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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董夫人》（The Arch）
由小说《贞节坊》改编而来，在保持故事基本元素和总体脉络大体一致的情况下，电影对小说的部分关键情节、人物关系、情绪基调和叙事方式等做出了一定改动。本文将通过对小说文本、电影文本的基本情节梳理和三个方面内容改编的分析，探讨小说的反封建启蒙主题是如何在电影叙事中转变为“人”本位内涵的。
林语堂的小说《贞节坊》也是一个改编之后的文本，据林语堂转述，原来的文本讲述了“一寡妇在接受贞节牌坊前夕，为仆人引诱失节，因未获贞节牌坊，自缢身死”的悲剧故事。而在林语堂的笔下，故事发展为寡妇受女儿自由婚恋的启发，主动引诱仆人并放弃了贞节牌坊这样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贞节坊》收录在《中国传奇》一书中，在收录前曾发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十分受欢迎的《妇女家庭良友》杂志上。《中国传奇》最初在国外出版，是林语堂写给外国人看的一部中国传统小说集。在这部小说集里，林语堂以五四之后所谓“人学”为标准，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匡正”，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启蒙意识。《贞节坊》就是一个标准的启蒙文本。虽然林语堂声称作品是根据“一笑闻稗史中一简短故事重编”，但作家的文本显然已是一个有着古代故事外衣的现代寓言。
在小说中，文太太和美华构成了一组对立面。美华“率直自然，洒脱随便，而又倔强任性”，而二十岁不到就守寡的文太太“更娴雅，有坚忍力，饱经忧患，因为人生经验的丰富，更能欣赏精美的事物，并在上面求得满足”。美华因为没有受到过多传统礼教的束缚，敢于追求自己的感情，在英俊的官兵来临时，就上街观望，期望遇见如意郎君；当文武双全的队长出现时，美华迅速和他坠入爱河，并且两人常公然相约出行，做着很多看似“越礼”的事情。反之，文太太显然饱受传统伦理的“摧残”，从小只读“女人念”的书，学着“进德修身”，以便“将来好出嫁，做个好媳妇儿”；在丈夫亡故之后，只想着牺牲克制，从来没有把居孀当成是“不应当”的做法。二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启蒙话语里的新旧观念冲突。原文的这句话暗示得很明显：“美华正年轻，祖母和妈妈的坤德懿范，还关不住她的少女春情。”
这种冲突的爆发，源于美华和队长恋情的迅速升温，而二人的私会，被告发至文太太处，于是文太太一怒之下批评女儿的举动是“给文家丢脸”，毕竟文家的两位寡妇“早成了地方的模范”，而美华的举动“糟蹋了文家的名誉”。对此，美华反击道：“我不害臊。我爱他有什么丢脸的！……我年轻轻的，不能糟蹋在这个没有爱情的家里。妈妈您呢，我看这么些年您老是过这种空空洞洞的日子，您自己还说这叫什么贞节居孀，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还质问妈妈“为什么不改嫁……你现在还这么年轻”。母女的这次争斗，让文太太气愤異常，但她内心的念头被倏忽唤醒，那个早先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的“嫁人”的念头，突然出现了——这次争论，让文太太意识到“美华和队长的美满快乐才是真正的幸福”，而非传统礼教对人的非人性要求。
在《贞节坊》这个文本里，文太太的“觉醒”，是朝着不可遏制的方向发展的：紧接着母女的争斗，故事就出现了文太太引诱老实巴交的仆人老张的情节，直至文本的最后，文太太说出“我已经守了二十年寡，我受够了，让别的女人要那座贞节牌坊吧”这类豪言，做出“吻老张”这种壮举。“贞节坊”倒了，“文家的同宗大失所望”，但“吃人”不再，“人”活了过来。新人引领旧人，使得旧人从原有的伦理惯性中突然抽身，意识到既有传统的“非人”因素和“吃人”惨状，既而觉醒、斗争、反抗，这是启蒙话语里的典型的对封建道德的批判，也是典型的“娜拉出走”的范式。但带有如此强烈启蒙立场的林语堂的文本，人物的性格观念转变比较唐突且功能意味明显，情节也相对生硬。这样宣教意味浓重的写作，使得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减弱，也难以在时间的洗练中引发更深层、更久远的共鸣。
