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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约翰·济慈的《秋颂》和清朝晚期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都可谓是十九世纪咏秋的名作代表之一。诗中无不包含着对秋天的赞美与歌颂，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传统、诗学理论以及个人性格等，虽同样是咏秋，却在情感、创作手法等方面有所不同。济慈的诗注重“自我”的隐蔽，是对“客观感受力”诗学主张的诠释，而王闿运的诗则重在“自我”的张扬；其次，济慈的诗中包含着无限的希望，更为乐观，而王闿运的诗的基调则为悲观；再者，济慈的诗包含着神话的典故，而王闿运的秋诗多为白描。
关键词：《秋颂》《秋晓风日偶忆淇上》 情感 创作手法
内容摘要：约翰·济慈的《秋颂》和清朝晚期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都可谓是十九世纪咏秋的名作代表之一。诗中无不包含着对秋天的赞美与歌颂，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传统、诗学理论以及个人性格等，虽同样是咏秋，却在情感、创作手法等方面有所不同。济慈的诗注重“自我”的隐蔽，是对“客观感受力”诗学主张的诠释，而王闿运的诗则重在“自我”的张扬；其次，济慈的诗中包含着无限的希望，更为乐观，而王闿运的诗的基调则为悲观；再者，济慈的诗包含着神话的典故，而王闿运的秋诗多为白描。
关键词：《秋颂》《秋晓风日偶忆淇上》 情感 创作手法
约翰·济慈的《秋颂》和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虽都为十九世纪的咏秋名作，但受到不同的民族传统、诗学理论以及个人性格等，在情感表达及创作手法等方面不尽相同，因此诗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中英两首咏秋诗的不同。
一、“自我”隐蔽与“自我”张扬之比较
约翰·济慈的《秋颂》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秋日之图，诗人着眼于秋实、秋色、秋味、秋收、秋声，借助多种修辞手法，用细致生动地笔触、舒缓优美的语言描摹出一幅秋天的画卷。从秋日清晨的晨雾缭绕下的花草与谷物、秋日午后的金色打谷场到秋日傍晚的飞虫与小鸟，细致地描写了秋日不太不同的景象。
纵观《秋颂》一诗，济慈却采用了另一种情感的表达式：由高调的表达自身的情感转变为平和舒缓，以冷静的心态而旁观。这种超然的物外姿态源于济慈“客观感受力”的诗学理念。纵观全诗可以发现，诗中所出现的主语不是物的名称就是第二人称“你”、“你们”或者第三人称“它们”，而从未出现第一人称“我”。《秋颂》一诗没有诗人自我，济慈一直试图将自我隐去。例如：“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使它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因为夏季早填满它们的粘巢。”、“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你有时随意坐在打谷场上，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你昂首背着谷袋，投下倒影，或者就在榨果架下坐几点钟，你耐心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等。诗人好似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以全知性的视角观察着秋日中的万物，使诗人情感表达得更为深沉含蓄。
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重在“自我”的全力张扬。中国的诗词讲究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把情志视作物我感应的结果。物即我，我即物，心物交应，物我为一。全诗虽未出现一个人称代词，但结合诗的写作背景与诗中强烈的情感，不难发现诗人将情与景的融合，实则表达了自己仕途不顺、一心归隐的情感。诗的前半部分描写秋日的早晨秋光如洗，树枝的绿色早已退去，此时此刻的景象让诗人想起了在淇水时的秋日之景。前半部分实为后半部分的抒情做铺垫。由“自从闭门来，屡见王路蹇。泽衰怀绿猗，道难惧蓬转。”两句可知，诗人其实是为自己“仕途坎坷”而不平。