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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这话，年轻时没有体会，如今过了古稀之年体会就深切多了。道临老师2007年12月28日离我们而去，一晃已六年。每年我都去宋庆龄陵园他的墓地，或是去嘉善“孙道临电影艺术纪念馆”深深地怀念他。在我四十多年的成长道路上，一直得到道临老师的关怀，聆听他的教诲，很多往事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
艺术追求
1963年到上影演员剧团工作不久，我有幸参加去部队春节慰问演出，由道临老师负责我们几个年轻演员排两个反映部队生活的独幕话剧。我在《出发之前》中饰演班长，孙栋光饰演小战士。这个戏我们在电影学校就演出过，道临老师为我们在舞台调度上作了些修改很快就排完了。重点在排新戏《一百个放心》，史久峰演我的爷爷，我饰演刚入伍不久的新兵阿毛。这是个轻喜剧，道临老师首先认真地和我们一起分析剧本、人物，让我们在语言上带点上海方言，让人物富有地方色彩，从这祖孙两个人物身上展示军民关系，表达孙子阿毛在部队培养下得以迅速成长。有一天上午，道临老师去厂里参加个重要会议，我和史久峰自己走戏。杨华老师正好来剧团，这位满身都是喜剧细胞的老演员对我们排戏特感兴趣，不断地给我们出新点子、增加喜剧因素，我挺开心。
下午道临老师赶来看我们排戏，称赞我们有进步，可有一处他让我们再演演：阿毛听到外面有人喊：“阿毛，有人找你！”阿毛正在缝补袜子，顺手就把袜子放在凳子上出门去迎客人。阿毛高兴地陪着爷爷进门，忙着为爷爷倒水，嘴里不停地让爷爷快坐，爷爷高兴地环视宿舍，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原来被针扎了一下！道临老师叫“停”。这是个很出彩、很有喜剧效果的动作，我奇怪他干嘛叫停。道临老师却连连摇头：“这样不好，怎么能让爷爷扎屁股呢？”这个点子是上午杨华老师支的招，我和史久峰觉得挺好，有喜剧效果。道临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在舞台上我们任何行为都要展示出艺术的美感，这个扎屁股的动作生活中可能发生，也很真实，但用在这里就显得比较低级、有损人物形象。
在道临老师指导下，我们把这段戏改成这样：阿毛倒完水回头见爷爷要往凳子上坐，突然大叫：“爷爷别动！”爷爷半蹲地僵在那里，阿毛快步上前拿走凳子上带有针线的袜子，然后亲切地对爷爷说：“爷爷您请坐，喝水。”爷爷舒坦地坐下，笑着用手指戳阿毛的脑袋：“你这小子怎么还一惊一乍的，手里拿着什么让我看看。”阿毛不好意思地把袜子递给爷爷。爷爷一看是在补袜子，大声地称赞：“我的小阿毛真有长进，都会自己补袜子了。”这样一改同样有喜剧效果，还展示了两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也表达了阿毛来部队后的进步。所以我一直记着道临老师的教诲：艺术一定要追求美。
后来八十年代我参加《大都会擒魔》的拍摄工作。我当时是副导演，冯笑是执行导演，道临老师是总导演。有一天道临老师来拍摄现场检查道具很不高兴。原来前一天他对道具员说过：这堂景布置要陈旧，这床上的蚊帐要做旧、要有补丁。现场的蚊帐的确做旧了，补丁也打了，一掀开蚊帐，靠墙那一面正中就有一个大补丁。道临老师指着蚊帐正中的补丁说：这靠墙一面正中来一个大补丁很不真实，这完全是做给观众看的。补丁要打在经常挂帐钩的地方才真实。因为这里经常磨损才会破。于是亲手拆下中间那块大补丁，和道具员一起在挂帐钩处缀上两个补丁。这虽是一件小事，但让我永远记住了：艺术一定要追求真实。
与人为善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上影厂这些“臭老九”在工军宣队的带领下在“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整天学习红宝书，开展大批判或是劳动。当时把人分成几等，有审查对象、隔离对象，还有回到人民群众中间来的解放对象，这样的人也还要夹紧尾巴做人的。我们海燕电影厂的男演员都集中住在一个大草棚里，20多人也挺热闹。道临老师那时也算是回到人民群众中的人了。
有一位老演员，一个挺可爱的老头突然变了：大批判发言他最激动，言词左得出奇，说到毛主席总会激动得泪流满面，唱语录歌最后他总要比大家拖长一个音节。他的床靠门口，他的床头比别人多一块搁板，上面放着毛主席的石膏像，还有红宝书、像章，堆得满满的，大家进进出出很不方便，谁要是不小心把石膏像碰倒砸碎了就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可能，遭批判是少不了的。我们让他撤了，他坚决不撤，弄得大家非常反感。
他的床和老演员李纬的床紧挨着，有一天劳动的时候李纬向我“汇报”，能不能请这位仁兄每天洗洗脚，床紧挨着实在受不了。李纬当时被莫须有的罪名定为特嫌，是隔离对象，不是实在受不了，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当天晚上我就以室长的名义宣布：“为了保持我们宿舍的清洁卫生，凡住在本宿舍的人每天晚上必须洗脚，把臭袜子也洗掉。”康泰、高博首先表态：“我们坚决支持室长的建议，为了干革命必须休息好。”其他人都会心地一笑，知道这是有所指的。只听见这位仁兄嘟囔着：“什么都管，连洗不洗脚也管。”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看见道临老师和他在一块吃，还聊着什么。后来去地里劳动，我问道临老师：早上你和他聊什么呢？道临老师说：我昨天晚上看到他有抵触情绪，早上跟他聊每天晚上洗热水脚的好处，今天约好晚饭后一起去打热水。在道临老师的说服下，他每天晚上都提着一个小铅桶打热水、洗脚洗袜子。
