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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体学上，“杂文”概念相当复杂。不同时代、不同论者对于杂文的文体内涵、分类与归属的理解都有所不同，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定义。而且在文体分类学上，对主流文体与非主流文体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往往漂移不定。这些因素都促使“杂文”成为古代文体分类学中最为复杂多变的文体之一。
魏晋以至唐代，“杂文”一词曾用来泛指各种文章者，其含义与“文章”没有太大的差异。这种情况不太为人所注意。古代的“文”本身就有文采相杂的意思。《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另一方面，“杂”，也指各种色彩的相互配搭。《说文》云：“杂，五采相合也。”任何事情，都是由不同要素组合（杂）而成的。明谢肇淛《〈五杂俎〉序》：“五行杂而成时，五色杂而成章，五声杂而成乐，五味杂而成食。”从这个意义来看，“杂文”便可用以指代有文采之文章。“杂文”之义与文章、辞章意义相近。从魏晋南北朝的文献看，“杂文”这个概念的运用已相当普遍了。如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复须此。”这里仅提所著杂文而不及其他文体，此杂文或有泛指各体文章之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代杂文》三卷，未详其义，但很可能就是指各体文章。更重要而且可靠的例子是，唐初欧阳询等人所编纂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中的“杂文”分类。该书从卷五十五至五十八为杂文部，收录：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诗、赋、七、连珠、书、檄、移、纸、笔、砚等内容，可见《艺文类聚》的“杂文”主要是指含诗赋在内的各体文章，或者更简要地说，杂文即文章。这应该是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文体分类学的某些传统。当然，《艺文类聚》“杂文部”中如经典、谈讲、书、笔、砚等内容不能等于文章文体，但也与各体文章写作有密切关联。更准确地说，《艺文类聚》“杂文部”是以文章文体为中心，又包括了与之相关的言辞与书籍、书写。到了唐代，这种杂文即文章的内涵仍被官方所沿用。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三部分：明经、进士与制科。进士科考试设有“杂文”项目，是对试策的补充，主要是考查考生的文章才华。它所包括的文体是诗、赋，或者颂、论。《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宋王谠《唐语林·补遗四》：“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条记载：“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杂文又通，试策。凡三场。其后，先试杂文，次试论，试策，试帖经为四场。第一场杂文放者，始得试二、三、四场。”此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这种观念，是从魏晋南北朝一直沿袭下来的，而且得到官方的认同和使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中，“杂文”另一个意义是指在正规和主流文体之外难以明确归类的丛杂文体。这也是此后古代文体学上的常用意义。“杂”字之义指“丛杂”。这种杂文分类就像每个家庭总有一些杂碎的小物件，虽然不贵重，但各有用途，不能丢弃，所以用杂物柜把这些小物件收纳其中，以备不时之需。“杂文”作为文体名称，《后汉书》已多有记载。《后汉书·文苑传》谈到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苏顺有“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王逸也有“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等等。但是，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字，《后汉书》没有明确记载。《后汉书》所谓的“杂文”，与诗、赋、论、赞、诔、吊等文体相提并论，从其语境中推测，可能是指主流文体之外难以明确归类的丛杂之体。当然，《后汉书》虽然记载东汉历史，但成于南朝宋代。我们难以确定其中“杂文”概念，是范晔根据东汉遗留文献而记载的，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总结。
刘勰最早从文体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杂文文体的渊源流变及文体特点。《文心雕龙》有“杂文篇”。范文澜注曰：“论文叙笔，谓自《明诗》至《哀吊》皆论有韵之文，《杂文》《谐》二篇，或韵或不韵，故置于中；《史传》以下，则论无韵之笔。”在“文笔”系统中，“杂文”或用韵或不用韵，但大体仍属于“有韵之文”。《杂文》篇一开始说：“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他举宋玉“对问”、枚乘“七”体以及扬雄“连珠”三体为例，既高度评价他们的才华气势以及文采，又认为“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枝派”是在主流文体之外的分支流派。“末造”是指不重要之文章制作。他认为这三种文体是文人闲暇之时的即兴之作，因事造文，因文生义，属于文章的细枝末叶。刘勰对于杂文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认为它可以表现文人的“智术”“博雅”和文学才能及文字技巧，也给文坛带来新异的风采与情趣；另一方面，又认为杂文文体处于非主流地位。刘勰的“杂文”内涵颇广，对问、七体、连珠三体之外，还包含众多文体：“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他将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等，这些难以纳入其它文体系统的小文体统统归入杂文类。