王闿运是晚清时期公羊派诗人之一，研习“帝王之道”，主以张儒家的 “仁”救世。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清王朝早已步入没落的时期，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晚清王朝更是风雨飘零。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也是此起彼伏，再加上各路军阀混战，当时中国的局面是不堪一击。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国家，王闿运“仁”的主张显得更为不切实际。以至于王闿运在和曾国藩讨论兵法时，曾国藩在纸上写下了无数个“谬”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王闿运的主张得不到采纳，无奈之下才在《秋晓风日偶忆淇上》一诗中表达了对仕途艰难，自己的抱负得不到舒展的感慨，全力的张扬了自己内心受挫后的情感以及对当朝执政者的控诉
对于此处的不同可以从诗学理论中找到答案。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诗者，吟咏情性也。”这里严羽高度概括了中国抒情诗的审美取向： 它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抒情， 不讲究寓情于理。《秋晓风日偶忆淇上》一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的同时直言不讳的抒发了内心的惆怅，张扬“自我”的情感。而西方诗学理论指出“趣味要与道德理性为基础？？它强调感情和理想之间的协调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控制， 一切都要‘得体’‘合适’”（余红， 1999：189） 。到了艾略特那里， 它强调“诗不是放纵感情， 而是避却感情， 诗不是表达个性， 而是避却个性。”（转引自刘正光， 1998： 42） 。《秋颂》中“自我”的隐蔽将诗人的情感融入万物的情感中，将主观化为客观，避免独立个人情感的张扬。
二、“悲”与“希望”的对比
约翰·济慈的《秋颂》一诗中喜中带悲，却又悲中藏着希望。诗中描写缀满葡萄的藤架、结满苹果的果树，还有那忙碌着采集蜂蜜的蜜蜂，以及第二节中的金黄谷仓，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丰收的喜庆。但是如果细读诗文，却可以发现济慈所用的词语，这些词都隐含着另外一种意思。“conspiring with”为“密谋”的意思，在这里济慈将秋日的种种景象看做是秋和太阳密谋的结果，让人不能感觉这是一场阴谋，这些美好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猎物的到来。而“maturing，ripeness，o’er-brimmed”这些词都是较为极端的词，太阳已成熟、果实已熟透，就连夏季都已填满了花朵。正如“月满则亏”一样，所有的美好似乎都已达到了极致，给人一种将要崩溃之感。第二节中的“随意坐在打谷场上、为罂粟花香所沉迷还有徐徐滴下的酒浆（王佐良译）”都给人一种缓慢懒散的感觉。继植物和人分别作过主角之后， 在诗歌的第三节， 诗人又让大自然的另一个主角“动物” 依次出场： 河柳下的小飞虫在哀鸣； 篱下的蟋蟀在歌唱即将被屠宰的群羊高声咩叫；红胸的知更鸟也群起呼哨。在这秋天的合唱中， 又何尝没有诗人发出的共鸣？济慈虽为一代文豪却在当时鲜为人知，再加上自己的身世坎坷、亲人都相继去世以及婚姻的不幸，这些都为此诗添加了悲的氛围，让人感到一切美好的背后都暗藏着危机，可谓是喜中带悲。虽然如此但诗人最后却笔锋一转写道，“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王佐良译）”燕子是春天的象征，而春天则是希望的象征，预示着对未来的期盼。由此看来，《秋颂》虽然有着点点滴滴的“悲”，但在全诗的最后也给人以希望，悲中藏着希望。 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的基调则以悲为主。全诗开端就是“秋云”两个字，却也并没有用过多的修饰语来形容，如此这样，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日的天高云淡。“庭树碧已散”一句虽未写秋天的到来使树叶枯黄，只用“已散”二字来说明，给人以变化之感。“秋云洗晨光，庭树碧已散。”整句给人以秋日的肃穆冷淡的感觉，为全诗奠定了悲的基调。“自从闭门来，屡见王路蹇。”从“闭门”二字可以看出诗人逃离尘世，在深山处幽居。“屡见王路蹇”一句写诗人在幽居之时时时可以看见那些因仕途艰难而郁郁不得志的人。