有一天从地里回来，我和道临老师经过一个堆着搭草棚剩下来堆放毛竹的地方，他突然建议能不能扛几根毛竹回去在宿舍门口搭一个架子晒晒被褥。他说睡在下铺褥子和被子都很潮湿，天好可以经常晒晒，又去潮又消毒。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挺好，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扛了好几根毛竹回来，一到家就干起来了。以后只要天好，我们演员宿舍门口就晒满被子，晚上盖在身上又松软又有一股草香味儿。
那位老兄床上东西特别多，他睡下铺也不愿意晒被褥，常常看见道临老师帮他把褥子、被子拿出去晒。后来他跟大家的关系也好起来。文化大革命那几年让不少人似乎中了邪一样。
道临老师即使在自己也还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情况下还是关心别人，不愿意看到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的场面。他这一生帮助过很多人，武康大楼周边卖水果的老人也时常受到他的照顾。与人为善是他做人的宗旨。 “我来认认门”
道临老师待人真诚、平易近人，在上影厂在文艺界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人格魅力不仅从银幕上、舞台上、广播中得到展示，更能从他为人处世的细节中得到充分展示。道临老师不仅在艺术上关心我的成长，在生活上也一直关心着我，为我生活改善而高兴。
我永远忘不了我住房四次搬迁，他三次登门拜年、祝贺我的乔迁之喜。
1976年大年初一上午10点刚过，家里就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竟然是道临老师，真让我喜出望外。当时我住在南市区老西门西仓桥街华兴里岳父家中，道临老师居然从武康大楼骑着他的老坦克，一直找到曲里拐弯的老城区。道临老师大年初一给学生拜年一下子成为华兴里的美谈，老岳父手忙脚乱不知说什么好，又倒茶又递烟：“孙先生这里不好找？”道临老师谢了烟说：“还好，我沿着复兴路一直过来，到老西门一个大转弯就到了。”邻居70多岁的张阿婆激动地说：“我在电影里见过孙道临演的李连长、李侠，我喜欢他的英雄帅气，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来上海下只角华兴里，离我这么近，穿着这么朴素，还骑着自行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新春佳节，他还是骑着老坦克来到我新搬的住处日晖新村，这时我有一室半的住房。我握着道临老师的手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我的肩膀：“我来认认门，为你乔迁而高兴。”我的两个孩子一直忘不了老孙伯伯对他们学习的关心，他每次来都详细问学习成绩，问英语学得好不好。当时两个孩子的英语成绩都不好。后来我请了一位韩老师，每周日上午来家里给几个孩子一起补英语，孩子们弄懂了语法，好像开了窍，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了，慢慢的成绩也上去了。
当1989年我第三次乔迁到思南路时，道临老师春节又骑着自行车来看我们，一口气登上六楼，为我有两室一厅而高兴，他兴奋地说：“从你的乔迁也可以看到咱们国家的变化。”这次他发现我儿子、女儿的英语有进步了，他高兴地用英语跟他俩对话，纠正他们个别的发音。他对孩子说：“英语是一门语言工具，一定要掌握好，今后会大有用处的。”他还语重心长地指着客厅墙上于是之老师1980年在拍《秋瑾》时为我留下的墨宝“不容易”三个大字：“你们的爸爸、妈妈真的不容易把你们拉扯大，一定要好好学习。”
2003年我们夫妇俩去日本探亲，儿子开车到机场来接我们，在途中急切地问：“老孙伯伯好吗？”我告诉他，道临老师非常好，退休后还忘不了拍电影，现在还担任我在东海学院主持的表演系顾问，每学期都来看学生的表演作品，给予认真的指导。儿子深情地说：“我在日本这些年一直记着老孙伯伯的教导——要多读书，有了知识人生才丰富多彩，知识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在日本的拼搏，我深深体会到老孙伯伯讲的是人生的真理。”
去年我有机会跟女儿的公司去美国在联合国总部开画展，女儿接待着来参观的宾客。她也没有忘记道临老师的教诲：英语是一门语言工具，一定要掌握好，今后会大有用处的。
1998年我退休前搬到伊犁南路居住，道临老师说要再来看看我的新居，我真不忍心再让他爬六楼，就用小摄像机把住处拍了下来放给他看，他对我的小书房取名“不易斋”挺欣赏，由衷地为我高兴，奋斗了一辈子总算有个小书房了。“好啊，渝烽你要感谢改革开放！你再也不用趴在床沿上写影评稿了，也用不着挤在卧室的‘不易角’看书写东西了。”
道临老师目睹我在人生道路上一步步走过来，他对我的变化太了解了。2004年他给我留下一幅墨宝：“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我爱配音，更爱拍电影”
