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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等所导致的体制内外精英与草根的撕裂，其逻辑元点还是权力与权利的问题。处在这种社会变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必然要打开其所处社会的纵横剖面，走进社会，朝向草根社会，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感受到思想的力量、智慧的熏陶和大道无痕的感觉；同时又能走得出来，抽身于社会，高瞻远瞩，一览全貌而不失方向，规避其碎片化，以寻求共识，填平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鸿沟，凸显其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并在社会变迁、结构升级中寻求思想政治教育向纵深推进的新的理论生长点。
关键词：精英；草根；社会变革；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4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28
中国社会是一个纵横多向的主体运作模式，纵剖面上观照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对主体的作用，横断面注重主体自身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相互影响，且不同系统在共同体价值体系指导下分化沟通、整合以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平衡。在传统全能政府管理时代，对社会的管理是横向到边，纵深到底。这种强大而统一的政治组织力量和社会动员能力从整体维度、空间维度等把分散的资源调动为共同体资源的动力源泉并不是单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权控制，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硬性灌输，而是中国人在探寻共时性理想追求（民族复兴与解放）与历时性目标（从民族独立到人民解放、从现代化到今天的和谐社会乃至中国梦）时的深度相遇，深层交叠整合而的集合概念。问题是这种大统一的力量在创造了无数个中国奇迹的同时，其宏大叙事的惯性思维、粗线条的政策等忽略了个体利益，导致个体生命的被忽视。因此，社会转型势在必行。这种转型意味着国家向社会放权，即国家权力从横向与纵深的同时收敛，形成一个纵横协调、多元统一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结构，其权力运作模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而是互动式的、多向度的、合作与协商的治理模式。如何凝聚共识，使得各社会群体达成协同合作，从而为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结构作好准备，是思想政治教育当仁不让的事情。问题是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外在权威性很强，并且在外在权威建设推动下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但当下社会道德下滑，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下滑并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现代社会变革中渐行渐远，相反，恰恰说明时代越来越需要它深嵌在今天的社会变革之中，加强其自身理论建设，以适应社会变迁，从而指导、影响我们对现实的抉择。因此，社会结构是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分析框架。其路径是朝向底层，深度在场，既走得进去，渗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又走得出来，致力于理论的顶层设计，在社会变迁、结构转型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向纵深推进的生长点。
一、社会撕裂、结构断层：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已经有了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当下，财富分配的不公撕裂了现行社会，即体制内外的冲突，精英和草根之间的断裂。当今社会上弥散着仇富、仇官情绪，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冷漠与隔膜无所不在，既有来自体制内真诚的改革，又有体制外充满怀疑甚至嘲讽之声。倘若进一步激化矛盾，改革将无法继续下去。如何化解矛盾，使不同群体达成共识，重建共同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其使命就在于，着眼于不同群体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分布状态，深度在场，促进社会各方面协商互动。
（一）社会结构中各社会群体的分布状态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即人们的社会结合方式。“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与途径的实际分布情况。也正是社会结构决定文化价值标准，使得符合这些标准的行动对社会中有一定地位的人极容易，而对其他人则相当困难或根本就不可能。” [1]如果说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那么，通过纵横交錯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度挖掘，把握社会结构中各社会群体的分布状态，对不同群体进行归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本文粗略地将社会群体分为上层精英与底层草根两个群体，并试图说明其划分的理论依据。
1.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对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划分是一个粗略的印象。社会治理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它既需要政府力量，也需广大草根群众力量，协同共进达成共识。群众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包含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一群体中的各个成员又存在着差异性，尤其是在其划分上，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我们往往在应当讨论阶级分层的时候去研究职业分层；在应当面对制度变迁的时候却专注于人际关系；在劳动生产制度之外却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研究价值中立[2]。这就意味着对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划分是基于粗略的印象。
2.从概念自身的复杂性来说，草根与精英的划分，也是粗略的。中国社会的诸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太模糊、太大的概念，是从宏观着眼的，其群体实际构成又是一个连续实体，很难作出准确的分类。诸如谁是精英、谁是草根，且每一群体在时空维度上又有多大的同质性与异质性。这必须对每一阶层进行精细化的细分之后才能精确划分。因此，本文只对其作粗略的划分，把工、农、商、文教、卫、科、军、政中有巨大成果及特殊贡献者组成的决策群体笼统称为精英。至于草根与精英的细分那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事情。同时，本文所说的底层社会也即草根阶层，或者说是草根社会。底层与草根两个概念不再作区分，可以混用。
3.从研究结论上来看，这种粗略的划分以及粗略的印象，为我们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分析路径。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抑或是既得利益与弱势群体，其关键问题不在于对其划分上，而在于借助于这个粗略的划分来，给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两个群体一种分析思路性的描述，以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达成共识。为了深刻地理解与把握草根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发展状况，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出发，考察、凝视不同社会群体的行动逻辑，并在行动中去寻找积极干预的方法与途径。 （二）草根与草根力量的形成
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双转”快速推进中，矛盾的积累也日益增多。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说：整个社会变革开始分化为改革与转型两个进程。占据着体制位置赋予的道德制高点的精英必然面临着这样的基本社会背景：已形成的社会中的对抗与分裂，主要表现在用一种反道德的方式来言说对公权力的不满，人们常常出现为反对而反对，把抵触当成习惯，把泄愤当成常态的现象。换言之，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而老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的老百姓。社会已经明显地变了。而且其复杂性还在于这些“弱势群体”，还面临着被更大的利益所绑架的可能[3]。因此，如何引导草根力量推动社会改革，是思想政治教育绕不过动去的难题。因此，厘清草根与草根力量的形成与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厘清草根概念的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学意义。社会转型制造出底层社会，这个底层社会在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变迁的场域，其行动主体就是生活在这个场域的草根。厘清草根概念对草根力量与草根逻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草根”，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即指一群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庞大到无法具体说清身份的群体（实际上他们已分布在无数个社会阶层中），它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具有现代文明意识与原发野性相融合的一个阶层[4]。它包含着两个隐喻：一个是草根意识与草根智慧；另一个是它在现实社会中的重大意义。只有充分了解掌握草根的创造性、创新性不够理性的特点和所处现实生活境遇并将草根性与草根智慧填补到精英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充分发扬草根阶层特有的优点，使其野性走向理性，而不是像防贼似地提防他们。对上层精英来说，在这一过程中也受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教育，尽力去弥合草根与精英的鸿沟，构成一条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照的通道。
2.草根力量与草根逻辑在社會冲突中形成，其力量的大小受制于社会制度。“现代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5]也即“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问题引起的，而不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 [5]当权力支配与草根自由错位，精英逻辑与草根逻辑产生冲突时，底层的抗争场景会随之诞生，进而形成一种草根力量。其力量的大小与分布，制度在此起着关键作用。尤其在底层，不同群体的观念形态与行为模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的制度性位置。当然，不同群体观念形态与行动逻辑又反过来影响制度体系的反应 [6]。诸如20世纪90年代农村居民因被相对边缘化而引发的社会行动促使了21世纪的政策调整，使得农民获得了相对更好的制度性位置，实现制度上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作出调整。而城市下岗工人则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就此而言，当下的社会矛盾如果想从技术环节破题，几乎很难——只有从制度层面才是解开当下死结和瓶颈的出路。