所以，刘勰所谓的“杂文”，主要是指丛杂的韵文文体类别。后世一些学者沿袭刘勰的“杂文”观念，如明代何三畏《新刻何氏类镕》、清代孙梅《四六丛话》、刘师培《论文杂记》都列有“杂文”体，其分体思想大致皆采用刘勰“杂文”观念，以对问、七、连珠为杂文之主流。不过，他们所涉及的杂文文体种类越来越多，如上梁文、乐语、致语、口号、青词、步虚词、上寿词等等，这些后世兴盛的小文体，都被列入杂文之属。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把“对问”作为“杂文”的主要文体之一，并溯源于宋玉：“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宋玉有《对楚王问》，此后，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崔寔《客讥》等，推而广之，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有独特风味的作品系列。刘勰以宋玉《对楚王问》为最早的对问文体之代表作，大概因为其篇名有“问”字。其实，在《楚辞》里已有类似对问形式的作品，如《卜居》中屈原与詹尹之间的对话，《渔父》中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可见此体来源之久远。吴讷说：“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将对问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真实记录彼此之间的问答之辞，一类是有意设计的、虚拟的客主答问。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总结对问文体说：“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对问，或称问对，或称设论，其文体特色首先是：辩论的中心往往围绕作者怀才不遇，志高位低，抱负不得实现等个人问题；作者通过反复问答辩难的形式，自譬自解以抒发自己的愤懑与不满，以达到自我排遣的目的。故吴讷说：“至若《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则皆设辞以自慰者焉。”徐师曾说问对之体：“反复纵横，真可以舒憤郁而通意虑，盖文之不可阙者也。”（《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其次，设辞问对的特色还在于虚拟性。徐师曾说：“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问方往往是代表世俗立场和观点的化身，作者通过驳斥对方来表达自己超越时俗的尊贵与崇高。这些问题大多是虚拟的假设之辞。例如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甚至直接将主人公命名为“非有”。对问文体的这种虚拟性，应该是受到辞赋类的影响，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皆为虚拟之人物。对问文体的风格往往铺张，也有辞赋的影子。所以，也有人把对问一类的作品列入辞赋之中。 七体也是杂文的主要文体之一。七体是沿袭西汉辞赋家枚乘《七发》而成的一种文体。《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与太子展开问答。吴客认为，“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他用七种办法启发太子，前六种是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但太子都说，“仆病未能也”。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七发》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连续铺张描写七件事，这种结构方式，为后世所沿习，并形成赋中的“七体”。七体，具有兼体的性质。它既是“杂文”，又具有辞赋的特点。就形式而言，七体本可归于“问对”一体。正如《文体明辨》所说：“七者，问对之别名。”但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中，它却是在问对之外独立一体的。这主要是因为《七发》之后，仿作很多，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特色鲜明的系列作品。
连珠，是一种假喻说理的骈俪文。连珠具有多重文体属性，所以也产生其文体归属的分歧。刘勰《文心雕龙》、章太炎《国故论衡》等将连珠归于“杂文”类，而吴曾祺则将连珠体归入“辞赋类”。以之为辞赋，是着眼于文体的共性；以之为杂文，是着眼于文体的特性。可谓见仁见智。连珠同样具有兼体的性质。它既是“杂文”，又具有辞赋的特征，同时，它也是论体之文。连珠是一种讲究逻辑推论，以此来阐发事理的文体。连珠体不直接陈说道理或事实，而是借用比喻和故实来表达，即“假喻以达其旨”，合乎古诗讽兴之意。在形式上，连珠篇秩短小，讲究对仗声韵之美，辞丽言约，沈约曰：“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换言之，纷沓而来的精彩比喻好似一颗颗散落的明珠，用优美的语言把这些明珠贯穿起来，互相发明，阐发事理，因之称为“连珠”。连珠是韵文，其基本句式是“臣闻（盖闻）……是以”，此句式体现出前后文辞的因果关系。如吴均《连珠》：“盖闻艳丽居身，而以娥眉入妒；贞华照物，而以绝等见猜。是以班姬辞宠，非无妖冶之色；阳子寂寞，岂乏炫曜之才。”（《艺文类聚》卷五十七）西晋傅玄《连珠序》论连珠的文体特点：“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连珠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对骈体文的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后世学子练习骈文创作的手段之一。
《文心雕龙》“杂文”反映的是以诗赋骈文为主体的文体观念。到了唐宋时期，古文之学兴盛，古文家创作了一些新的文体，“杂文”的概念也逐渐出现变化。北宋初期重要的文章总集《文苑英华》“杂文”二十九卷，又分为问答、骚、帝道、明道、杂说、辩论、赠送、箴戒、讽刺、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等10多类。包括了韵文和散体文，收录文章近三百篇，其中不少文体是唐以来古文家的新创。这种杂文的概念，既承六朝而来，又有相当大的扩大和变化。