电影《董夫人》是在小说《贞节坊》的基础上改编的，讲述了寡妇董夫人在家克尽妇道，在外受街坊邻里敬重。一次一队官兵进村，为首的杨尉官住进了董宅。杨、董双方暗生爱慕，同时董夫人之女维玲亦钟情于杨尉官。董夫人挣扎于杨尉官、女儿和贞节牌坊之间。最后，婆婆去世，女儿与杨尉官结婚离开，张二叔离去，她孤身一人迎来了贞节牌坊。《董夫人》当然不可谓不是一个批判的文本，但“封建伦理”更像是其批判对象的其中一个具体表现而非影片的核心对象。这里将从影片对原文三个方面的改编来探讨《董夫人》的主题内涵变更。
一、从简单的对立到复杂的关系
如上所述，在《贞节坊》中，文太太与美华之间显然形成了一组对立，分别象征着旧的秩序和道德与新的情感观念。女儿和母亲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女儿指出只有明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事实及其对人性的遏制，才能由此挣脱枷锁，追求真正的幸福，于是文太太身上存在着一道从受蒙蔽到觉醒的心路变化轨迹。而且，为了强化这种对立，在林语堂笔下，军官队长从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对文太太的爱恋，他一直都在苦苦地追求女儿，这当然回答着“真正幸福的来源”这样一类相对宏大的话题。小说中美华/队长和文太太/老张构成了两组对立的关系，并最终走向了和解。但《董夫人》用一场复杂的多角恋爱改变了原作的人物关系：杨尉官欣赏并追求着董夫人，董夫人却纠结于自己对军官采取的态度；董小姐迷恋着杨尉官，骑兵队长则宠溺着前者；张二叔一直默默爱慕着董夫人，董夫人对张二叔也有着依恋的情愫。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最后的结局是董小姐和杨尉官的婚姻，张二叔离去。这里关系的复杂化首先淡化了启蒙的意味，因为董夫人并不是受到了所谓的“新幸福模式”的冲击而感受到了彼时“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是由于自身的人际关系而发觉外在因素对自己表达真实情愫的限制。关系虽然被复杂化，但所有矛盾的交汇点都在主角董夫人身上，多组对立冲突使矛盾得以集中强化，将董夫人的情感与思想纠葛刻画得更为深刻。董夫人是自觉的，她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内在需要，并不断确认自己的这种内在需要，但这种需要不断膨胀，既无法与外部的事实环境相协调，也无法在外部的行动中得到释放或实现。《董夫人》的几组矛盾焦点所关注的，便是环境中的个体——“人”在表达受限时的反应。 二、从“引诱”到“压抑”——“杀鸡”情节的内涵转移
《董夫人》更改了《贞节坊》中文太太引诱老张的情节，因为这种简单的跳脱开阶级身份、事实境遇和历史社会情况的对感情的全然自由追逐，显然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影片中，无论是对杨尉官的好感（赏月时，刻意去除本来已经完成的妆扮和首饰），还是对张二叔的依赖（制止张二叔为自己做饭），都被董夫人压制住了，这自然更符合“真实”。这种“压抑”是由于在影片中，董夫人有着复杂的社会人格。首先，“贞节牌坊”一事被不断提及，而这件事情不是一家一户的私事，它关乎全族群、全村落的道德与名声，还和皇权威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此一来，“立牌坊”就不单单成其为一件为个人纪颂功德的道德事件，成为一个群体介入的集体事件，而董夫人是这一事件的焦点，她身上担负的群体压力可想而知。其次，董夫人由于守节而受到全村人的尊敬，不仅可以承担“教书先生”的教育职责，甚至还能给人开方治病，董夫人受到敬仰，使得她承载了更多的道德期待，在短时间内，她很难摆脱这个身份和这些期待而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欲望与念想。