3.草根与社会同步发展。转型时期所形成的草根所释放的能量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空间与行动逻辑，并以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出现。且这种草根力量既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同时又与社会同步发展。草根力量对改革的推动极其复杂。其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草根力量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尤其是当官方公权力在改革中与其相遇时所引发种种的猜忌与误读的境遇，在草根的智慧与野性的并存格局中，草根以其小聪明的形式通过制造与建构问题的策略使得自己的日常琐碎生活问题纳入到体制内得以解决。例如，在讨薪与拆迁问题上，他们为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扩张了空间。他们通过造势（问题化、污名化对手威胁）、借势（借众势、借形势、借网络等借鸡生蛋的方式）用势（注意形势、对准形势、借用厚势发挥弱势）等都表现出底层草根社会抗争的非正常手段和变通性智慧[7]。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草根力量已经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影响改革。如孙立平所说，如果说上一轮的改革历史逻辑都是由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其过程是“上下”一致，全员合力推动改革的过程。那么，当下改革面临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个变革过程，厘清这两个过程，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此，凝聚共识、重建共同体旨在改变人们对权威意识形态符号的习惯性不满，还有官场的种种乱象的传闻引发的民怨。其目的是将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冲突与断裂拉回到共同体内，形成共同的底线。
（三）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近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其理论在社会这一独立领域的生成与演进却没有直接关联；其倡导的“追求实效性的三个贴近”，也只是为了应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失衡所导致的人们的价值观迷失、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等精神裂变现象而采取的一种植入生活世界的做法。换言之，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的嵌入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试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结构的嵌入与创新而解决社会领域中的各种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导向问题。因此，它在面对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困境时，其解释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当下社会转型阵痛期、经济增速换挡期、风险释放加速期等多重社会过程交织在一起，思想政治教育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来自公平正义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与人们生活世界渐行渐远，问题在于其悬置于人们现实生活之上。尤其是在如何诠释社会的阶层固化、结构紧张，乃至精英与草根、穷人与富人的对垒上已没有新意（因为社会冲突发生的逻辑以及社会后果早已得到深刻的揭示），当下唯一缺席的不过是可以消除其土壤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公平正义自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与目标，这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因此，如何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带来巨大的挑战。即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一套新的公平正义话语体系基础上实现理论超越，促进精英与草根之间的良性互动。所以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到底是渐行渐远、抑或是深植在社会变革之中与草根百姓深度交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标志。
第二，来自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的挑战。当下精英与草根在两个断裂带上的冲突仅仅局限在社会内部，没有涉及到国家安全领域，距离国家安全底线尚远。那么国家将如何救助社会，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该如何介入其中？在此情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入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到底是当一个社会事件的旁观者、阻碍者，抑或是推动者？这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三，来自现代化固有的物欲本性的挑战。“自现代肇始以来，由于生命安危成为人们首要关切的结果，所有行动都根本上屈服于必然性之轭下。” [8]换言之，人们常常认为谋生最重要，财富最可靠。当这已成为信条时，他们“并非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政党或政治家的拒斥，而是一种深切的对‘政治本身就是无用的’确信。” [9]第一代农民工挣钱几乎全都拿回家，而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挣钱几乎自己花；富人不也是如此吗？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面对现代性的物欲挑战，是难以回避的时代课题。
二、朝向草根、深度在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切入点
理论的变革从什么地方切入，往往隐喻着它的走向及能走多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切入点的探寻，直接关系着其变革成功与否。之所以把社会转型制造出的这样一个基数庞大的草根群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切入点，是因为这个群体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草根所生存的底层社会也即草根社会是与国家制度、精英政治相呼应的一种草根阶层实践的日常生活场所，草根社会的行动逻辑背后隐藏的是深层的制度与结构问题。这种社会结构制约着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因此，中国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结构问题。草根阶层之于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态度（观念），又是一个操作场所，更是其变革的切入点。朝向草根，根植于底层生活，深度在场、进行价值介入的目的在于倾听草根声音，让他们坦言，彰显草根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遮蔽的社会事实，还原其原有生态，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分量。这样精英们才能克服无视草根社会的立场，才能克服在行政中草根被代言、被支配、被顶包，成为推卸责任的错误习惯思维方式。因此，着眼于草根社会的生存实践、草根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结构乃至日常生活的逻辑，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关键。
（一）厘清一個假象：社会心理所形塑的社会结构
社会转型中，精英与资本力量在利益格局调整中使得经济财富与权利越来越向强势集团聚集，社会转型加快了底层化的过程，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社会冲突频发与底层草根维权抗争频现。这在心理上加速了社会“下流化”趋势。不止一次的社会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是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被那些通常被人们羡慕的群体，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都有明显的弱势感，甚至出现“中层边缘化”的说法[10]。它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底层草根社会的假象。粗略地说，无论是“中间群体”与底层“草根阶层”都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只是不满的对象、采取的行为取向不尽相同。中间群体更多地把跟现有体制有关并借此获利的人群视为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制度安排不满。而底层草根则把一切拥有丰富经济社会资源的人群视为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呈现反对一切的思维模式。在行动逻辑上，中间群体表现出更多形式理性的色彩，在社会秩序与法律框架下采取行动，而底层则追求实际效果以及可获得的直接利益，因此，其行动更为激进、快捷、追求吹糠见米，所以充满暴力色彩。底层政治舞台是实体化，经常成为街头政治的主力军；而中间阶层则主要是利用网略虚拟空间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6]。因此，区分中间群体与草根之间的不同诉求，有助于厘清社会心理所形塑的社会结构假象，揭示中产阶层边缘化的实质，进而有助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措施的选择。
1.中间阶层边缘化是一伪命题，它加重了底层草根的边缘化。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在经济上虽已获得高速发展，国库殷实，外汇储备第一，但社会上却普遍存在的弱势感是很值得人们警觉的。一方面，我们要厘清中间阶层边缘化的实质。在社会转型中，市场逻辑和地位再生产逻辑共同影响社会阶层流动。其流动模式是复旦大学桂勇教授所说的“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实际上是其边缘处境的心理感受，而非实存状态，诸如由于他在与上层精英在“拼爹”、 “富二代”、“官二代”双方的碰撞与交锋中其向上流动的意愿与流动结果出现反差，使得中间阶层边缘化问题不是客观实存的阶层结构，而是基于心理和想象上人为建构的概念。它并非基于底层草根的立场，而是基于中层阶层自身的利益基础上，追求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它所要实现的仅仅是如何在等级效益下的内部再生产问题[10]。因此，其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另一方面，揭示中间阶层边缘化现象对社会结构分布的影响。中间阶层边缘化的认识，有着浓厚的阶级局限性。他所追求的流动模式，忽视了草根民众向上流动所面临的问题。致使整个社会流动局限与上层与中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流动，而缺少底层草根的流动。这种社会流动的局限直接表现为精英与非精英群体的区分，是中层与上层共同对下层的排斥[10]。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朝向草根、深度嵌入其生活层面的实践性本体关怀，关注其时空维度上的各种社会事实与价值取向，融入草根阶层的实践活动中，还原被遮蔽的草根生存状态。
2.社会心理所形塑的社会结构呈现的新特点要求必须关注草根阶层。古人曰：礼失求诸于野。在“草根阶层”那儿成为我们最后的指望。曾经社会上“礼崩乐坏”再严重，民间那里仍然深藏着丰厚的道德存在延续，而今天却在自然地模糊着边界，那里早已不是寄放道德的保险库。社会结构失衡使得人们在心理竞争中也随之失衡，其心理形塑的社会结构也呈现的新特点。
首先，社会结构内蕴藏着的暴力超过社会利益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进而演化为一种社会性格，引发社会溃败。这种社会溃败在对人的道德、诚信下手后，就会让人心变坏、变狠。这些年接连出现的如厦门陈水总公交车纵火案、北京“摔婴案”河南“灭门案”、乃至最近北京发生的三少年暴打小学生等等恶性事件即是例证。其凶蛮、残忍，无视一切的行为让人们揪心，其破坏作用直指没有防范能力的弱者。它让这些没有防范能力的人们为社会的运行所产生的对人性的破坏的成本买单。这种底层之间互欺互害的现象让底层的道德现状堪忧。 其次，草根抗争的场景在于利用当下的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的悖论，在制度因不透明而导致的潜规则与显规则的裂缝中行动，政府在逐步完善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挤进草根社会，深度在场，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状况与行动逻辑。探究掌握草根大众行动目的、策略方法与精英的差别和抗争的社会的自主性。进而理解与诠释社会转型背后的底层草根社会现实，化解精英逻辑与底层草根逻辑的冲突。
