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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案，黎元洪，教材，教学相长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7)02-0045-02
在2006年湖北省优质课评比中，我参赛的课目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第三章第三节“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最初的教案里，我并没有把“黎元洪被逼当湖北军政府都督”定为难点，而是打算按教科书的结论来讲，即这是当时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军政府的首脑应由社会上有资望的人担任，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的表现。但是，在试讲之后，我对教案做出了修订。
最初在进行“湖北军政府成立”的教学时，我主要依据人教版教科书的基本观点来展开黎元洪被迫当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问题，但是借用了岳麓版教材里的一段材料：武昌起义总指挥吴兆麟说：“欲收新写全体来归之效，非借黎元洪资望不可……借黎元洪之名以号天下，一则使各省可表同情，二则使外人不敢轻视。”让学生阅读材料后思考问题：“材料主要观点是什么?你是否同意吴兆麟的观点?”结果，在第一次试讲时，许多学生都回答不同意选举黎元洪做都督，并且从课本中列举了好几件黎元洪反革命的事例，如：起义当晚，亲手杀害了两名革命士兵；多次破坏革命党人的活动；当革命党人推举他任都督时，竟还喊道：“莫害我!”等等。还有同学提到黎元洪是旧军官，他做都督使革命潜伏着失败危机。也有少数学生提出了赞同意见，主要理由是当时革命初起只能借黎元洪之名号召天下，但是除此之外，很少能谈及其他方面，发言也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撑。这场讨论使我深感在这个问题上，学生思维没有放开，从大多数学生单薄的回答中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这个问题，且答案来源仅停留在套用教科书的结论上。
于是，试讲课后，我首先查阅资料，而且尽量查找原始资料，当时恰好湖北省图书馆与武汉市图书馆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五周年举办了一系列讲座，我就借此机会直接就教于权威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再对这部分的教学设计做了重新调整。
我给学生又补充了几则材料：一则是《辛亥武昌首义记》里的一段文字，一则是章太炎的《大总统黎公碑》里的一段，还有一则是革命党人蔡济民说过的一段话，并且在课堂教学中把设问也改成了：“湖北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要推选黎元洪做都督?”引导学生从革命党人推选黎元洪做都督的原因这个角度来思考。
第二次试讲在武汉的另一所学校进行。学生阅读材料后，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们既认真阅读教科书的有关内容，又对我补充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在我巡视指导他们讨论准备的时候，很多学生拉着我，不让我到其他组去。全班讨论时，两种观点都做了有史有论的发言，有相当多的同学结合材料谈到很多推选黎元洪做都督的理由，如：起义后革命群龙无首，因选不出都督，情势十分紧张；黎元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任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有能力、有地位；黎元洪厚重知兵；革命派的领导人都不在武昌，吴兆麟、熊秉坤政治经验不足等等。甚至下课后，还有学生要求与我继续讨论有关黎元洪问题。
既然这些湖北孩子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探究欲望如此强烈，我们老师就应该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我又一次修订了教学设计。在拓展阅读里，我又补充了两段关于黎元洪的材料，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兴趣与爱好的学生的不同要求。这既体现了分层教学的要求，也是“以人为本，关爱学生”的具体表现。
由于补充材料多了，史实丰厚了，学生兴趣被调动起来了，思维也变得活跃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一是补充材料比教科书丰富，比教科书更能调动学生兴趣，更能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和更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学生会不会抛开课本，只读材料?二是材料多了以后，会不会造成学生思维上的混乱，以致出现易放难收的现象?基于这两点担忧，在学生充分发言后，我考虑在这里教师应该“收”一下，即整理一下学生发言，指出：革命党人之所以推选黎元洪做都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也和黎元洪个人素质有一定关系，黎元洪的当选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最后一句话主要是为了照应教科书在分析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的一个观点。
其实，革命党人选举黎元洪，是不是就一定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黎元洪出任都督，是不是就一定使革命潜伏了失败危机?湖北军政府成立，这么复杂的历史过程用一两个简单的结论来套，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公民素质的提高?这个问题虽然在课堂上没时间，也没必要给学生讲这么细，这么深，但作为一名历史老师对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认识：革命党人推选黎元洪做都督虽为无奈之举，但也并非毫无道理，除了当时群龙无首的革命形势和黎元洪“厚重知兵”的个人素质外，还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因素在里面。黎元洪是一个汉族旧军官，“预备立宪”骗局暴露后，立宪派对清廷彻底丧失了信心，汉族官僚离心，革命前，“报界中人士，对元洪均具好感”…，因此，黎元洪在湖北革命党人眼里，被“视为比较开明的可以争取的共事者”。