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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9平米美术馆最初的想法是要建立一个空间。它位于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办公区域内。在这个办公区域对外开放的阅览室里面，我们平地搭建了一个见方9个平米的展览场地，或者换个理解角度，我们将一个占地9平米的白立方，一个只有9平米的艺术单位搁置在了德领馆文化处的办公场所里。
最初，德国驻上海总领馆的文化领事海墨思博士联系到我，那时他刚来到中国不久。他希望能做一些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项目。但是具体如何进行，以及以何种方式发展，我们并没有设想和限定。关于空间的处理与运用，我们讨论了几次，甚至邀请到建筑师李青先生为这个空间的设计出谋划策。但是，最后我们发现，由于原空间无法更改的一些现实条件，使得我们觉得即便是将空间完全用展墙全部封隔出来，也只是一个最为普通平常的、面积尴尬的艺术空间。
当时正好是2012年，那时，我大部分的艺术项目都在台湾，比如刘建华在台北关渡美术馆的展览，史金淞在忠泰艺术基金会的展览等，因此有机会多次往返台湾，参观和了解台湾的艺术生态。除了美术馆、学院和商业空间之外，台湾还有另外一种空间——“替代空间”，如伊通公园、非常庙和台北当代艺术中心等。我还记得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书店，姚瑞中向我介绍了一本书——《替代空间》，涵盖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区域的十几个非盈利艺术空间。这些空间很多都是由策展人和艺术家们自我组织与管理，举办各种展览、讲座、放映会和艺术家交流工作室等非盈利的实验性的艺术活动。在艺术权力系统与商业系统的框架里面或者在这些系统的领域之外，逐渐发展出另外的一条线索。经过多年持续的工作，这些空间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影响逐渐显现。
为什么这样的空间在上海极为罕见？这个疑问成为我在设想9平米美术馆时的一个背景因素。上海拥有大量当代艺术空间，包括各种公立和私立的美术馆，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馆、外滩美术馆和刚刚开幕的龙美术馆以及即将开幕的余德耀美术馆等，还有各种形态的商业画廊。但是，美术馆的展览有自身的标准与要求，以及资金与档期等各种因素，所以，能够在美术馆展览的艺术家和作品毕竟有限；画廊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对艺术家有自己的选择。那么，大量的艺术家的作品和艺术家实验性的项目，无法适合前两者的要求。但是，他们是形成上海艺术现状的重要实践与细节。上海需要一种中间介质的艺术空间，或独立空间，或替代空间，在整个的艺术生态系统中，与美术馆与画廊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
很多人好奇地问，“9平米”真的只有9个平方米吗？如果单单只是从它的建筑面积和物理空间来界定，是的，它占地只有9个平方。但是9平米美术馆是个立体空间，艺术家有足够智慧运用这个空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各个物理平面。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9平米美术馆的地理位置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里面。在里面的意思是，外围空间里面套着一个小空间。文化处本身就是一个空间，三面是临着福州路的大玻璃墙面，里面一边面对整个办公大楼开放，一面面对文化处自己的办公室。 经过大楼的人群，不管是路过的行人，还是这个大楼中其他办公室的员工，以及管理大楼的保安，每个周末站在大楼大堂里面为MINT酒吧迎宾的小姐，或者来喝酒的客人，都对嵌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占地只有9平米的空间充满了好奇和疑问，对这里展示的作品充满了不解与好奇。这个现象从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倪有鱼的《泡影》开始，到阿角的《屏幕一代@9平米美术馆》，整个半年的时间，一直在持续发生。文化处自身物理空间的限制转变成有利条件：9平米美术馆通过空间里外的交互与影响，已经不再只是我们最初设定的9个平方米，而是从内到外，延续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