看似此句是作者言他人，实则是写自己，以他人喻自身的仕途不达。诗的最后写道“谁谓山水深，方从寸心远”表达了平静靠内心获得的道理，作者幽居山林，表明了作者对自己仕途多舛的无奈之情，并未像济慈的《秋颂》一样给人以希望。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民族性格的影响。杜诗中以“悲”为基调受我国传统审美取向中“以悲为喜”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其思想的核心是“仁”。在文学中“‘仁’这种尽善尽美的理想之发端应是“悲言”即悲悯伤感之言。可见， 同情怜悯之心所产生的悲悯伤感之言才是儒家所追求的尽善尽美的文学境界”（董贵杰。1998： 105）。相反， 西方的民主政治讲究以自我为中心， 以追求享乐为目标的外向型民族性格， 他们崇尚的是自由平等、个人享乐、个人冒险等等。因此西方的诗往往能放眼未来，寻求希冀。
三、“拟人拟神”与“白描”之比较
《秋颂》采取了拟人拟神的创作手法。诗的第一节，秋天是果实的创造者她身披着雾气蒙蒙的外衣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密友， 密谋着用果实重载着葡萄藤， 压弯苹果树枝， 让水果熟透了心， 使瓜果膨胀， 用甜核撑鼓榛子壳， 催发过季的花， 使蜜蜂产生错觉。将秋天比作了有血有肉的人，亲手装饰了自然万物。第二节的“秋天”是农夫或农神。她经常逗留在谷仓里；随意坐在打麦场上， 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被罂粟浓烈的气味所迷醉， 沉睡在收割一半的田垄上；头顶着麦穗蓝筐， 小心翼翼地蹚过小溪；在榨汁机旁坐上几个钟头， 耐心凝视着最后慢慢渗出的果汁。“秋天”的坐卧行走、举手投足， 无不具有人或神的神态。读到这一节，不禁联想到希腊神话的农神Demeter或罗马神话中谷物女神Ceres。第三节的“秋天”是指挥家。她指挥着大地的生灵同唱着秋歌， 唱出对秋天丰收的的喜乐， 唱出对秋天的哀愁。全诗把“秋天”人格化， 赋予神的万能， 贯串于天地万物之中， 从而使人物、动物、神灵处于一个亦真亦幻的、如诗如画浪漫的和谐世界。
而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则使用了白描的创造的手法。全诗前半部分描写秋季的早晨，因此景想到了淇水的景象，进而抒发了对仕途不济的感慨。全诗直抒情谊，并不像《秋颂》的拟人拟神的写作手法。
约翰·济慈和王闿运在咏秋诗学的写作上呈现了很大的不同，各自在写作中融入了本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也正是这些不同，他们像人们展示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
关键词：《秋颂》《秋晓风日偶忆淇上》 情感 创作手法
内容摘要：约翰·济慈的《秋颂》和清朝晚期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都可谓是十九世纪咏秋的名作代表之一。诗中无不包含着对秋天的赞美与歌颂，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传统、诗学理论以及个人性格等，虽同样是咏秋，却在情感、创作手法等方面有所不同。济慈的诗注重“自我”的隐蔽，是对“客观感受力”诗学主张的诠释，而王闿运的诗则重在“自我”的张扬；其次，济慈的诗中包含着无限的希望，更为乐观，而王闿运的诗的基调则为悲观；再者，济慈的诗包含着神话的典故，而王闿运的秋诗多为白描。
关键词：《秋颂》《秋晓风日偶忆淇上》 情感 创作手法
约翰·济慈的《秋颂》和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虽都为十九世纪的咏秋名作，但受到不同的民族传统、诗学理论以及个人性格等，在情感表达及创作手法等方面不尽相同，因此诗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中英两首咏秋诗的不同。
一、“自我”隐蔽与“自我”张扬之比较
约翰·济慈的《秋颂》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秋日之图，诗人着眼于秋实、秋色、秋味、秋收、秋声，借助多种修辞手法，用细致生动地笔触、舒缓优美的语言描摹出一幅秋天的画卷。从秋日清晨的晨雾缭绕下的花草与谷物、秋日午后的金色打谷场到秋日傍晚的飞虫与小鸟，细致地描写了秋日不太不同的景象。