第三，董夫人生存的环境中，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惯性存在，比如当婆婆去世、女儿出嫁之后，独守空房的董夫人就“不得不”辞退辛勤工作的单身汉张二叔，以避讳可能引发的“男女之嫌”。第四，从董夫人“母亲”的身份与“职责”来看，面对女儿对杨尉官的傾慕、杨尉官对女儿的宠溺，为了女儿的幸福与未来，再加上女儿与杨尉官女未嫁男未娶，正是门当户对的一对，这一切都不得不让董夫人牺牲自己的情感与欲望。总而言之，这种压抑是集体话语下董夫人受限于身份、地位等因素的不得已的做法，而封建礼教仅仅是这个话语的某个具体内容。
“杀鸡”在小说中是文太太引诱男人的手段，在电影中成了董夫人宣泄情绪的方式（有人认为电影中杀鸡象征着所谓“女权主义的胜利”，但只要仔细观看影片就可以知道董夫人杀的是一只“会下蛋的黑母鸡”，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不攻自破）。在“杀鸡”情节之前有一长段心理蒙太奇，通过织布机上下运动（可以看作性暗示）、董夫人和杨尉官的手、女儿和杨尉官的互动、张二叔、修贞节牌坊、董夫人出门等镜头的反复快切，加上一段急促的琵琶配乐，充分而显明地表达出董夫人在欲望中纠结、痛苦、愤懑而无法排遣的强烈心理波动。在这种难以压抑的矛盾心理之下，董夫人夺门而出，杀死了一只鸡来泄愤，然而显然这个举动并无法排遣其内心郁结的情感，这中间存在巨大的情绪落差。但这一出人意料的行为在电影叙事与镜头画面上仍带给了观众很大的冲击，使观众体会到“人”在大环境中面对选择时一种无解的无奈之感。
三、贞节牌坊的树立
小说在一片祥和与喜悦中收尾，贞节牌坊未能树立，只是令“文家的同宗大失所望”并说出“女人的心怎么样，谁也说不准啊！”这样轻描淡写的话语而已。在小说的启蒙观念引导下，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充满了激情昂扬的理想主义，似乎只要人心解放了，外在的一切矛盾都可以随之消弭，但事实并非如此。电影的处理是：在董夫人痛苦表情的一个充满现代品格的凝镜画面之后，一切回归了现实，电影上演了被一些人诟病的“狗尾”——贞节牌坊的树立。导演似乎一定要安排这个牌坊立起来，才能实现其创作的完整度，才能将董夫人的痛苦与悲剧以实体的方式被铭刻。个体声音的强烈存在与外在力量的强力压制，造成了人物心理上的巨大扭曲，而疏离带来的直接感受就是无法掌控的挫败感。一旦挫败感产生，人的下意识或是返归内心，沉溺于一系列的情绪。在《董夫人》中，“杀鸡”是情绪唯一的宣泄，这似乎意味着董夫人终于选择了“出走”和“表露内心”，然而遗憾的是，身份、地位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过于强大，董夫人终究要冠带整齐，在鞭炮声和众人的崇羡眼光中接受“贞节”的赞礼。她逃不出笼罩于“人”之上的那张巨大的属于社会的网，成为了一个意识到苦痛却又无力改变的隐性的“悲剧英雄”。
“贞节牌坊”故事的三个版本，从古典民间故事依循中国传统伦理，到小说彻底反叛封建纲常对人性的扭曲，对古典人物进行现代启蒙，再到电影对女性心理的缓缓道来，一步步走向了对真实人性的展现。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是从观念性到主观性，从说理性到抒情性，从故事逻辑到心理逻辑，从意识形态话语到个人话语的转换。相较于改编前的文本，《董夫人》的叙事并不着力于进行封建传统的批判和启蒙，并不意图单纯披露封建道德对女性的束缚等议题，而在于书写宏大社会规训下的“人”的挣扎历程，探讨人性所受到的来自家庭及社会秩序的压力，及个人的情感和自由相对于集体价值观念的矛盾。它关注于“人的境况”“人的情感”“孤独和挫败”等现代性母题，而并不将故事局限在某一古典时代、某片东方大陆，换言之，董夫人可以是任何一个面对生活抉择的个体，可以是任何一个处于巨大关系网络之中的“人”，这极大地拓宽了原故事的边界。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作者姓名：向月越（1994-），女，重庆人，硕士，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