从宋代开始，“杂文”又有“杂著”之名。吕祖谦《宋文鉴》卷125至127收录“杂著”。“杂著”即“杂文”，但与《文心雕龙·杂文》的含义相去甚远。《文心雕龙·杂文》主要是指对问、七、连珠等几种文体，而《宋文鉴》在“杂著”类中则不收这几种文体的作品。所收的刘敞《责和氏璧》，王回《告友》、《记客言》，王令《道旁父老言》，刘恕《自讼》等文，都是随笔性的散体短篇，或偶感，或讽谕，或戏谑，或即录见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文章从标题上，难以明确归入某类文体。这些“杂著”，大概是文学性较强的散体短篇作品。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辨》继承刘勰的杂文分类法与相关理论，又有较大发展和差异。二书都收录“杂著”体作品，并对此文体进行了界说。吴讷说：“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徐师曾云：“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这是从文体分类學的角度来看杂文的，即难以归入主要文体的丛杂之文，即为杂文。后来张传斌《文辞释例》中更为明确地说：“杂文者，无类可归之文也……故凡随事命名、不落体格者，概谓之杂文。”（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下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从二人所选的“杂著”篇目来看，吴讷《文章辨体》选有唐代陈黯的《诘凤》、李翱的《拜禹言》、柳宗元的《鞭贾》等文，徐师曾《文体明辨》选有韩非子的《说难》、崔骃的《达旨》、司空图的《疑经》。根据古人确立文体名称的习惯，“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颂赞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文章，无论从其篇名，还是从其内容和形式，确实很难归为某一个传统文体，故而在文章总集的文体分类中，只能作为杂著处理。这就是典型的“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正如吴讷说的：“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从文体功用而言，这些文章皆是评古议今、讲论政教、阐发道理的论说文，文“杂”而理正，是“本乎义理，发乎性情”之作。吴讷、徐师曾二人的杂著观念相同，认为杂著的特点在功能上“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独到之见解，多为议论之辞；在形式上“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没有严格的体制要求，难以归入传统主流文体之中，而谓之“杂”。这些文体在文集之中，难以归类，即归入杂著之中。在这种杂文观念下，吴、徐二人将对问、七、连珠独立于“杂著”之外，与“杂著”相提并论。同时，徐师曾也注意到上梁文、致语、青词等文体的独特性，使此类文体取得了独立的文体资格，载之于附录内。这种观念与刘勰有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刘勰代表了骈文时代的杂文观念，那么，吴、徐则代表了古文兴起并占主流地位之后的杂文观念。这种观念比刘勰的杂文观念对于后世乃至现代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此外，《元文类》《明文衡》《金文最》等文章总集，均设“杂著”类，收入“随事命名，不落体格”的作品。清代李兆洛的杂文观念与吴、徐二人相近，其《骈体文钞》在“缘情托兴之作”中列有“设辞类”（即对问体）、“七类”、“连珠类”、“笺牍类”和“杂文类”，杂文的范畴较为纯粹。但其“杂文”选录的文章却与吴、徐二人大异其趣，有王褒的《僮约》、《责髯奴文》、戴良《失父零丁》、袁淑的《鸡九锡文并劝进》、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多为游戏调笑之作。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杂文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以短小形态和锋利的笔调，对于传统与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杂文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总体上与传统“杂文”有本质区别。但鲁迅受传统文化熏陶既久且深，他受古代杂文传统的影响并对之有所吸收是不言而喻的。鲁迅杂文与中国古代杂文形式上短小精悍，功能上“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这种批判、讽刺与幽默的艺术传统是有血脉相承关系的。由于鲁迅创作的伟大成就，遂使“杂文”这一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由边缘成为主流，散兵变成主力，这可谓是文体史上的奇迹。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魏晋以至唐代，“杂文”一词曾用来泛指各种文章者，其含义与“文章”没有太大的差异。这种情况不太为人所注意。古代的“文”本身就有文采相杂的意思。《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另一方面，“杂”，也指各种色彩的相互配搭。《说文》云：“杂，五采相合也。”任何事情，都是由不同要素组合（杂）而成的。明谢肇淛《〈五杂俎〉序》：“五行杂而成时，五色杂而成章，五声杂而成乐，五味杂而成食。”从这个意义来看，“杂文”便可用以指代有文采之文章。“杂文”之义与文章、辞章意义相近。从魏晋南北朝的文献看，“杂文”这个概念的运用已相当普遍了。如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复须此。”这里仅提所著杂文而不及其他文体，此杂文或有泛指各体文章之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代杂文》三卷，未详其义，但很可能就是指各体文章。