9平米美术馆并不是一个美术馆。以“美术馆”命名显然有些调侃和反讽的味道。在最近两年，美术馆的建设在上海和全国发展迅速。我们听到大量关于美术馆建造方财力如何雄厚或建筑硬体如何规模巨大，而美术馆学术发展和研究计划提及甚少，或者仅限于宏观框架。美术馆与博览会、拍卖行、艺术基金等市场行为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这令人不得不怀疑与警惕。行业内有人评价：在中国，美术馆在做买卖，画廊在做学术。9平米美术馆，因为面积的原因，将艺术展览面临的权力侵蚀与商业渗透等现实问题挤压干净。
9平米美术馆的支持来自于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这个项目在2014年的3月告一段落。接下来，作为一个空间，一个非盈利的项目空间，该如何继续下去？如果脱离开领事馆文化处的支持，我们是否还可以存在下去？9平米美术馆也面临着所有类似空间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我在美国参加文化学者访问项目的过程中，华盛顿WPA艺术机构也在会议名列之中。这个机构的背景是吕贝尔家族，由于吕氏家族经营酒店业，因此WPA得以能够在吕氏旗下酒店空间拥有办公场地，同时利用酒店为艺术家提供项目空间，如酒店的前台和楼梯过道等，每隔一段时间轮流放映艺术家的影像作品，夏天的时候，在室外的游泳池举办行为艺术的现场表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本地各美术馆和艺术空间紧密合作。这也许是一个可以参照的模式。通过与不同艺术生态和不同机制的空间交叉合作实践，增强非盈利机构和空间现实的活力和应对能力。大的美术馆有了一些艺术实践与前沿的项目，以平衡自身模式化的展览方式，画廊也有機会在一个艺术家的市场成熟之前，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艺术家的想法。大家互为补充，交互发展。
在会议中，我曾询问WPA的总监Lisa Gold，为什么在华盛顿基本没有类似这样的替代空间，而在纽约这样的空间比较多？Lisa说，除了资金的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盛顿对于艺术的需求没有纽约那么大，艺术生态也没有纽约活跃。相对而言，北京、上海的艺术发展越来越迅速，艺术活动越来越频繁，对于各种状态的艺术空间的需求将越来越多样化，而这样的替代空间或项目空间的需求也将随之越来越大。因此，9平米美术馆也算是应运而生了。
最初，德国驻上海总领馆的文化领事海墨思博士联系到我，那时他刚来到中国不久。他希望能做一些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项目。但是具体如何进行，以及以何种方式发展，我们并没有设想和限定。关于空间的处理与运用，我们讨论了几次，甚至邀请到建筑师李青先生为这个空间的设计出谋划策。但是，最后我们发现，由于原空间无法更改的一些现实条件，使得我们觉得即便是将空间完全用展墙全部封隔出来，也只是一个最为普通平常的、面积尴尬的艺术空间。
当时正好是2012年，那时，我大部分的艺术项目都在台湾，比如刘建华在台北关渡美术馆的展览，史金淞在忠泰艺术基金会的展览等，因此有机会多次往返台湾，参观和了解台湾的艺术生态。除了美术馆、学院和商业空间之外，台湾还有另外一种空间——“替代空间”，如伊通公园、非常庙和台北当代艺术中心等。我还记得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书店，姚瑞中向我介绍了一本书——《替代空间》，涵盖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区域的十几个非盈利艺术空间。这些空间很多都是由策展人和艺术家们自我组织与管理，举办各种展览、讲座、放映会和艺术家交流工作室等非盈利的实验性的艺术活动。在艺术权力系统与商业系统的框架里面或者在这些系统的领域之外，逐渐发展出另外的一条线索。经过多年持续的工作，这些空间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影响逐渐显现。
为什么这样的空间在上海极为罕见？这个疑问成为我在设想9平米美术馆时的一个背景因素。上海拥有大量当代艺术空间，包括各种公立和私立的美术馆，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馆、外滩美术馆和刚刚开幕的龙美术馆以及即将开幕的余德耀美术馆等，还有各种形态的商业画廊。但是，美术馆的展览有自身的标准与要求，以及资金与档期等各种因素，所以，能够在美术馆展览的艺术家和作品毕竟有限；画廊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对艺术家有自己的选择。那么，大量的艺术家的作品和艺术家实验性的项目，无法适合前两者的要求。但是，他们是形成上海艺术现状的重要实践与细节。上海需要一种中间介质的艺术空间，或独立空间，或替代空间，在整个的艺术生态系统中，与美术馆与画廊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