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确属无奈，但是这不仅联合了立宪派，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借黎之名，号召了全国革命，争取了更多支持者，稳定了局势，使革命站稳了脚跟。这一点在章太炎的《大总统黎公碑》里也有描述，但课本上反复强调，让黎元洪当都督是革命派“错误”认识所决定，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甚至将革命潜伏失败危机也归于这件事上，实欠公允。所以最后在湖北省优质课评比中上这节课时，当学生根据课本上史实并结合我所给的补充材料，已经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比较客观和全面时，如果这时老师硬要再把课本上关于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观点拿出来强加给学生，不仅学生难以接受而且更容易把学生思维搞乱，所以最后我已经觉得没必要再提那句话。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开展课堂讨论的目标是什么?“许多问题没有明了的答案，因此，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讨论和理解这些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和复述某些知识或技能。”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可以增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促使对问题各个不同方面的深入理解。
可以这么说，是学生的精彩发言感染并鼓舞了我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处理教科书。《学记》指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故日：教学相长。”从这节课我也充分地体会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互动课堂，不仅能使学生学有所得，发展个性，老师也从中获得某些灵感与提高。
从“湖北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要推选黎元洪做都督?”这个问题的提出到讲述设计，几经修改，使我想起湖北省特级教师汪学毅老师经常对年轻人说的一句话：要想上好课，一定要做一个有意识的教师。我理解汪先生这个“有意识”：首先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读书的习惯。如果没有丰厚的知识和一定的专业底蕴，一节课是很难讲出深度和创意的，相反，如果你对自己所讲这段历史了解和研究较多，在处理教材时你就会更有把握些，甚至在表达上，你都会更显自信些。其次要有意识的研究教材。教科书是重要的教学资源之一，但是并非唯一的教学资源。我们要研究历史知识结构，研究教科书的编写结构与特点。既要落实基础知识，又不必过分拘泥于课本讲述，即既要教好教科书，也要用好教科书。第三，还要有意识地了解我们的教育对象即学生，要了解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了解学生最易于接受和喜欢的授课方式是什么，还要关注他们个体的差异，选择相应的授课方式等等。总之，每节课后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应该是很多的，只有在不断的反思，尤其是有意识的反思中，我们的教育水平才能获得不断提高。
责任编辑：豆艳荣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7)02-0045-02
在2006年湖北省优质课评比中，我参赛的课目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第三章第三节“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最初的教案里，我并没有把“黎元洪被逼当湖北军政府都督”定为难点，而是打算按教科书的结论来讲，即这是当时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军政府的首脑应由社会上有资望的人担任，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的表现。但是，在试讲之后，我对教案做出了修订。
最初在进行“湖北军政府成立”的教学时，我主要依据人教版教科书的基本观点来展开黎元洪被迫当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问题，但是借用了岳麓版教材里的一段材料：武昌起义总指挥吴兆麟说：“欲收新写全体来归之效，非借黎元洪资望不可……借黎元洪之名以号天下，一则使各省可表同情，二则使外人不敢轻视。”让学生阅读材料后思考问题：“材料主要观点是什么?你是否同意吴兆麟的观点?”结果，在第一次试讲时，许多学生都回答不同意选举黎元洪做都督，并且从课本中列举了好几件黎元洪反革命的事例，如：起义当晚，亲手杀害了两名革命士兵；多次破坏革命党人的活动；当革命党人推举他任都督时，竟还喊道：“莫害我!”等等。还有同学提到黎元洪是旧军官，他做都督使革命潜伏着失败危机。也有少数学生提出了赞同意见，主要理由是当时革命初起只能借黎元洪之名号召天下，但是除此之外，很少能谈及其他方面，发言也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撑。这场讨论使我深感在这个问题上，学生思维没有放开，从大多数学生单薄的回答中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这个问题，且答案来源仅停留在套用教科书的结论上。
于是，试讲课后，我首先查阅资料，而且尽量查找原始资料，当时恰好湖北省图书馆与武汉市图书馆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五周年举办了一系列讲座，我就借此机会直接就教于权威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再对这部分的教学设计做了重新调整。
我给学生又补充了几则材料：一则是《辛亥武昌首义记》里的一段文字，一则是章太炎的《大总统黎公碑》里的一段，还有一则是革命党人蔡济民说过的一段话，并且在课堂教学中把设问也改成了：“湖北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要推选黎元洪做都督?”引导学生从革命党人推选黎元洪做都督的原因这个角度来思考。
第二次试讲在武汉的另一所学校进行。学生阅读材料后，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们既认真阅读教科书的有关内容，又对我补充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在我巡视指导他们讨论准备的时候，很多学生拉着我，不让我到其他组去。全班讨论时，两种观点都做了有史有论的发言，有相当多的同学结合材料谈到很多推选黎元洪做都督的理由，如：起义后革命群龙无首，因选不出都督，情势十分紧张；黎元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任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有能力、有地位；黎元洪厚重知兵；革命派的领导人都不在武昌，吴兆麟、熊秉坤政治经验不足等等。甚至下课后，还有学生要求与我继续讨论有关黎元洪问题。