3.草根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的切入点。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草根逻辑共同支配着底层草根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草根群体的流变牵扯着整个社会的脉动。面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要厘清种种困扰，必须把研究视野下沉到底层草根具体梦想实现的微观深层研究之中，对每个个体进行深度关怀。而不能停留在宏大叙事与理论高调的抽象思考之中，仅靠简单地移植精英理论来研究草根社会是不够的。因为社会问题的逻辑元点终究还是权力、权利的问题，是社会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嵌套在草根社会中，才能解释社会结构性失衡问题给草根阶层所带来的种种困境。如果说观念支配价值取向，思想决定行为准则，那么，有了朝向底层关注草根、解决社会失衡问题的观念，草根视野就自然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出发点。
（二）朝向草根、深度在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一种态度，又是一个操作场所
一般来说，社会要建立思想道德体系或者说是道德规范体系，需要两个阶段。一是自下而上，在日常生活中去挖掘、寻找能够发现反映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特定的精神道德价值观念，进而将其理论化、系统化成为普遍使用的价值规范体系。这二是自上而下，也就是通过顶层设计，让这个价值体系为民众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觉行动。二者缺一不可。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学问之事不再是象牙塔的专属，它们已经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冒着丧失批判力的风险[11]。因此，只有朝向底层，在日常社会实践中与民众深度相遇，思想政治教育才具有生命力。因为，草根社会是落实权利底线的对象和诠释权利的生命标的，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思考演绎人性、发展政治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研究不能停留在精英活动的层面，要深入底层社会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使草根社会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一种态度，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场所。
1.朝向草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的立场。它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主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而不是对草根生活状态的粗粝感性描述。它不是用精心构造的理论象牙塔，形而上地将理论的逻辑悬置于草根民众生活逻辑之上，而忽视生命的体验与感悟[12]。它以朝向生活的研究态度凸显了扎根底层的草根意识与立足草根的人文关怀，也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为时代立言、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在宏大的意识形态理論叙事中，才能从高处走下来与草根生活世界深度结合，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它确立了底层草根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也使得草根的研究方法和立场具有值得探讨的时代使命和社会价值。它要求 “我们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识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 [13]它突出了草根阶层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中的地位以及草根社会在当代中国转型研究中的地位，从而探寻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逻辑中所呈现出的“真问题”。
2.草根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操作场所。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底层草根社会这个场域里，才能深刻理解草根社会的生存方式和行动逻辑。激活草根社会自主性特征，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操作场所。朝向底层旨在将眼光下移，扎根于日常生活本身，嵌入生活实践逻辑，重返生活现场，真正了解草根智慧与草根生存状况。其实“底层民众的行为方式可以是隐形的、自发而零散的。他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他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 [13]诸如生活中的那些小问题、小要求，以及假公济私的小动作；通过公开叫板、说软话、办硬事的小智慧达到自己要求[14]等等，他们对精英激愤的谴责远远超过理性的分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朝向草根，搭建平台，细致入微地关注他们，让草根表达畅通，草根利益得到重视。当草根的声音展现于决策舞台时，即使微弱也能形成时代的注脚。
如果说，精英与草根的分野只在财富层面，那么，在精神层面，精英不堪精英，草根厌恶草根，缺乏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得其所与自得其乐的丰富性。针对这一现状，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担起弥合草根与精英之间鸿沟的责任。如果说“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崔健歌词）那么，石头不能傲于自身的力量，鸡蛋不能傲于自身的灵魂，最终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以卵击石，这个世界，有石头，也有鸡蛋，双方不要极端，而是试着彼此靠近。[15]精英与草根的关系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拉扯着精英与草根在生活世界这个平台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不再是简单的这里与那里的划分，是在整个时空维度中精英与草根的高度整合。
三、“走进去”与“走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逻辑必然
只有理论与实践具有逻辑自洽性，广大群众才能自觉接受。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更多的弹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下，给予民众以独立自主的判断。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草根群众的现实生活中“进”、“出”游刃有余。“走得进去”是基于实践的深层反思，意味着把晦涩的理论思考淬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觉释放给更大的人群。他让思想的力量有了深刻、具体的呈现，去除了刻板教训的意味，使人们在平等的气氛中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和智慧的熏陶。但是，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为现实社会制度做合理性辩护，以主流意识形态统领各种思想观念。且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牢牢抓在手上，任何时候也不能松懈。换言之，“走得出来”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将日常生活中的感悟与思索进行更高、更普遍、更永恒的空间延伸，以提升、凝练到形而上理论的高度，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且使其成员能够自觉实施，让人们具有“朝闻夕死”的可贵感觉。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注重从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上来塑造其社会成员的品格。因此，在让思想政治教育走进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必须选择保持一种“走出生活”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身在此山中，也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又保持着一种走得出来的态度、眼光。这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
（一）“走进去”：在社会变迁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向纵深推进的支撑点
社会转型所释放的草根力量，也需要有效的组织化及有序的运行。如若一盘散沙，不仅难以发挥作用，其利益诉求无法表达，且极易滑向民粹主义，甚至出现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加之，我国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人人有后顾之忧。人们有工作无理想。不是想着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而是依酬出力，甚至得利而不付出。针对这种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自身建设，走进社会生活之中，通过表象探寻本质。当我们走进底层社会，就会发现，中国人仇富只是个现象，深层的问题是究竟把现有的财富推倒重分（平均主义）还是大力加强社会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两种思想的博弈。前者会造成社会动荡，后者时间过长，需要克服中国人“性子急”的特点。
目前草根大众偏向前者，这是值得警惕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点。国家要做的是调整社会结构，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做的是教育人民认清改革前景，增强信心，克服性急，努力工作，靠勤劳致富，这在转型期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它关系到草根如何向有利于自己、国家、社会方向的发展。当思想政治教育在朝向草根社会、深度在场的理念下，其理论才能“身在其中”，同时，无处不在，从而发现问题，采取恰当的措施。并能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寻求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解释机制，使之融合到自己的话语体系之中，以解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在学理层面上尝试论证其合理性。这样，才能完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体现其变革的深远意义。把对社会变迁、结构创新的反思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向纵深推进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
1.从实践维度上来说，只有走进去，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才有了立足点。“商品、市场和货币，以它无可替代的逻辑紧紧抓住了日常生活。” [16]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从实践问题出发，走进社会变迁、结构转型之中，抢占道德制高点，与市场手拉手，才能探寻其新的理论生长点。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起点设定于当下改革中的具体社会结构变革过程出现的问题中，从深化改革的具体现象入手，围绕着改革面临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追问导致当下信仰缺失、道德下滑、精神迷惘等等焦虑与困惑的真实社会结构，从而圈定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范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创新尝试。