由小说《贞节坊》改编而来，在保持故事基本元素和总体脉络大体一致的情况下，电影对小说的部分关键情节、人物关系、情绪基调和叙事方式等做出了一定改动。本文将通过对小说文本、电影文本的基本情节梳理和三个方面内容改编的分析，探讨小说的反封建启蒙主题是如何在电影叙事中转变为“人”本位内涵的。
林语堂的小说《贞节坊》也是一个改编之后的文本，据林语堂转述，原来的文本讲述了“一寡妇在接受贞节牌坊前夕，为仆人引诱失节，因未获贞节牌坊，自缢身死”的悲剧故事。而在林语堂的笔下，故事发展为寡妇受女儿自由婚恋的启发，主动引诱仆人并放弃了贞节牌坊这样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贞节坊》收录在《中国传奇》一书中，在收录前曾发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十分受欢迎的《妇女家庭良友》杂志上。《中国传奇》最初在国外出版，是林语堂写给外国人看的一部中国传统小说集。在这部小说集里，林语堂以五四之后所谓“人学”为标准，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匡正”，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启蒙意识。《贞节坊》就是一个标准的启蒙文本。虽然林语堂声称作品是根据“一笑闻稗史中一简短故事重编”，但作家的文本显然已是一个有着古代故事外衣的现代寓言。
在小说中，文太太和美华构成了一组对立面。美华“率直自然，洒脱随便，而又倔强任性”，而二十岁不到就守寡的文太太“更娴雅，有坚忍力，饱经忧患，因为人生经验的丰富，更能欣赏精美的事物，并在上面求得满足”。美华因为没有受到过多传统礼教的束缚，敢于追求自己的感情，在英俊的官兵来临时，就上街观望，期望遇见如意郎君；当文武双全的队长出现时，美华迅速和他坠入爱河，并且两人常公然相约出行，做着很多看似“越礼”的事情。反之，文太太显然饱受传统伦理的“摧残”，从小只读“女人念”的书，学着“进德修身”，以便“将来好出嫁，做个好媳妇儿”；在丈夫亡故之后，只想着牺牲克制，从来没有把居孀当成是“不应当”的做法。二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启蒙话语里的新旧观念冲突。原文的这句话暗示得很明显：“美华正年轻，祖母和妈妈的坤德懿范，还关不住她的少女春情。”
这种冲突的爆发，源于美华和队长恋情的迅速升温，而二人的私会，被告发至文太太处，于是文太太一怒之下批评女儿的举动是“给文家丢脸”，毕竟文家的两位寡妇“早成了地方的模范”，而美华的举动“糟蹋了文家的名誉”。对此，美华反击道：“我不害臊。我爱他有什么丢脸的！……我年轻轻的，不能糟蹋在这个没有爱情的家里。妈妈您呢，我看这么些年您老是过这种空空洞洞的日子，您自己还说这叫什么贞节居孀，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还质问妈妈“为什么不改嫁……你现在还这么年轻”。母女的这次争斗，让文太太气愤異常，但她内心的念头被倏忽唤醒，那个早先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的“嫁人”的念头，突然出现了——这次争论，让文太太意识到“美华和队长的美满快乐才是真正的幸福”，而非传统礼教对人的非人性要求。
在《贞节坊》这个文本里，文太太的“觉醒”，是朝着不可遏制的方向发展的：紧接着母女的争斗，故事就出现了文太太引诱老实巴交的仆人老张的情节，直至文本的最后，文太太说出“我已经守了二十年寡，我受够了，让别的女人要那座贞节牌坊吧”这类豪言，做出“吻老张”这种壮举。“贞节坊”倒了，“文家的同宗大失所望”，但“吃人”不再，“人”活了过来。新人引领旧人，使得旧人从原有的伦理惯性中突然抽身，意识到既有传统的“非人”因素和“吃人”惨状，既而觉醒、斗争、反抗，这是启蒙话语里的典型的对封建道德的批判，也是典型的“娜拉出走”的范式。但带有如此强烈启蒙立场的林语堂的文本，人物的性格观念转变比较唐突且功能意味明显，情节也相对生硬。这样宣教意味浓重的写作，使得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减弱，也难以在时间的洗练中引发更深层、更久远的共鸣。