道临老师声音很美，语言也特别有表现力，他为《王子复仇记》中的哈姆雷特配音，已成为中国配音艺术的经典之作，就目前来说尚无人能超越他。
1971年我从奉贤五七干校借调来译制厂参加配音。当时译制厂要完成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内参片”译制工作，几乎每天加班加点，由于量大任务急，不久把道临老师、黄佐临先生、张骏祥先生都调到译制厂来了，上影演员剧团也调来一批演员参加配音，高博、康泰、达式常、仲星火、温锡莹、中叔皇、吴鲁生、吴文伦、林彬、米莎、宏霞……等，这正是译制厂人丁兴旺的时期。那个阶段道临老师忙极了，又翻译剧本，又当导演，又参加配音，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禁锢了这么多年对于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创作机会，如同久旱的土地遇上了倾盆大雨，他的创作能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这期间他翻译的影片有《黎明前的战斗》《同是天涯沦落人》《比男人更凶残》《琼宫恨史》《孤星泪》《苏伊士》《春闺怨》，他导演的影片有《琼宫恨史》《孤星泪》《春闺泪痕》《美人计》《农家女》《荻克·杜尔平》《比男人更凶残》《猩猩征服世界》《绑架》《琴台三凤》……他担任主要配音的影片有《苏伊士》《梅亚林》《基督山恩仇记》《坎贝尔王国》……
道临老师外文好又懂戏，翻译剧本台词已经很到位了，可他还是常常听取演员们的意见，请大家一块儿寻找最合适的中文台词。他当导演时总是让演员了解影片的背景、主题、人物关系之间的各种矛盾，提醒演员注意人物的个性特点，让演员尽快把握人物的核心。在实录棚里他的提示总是言简意赅、细声细语，非常注意保护演员的情绪，凡是有疑惑的字音必须查字典正音。演员们和他在一块儿工作十分愉快。
他自己配音时要求更加严格，凡是不满意、情绪不到位的坚决重录。有时大家觉得戏挺好了，只是口型差一点，剪辑师可以把口型统准的，他也坚决重录。所以现在重放他配音的影片，你会感到那绝对是一种艺术上极大的享受。
“四人帮”被粉碎后，道临老师很快回上影厂忙于电影拍摄工作去了，我后来就留在译制厂搞导演工作直到退休。1984年、1990年、1997年我执导的三部译制片《国家利益》《随心所欲》《侏罗纪公园》荣获优秀译制片政府奖、华表奖，道临老师都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我执导英国故事片《野鹅敢死队》，他在北京看完影片特地从北京打电话给我：“渝烽，这部片子搞得不错，台词很精彩，充分展示了这帮雇佣兵的性格特点，望你继续努力。”道临老师就是这样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 好多年后，有一次吃饭，我问道临老师：“你英语好，语言声音条件又好，文学功底又那么深厚，搞译制片你是全才，干嘛离开译制片？”
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爱配音，但更爱拍电影。译制片有局限性，只能还原，在别人创作的天地里发挥你的语言、声音特色，在塑造人物上不能脱离开原片演员的创作。可拍电影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全新的创作过程。特别是当电影导演创作天地更加宽广，可以表现各种题材。”
这就是他孜孜不倦为电影事业奋斗终身的最大动力。
“这种钱我一分也不要”
道临老师退休后还是一心惦念着拍电影，他和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组建了“华夏影业公司”，后来又和王文娟老师建立了“文临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许多部电视剧：《三国梦》《孟丽君》等。为了支持一个海外年轻人，在只有一个很粗的提纲、立意较好的情况下，道临老师整整花了三年心血，七易其稿，改写成一部可供拍摄的二十集电视剧本《闯荡西班牙》。
从2000年到2005年这期间，他先后组织了多部电影、电视剧剧本，有《香格里拉》《大世界》《夜幕下的哈尔滨》《扬州姑娘》等。为了落实这些剧本的拍摄，八十高龄的他往返于黑龙江、北京、云南，还飞往西班牙。为了筹备拍摄资金，他登门造访过不少企业家，也有很多人来“文临公司”洽谈。面对市场经济，面对怀有各种目的的人，道临老师的确应接不暇，很难驾驭，不过他心中有一条原则，绝对不和仅仅是为商业目的的人合作，他坚持追求思想性、艺术性的创作原则。
我自从1999年提前退休后，受聘于“东海学院”负责影视表演系工作，道临老师欣然答应担任表演系顾问，道临老师也邀请我参与他公司的活动。期间有些“企业家”根本缺乏诚意，慕名约见道临老师，善良的他总是以诚相待，见面、拍照，饭桌上这些老总拍胸脯，可事后合作之事早已抛在脑后。我们多次劝道临老师别轻信、别参与这种活动，他笑着说：“我也见识见识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人的表现。渝烽，对你也是难得体验生活的机会，某些人的嘴脸给你提供扮演他们的素材。我坚信没有诚信的‘企业家’在社会上肯定不会有立足之地，也许能糊弄一阵子，肯定长不了。”