2.从理论产生的维度上来说，走进日常生活世界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逻辑必然。中国学问的问题，本根源于修行，若无修行，所有的知识学问都很难保不成为颠倒生命的戏论。“行”就是强调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不论理论建构如何缜密，若与日常生活“脫嵌”，让其理论空洞、抽象而没有切实可行的途径，一旦落在生活，也很难使上劲，这就是只强调“修”的结果。就此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旨在政治与经济平台之上制造日常生活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走进生活世界这个场域，才能有助于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自由、丰富和发展。这一过程也是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向纵深推进的新的重要生长点。
3.从价值维度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嵌套在生活中，才能体现其关注人本身、关注对人的存在方式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品格。现代化性在于摆脱思想束缚，求得独立性与主体性，以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关注草根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利益同等重要[17]。而市场的逻辑只关注人在市场中所产生的效用，而罔顾人性的丰富性、价值的多元性，导致人们精力过剩，精神空虚，人们处于双重抵抗的状态，既抵抗他者，又抵抗自身。因此，只有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才能体现人的原发状态，思想政治教育也才能彰显其价值魅力。因此，朝向底层，在日常生活世界发现人的本真样态，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不流于形式。
一方面，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套到社会结构中，了解到市场的运行是以人与人之间既有的自然和社会的不平等为始基的，其运作结构必然导致贫富强弱的对立。这对于底层草根来说，其基本权利乃至生存权利自然得不到保障。市场的渗透给个体松绑，使得个体流动性增加的同时，即个体从各种传统组织、制度、观念等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同时，也失去了保护而变得脆弱。因此，如何重新植入社会支持，保护碎片化的个体，探寻在个体化的时代能否重建共同体是重要的课题。因为“人类文明是通过社会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更高层次，都必然导致更大范围的合作。在一个行动主体多元的社会之中，竞争的结果只能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作为最终结局。” [18]它倒逼着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型。
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中切入，关注草根生活状况，即关注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质问题。如果说日常生活世界这个平台的主角只能是最普通的草根百姓的话，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生活中的变革就是搭建平台，促进公平，兜住底线，广泛吸纳不同群体意见，以民主化的沟通协调方式群策群力，共同决策，实现最多数人群体的利益，克服现实中屡屡出现的闭门造车，违背草根民众利益的政策、措施，以区分不同群体的权益边界和权利责任，推进精英与草根的联袂双线并进的举措。精英与草根双线并进的逻辑在于：一是将草根智慧与草根生活现状引入到精英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二是“自上而下”的精英改革力量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能够上下结合，双向互动，凝聚共识，重建共同体以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发展。
（二）走出来是在社会变迁、结构升级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说，思想运动有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19]通过“走进去 ”与“走出来”解决“具体→抽象-抽象”的规定与：“抽象→具体-具体”的再现过程。走得进去，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那么走得出来则意味着再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在这样两个过程中，前者解决了抽象的物质性问题；后者是在综合关于客体的各侧面后的反映，形成概念和逻辑的系统，使客观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因此，走得出来，才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必然归属。 1.“走进去”与“走出来”的辩证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走得出来”，表现为对教育主体社会实践活动的顶层设计。它既能有效地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合理目标与诉求，又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其被生活世界泛化、庸俗化的可能性。“走得进去”与“走得出来”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语境下诞生的一种建构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思想政治教育永久走下去的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话语的建构，需要这种明确的意识和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走進去”的过程，要规避抽象的个体实践，使得个体实践与具有目标的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而这恰与朝向底层、深度在场的社会实践的真正目标相一致。[20]强调“走得出来”是强调对思想政治教育深度在场的合理规范，并非主观人为改变其发展方向，而是要赋予走进社会实践以科学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由批判维度向建构维度的研究范式转变。
2.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走得出来的理论勇气。人类的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有其自身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因此，文化面对的也必然是生命的整体，而不是碎片化的。作为文化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止于嵌入社会变迁与结构升级之中，也应跳出来扫描整个社会的脉动，承接历史的厚度，开拓未来的广度。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守望，其变革力量透过历史的风云，其变革的价值，拓展了时代的宽度。因此，走出来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的逻辑必然。如果说现代流动的社会很难有一种连续的、持久的、恒定的感觉，人们感受到的是社会断裂性和流动性。生存方式和工作模式的瞬间性和流动性，空间和时间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和必要长久地停留在某个特定的空间。理论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前一段“走进去”，发现了问题，增强了问题意识，突出了问题导向，有助于把学术关注点聚集到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上来，聚集到亿万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上来。在实践中敏锐发现问题，正确分析问题从而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克服闭门造车的局面。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局限在走进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走得出来，才能克服理论碎片化的困境，并对实践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反思，依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坐标进行深层次的理论追问。并能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探索怎么改、怎么完善其理论体系。毕竟，理论或学说，是由它适应和引领时代的能力所决定的，无论是适应和引领都必须有走得出来的高瞻远瞩。
“当代中国经历着一系列结构性巨变，这是‘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股力量交织扭结而产生的显示结果。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性巨变必须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这两个维度。” [21]它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以规避照抄照搬的洋教条。这个过程需要高深的顶层设计才能完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需要走得出来的理论勇气与气魄，这样，其理论变革才能以全球性历史形态的演变眼光与我国本土特性立场两个维度，展开反思，从而展现其理论变革的价值。
总之，理论重在建设，而不是简单地用旧的现成的观念和方法去度量新的问题。无论是“走进去”还是“走出来”，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应时代下的一种新的关系范式，它是将当下和未来实存的各种关系共处在具有“后历史”性质的一种交往。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单一选择，而是呈现着多元并存的动态格局。
注释：
①“下流化”是基于阶层流动为上上来讲，而不是基于道德范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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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婷婷）
Abstract：Social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social changes， such as the unfair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which caused the split of the elite and the grassroots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system. Its logic starts from the power and rights issues. To resear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social change， we must open the social aspect section， enter the society， face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bring to people a relaxing atmosphere to feel the power of thought， wisdom edification and philosophic pene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go out， step away from society to overlook it for the complete picture， find the direction and avoid the fragmentation， seek consensus so a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oncept categ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study the current major problem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ill the gap between the elite and the grassroots， highlight its academic consciousness and theory of confidence， and social changes， the upgrading of the structur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further promote the new growth point theory.