纵观《秋颂》一诗，济慈却采用了另一种情感的表达式：由高调的表达自身的情感转变为平和舒缓，以冷静的心态而旁观。这种超然的物外姿态源于济慈“客观感受力”的诗学理念。纵观全诗可以发现，诗中所出现的主语不是物的名称就是第二人称“你”、“你们”或者第三人称“它们”，而从未出现第一人称“我”。《秋颂》一诗没有诗人自我，济慈一直试图将自我隐去。例如：“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使它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因为夏季早填满它们的粘巢。”、“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你有时随意坐在打谷场上，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你昂首背着谷袋，投下倒影，或者就在榨果架下坐几点钟，你耐心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等。诗人好似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以全知性的视角观察着秋日中的万物，使诗人情感表达得更为深沉含蓄。
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重在“自我”的全力张扬。中国的诗词讲究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把情志视作物我感应的结果。物即我，我即物，心物交应，物我为一。全诗虽未出现一个人称代词，但结合诗的写作背景与诗中强烈的情感，不难发现诗人将情与景的融合，实则表达了自己仕途不顺、一心归隐的情感。诗的前半部分描写秋日的早晨秋光如洗，树枝的绿色早已退去，此时此刻的景象让诗人想起了在淇水时的秋日之景。前半部分实为后半部分的抒情做铺垫。由“自从闭门来，屡见王路蹇。泽衰怀绿猗，道难惧蓬转。”两句可知，诗人其实是为自己“仕途坎坷”而不平。王闿运是晚清时期公羊派诗人之一，研习“帝王之道”，主以张儒家的 “仁”救世。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清王朝早已步入没落的时期，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晚清王朝更是风雨飘零。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也是此起彼伏，再加上各路军阀混战，当时中国的局面是不堪一击。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国家，王闿运“仁”的主张显得更为不切实际。以至于王闿运在和曾国藩讨论兵法时，曾国藩在纸上写下了无数个“谬”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王闿运的主张得不到采纳，无奈之下才在《秋晓风日偶忆淇上》一诗中表达了对仕途艰难，自己的抱负得不到舒展的感慨，全力的张扬了自己内心受挫后的情感以及对当朝执政者的控诉
对于此处的不同可以从诗学理论中找到答案。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诗者，吟咏情性也。”这里严羽高度概括了中国抒情诗的审美取向： 它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抒情， 不讲究寓情于理。《秋晓风日偶忆淇上》一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的同时直言不讳的抒发了内心的惆怅，张扬“自我”的情感。而西方诗学理论指出“趣味要与道德理性为基础？？它强调感情和理想之间的协调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控制， 一切都要‘得体’‘合适’”（余红， 1999：189） 。到了艾略特那里， 它强调“诗不是放纵感情， 而是避却感情， 诗不是表达个性， 而是避却个性。”（转引自刘正光， 1998： 42） 。《秋颂》中“自我”的隐蔽将诗人的情感融入万物的情感中，将主观化为客观，避免独立个人情感的张扬。
二、“悲”与“希望”的对比