有一次，有人来公司推荐说，某地有一位官员能让一家企业资助“文临公司”100万元，条件是拿走30%的回扣费。道临老师一听就生气：“这算什么？”当时我们几个还劝他，市场经济有拿回扣一说，毕竟还是给公司送来了资金。但道临老师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如果有意谈合作项目可以，有人企图从中拿回扣不行，公司不需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这种钱我一分也不要。”
这就是道临老师的为人。联想到这些年来，每当他从报纸上、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些党的官员贪污腐化堕落的事情，他总会有一种十分痛苦的表情，他为党内出现这些败类而痛心，他痛恨这些官吏败坏了党的风气，这是对人民犯罪。
道临老师是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当他因病离开我们时，在他的灵堂上，他才配得上用鲜红的党旗覆盖他的全身，他才配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评价。他是电影界的骄傲，他是文艺界的楷模，他将永远活在亿万观众的心里。
艺术家的心永远不老
在道临老师临终前的两年间，也就是2006年到2007年，我和他接触频繁。2006年他患带状疱疹，出院后身体状况、精神状态日渐不佳，可他想拍电影的愿望一直不减，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未了要做，一是他花了三年心血改写成的20集电视剧《闯荡西班牙》未拍；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从拍《詹天佑》以后他心中一直酝酿着要把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中国有一万四千多名华工参加建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搬上银幕。这件事他跟我讲过多次，还让我看这方面的史料。
在这种状态下，他还念念不忘拍电影。2007年4月的一个上午，他居然一个人打的去看望瑞芳老师，他要找瑞芳老师谈谈心。在上影演员剧团，瑞芳老师当过团长，很多老同志有事都会去找瑞芳老师诉说，赵丹、高博、康泰、冯笑、仲星火等一大批演员都得到瑞芳老师的开导。瑞芳老师被大家誉为“咱们的政委”。
道临老师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为什么不让我拍戏，为什么没有人来管我们，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干完呢！”
瑞芳老师还是那么直率：“因为你老了，你身体不行了，所以不能叫你拍戏了。一个摄制组千军万马你指挥得了吗？再说，你想拍戏是一回事，领导让不让你拍又是一回事。别想那么多，好好把身体养好，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可以帮着看看剧本谈谈你的想法，意见供年轻人参考，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是挺好吗？别瞎想了。”
后来瑞芳老师让政协的小宋开车把他送回家，道临老师在车上对小宋说：“今天我打了一个大败仗。”
后来瑞芳老师打电话给我，让我好好劝劝他。隔了一天我去看道临老师，他说：“我去找瑞芳诉苦了，她批评我，说我的想法不切实际，让我别瞎想了，老了就养养身体。我现在每天吃吃饭什么也不干，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道临老师你这样想就不对了，人老这是自然规律，瑞芳老师劝你养好身体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对的，你看看剧本，提提意见，这不也是对电影做贡献吗？”
“行了，行了，你们都这样劝我，文娟、庆原（孙道临的女儿）也这么说，我也想通了，反正人老了，不中用了，就养身体吧！”
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想通：“对了道临老师，等你身体好些，把中国劳工修建横贯美国东西部大动脉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构思搞出来吧。”
“这倒也行。”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2007年9月，他又住进华东医院，译制厂要拍《魅力人声》，我和任伟去他病房采访他，问他配《王子复仇记》的情况，他说：不记得了，还配过什么戏也不记得了。任伟只好拍了一组近景。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去看过他多次，总算还认得我，我感到他心里还有挺多事情，他有时会很急躁，还会常常流露出一种十分痛苦无奈的表情。
2007年12月中旬，我去华东医院告诉他，他一直关心的《朗诵水平等级考试纲要》一书出版了。他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好啊，好啊！”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可是显得很睏，想睡觉，我不忍心再打扰他，把他的手放进被窝，轻轻地关上门走出观察病房。我在外面隔着大玻璃，看他静静地躺着……是啊！他太累，太累了，他需要好好休息。可我知道，他是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
