定的骆一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要绝交的地步。最后还是西川和海子从中和稀泥，才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为中国未来相争的他们，大概到那时都没有想过，中国的未来没有其中二人。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遗言
1989年3月26日，海子独自来到山海关龙家营附近的一段铁路上。他一袭白衣，手捧着他最心爱的《圣经》和《瓦尔登湖》，沿着长长的无边的铁轨，慢慢地前行。他就这样一边走着，直到一趟列车驶过，突然，他纵身一跳
最终，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孤独而寂寞的一生。
海子自杀后不久，诗歌界相继而来的是骆一禾的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和顾城的杀妻自缢。有人说，海子推倒了一个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他的挚友西川在谈到海子死因的时候曾说：“或许臆想和误会悉属正常。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关于他的死因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西川认为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他的性格也是导致他自杀的重要因素。
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喜欢嘉宝那样的女人，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数情况下，海子像一只绵羊一样对待他人。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便是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他缺少與外界的沟通与交流。
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对海子很冷淡。
当天晚上，海子与同事喝了好多酒，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
斯人已逝，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海子自杀的真正原因，但正如西川在《怀念》中所写的那样：“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
（本文选自：中国青年 2016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