约翰·济慈的《秋颂》一诗中喜中带悲，却又悲中藏着希望。诗中描写缀满葡萄的藤架、结满苹果的果树，还有那忙碌着采集蜂蜜的蜜蜂，以及第二节中的金黄谷仓，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丰收的喜庆。但是如果细读诗文，却可以发现济慈所用的词语，这些词都隐含着另外一种意思。“conspiring with”为“密谋”的意思，在这里济慈将秋日的种种景象看做是秋和太阳密谋的结果，让人不能感觉这是一场阴谋，这些美好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猎物的到来。而“maturing，ripeness，o’er-brimmed”这些词都是较为极端的词，太阳已成熟、果实已熟透，就连夏季都已填满了花朵。正如“月满则亏”一样，所有的美好似乎都已达到了极致，给人一种将要崩溃之感。第二节中的“随意坐在打谷场上、为罂粟花香所沉迷还有徐徐滴下的酒浆（王佐良译）”都给人一种缓慢懒散的感觉。继植物和人分别作过主角之后， 在诗歌的第三节， 诗人又让大自然的另一个主角“动物” 依次出场： 河柳下的小飞虫在哀鸣； 篱下的蟋蟀在歌唱即将被屠宰的群羊高声咩叫；红胸的知更鸟也群起呼哨。在这秋天的合唱中， 又何尝没有诗人发出的共鸣？济慈虽为一代文豪却在当时鲜为人知，再加上自己的身世坎坷、亲人都相继去世以及婚姻的不幸，这些都为此诗添加了悲的氛围，让人感到一切美好的背后都暗藏着危机，可谓是喜中带悲。虽然如此但诗人最后却笔锋一转写道，“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王佐良译）”燕子是春天的象征，而春天则是希望的象征，预示着对未来的期盼。由此看来，《秋颂》虽然有着点点滴滴的“悲”，但在全诗的最后也给人以希望，悲中藏着希望。 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的基调则以悲为主。全诗开端就是“秋云”两个字，却也并没有用过多的修饰语来形容，如此这样，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日的天高云淡。“庭树碧已散”一句虽未写秋天的到来使树叶枯黄，只用“已散”二字来说明，给人以变化之感。“秋云洗晨光，庭树碧已散。”整句给人以秋日的肃穆冷淡的感觉，为全诗奠定了悲的基调。“自从闭门来，屡见王路蹇。”从“闭门”二字可以看出诗人逃离尘世，在深山处幽居。“屡见王路蹇”一句写诗人在幽居之时时时可以看见那些因仕途艰难而郁郁不得志的人。看似此句是作者言他人，实则是写自己，以他人喻自身的仕途不达。诗的最后写道“谁谓山水深，方从寸心远”表达了平静靠内心获得的道理，作者幽居山林，表明了作者对自己仕途多舛的无奈之情，并未像济慈的《秋颂》一样给人以希望。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民族性格的影响。杜诗中以“悲”为基调受我国传统审美取向中“以悲为喜”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其思想的核心是“仁”。在文学中“‘仁’这种尽善尽美的理想之发端应是“悲言”即悲悯伤感之言。可见， 同情怜悯之心所产生的悲悯伤感之言才是儒家所追求的尽善尽美的文学境界”（董贵杰。1998： 105）。相反， 西方的民主政治讲究以自我为中心， 以追求享乐为目标的外向型民族性格， 他们崇尚的是自由平等、个人享乐、个人冒险等等。因此西方的诗往往能放眼未来，寻求希冀。
三、“拟人拟神”与“白描”之比较
《秋颂》采取了拟人拟神的创作手法。诗的第一节，秋天是果实的创造者她身披着雾气蒙蒙的外衣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密友， 密谋着用果实重载着葡萄藤， 压弯苹果树枝， 让水果熟透了心， 使瓜果膨胀， 用甜核撑鼓榛子壳， 催发过季的花， 使蜜蜂产生错觉。将秋天比作了有血有肉的人，亲手装饰了自然万物。第二节的“秋天”是农夫或农神。她经常逗留在谷仓里；随意坐在打麦场上， 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被罂粟浓烈的气味所迷醉， 沉睡在收割一半的田垄上；头顶着麦穗蓝筐， 小心翼翼地蹚过小溪；在榨汁机旁坐上几个钟头， 耐心凝视着最后慢慢渗出的果汁。“秋天”的坐卧行走、举手投足， 无不具有人或神的神态。读到这一节，不禁联想到希腊神话的农神Demeter或罗马神话中谷物女神Ceres。第三节的“秋天”是指挥家。她指挥着大地的生灵同唱着秋歌， 唱出对秋天丰收的的喜乐， 唱出对秋天的哀愁。全诗把“秋天”人格化， 赋予神的万能， 贯串于天地万物之中， 从而使人物、动物、神灵处于一个亦真亦幻的、如诗如画浪漫的和谐世界。
而王闿运的《秋晓风日偶忆淇上》则使用了白描的创造的手法。全诗前半部分描写秋季的早晨，因此景想到了淇水的景象，进而抒发了对仕途不济的感慨。全诗直抒情谊，并不像《秋颂》的拟人拟神的写作手法。
约翰·济慈和王闿运在咏秋诗学的写作上呈现了很大的不同，各自在写作中融入了本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也正是这些不同，他们像人们展示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