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102岁的杨绛先生反对钱钟书书信被拍卖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罕见的是，国家版权局、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等官方组织，都在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表态，要求相关拍卖公司和个人尊重书信人的著作权、隐私权和通信秘密权等。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作出了诉前禁令裁定，责令相关拍卖公司不得实施侵权行为。据说，这是该院发出的首例知识产权诉前禁令裁定。
　　一次“名人书信”拍卖事件，惊动如此多的官方机构，并不表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觉醒，也可能因为这些书信确实有内容“不宜”公开。既是私人通信，有些话可能并未认真思虑，我想此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当事人或者亲属，都不会赞同把某些私密内容公开。如果未经当事人允许，擅自公开相关内容，等于伤害了通信双方的信任与感情。所以，从风俗、良知和情感角度，大多数人肯定站在杨绛先生一边，支持杨绛的“生气”与反对。
　　从法律角度，此事件很值得讨论。书信物权归所有人，著作权归写信人。表面上看，如果收信人要转让其物权，并不违法，但书信内容如无写信人许可，也不能公开发表。多数人认为，拍卖不同于私下转让，因有公开展示阶段，一旦展示，等于侵犯了写信人的著作权。有人提出，如果允许“不公开展示”，此次拍卖可能就不会伤害写信人的隐私或著作权，信的内容并未公开，只是换了个知情人。这种解释，显然似是而非，宪法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在民法上体现为隐私权，只要当事人不允许，“隐蔽拍卖”或个人转让仍会伤害到公民的隐私权。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普通人的隐私权，又有不同。当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民众的知情权发生矛盾时，多以尊重民众知情权为主导，这体现的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因为，公众人物比普通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也应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义务。由于我国对如何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所以在评价钱钟书书信拍卖这个事件上，我们仍然很难得出什么法律定论。这也是社会上有各种争议的原因，说到底还是法律的滞后与缺失。
　　这也是名人的困境，鲁迅曾在一篇谈文人尺牍的文章中，感叹过“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可以说，中国流传出来的古代或现代的名人书信，多数都属变异的书信，写时就有“立此存照”的想法，暗含了很多被修饰的内容。比如胡适、鲁迅写信或记日记，都想到可能公开，已有了自我审查的意识，往往事先剔除了很多隐私成份。
　　但钱钟书很多书信，并非如此，他有时会说一些不公开说的话，有时会把回信看作一种应尽的礼仪，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如果钱钟书真把自己当作名人，像胡适一样，对能否公之于众有一个事先的评定或审查，我想杨绛老人也就不会生气了。这也是钱钟书的真实与可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