艺术追求
1963年到上影演员剧团工作不久，我有幸参加去部队春节慰问演出，由道临老师负责我们几个年轻演员排两个反映部队生活的独幕话剧。我在《出发之前》中饰演班长，孙栋光饰演小战士。这个戏我们在电影学校就演出过，道临老师为我们在舞台调度上作了些修改很快就排完了。重点在排新戏《一百个放心》，史久峰演我的爷爷，我饰演刚入伍不久的新兵阿毛。这是个轻喜剧，道临老师首先认真地和我们一起分析剧本、人物，让我们在语言上带点上海方言，让人物富有地方色彩，从这祖孙两个人物身上展示军民关系，表达孙子阿毛在部队培养下得以迅速成长。有一天上午，道临老师去厂里参加个重要会议，我和史久峰自己走戏。杨华老师正好来剧团，这位满身都是喜剧细胞的老演员对我们排戏特感兴趣，不断地给我们出新点子、增加喜剧因素，我挺开心。
下午道临老师赶来看我们排戏，称赞我们有进步，可有一处他让我们再演演：阿毛听到外面有人喊：“阿毛，有人找你！”阿毛正在缝补袜子，顺手就把袜子放在凳子上出门去迎客人。阿毛高兴地陪着爷爷进门，忙着为爷爷倒水，嘴里不停地让爷爷快坐，爷爷高兴地环视宿舍，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原来被针扎了一下！道临老师叫“停”。这是个很出彩、很有喜剧效果的动作，我奇怪他干嘛叫停。道临老师却连连摇头：“这样不好，怎么能让爷爷扎屁股呢？”这个点子是上午杨华老师支的招，我和史久峰觉得挺好，有喜剧效果。道临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在舞台上我们任何行为都要展示出艺术的美感，这个扎屁股的动作生活中可能发生，也很真实，但用在这里就显得比较低级、有损人物形象。
在道临老师指导下，我们把这段戏改成这样：阿毛倒完水回头见爷爷要往凳子上坐，突然大叫：“爷爷别动！”爷爷半蹲地僵在那里，阿毛快步上前拿走凳子上带有针线的袜子，然后亲切地对爷爷说：“爷爷您请坐，喝水。”爷爷舒坦地坐下，笑着用手指戳阿毛的脑袋：“你这小子怎么还一惊一乍的，手里拿着什么让我看看。”阿毛不好意思地把袜子递给爷爷。爷爷一看是在补袜子，大声地称赞：“我的小阿毛真有长进，都会自己补袜子了。”这样一改同样有喜剧效果，还展示了两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也表达了阿毛来部队后的进步。所以我一直记着道临老师的教诲：艺术一定要追求美。
后来八十年代我参加《大都会擒魔》的拍摄工作。我当时是副导演，冯笑是执行导演，道临老师是总导演。有一天道临老师来拍摄现场检查道具很不高兴。原来前一天他对道具员说过：这堂景布置要陈旧，这床上的蚊帐要做旧、要有补丁。现场的蚊帐的确做旧了，补丁也打了，一掀开蚊帐，靠墙那一面正中就有一个大补丁。道临老师指着蚊帐正中的补丁说：这靠墙一面正中来一个大补丁很不真实，这完全是做给观众看的。补丁要打在经常挂帐钩的地方才真实。因为这里经常磨损才会破。于是亲手拆下中间那块大补丁，和道具员一起在挂帐钩处缀上两个补丁。这虽是一件小事，但让我永远记住了：艺术一定要追求真实。
与人为善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上影厂这些“臭老九”在工军宣队的带领下在“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整天学习红宝书，开展大批判或是劳动。当时把人分成几等，有审查对象、隔离对象，还有回到人民群众中间来的解放对象，这样的人也还要夹紧尾巴做人的。我们海燕电影厂的男演员都集中住在一个大草棚里，20多人也挺热闹。道临老师那时也算是回到人民群众中的人了。
有一位老演员，一个挺可爱的老头突然变了：大批判发言他最激动，言词左得出奇，说到毛主席总会激动得泪流满面，唱语录歌最后他总要比大家拖长一个音节。他的床靠门口，他的床头比别人多一块搁板，上面放着毛主席的石膏像，还有红宝书、像章，堆得满满的，大家进进出出很不方便，谁要是不小心把石膏像碰倒砸碎了就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可能，遭批判是少不了的。我们让他撤了，他坚决不撤，弄得大家非常反感。
他的床和老演员李纬的床紧挨着，有一天劳动的时候李纬向我“汇报”，能不能请这位仁兄每天洗洗脚，床紧挨着实在受不了。李纬当时被莫须有的罪名定为特嫌，是隔离对象，不是实在受不了，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当天晚上我就以室长的名义宣布：“为了保持我们宿舍的清洁卫生，凡住在本宿舍的人每天晚上必须洗脚，把臭袜子也洗掉。”康泰、高博首先表态：“我们坚决支持室长的建议，为了干革命必须休息好。”其他人都会心地一笑，知道这是有所指的。只听见这位仁兄嘟囔着：“什么都管，连洗不洗脚也管。”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看见道临老师和他在一块吃，还聊着什么。后来去地里劳动，我问道临老师：早上你和他聊什么呢？道临老师说：我昨天晚上看到他有抵触情绪，早上跟他聊每天晚上洗热水脚的好处，今天约好晚饭后一起去打热水。在道临老师的说服下，他每天晚上都提着一个小铅桶打热水、洗脚洗袜子。