Key words：elite； grassroots； social chan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关键词：精英；草根；社会变革；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4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28
中国社会是一个纵横多向的主体运作模式，纵剖面上观照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对主体的作用，横断面注重主体自身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相互影响，且不同系统在共同体价值体系指导下分化沟通、整合以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平衡。在传统全能政府管理时代，对社会的管理是横向到边，纵深到底。这种强大而统一的政治组织力量和社会动员能力从整体维度、空间维度等把分散的资源调动为共同体资源的动力源泉并不是单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权控制，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硬性灌输，而是中国人在探寻共时性理想追求（民族复兴与解放）与历时性目标（从民族独立到人民解放、从现代化到今天的和谐社会乃至中国梦）时的深度相遇，深层交叠整合而的集合概念。问题是这种大统一的力量在创造了无数个中国奇迹的同时，其宏大叙事的惯性思维、粗线条的政策等忽略了个体利益，导致个体生命的被忽视。因此，社会转型势在必行。这种转型意味着国家向社会放权，即国家权力从横向与纵深的同时收敛，形成一个纵横协调、多元统一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结构，其权力运作模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而是互动式的、多向度的、合作与协商的治理模式。如何凝聚共识，使得各社会群体达成协同合作，从而为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结构作好准备，是思想政治教育当仁不让的事情。问题是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外在权威性很强，并且在外在权威建设推动下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但当下社会道德下滑，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下滑并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现代社会变革中渐行渐远，相反，恰恰说明时代越来越需要它深嵌在今天的社会变革之中，加强其自身理论建设，以适应社会变迁，从而指导、影响我们对现实的抉择。因此，社会结构是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分析框架。其路径是朝向底层，深度在场，既走得进去，渗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又走得出来，致力于理论的顶层设计，在社会变迁、结构转型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向纵深推进的生长点。
一、社会撕裂、结构断层：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已经有了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当下，财富分配的不公撕裂了现行社会，即体制内外的冲突，精英和草根之间的断裂。当今社会上弥散着仇富、仇官情绪，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冷漠与隔膜无所不在，既有来自体制内真诚的改革，又有体制外充满怀疑甚至嘲讽之声。倘若进一步激化矛盾，改革将无法继续下去。如何化解矛盾，使不同群体达成共识，重建共同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其使命就在于，着眼于不同群体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分布状态，深度在场，促进社会各方面协商互动。
（一）社会结构中各社会群体的分布状态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即人们的社会结合方式。“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与途径的实际分布情况。也正是社会结构决定文化价值标准，使得符合这些标准的行动对社会中有一定地位的人极容易，而对其他人则相当困难或根本就不可能。” [1]如果说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那么，通过纵横交錯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度挖掘，把握社会结构中各社会群体的分布状态，对不同群体进行归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本文粗略地将社会群体分为上层精英与底层草根两个群体，并试图说明其划分的理论依据。
1.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对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划分是一个粗略的印象。社会治理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它既需要政府力量，也需广大草根群众力量，协同共进达成共识。群众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包含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一群体中的各个成员又存在着差异性，尤其是在其划分上，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我们往往在应当讨论阶级分层的时候去研究职业分层；在应当面对制度变迁的时候却专注于人际关系；在劳动生产制度之外却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研究价值中立[2]。这就意味着对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划分是基于粗略的印象。
2.从概念自身的复杂性来说，草根与精英的划分，也是粗略的。中国社会的诸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太模糊、太大的概念，是从宏观着眼的，其群体实际构成又是一个连续实体，很难作出准确的分类。诸如谁是精英、谁是草根，且每一群体在时空维度上又有多大的同质性与异质性。这必须对每一阶层进行精细化的细分之后才能精确划分。因此，本文只对其作粗略的划分，把工、农、商、文教、卫、科、军、政中有巨大成果及特殊贡献者组成的决策群体笼统称为精英。至于草根与精英的细分那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事情。同时，本文所说的底层社会也即草根阶层，或者说是草根社会。底层与草根两个概念不再作区分，可以混用。
3.从研究结论上来看，这种粗略的划分以及粗略的印象，为我们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分析路径。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抑或是既得利益与弱势群体，其关键问题不在于对其划分上，而在于借助于这个粗略的划分来，给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两个群体一种分析思路性的描述，以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达成共识。为了深刻地理解与把握草根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发展状况，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出发，考察、凝视不同社会群体的行动逻辑，并在行动中去寻找积极干预的方法与途径。 （二）草根与草根力量的形成
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双转”快速推进中，矛盾的积累也日益增多。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说：整个社会变革开始分化为改革与转型两个进程。占据着体制位置赋予的道德制高点的精英必然面临着这样的基本社会背景：已形成的社会中的对抗与分裂，主要表现在用一种反道德的方式来言说对公权力的不满，人们常常出现为反对而反对，把抵触当成习惯，把泄愤当成常态的现象。换言之，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而老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的老百姓。社会已经明显地变了。而且其复杂性还在于这些“弱势群体”，还面临着被更大的利益所绑架的可能[3]。因此，如何引导草根力量推动社会改革，是思想政治教育绕不过动去的难题。因此，厘清草根与草根力量的形成与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厘清草根概念的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学意义。社会转型制造出底层社会，这个底层社会在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变迁的场域，其行动主体就是生活在这个场域的草根。厘清草根概念对草根力量与草根逻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草根”，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即指一群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庞大到无法具体说清身份的群体（实际上他们已分布在无数个社会阶层中），它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具有现代文明意识与原发野性相融合的一个阶层[4]。它包含着两个隐喻：一个是草根意识与草根智慧；另一个是它在现实社会中的重大意义。只有充分了解掌握草根的创造性、创新性不够理性的特点和所处现实生活境遇并将草根性与草根智慧填补到精英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充分发扬草根阶层特有的优点，使其野性走向理性，而不是像防贼似地提防他们。对上层精英来说，在这一过程中也受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教育，尽力去弥合草根与精英的鸿沟，构成一条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照的通道。
2.草根力量与草根逻辑在社會冲突中形成，其力量的大小受制于社会制度。“现代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5]也即“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问题引起的，而不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 [5]当权力支配与草根自由错位，精英逻辑与草根逻辑产生冲突时，底层的抗争场景会随之诞生，进而形成一种草根力量。其力量的大小与分布，制度在此起着关键作用。尤其在底层，不同群体的观念形态与行为模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的制度性位置。当然，不同群体观念形态与行动逻辑又反过来影响制度体系的反应 [6]。诸如20世纪90年代农村居民因被相对边缘化而引发的社会行动促使了21世纪的政策调整，使得农民获得了相对更好的制度性位置，实现制度上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作出调整。而城市下岗工人则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就此而言，当下的社会矛盾如果想从技术环节破题，几乎很难——只有从制度层面才是解开当下死结和瓶颈的出路。
3.草根与社会同步发展。转型时期所形成的草根所释放的能量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空间与行动逻辑，并以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出现。且这种草根力量既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同时又与社会同步发展。草根力量对改革的推动极其复杂。其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草根力量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尤其是当官方公权力在改革中与其相遇时所引发种种的猜忌与误读的境遇，在草根的智慧与野性的并存格局中，草根以其小聪明的形式通过制造与建构问题的策略使得自己的日常琐碎生活问题纳入到体制内得以解决。例如，在讨薪与拆迁问题上，他们为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扩张了空间。他们通过造势（问题化、污名化对手威胁）、借势（借众势、借形势、借网络等借鸡生蛋的方式）用势（注意形势、对准形势、借用厚势发挥弱势）等都表现出底层草根社会抗争的非正常手段和变通性智慧[7]。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草根力量已经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影响改革。如孙立平所说，如果说上一轮的改革历史逻辑都是由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其过程是“上下”一致，全员合力推动改革的过程。那么，当下改革面临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个变革过程，厘清这两个过程，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此，凝聚共识、重建共同体旨在改变人们对权威意识形态符号的习惯性不满，还有官场的种种乱象的传闻引发的民怨。其目的是将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冲突与断裂拉回到共同体内，形成共同的底线。