电影《董夫人》是在小说《贞节坊》的基础上改编的，讲述了寡妇董夫人在家克尽妇道，在外受街坊邻里敬重。一次一队官兵进村，为首的杨尉官住进了董宅。杨、董双方暗生爱慕，同时董夫人之女维玲亦钟情于杨尉官。董夫人挣扎于杨尉官、女儿和贞节牌坊之间。最后，婆婆去世，女儿与杨尉官结婚离开，张二叔离去，她孤身一人迎来了贞节牌坊。《董夫人》当然不可谓不是一个批判的文本，但“封建伦理”更像是其批判对象的其中一个具体表现而非影片的核心对象。这里将从影片对原文三个方面的改编来探讨《董夫人》的主题内涵变更。
一、从简单的对立到复杂的关系
如上所述，在《贞节坊》中，文太太与美华之间显然形成了一组对立，分别象征着旧的秩序和道德与新的情感观念。女儿和母亲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女儿指出只有明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事实及其对人性的遏制，才能由此挣脱枷锁，追求真正的幸福，于是文太太身上存在着一道从受蒙蔽到觉醒的心路变化轨迹。而且，为了强化这种对立，在林语堂笔下，军官队长从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对文太太的爱恋，他一直都在苦苦地追求女儿，这当然回答着“真正幸福的来源”这样一类相对宏大的话题。小说中美华/队长和文太太/老张构成了两组对立的关系，并最终走向了和解。但《董夫人》用一场复杂的多角恋爱改变了原作的人物关系：杨尉官欣赏并追求着董夫人，董夫人却纠结于自己对军官采取的态度；董小姐迷恋着杨尉官，骑兵队长则宠溺着前者；张二叔一直默默爱慕着董夫人，董夫人对张二叔也有着依恋的情愫。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最后的结局是董小姐和杨尉官的婚姻，张二叔离去。这里关系的复杂化首先淡化了启蒙的意味，因为董夫人并不是受到了所谓的“新幸福模式”的冲击而感受到了彼时“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是由于自身的人际关系而发觉外在因素对自己表达真实情愫的限制。关系虽然被复杂化，但所有矛盾的交汇点都在主角董夫人身上，多组对立冲突使矛盾得以集中强化，将董夫人的情感与思想纠葛刻画得更为深刻。董夫人是自觉的，她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内在需要，并不断确认自己的这种内在需要，但这种需要不断膨胀，既无法与外部的事实环境相协调，也无法在外部的行动中得到释放或实现。《董夫人》的几组矛盾焦点所关注的，便是环境中的个体——“人”在表达受限时的反应。 二、从“引诱”到“压抑”——“杀鸡”情节的内涵转移
《董夫人》更改了《贞节坊》中文太太引诱老张的情节，因为这种简单的跳脱开阶级身份、事实境遇和历史社会情况的对感情的全然自由追逐，显然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影片中，无论是对杨尉官的好感（赏月时，刻意去除本来已经完成的妆扮和首饰），还是对张二叔的依赖（制止张二叔为自己做饭），都被董夫人压制住了，这自然更符合“真实”。这种“压抑”是由于在影片中，董夫人有着复杂的社会人格。首先，“贞节牌坊”一事被不断提及，而这件事情不是一家一户的私事，它关乎全族群、全村落的道德与名声，还和皇权威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此一来，“立牌坊”就不单单成其为一件为个人纪颂功德的道德事件，成为一个群体介入的集体事件，而董夫人是这一事件的焦点，她身上担负的群体压力可想而知。其次，董夫人由于守节而受到全村人的尊敬，不仅可以承担“教书先生”的教育职责，甚至还能给人开方治病，董夫人受到敬仰，使得她承载了更多的道德期待，在短时间内，她很难摆脱这个身份和这些期待而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欲望与念想。