有一天从地里回来，我和道临老师经过一个堆着搭草棚剩下来堆放毛竹的地方，他突然建议能不能扛几根毛竹回去在宿舍门口搭一个架子晒晒被褥。他说睡在下铺褥子和被子都很潮湿，天好可以经常晒晒，又去潮又消毒。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挺好，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扛了好几根毛竹回来，一到家就干起来了。以后只要天好，我们演员宿舍门口就晒满被子，晚上盖在身上又松软又有一股草香味儿。
那位老兄床上东西特别多，他睡下铺也不愿意晒被褥，常常看见道临老师帮他把褥子、被子拿出去晒。后来他跟大家的关系也好起来。文化大革命那几年让不少人似乎中了邪一样。
道临老师即使在自己也还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情况下还是关心别人，不愿意看到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的场面。他这一生帮助过很多人，武康大楼周边卖水果的老人也时常受到他的照顾。与人为善是他做人的宗旨。 “我来认认门”
道临老师待人真诚、平易近人，在上影厂在文艺界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人格魅力不仅从银幕上、舞台上、广播中得到展示，更能从他为人处世的细节中得到充分展示。道临老师不仅在艺术上关心我的成长，在生活上也一直关心着我，为我生活改善而高兴。
我永远忘不了我住房四次搬迁，他三次登门拜年、祝贺我的乔迁之喜。
1976年大年初一上午10点刚过，家里就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竟然是道临老师，真让我喜出望外。当时我住在南市区老西门西仓桥街华兴里岳父家中，道临老师居然从武康大楼骑着他的老坦克，一直找到曲里拐弯的老城区。道临老师大年初一给学生拜年一下子成为华兴里的美谈，老岳父手忙脚乱不知说什么好，又倒茶又递烟：“孙先生这里不好找？”道临老师谢了烟说：“还好，我沿着复兴路一直过来，到老西门一个大转弯就到了。”邻居70多岁的张阿婆激动地说：“我在电影里见过孙道临演的李连长、李侠，我喜欢他的英雄帅气，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来上海下只角华兴里，离我这么近，穿着这么朴素，还骑着自行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新春佳节，他还是骑着老坦克来到我新搬的住处日晖新村，这时我有一室半的住房。我握着道临老师的手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我的肩膀：“我来认认门，为你乔迁而高兴。”我的两个孩子一直忘不了老孙伯伯对他们学习的关心，他每次来都详细问学习成绩，问英语学得好不好。当时两个孩子的英语成绩都不好。后来我请了一位韩老师，每周日上午来家里给几个孩子一起补英语，孩子们弄懂了语法，好像开了窍，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了，慢慢的成绩也上去了。
当1989年我第三次乔迁到思南路时，道临老师春节又骑着自行车来看我们，一口气登上六楼，为我有两室一厅而高兴，他兴奋地说：“从你的乔迁也可以看到咱们国家的变化。”这次他发现我儿子、女儿的英语有进步了，他高兴地用英语跟他俩对话，纠正他们个别的发音。他对孩子说：“英语是一门语言工具，一定要掌握好，今后会大有用处的。”他还语重心长地指着客厅墙上于是之老师1980年在拍《秋瑾》时为我留下的墨宝“不容易”三个大字：“你们的爸爸、妈妈真的不容易把你们拉扯大，一定要好好学习。”
2003年我们夫妇俩去日本探亲，儿子开车到机场来接我们，在途中急切地问：“老孙伯伯好吗？”我告诉他，道临老师非常好，退休后还忘不了拍电影，现在还担任我在东海学院主持的表演系顾问，每学期都来看学生的表演作品，给予认真的指导。儿子深情地说：“我在日本这些年一直记着老孙伯伯的教导——要多读书，有了知识人生才丰富多彩，知识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在日本的拼搏，我深深体会到老孙伯伯讲的是人生的真理。”
去年我有机会跟女儿的公司去美国在联合国总部开画展，女儿接待着来参观的宾客。她也没有忘记道临老师的教诲：英语是一门语言工具，一定要掌握好，今后会大有用处的。
1998年我退休前搬到伊犁南路居住，道临老师说要再来看看我的新居，我真不忍心再让他爬六楼，就用小摄像机把住处拍了下来放给他看，他对我的小书房取名“不易斋”挺欣赏，由衷地为我高兴，奋斗了一辈子总算有个小书房了。“好啊，渝烽你要感谢改革开放！你再也不用趴在床沿上写影评稿了，也用不着挤在卧室的‘不易角’看书写东西了。”
道临老师目睹我在人生道路上一步步走过来，他对我的变化太了解了。2004年他给我留下一幅墨宝：“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我爱配音，更爱拍电影”
道临老师声音很美，语言也特别有表现力，他为《王子复仇记》中的哈姆雷特配音，已成为中国配音艺术的经典之作，就目前来说尚无人能超越他。