（三）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近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其理论在社会这一独立领域的生成与演进却没有直接关联；其倡导的“追求实效性的三个贴近”，也只是为了应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失衡所导致的人们的价值观迷失、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等精神裂变现象而采取的一种植入生活世界的做法。换言之，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的嵌入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试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结构的嵌入与创新而解决社会领域中的各种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导向问题。因此，它在面对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困境时，其解释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当下社会转型阵痛期、经济增速换挡期、风险释放加速期等多重社会过程交织在一起，思想政治教育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来自公平正义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与人们生活世界渐行渐远，问题在于其悬置于人们现实生活之上。尤其是在如何诠释社会的阶层固化、结构紧张，乃至精英与草根、穷人与富人的对垒上已没有新意（因为社会冲突发生的逻辑以及社会后果早已得到深刻的揭示），当下唯一缺席的不过是可以消除其土壤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公平正义自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与目标，这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因此，如何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带来巨大的挑战。即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一套新的公平正义话语体系基础上实现理论超越，促进精英与草根之间的良性互动。所以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到底是渐行渐远、抑或是深植在社会变革之中与草根百姓深度交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标志。
第二，来自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的挑战。当下精英与草根在两个断裂带上的冲突仅仅局限在社会内部，没有涉及到国家安全领域，距离国家安全底线尚远。那么国家将如何救助社会，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该如何介入其中？在此情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入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到底是当一个社会事件的旁观者、阻碍者，抑或是推动者？这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三，来自现代化固有的物欲本性的挑战。“自现代肇始以来，由于生命安危成为人们首要关切的结果，所有行动都根本上屈服于必然性之轭下。” [8]换言之，人们常常认为谋生最重要，财富最可靠。当这已成为信条时，他们“并非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政党或政治家的拒斥，而是一种深切的对‘政治本身就是无用的’确信。” [9]第一代农民工挣钱几乎全都拿回家，而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挣钱几乎自己花；富人不也是如此吗？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面对现代性的物欲挑战，是难以回避的时代课题。
二、朝向草根、深度在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切入点
理论的变革从什么地方切入，往往隐喻着它的走向及能走多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切入点的探寻，直接关系着其变革成功与否。之所以把社会转型制造出的这样一个基数庞大的草根群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切入点，是因为这个群体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草根所生存的底层社会也即草根社会是与国家制度、精英政治相呼应的一种草根阶层实践的日常生活场所，草根社会的行动逻辑背后隐藏的是深层的制度与结构问题。这种社会结构制约着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因此，中国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结构问题。草根阶层之于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态度（观念），又是一个操作场所，更是其变革的切入点。朝向草根，根植于底层生活，深度在场、进行价值介入的目的在于倾听草根声音，让他们坦言，彰显草根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遮蔽的社会事实，还原其原有生态，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分量。这样精英们才能克服无视草根社会的立场，才能克服在行政中草根被代言、被支配、被顶包，成为推卸责任的错误习惯思维方式。因此，着眼于草根社会的生存实践、草根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结构乃至日常生活的逻辑，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关键。
（一）厘清一個假象：社会心理所形塑的社会结构
社会转型中，精英与资本力量在利益格局调整中使得经济财富与权利越来越向强势集团聚集，社会转型加快了底层化的过程，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社会冲突频发与底层草根维权抗争频现。这在心理上加速了社会“下流化”趋势。不止一次的社会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是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被那些通常被人们羡慕的群体，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都有明显的弱势感，甚至出现“中层边缘化”的说法[10]。它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底层草根社会的假象。粗略地说，无论是“中间群体”与底层“草根阶层”都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只是不满的对象、采取的行为取向不尽相同。中间群体更多地把跟现有体制有关并借此获利的人群视为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制度安排不满。而底层草根则把一切拥有丰富经济社会资源的人群视为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呈现反对一切的思维模式。在行动逻辑上，中间群体表现出更多形式理性的色彩，在社会秩序与法律框架下采取行动，而底层则追求实际效果以及可获得的直接利益，因此，其行动更为激进、快捷、追求吹糠见米，所以充满暴力色彩。底层政治舞台是实体化，经常成为街头政治的主力军；而中间阶层则主要是利用网略虚拟空间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6]。因此，区分中间群体与草根之间的不同诉求，有助于厘清社会心理所形塑的社会结构假象，揭示中产阶层边缘化的实质，进而有助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措施的选择。
1.中间阶层边缘化是一伪命题，它加重了底层草根的边缘化。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在经济上虽已获得高速发展，国库殷实，外汇储备第一，但社会上却普遍存在的弱势感是很值得人们警觉的。一方面，我们要厘清中间阶层边缘化的实质。在社会转型中，市场逻辑和地位再生产逻辑共同影响社会阶层流动。其流动模式是复旦大学桂勇教授所说的“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实际上是其边缘处境的心理感受，而非实存状态，诸如由于他在与上层精英在“拼爹”、 “富二代”、“官二代”双方的碰撞与交锋中其向上流动的意愿与流动结果出现反差，使得中间阶层边缘化问题不是客观实存的阶层结构，而是基于心理和想象上人为建构的概念。它并非基于底层草根的立场，而是基于中层阶层自身的利益基础上，追求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它所要实现的仅仅是如何在等级效益下的内部再生产问题[10]。因此，其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另一方面，揭示中间阶层边缘化现象对社会结构分布的影响。中间阶层边缘化的认识，有着浓厚的阶级局限性。他所追求的流动模式，忽视了草根民众向上流动所面临的问题。致使整个社会流动局限与上层与中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流动，而缺少底层草根的流动。这种社会流动的局限直接表现为精英与非精英群体的区分，是中层与上层共同对下层的排斥[10]。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朝向草根、深度嵌入其生活层面的实践性本体关怀，关注其时空维度上的各种社会事实与价值取向，融入草根阶层的实践活动中，还原被遮蔽的草根生存状态。
2.社会心理所形塑的社会结构呈现的新特点要求必须关注草根阶层。古人曰：礼失求诸于野。在“草根阶层”那儿成为我们最后的指望。曾经社会上“礼崩乐坏”再严重，民间那里仍然深藏着丰厚的道德存在延续，而今天却在自然地模糊着边界，那里早已不是寄放道德的保险库。社会结构失衡使得人们在心理竞争中也随之失衡，其心理形塑的社会结构也呈现的新特点。
首先，社会结构内蕴藏着的暴力超过社会利益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进而演化为一种社会性格，引发社会溃败。这种社会溃败在对人的道德、诚信下手后，就会让人心变坏、变狠。这些年接连出现的如厦门陈水总公交车纵火案、北京“摔婴案”河南“灭门案”、乃至最近北京发生的三少年暴打小学生等等恶性事件即是例证。其凶蛮、残忍，无视一切的行为让人们揪心，其破坏作用直指没有防范能力的弱者。它让这些没有防范能力的人们为社会的运行所产生的对人性的破坏的成本买单。这种底层之间互欺互害的现象让底层的道德现状堪忧。 其次，草根抗争的场景在于利用当下的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的悖论，在制度因不透明而导致的潜规则与显规则的裂缝中行动，政府在逐步完善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挤进草根社会，深度在场，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状况与行动逻辑。探究掌握草根大众行动目的、策略方法与精英的差别和抗争的社会的自主性。进而理解与诠释社会转型背后的底层草根社会现实，化解精英逻辑与底层草根逻辑的冲突。