既然这些湖北孩子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探究欲望如此强烈，我们老师就应该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我又一次修订了教学设计。在拓展阅读里，我又补充了两段关于黎元洪的材料，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兴趣与爱好的学生的不同要求。这既体现了分层教学的要求，也是“以人为本，关爱学生”的具体表现。
由于补充材料多了，史实丰厚了，学生兴趣被调动起来了，思维也变得活跃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一是补充材料比教科书丰富，比教科书更能调动学生兴趣，更能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和更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学生会不会抛开课本，只读材料?二是材料多了以后，会不会造成学生思维上的混乱，以致出现易放难收的现象?基于这两点担忧，在学生充分发言后，我考虑在这里教师应该“收”一下，即整理一下学生发言，指出：革命党人之所以推选黎元洪做都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也和黎元洪个人素质有一定关系，黎元洪的当选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最后一句话主要是为了照应教科书在分析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的一个观点。
其实，革命党人选举黎元洪，是不是就一定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黎元洪出任都督，是不是就一定使革命潜伏了失败危机?湖北军政府成立，这么复杂的历史过程用一两个简单的结论来套，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公民素质的提高?这个问题虽然在课堂上没时间，也没必要给学生讲这么细，这么深，但作为一名历史老师对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认识：革命党人推选黎元洪做都督虽为无奈之举，但也并非毫无道理，除了当时群龙无首的革命形势和黎元洪“厚重知兵”的个人素质外，还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因素在里面。黎元洪是一个汉族旧军官，“预备立宪”骗局暴露后，立宪派对清廷彻底丧失了信心，汉族官僚离心，革命前，“报界中人士，对元洪均具好感”…，因此，黎元洪在湖北革命党人眼里，被“视为比较开明的可以争取的共事者”。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确属无奈，但是这不仅联合了立宪派，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借黎之名，号召了全国革命，争取了更多支持者，稳定了局势，使革命站稳了脚跟。这一点在章太炎的《大总统黎公碑》里也有描述，但课本上反复强调，让黎元洪当都督是革命派“错误”认识所决定，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甚至将革命潜伏失败危机也归于这件事上，实欠公允。所以最后在湖北省优质课评比中上这节课时，当学生根据课本上史实并结合我所给的补充材料，已经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比较客观和全面时，如果这时老师硬要再把课本上关于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观点拿出来强加给学生，不仅学生难以接受而且更容易把学生思维搞乱，所以最后我已经觉得没必要再提那句话。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开展课堂讨论的目标是什么?“许多问题没有明了的答案，因此，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讨论和理解这些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和复述某些知识或技能。”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可以增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促使对问题各个不同方面的深入理解。
可以这么说，是学生的精彩发言感染并鼓舞了我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处理教科书。《学记》指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故日：教学相长。”从这节课我也充分地体会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互动课堂，不仅能使学生学有所得，发展个性，老师也从中获得某些灵感与提高。
从“湖北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要推选黎元洪做都督?”这个问题的提出到讲述设计，几经修改，使我想起湖北省特级教师汪学毅老师经常对年轻人说的一句话：要想上好课，一定要做一个有意识的教师。我理解汪先生这个“有意识”：首先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读书的习惯。如果没有丰厚的知识和一定的专业底蕴，一节课是很难讲出深度和创意的，相反，如果你对自己所讲这段历史了解和研究较多，在处理教材时你就会更有把握些，甚至在表达上，你都会更显自信些。其次要有意识的研究教材。教科书是重要的教学资源之一，但是并非唯一的教学资源。我们要研究历史知识结构，研究教科书的编写结构与特点。既要落实基础知识，又不必过分拘泥于课本讲述，即既要教好教科书，也要用好教科书。第三，还要有意识地了解我们的教育对象即学生，要了解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了解学生最易于接受和喜欢的授课方式是什么，还要关注他们个体的差异，选择相应的授课方式等等。总之，每节课后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应该是很多的，只有在不断的反思，尤其是有意识的反思中，我们的教育水平才能获得不断提高。
责任编辑：豆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