很多人好奇地问，“9平米”真的只有9个平方米吗？如果单单只是从它的建筑面积和物理空间来界定，是的，它占地只有9个平方。但是9平米美术馆是个立体空间，艺术家有足够智慧运用这个空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各个物理平面。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9平米美术馆的地理位置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里面。在里面的意思是，外围空间里面套着一个小空间。文化处本身就是一个空间，三面是临着福州路的大玻璃墙面，里面一边面对整个办公大楼开放，一面面对文化处自己的办公室。 经过大楼的人群，不管是路过的行人，还是这个大楼中其他办公室的员工，以及管理大楼的保安，每个周末站在大楼大堂里面为MINT酒吧迎宾的小姐，或者来喝酒的客人，都对嵌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占地只有9平米的空间充满了好奇和疑问，对这里展示的作品充满了不解与好奇。这个现象从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倪有鱼的《泡影》开始，到阿角的《屏幕一代@9平米美术馆》，整个半年的时间，一直在持续发生。文化处自身物理空间的限制转变成有利条件：9平米美术馆通过空间里外的交互与影响，已经不再只是我们最初设定的9个平方米，而是从内到外，延续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
9平米美术馆并不是一个美术馆。以“美术馆”命名显然有些调侃和反讽的味道。在最近两年，美术馆的建设在上海和全国发展迅速。我们听到大量关于美术馆建造方财力如何雄厚或建筑硬体如何规模巨大，而美术馆学术发展和研究计划提及甚少，或者仅限于宏观框架。美术馆与博览会、拍卖行、艺术基金等市场行为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这令人不得不怀疑与警惕。行业内有人评价：在中国，美术馆在做买卖，画廊在做学术。9平米美术馆，因为面积的原因，将艺术展览面临的权力侵蚀与商业渗透等现实问题挤压干净。
9平米美术馆的支持来自于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这个项目在2014年的3月告一段落。接下来，作为一个空间，一个非盈利的项目空间，该如何继续下去？如果脱离开领事馆文化处的支持，我们是否还可以存在下去？9平米美术馆也面临着所有类似空间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我在美国参加文化学者访问项目的过程中，华盛顿WPA艺术机构也在会议名列之中。这个机构的背景是吕贝尔家族，由于吕氏家族经营酒店业，因此WPA得以能够在吕氏旗下酒店空间拥有办公场地，同时利用酒店为艺术家提供项目空间，如酒店的前台和楼梯过道等，每隔一段时间轮流放映艺术家的影像作品，夏天的时候，在室外的游泳池举办行为艺术的现场表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本地各美术馆和艺术空间紧密合作。这也许是一个可以参照的模式。通过与不同艺术生态和不同机制的空间交叉合作实践，增强非盈利机构和空间现实的活力和应对能力。大的美术馆有了一些艺术实践与前沿的项目，以平衡自身模式化的展览方式，画廊也有機会在一个艺术家的市场成熟之前，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艺术家的想法。大家互为补充，交互发展。
在会议中，我曾询问WPA的总监Lisa Gold，为什么在华盛顿基本没有类似这样的替代空间，而在纽约这样的空间比较多？Lisa说，除了资金的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盛顿对于艺术的需求没有纽约那么大，艺术生态也没有纽约活跃。相对而言，北京、上海的艺术发展越来越迅速，艺术活动越来越频繁，对于各种状态的艺术空间的需求将越来越多样化，而这样的替代空间或项目空间的需求也将随之越来越大。因此，9平米美术馆也算是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