3.草根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的切入点。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草根逻辑共同支配着底层草根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草根群体的流变牵扯着整个社会的脉动。面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要厘清种种困扰，必须把研究视野下沉到底层草根具体梦想实现的微观深层研究之中，对每个个体进行深度关怀。而不能停留在宏大叙事与理论高调的抽象思考之中，仅靠简单地移植精英理论来研究草根社会是不够的。因为社会问题的逻辑元点终究还是权力、权利的问题，是社会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嵌套在草根社会中，才能解释社会结构性失衡问题给草根阶层所带来的种种困境。如果说观念支配价值取向，思想决定行为准则，那么，有了朝向底层关注草根、解决社会失衡问题的观念，草根视野就自然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出发点。
（二）朝向草根、深度在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一种态度，又是一个操作场所
一般来说，社会要建立思想道德体系或者说是道德规范体系，需要两个阶段。一是自下而上，在日常生活中去挖掘、寻找能够发现反映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特定的精神道德价值观念，进而将其理论化、系统化成为普遍使用的价值规范体系。这二是自上而下，也就是通过顶层设计，让这个价值体系为民众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觉行动。二者缺一不可。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学问之事不再是象牙塔的专属，它们已经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冒着丧失批判力的风险[11]。因此，只有朝向底层，在日常社会实践中与民众深度相遇，思想政治教育才具有生命力。因为，草根社会是落实权利底线的对象和诠释权利的生命标的，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思考演绎人性、发展政治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研究不能停留在精英活动的层面，要深入底层社会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使草根社会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一种态度，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场所。
1.朝向草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的立场。它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主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而不是对草根生活状态的粗粝感性描述。它不是用精心构造的理论象牙塔，形而上地将理论的逻辑悬置于草根民众生活逻辑之上，而忽视生命的体验与感悟[12]。它以朝向生活的研究态度凸显了扎根底层的草根意识与立足草根的人文关怀，也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为时代立言、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在宏大的意识形态理論叙事中，才能从高处走下来与草根生活世界深度结合，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它确立了底层草根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也使得草根的研究方法和立场具有值得探讨的时代使命和社会价值。它要求 “我们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识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 [13]它突出了草根阶层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中的地位以及草根社会在当代中国转型研究中的地位，从而探寻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逻辑中所呈现出的“真问题”。
2.草根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操作场所。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底层草根社会这个场域里，才能深刻理解草根社会的生存方式和行动逻辑。激活草根社会自主性特征，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操作场所。朝向底层旨在将眼光下移，扎根于日常生活本身，嵌入生活实践逻辑，重返生活现场，真正了解草根智慧与草根生存状况。其实“底层民众的行为方式可以是隐形的、自发而零散的。他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他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 [13]诸如生活中的那些小问题、小要求，以及假公济私的小动作；通过公开叫板、说软话、办硬事的小智慧达到自己要求[14]等等，他们对精英激愤的谴责远远超过理性的分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朝向草根，搭建平台，细致入微地关注他们，让草根表达畅通，草根利益得到重视。当草根的声音展现于决策舞台时，即使微弱也能形成时代的注脚。
如果说，精英与草根的分野只在财富层面，那么，在精神层面，精英不堪精英，草根厌恶草根，缺乏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得其所与自得其乐的丰富性。针对这一现状，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担起弥合草根与精英之间鸿沟的责任。如果说“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崔健歌词）那么，石头不能傲于自身的力量，鸡蛋不能傲于自身的灵魂，最终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以卵击石，这个世界，有石头，也有鸡蛋，双方不要极端，而是试着彼此靠近。[15]精英与草根的关系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拉扯着精英与草根在生活世界这个平台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不再是简单的这里与那里的划分，是在整个时空维度中精英与草根的高度整合。
三、“走进去”与“走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逻辑必然
只有理论与实践具有逻辑自洽性，广大群众才能自觉接受。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更多的弹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下，给予民众以独立自主的判断。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草根群众的现实生活中“进”、“出”游刃有余。“走得进去”是基于实践的深层反思，意味着把晦涩的理论思考淬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觉释放给更大的人群。他让思想的力量有了深刻、具体的呈现，去除了刻板教训的意味，使人们在平等的气氛中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和智慧的熏陶。但是，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为现实社会制度做合理性辩护，以主流意识形态统领各种思想观念。且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牢牢抓在手上，任何时候也不能松懈。换言之，“走得出来”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将日常生活中的感悟与思索进行更高、更普遍、更永恒的空间延伸，以提升、凝练到形而上理论的高度，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且使其成员能够自觉实施，让人们具有“朝闻夕死”的可贵感觉。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注重从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上来塑造其社会成员的品格。因此，在让思想政治教育走进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必须选择保持一种“走出生活”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身在此山中，也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又保持着一种走得出来的态度、眼光。这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
（一）“走进去”：在社会变迁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向纵深推进的支撑点
社会转型所释放的草根力量，也需要有效的组织化及有序的运行。如若一盘散沙，不仅难以发挥作用，其利益诉求无法表达，且极易滑向民粹主义，甚至出现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加之，我国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人人有后顾之忧。人们有工作无理想。不是想着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而是依酬出力，甚至得利而不付出。针对这种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自身建设，走进社会生活之中，通过表象探寻本质。当我们走进底层社会，就会发现，中国人仇富只是个现象，深层的问题是究竟把现有的财富推倒重分（平均主义）还是大力加强社会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两种思想的博弈。前者会造成社会动荡，后者时间过长，需要克服中国人“性子急”的特点。
目前草根大众偏向前者，这是值得警惕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点。国家要做的是调整社会结构，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做的是教育人民认清改革前景，增强信心，克服性急，努力工作，靠勤劳致富，这在转型期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它关系到草根如何向有利于自己、国家、社会方向的发展。当思想政治教育在朝向草根社会、深度在场的理念下，其理论才能“身在其中”，同时，无处不在，从而发现问题，采取恰当的措施。并能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寻求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解释机制，使之融合到自己的话语体系之中，以解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在学理层面上尝试论证其合理性。这样，才能完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体现其变革的深远意义。把对社会变迁、结构创新的反思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向纵深推进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
1.从实践维度上来说，只有走进去，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才有了立足点。“商品、市场和货币，以它无可替代的逻辑紧紧抓住了日常生活。” [16]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从实践问题出发，走进社会变迁、结构转型之中，抢占道德制高点，与市场手拉手，才能探寻其新的理论生长点。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起点设定于当下改革中的具体社会结构变革过程出现的问题中，从深化改革的具体现象入手，围绕着改革面临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追问导致当下信仰缺失、道德下滑、精神迷惘等等焦虑与困惑的真实社会结构，从而圈定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范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创新尝试。
2.从理论产生的维度上来说，走进日常生活世界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逻辑必然。中国学问的问题，本根源于修行，若无修行，所有的知识学问都很难保不成为颠倒生命的戏论。“行”就是强调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不论理论建构如何缜密，若与日常生活“脫嵌”，让其理论空洞、抽象而没有切实可行的途径，一旦落在生活，也很难使上劲，这就是只强调“修”的结果。就此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旨在政治与经济平台之上制造日常生活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走进生活世界这个场域，才能有助于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自由、丰富和发展。这一过程也是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向纵深推进的新的重要生长点。