第三，董夫人生存的环境中，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惯性存在，比如当婆婆去世、女儿出嫁之后，独守空房的董夫人就“不得不”辞退辛勤工作的单身汉张二叔，以避讳可能引发的“男女之嫌”。第四，从董夫人“母亲”的身份与“职责”来看，面对女儿对杨尉官的傾慕、杨尉官对女儿的宠溺，为了女儿的幸福与未来，再加上女儿与杨尉官女未嫁男未娶，正是门当户对的一对，这一切都不得不让董夫人牺牲自己的情感与欲望。总而言之，这种压抑是集体话语下董夫人受限于身份、地位等因素的不得已的做法，而封建礼教仅仅是这个话语的某个具体内容。
“杀鸡”在小说中是文太太引诱男人的手段，在电影中成了董夫人宣泄情绪的方式（有人认为电影中杀鸡象征着所谓“女权主义的胜利”，但只要仔细观看影片就可以知道董夫人杀的是一只“会下蛋的黑母鸡”，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不攻自破）。在“杀鸡”情节之前有一长段心理蒙太奇，通过织布机上下运动（可以看作性暗示）、董夫人和杨尉官的手、女儿和杨尉官的互动、张二叔、修贞节牌坊、董夫人出门等镜头的反复快切，加上一段急促的琵琶配乐，充分而显明地表达出董夫人在欲望中纠结、痛苦、愤懑而无法排遣的强烈心理波动。在这种难以压抑的矛盾心理之下，董夫人夺门而出，杀死了一只鸡来泄愤，然而显然这个举动并无法排遣其内心郁结的情感，这中间存在巨大的情绪落差。但这一出人意料的行为在电影叙事与镜头画面上仍带给了观众很大的冲击，使观众体会到“人”在大环境中面对选择时一种无解的无奈之感。
三、贞节牌坊的树立
小说在一片祥和与喜悦中收尾，贞节牌坊未能树立，只是令“文家的同宗大失所望”并说出“女人的心怎么样，谁也说不准啊！”这样轻描淡写的话语而已。在小说的启蒙观念引导下，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充满了激情昂扬的理想主义，似乎只要人心解放了，外在的一切矛盾都可以随之消弭，但事实并非如此。电影的处理是：在董夫人痛苦表情的一个充满现代品格的凝镜画面之后，一切回归了现实，电影上演了被一些人诟病的“狗尾”——贞节牌坊的树立。导演似乎一定要安排这个牌坊立起来，才能实现其创作的完整度，才能将董夫人的痛苦与悲剧以实体的方式被铭刻。个体声音的强烈存在与外在力量的强力压制，造成了人物心理上的巨大扭曲，而疏离带来的直接感受就是无法掌控的挫败感。一旦挫败感产生，人的下意识或是返归内心，沉溺于一系列的情绪。在《董夫人》中，“杀鸡”是情绪唯一的宣泄，这似乎意味着董夫人终于选择了“出走”和“表露内心”，然而遗憾的是，身份、地位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过于强大，董夫人终究要冠带整齐，在鞭炮声和众人的崇羡眼光中接受“贞节”的赞礼。她逃不出笼罩于“人”之上的那张巨大的属于社会的网，成为了一个意识到苦痛却又无力改变的隐性的“悲剧英雄”。
“贞节牌坊”故事的三个版本，从古典民间故事依循中国传统伦理，到小说彻底反叛封建纲常对人性的扭曲，对古典人物进行现代启蒙，再到电影对女性心理的缓缓道来，一步步走向了对真实人性的展现。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是从观念性到主观性，从说理性到抒情性，从故事逻辑到心理逻辑，从意识形态话语到个人话语的转换。相较于改编前的文本，《董夫人》的叙事并不着力于进行封建传统的批判和启蒙，并不意图单纯披露封建道德对女性的束缚等议题，而在于书写宏大社会规训下的“人”的挣扎历程，探讨人性所受到的来自家庭及社会秩序的压力，及个人的情感和自由相对于集体价值观念的矛盾。它关注于“人的境况”“人的情感”“孤独和挫败”等现代性母题，而并不将故事局限在某一古典时代、某片东方大陆，换言之，董夫人可以是任何一个面对生活抉择的个体，可以是任何一个处于巨大关系网络之中的“人”，这极大地拓宽了原故事的边界。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作者姓名：向月越（1994-），女，重庆人，硕士，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