1971年我从奉贤五七干校借调来译制厂参加配音。当时译制厂要完成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内参片”译制工作，几乎每天加班加点，由于量大任务急，不久把道临老师、黄佐临先生、张骏祥先生都调到译制厂来了，上影演员剧团也调来一批演员参加配音，高博、康泰、达式常、仲星火、温锡莹、中叔皇、吴鲁生、吴文伦、林彬、米莎、宏霞……等，这正是译制厂人丁兴旺的时期。那个阶段道临老师忙极了，又翻译剧本，又当导演，又参加配音，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禁锢了这么多年对于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创作机会，如同久旱的土地遇上了倾盆大雨，他的创作能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这期间他翻译的影片有《黎明前的战斗》《同是天涯沦落人》《比男人更凶残》《琼宫恨史》《孤星泪》《苏伊士》《春闺怨》，他导演的影片有《琼宫恨史》《孤星泪》《春闺泪痕》《美人计》《农家女》《荻克·杜尔平》《比男人更凶残》《猩猩征服世界》《绑架》《琴台三凤》……他担任主要配音的影片有《苏伊士》《梅亚林》《基督山恩仇记》《坎贝尔王国》……
道临老师外文好又懂戏，翻译剧本台词已经很到位了，可他还是常常听取演员们的意见，请大家一块儿寻找最合适的中文台词。他当导演时总是让演员了解影片的背景、主题、人物关系之间的各种矛盾，提醒演员注意人物的个性特点，让演员尽快把握人物的核心。在实录棚里他的提示总是言简意赅、细声细语，非常注意保护演员的情绪，凡是有疑惑的字音必须查字典正音。演员们和他在一块儿工作十分愉快。
他自己配音时要求更加严格，凡是不满意、情绪不到位的坚决重录。有时大家觉得戏挺好了，只是口型差一点，剪辑师可以把口型统准的，他也坚决重录。所以现在重放他配音的影片，你会感到那绝对是一种艺术上极大的享受。
“四人帮”被粉碎后，道临老师很快回上影厂忙于电影拍摄工作去了，我后来就留在译制厂搞导演工作直到退休。1984年、1990年、1997年我执导的三部译制片《国家利益》《随心所欲》《侏罗纪公园》荣获优秀译制片政府奖、华表奖，道临老师都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我执导英国故事片《野鹅敢死队》，他在北京看完影片特地从北京打电话给我：“渝烽，这部片子搞得不错，台词很精彩，充分展示了这帮雇佣兵的性格特点，望你继续努力。”道临老师就是这样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 好多年后，有一次吃饭，我问道临老师：“你英语好，语言声音条件又好，文学功底又那么深厚，搞译制片你是全才，干嘛离开译制片？”
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爱配音，但更爱拍电影。译制片有局限性，只能还原，在别人创作的天地里发挥你的语言、声音特色，在塑造人物上不能脱离开原片演员的创作。可拍电影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全新的创作过程。特别是当电影导演创作天地更加宽广，可以表现各种题材。”
这就是他孜孜不倦为电影事业奋斗终身的最大动力。
“这种钱我一分也不要”
道临老师退休后还是一心惦念着拍电影，他和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组建了“华夏影业公司”，后来又和王文娟老师建立了“文临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许多部电视剧：《三国梦》《孟丽君》等。为了支持一个海外年轻人，在只有一个很粗的提纲、立意较好的情况下，道临老师整整花了三年心血，七易其稿，改写成一部可供拍摄的二十集电视剧本《闯荡西班牙》。
从2000年到2005年这期间，他先后组织了多部电影、电视剧剧本，有《香格里拉》《大世界》《夜幕下的哈尔滨》《扬州姑娘》等。为了落实这些剧本的拍摄，八十高龄的他往返于黑龙江、北京、云南，还飞往西班牙。为了筹备拍摄资金，他登门造访过不少企业家，也有很多人来“文临公司”洽谈。面对市场经济，面对怀有各种目的的人，道临老师的确应接不暇，很难驾驭，不过他心中有一条原则，绝对不和仅仅是为商业目的的人合作，他坚持追求思想性、艺术性的创作原则。
我自从1999年提前退休后，受聘于“东海学院”负责影视表演系工作，道临老师欣然答应担任表演系顾问，道临老师也邀请我参与他公司的活动。期间有些“企业家”根本缺乏诚意，慕名约见道临老师，善良的他总是以诚相待，见面、拍照，饭桌上这些老总拍胸脯，可事后合作之事早已抛在脑后。我们多次劝道临老师别轻信、别参与这种活动，他笑着说：“我也见识见识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人的表现。渝烽，对你也是难得体验生活的机会，某些人的嘴脸给你提供扮演他们的素材。我坚信没有诚信的‘企业家’在社会上肯定不会有立足之地，也许能糊弄一阵子，肯定长不了。”
有一次，有人来公司推荐说，某地有一位官员能让一家企业资助“文临公司”100万元，条件是拿走30%的回扣费。道临老师一听就生气：“这算什么？”当时我们几个还劝他，市场经济有拿回扣一说，毕竟还是给公司送来了资金。但道临老师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如果有意谈合作项目可以，有人企图从中拿回扣不行，公司不需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这种钱我一分也不要。”