3.从价值维度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嵌套在生活中，才能体现其关注人本身、关注对人的存在方式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品格。现代化性在于摆脱思想束缚，求得独立性与主体性，以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关注草根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利益同等重要[17]。而市场的逻辑只关注人在市场中所产生的效用，而罔顾人性的丰富性、价值的多元性，导致人们精力过剩，精神空虚，人们处于双重抵抗的状态，既抵抗他者，又抵抗自身。因此，只有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才能体现人的原发状态，思想政治教育也才能彰显其价值魅力。因此，朝向底层，在日常生活世界发现人的本真样态，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不流于形式。
一方面，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套到社会结构中，了解到市场的运行是以人与人之间既有的自然和社会的不平等为始基的，其运作结构必然导致贫富强弱的对立。这对于底层草根来说，其基本权利乃至生存权利自然得不到保障。市场的渗透给个体松绑，使得个体流动性增加的同时，即个体从各种传统组织、制度、观念等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同时，也失去了保护而变得脆弱。因此，如何重新植入社会支持，保护碎片化的个体，探寻在个体化的时代能否重建共同体是重要的课题。因为“人类文明是通过社会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更高层次，都必然导致更大范围的合作。在一个行动主体多元的社会之中，竞争的结果只能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作为最终结局。” [18]它倒逼着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型。
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中切入，关注草根生活状况，即关注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质问题。如果说日常生活世界这个平台的主角只能是最普通的草根百姓的话，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生活中的变革就是搭建平台，促进公平，兜住底线，广泛吸纳不同群体意见，以民主化的沟通协调方式群策群力，共同决策，实现最多数人群体的利益，克服现实中屡屡出现的闭门造车，违背草根民众利益的政策、措施，以区分不同群体的权益边界和权利责任，推进精英与草根的联袂双线并进的举措。精英与草根双线并进的逻辑在于：一是将草根智慧与草根生活现状引入到精英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二是“自上而下”的精英改革力量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能够上下结合，双向互动，凝聚共识，重建共同体以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发展。
（二）走出来是在社会变迁、结构升级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说，思想运动有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19]通过“走进去 ”与“走出来”解决“具体→抽象-抽象”的规定与：“抽象→具体-具体”的再现过程。走得进去，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那么走得出来则意味着再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在这样两个过程中，前者解决了抽象的物质性问题；后者是在综合关于客体的各侧面后的反映，形成概念和逻辑的系统，使客观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因此，走得出来，才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必然归属。 1.“走进去”与“走出来”的辩证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走得出来”，表现为对教育主体社会实践活动的顶层设计。它既能有效地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合理目标与诉求，又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其被生活世界泛化、庸俗化的可能性。“走得进去”与“走得出来”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语境下诞生的一种建构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思想政治教育永久走下去的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话语的建构，需要这种明确的意识和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走進去”的过程，要规避抽象的个体实践，使得个体实践与具有目标的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而这恰与朝向底层、深度在场的社会实践的真正目标相一致。[20]强调“走得出来”是强调对思想政治教育深度在场的合理规范，并非主观人为改变其发展方向，而是要赋予走进社会实践以科学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由批判维度向建构维度的研究范式转变。
2.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走得出来的理论勇气。人类的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有其自身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因此，文化面对的也必然是生命的整体，而不是碎片化的。作为文化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止于嵌入社会变迁与结构升级之中，也应跳出来扫描整个社会的脉动，承接历史的厚度，开拓未来的广度。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守望，其变革力量透过历史的风云，其变革的价值，拓展了时代的宽度。因此，走出来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革的逻辑必然。如果说现代流动的社会很难有一种连续的、持久的、恒定的感觉，人们感受到的是社会断裂性和流动性。生存方式和工作模式的瞬间性和流动性，空间和时间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和必要长久地停留在某个特定的空间。理论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前一段“走进去”，发现了问题，增强了问题意识，突出了问题导向，有助于把学术关注点聚集到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上来，聚集到亿万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上来。在实践中敏锐发现问题，正确分析问题从而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克服闭门造车的局面。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局限在走进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走得出来，才能克服理论碎片化的困境，并对实践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反思，依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坐标进行深层次的理论追问。并能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探索怎么改、怎么完善其理论体系。毕竟，理论或学说，是由它适应和引领时代的能力所决定的，无论是适应和引领都必须有走得出来的高瞻远瞩。
“当代中国经历着一系列结构性巨变，这是‘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股力量交织扭结而产生的显示结果。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性巨变必须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这两个维度。” [21]它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以规避照抄照搬的洋教条。这个过程需要高深的顶层设计才能完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需要走得出来的理论勇气与气魄，这样，其理论变革才能以全球性历史形态的演变眼光与我国本土特性立场两个维度，展开反思，从而展现其理论变革的价值。
总之，理论重在建设，而不是简单地用旧的现成的观念和方法去度量新的问题。无论是“走进去”还是“走出来”，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应时代下的一种新的关系范式，它是将当下和未来实存的各种关系共处在具有“后历史”性质的一种交往。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单一选择，而是呈现着多元并存的动态格局。
注释：
①“下流化”是基于阶层流动为上上来讲，而不是基于道德范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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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婷婷）
Abstract：Social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social changes， such as the unfair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which caused the split of the elite and the grassroots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system. Its logic starts from the power and rights issues. To resear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social change， we must open the social aspect section， enter the society， face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bring to people a relaxing atmosphere to feel the power of thought， wisdom edification and philosophic pene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go out， step away from society to overlook it for the complete picture， find the direction and avoid the fragmentation， seek consensus so a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oncept categ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study the current major problem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ill the gap between the elite and the grassroots， highlight its academic consciousness and theory of confidence， and social changes， the upgrading of the structur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further promote the new growth point theory.
Key words：elite； grassroots； social chan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