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时候了，到汉语诗歌重建自然的时候了。
　　从采菊东篱下到坐看云起时，再到春眠不觉晓，从东晋到盛唐，陶、王、孟三人耗时近四个世纪，总算为汉语建起了中国诗歌的自然，替汉语诗歌安魂。
　　无须用玄学和儒释道去学究每个汉字和每一行诗，也不必体察菊旁的瞬间、云下的顿悟与春眠的倦怠，更无需贴田园、禅宗、隐逸等标签去勾画诗人的脸谱，一代代的汉语诗人，踏走在各自的诗歌孤旅和归途，无一没有领受此自然的恩赐和滋养。而我，一个叫哨兵的写诗人，远隔千年尘封，也挣脱不了写作的宿命，从洪湖这个小地方出发，腾挪辗转，无非要回到诗歌的洪湖。
　　好吧，回洪湖。
　　没有一个洪湖人，包括我，会在乎《辞海》等典籍对洪湖地理方位和面积的定义，如同一个村子，不会有人在意村子的经纬度和海拔。这些，不过是旅行爱好者的指南手册。所谓洪湖，于我们和我，目及心念，就是。这是直觉，非关理性，却正是日常的诗性。而洪湖与我，除却出生地的血肉牵扯，更多的是“我已失乡去，我无失乡情”（元稹《思归乐》）里的悖论和旷达。但随着生活边缘的拓展，我只能随遇而安，认周遭为吾乡，以致，只要并列洪湖与故乡两个名词，我就会觉得二者关系的可疑。如此说来，会翻出海德格尔“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这本陈年老账，但认也好，否也罢，笃信元稹的坦率和明快之余，亦庄亦谐，我也曾如此自问，与荷尔德林惺惺相惜的海氏，若有幸与汉语里的唐诗相逢，20世纪后，哲学该如何界定诗人的天职呢？话题扯远了，打住。
　　记得前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汉阳物外书店参加完诗歌活动，一位斜挎长炮筒镜头的老者找到我说，“我长年在洪湖拍鸟，在我的眼里，每只鸟都是人……”见我愣了一会，老者就和我聊起湖上的各色飞禽，从夏候鸟到冬候鸟，从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东方白鹳、秋莎鸭和白头鹤到常见的潜水鸭、紫水鸡与水雉，等等，俨然是专家。现在，我才明白当初发愣的原因，老者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视鸟为人，不占，不掠，只有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美的理解，才是诗人该具有的自然观。
　　言及洪湖的自然，不免让人羞涩。窝在江汉平原的最低处，放眼望去，世界一览无余。这些年，在芦苇与荷花和大水间，在县城和渔村与鸟群中，洪湖给我设置的美学课堂和自然教育，像诗歌私塾，单调，平庸，重复，也关涉浩渺、包容、寂静等艺术品质。所谓巧夺天工，所谓鬼斧神工，与之毫无瓜葛。但我信，大江大湖有大忧伤。不然，屈子放游江潭，何须甄别沧浪之水清兮与浊兮，休斯又何必认为，无论幼发拉底河，还是尼罗河与刚果河和密西西比河，都是“比人类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更古老的河流”。所以，我着迷湖上的草木鱼禽和渔民。从张坊村到茶坛、到清水堡、到官墩、到杨柴岛……像乡村土地测量员，也如鸟类专家和植物学专家，从一座孤岛到一座孤岛，从一片水域进入一片水域，我终于理解什么叫漂泊，什么叫隐忍，仿佛遭遇人类命运的巨大隐喻。
　　而当我驾着这只由雅马哈汽艇改装的运鱼船，独自奔在回家和离家的路上，在洪湖，我知道，我遭遇的自然，早已经不是陶渊明的自然，不是王维的自然，也不是孟浩然的自然。水雾弥漫，县城的摩天大楼在视线的尽头，海市蜃楼般，似远山飘忽;荷花接天，在风中摇曳，而高速汽艇掀起的波澜，也能让荷花颤栗不止;黑鹳挤在湖面，丝毫不理会马达的轰鸣，像圍观一只怪兽，远远地，盯着我;红嘴鸥却一路尾随，但与渔舟唱晚和浪漫主义无关，仅仅出自生存的便利，在逝浪里，捡食那些被螺旋桨叶片搅碎的鱼虾……斯情此景，我的诗，该如何在洪湖叙事？又该怎样抒情？
　　也许，理解远山一样，理解摩天大楼;认同风与荷一般，认同这只雅马哈高速汽艇;或者，以鸟类的眼光打量自我，才有可能重建汉语的自然，让诗歌找到有效面对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