这就是道临老师的为人。联想到这些年来，每当他从报纸上、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些党的官员贪污腐化堕落的事情，他总会有一种十分痛苦的表情，他为党内出现这些败类而痛心，他痛恨这些官吏败坏了党的风气，这是对人民犯罪。
道临老师是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当他因病离开我们时，在他的灵堂上，他才配得上用鲜红的党旗覆盖他的全身，他才配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评价。他是电影界的骄傲，他是文艺界的楷模，他将永远活在亿万观众的心里。
艺术家的心永远不老
在道临老师临终前的两年间，也就是2006年到2007年，我和他接触频繁。2006年他患带状疱疹，出院后身体状况、精神状态日渐不佳，可他想拍电影的愿望一直不减，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未了要做，一是他花了三年心血改写成的20集电视剧《闯荡西班牙》未拍；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从拍《詹天佑》以后他心中一直酝酿着要把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中国有一万四千多名华工参加建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搬上银幕。这件事他跟我讲过多次，还让我看这方面的史料。
在这种状态下，他还念念不忘拍电影。2007年4月的一个上午，他居然一个人打的去看望瑞芳老师，他要找瑞芳老师谈谈心。在上影演员剧团，瑞芳老师当过团长，很多老同志有事都会去找瑞芳老师诉说，赵丹、高博、康泰、冯笑、仲星火等一大批演员都得到瑞芳老师的开导。瑞芳老师被大家誉为“咱们的政委”。
道临老师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为什么不让我拍戏，为什么没有人来管我们，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干完呢！”
瑞芳老师还是那么直率：“因为你老了，你身体不行了，所以不能叫你拍戏了。一个摄制组千军万马你指挥得了吗？再说，你想拍戏是一回事，领导让不让你拍又是一回事。别想那么多，好好把身体养好，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可以帮着看看剧本谈谈你的想法，意见供年轻人参考，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是挺好吗？别瞎想了。”
后来瑞芳老师让政协的小宋开车把他送回家，道临老师在车上对小宋说：“今天我打了一个大败仗。”
后来瑞芳老师打电话给我，让我好好劝劝他。隔了一天我去看道临老师，他说：“我去找瑞芳诉苦了，她批评我，说我的想法不切实际，让我别瞎想了，老了就养养身体。我现在每天吃吃饭什么也不干，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道临老师你这样想就不对了，人老这是自然规律，瑞芳老师劝你养好身体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对的，你看看剧本，提提意见，这不也是对电影做贡献吗？”
“行了，行了，你们都这样劝我，文娟、庆原（孙道临的女儿）也这么说，我也想通了，反正人老了，不中用了，就养身体吧！”
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想通：“对了道临老师，等你身体好些，把中国劳工修建横贯美国东西部大动脉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构思搞出来吧。”
“这倒也行。”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2007年9月，他又住进华东医院，译制厂要拍《魅力人声》，我和任伟去他病房采访他，问他配《王子复仇记》的情况，他说：不记得了，还配过什么戏也不记得了。任伟只好拍了一组近景。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去看过他多次，总算还认得我，我感到他心里还有挺多事情，他有时会很急躁，还会常常流露出一种十分痛苦无奈的表情。
2007年12月中旬，我去华东医院告诉他，他一直关心的《朗诵水平等级考试纲要》一书出版了。他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好啊，好啊！”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可是显得很睏，想睡觉，我不忍心再打扰他，把他的手放进被窝，轻轻地关上门走出观察病房。我在外面隔着大玻璃，看他静静地躺着……是啊！他太累，太累了，他需要好好休息。可我知道，他是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