更重要而且可靠的例子是，唐初欧阳询等人所编纂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中的“杂文”分类。该书从卷五十五至五十八为杂文部，收录：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诗、赋、七、连珠、书、檄、移、纸、笔、砚等内容，可见《艺文类聚》的“杂文”主要是指含诗赋在内的各体文章，或者更简要地说，杂文即文章。这应该是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文体分类学的某些传统。当然，《艺文类聚》“杂文部”中如经典、谈讲、书、笔、砚等内容不能等于文章文体，但也与各体文章写作有密切关联。更准确地说，《艺文类聚》“杂文部”是以文章文体为中心，又包括了与之相关的言辞与书籍、书写。到了唐代，这种杂文即文章的内涵仍被官方所沿用。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三部分：明经、进士与制科。进士科考试设有“杂文”项目，是对试策的补充，主要是考查考生的文章才华。它所包括的文体是诗、赋，或者颂、论。《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宋王谠《唐语林·补遗四》：“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条记载：“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杂文又通，试策。凡三场。其后，先试杂文，次试论，试策，试帖经为四场。第一场杂文放者，始得试二、三、四场。”此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这种观念，是从魏晋南北朝一直沿袭下来的，而且得到官方的认同和使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中，“杂文”另一个意义是指在正规和主流文体之外难以明确归类的丛杂文体。这也是此后古代文体学上的常用意义。“杂”字之义指“丛杂”。这种杂文分类就像每个家庭总有一些杂碎的小物件，虽然不贵重，但各有用途，不能丢弃，所以用杂物柜把这些小物件收纳其中，以备不时之需。“杂文”作为文体名称，《后汉书》已多有记载。《后汉书·文苑传》谈到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苏顺有“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王逸也有“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等等。但是，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字，《后汉书》没有明确记载。《后汉书》所谓的“杂文”，与诗、赋、论、赞、诔、吊等文体相提并论，从其语境中推测，可能是指主流文体之外难以明确归类的丛杂之体。当然，《后汉书》虽然记载东汉历史，但成于南朝宋代。我们难以确定其中“杂文”概念，是范晔根据东汉遗留文献而记载的，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总结。
刘勰最早从文体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杂文文体的渊源流变及文体特点。《文心雕龙》有“杂文篇”。范文澜注曰：“论文叙笔，谓自《明诗》至《哀吊》皆论有韵之文，《杂文》《谐》二篇，或韵或不韵，故置于中；《史传》以下，则论无韵之笔。”在“文笔”系统中，“杂文”或用韵或不用韵，但大体仍属于“有韵之文”。《杂文》篇一开始说：“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他举宋玉“对问”、枚乘“七”体以及扬雄“连珠”三体为例，既高度评价他们的才华气势以及文采，又认为“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枝派”是在主流文体之外的分支流派。“末造”是指不重要之文章制作。他认为这三种文体是文人闲暇之时的即兴之作，因事造文，因文生义，属于文章的细枝末叶。刘勰对于杂文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认为它可以表现文人的“智术”“博雅”和文学才能及文字技巧，也给文坛带来新异的风采与情趣；另一方面，又认为杂文文体处于非主流地位。刘勰的“杂文”内涵颇广，对问、七体、连珠三体之外，还包含众多文体：“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他将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等，这些难以纳入其它文体系统的小文体统统归入杂文类。所以，刘勰所谓的“杂文”，主要是指丛杂的韵文文体类别。后世一些学者沿袭刘勰的“杂文”观念，如明代何三畏《新刻何氏类镕》、清代孙梅《四六丛话》、刘师培《论文杂记》都列有“杂文”体，其分体思想大致皆采用刘勰“杂文”观念，以对问、七、连珠为杂文之主流。不过，他们所涉及的杂文文体种类越来越多，如上梁文、乐语、致语、口号、青词、步虚词、上寿词等等，这些后世兴盛的小文体，都被列入杂文之属。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把“对问”作为“杂文”的主要文体之一，并溯源于宋玉：“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宋玉有《对楚王问》，此后，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崔寔《客讥》等，推而广之，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有独特风味的作品系列。刘勰以宋玉《对楚王问》为最早的对问文体之代表作，大概因为其篇名有“问”字。其实，在《楚辞》里已有类似对问形式的作品，如《卜居》中屈原与詹尹之间的对话，《渔父》中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可见此体来源之久远。吴讷说：“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将对问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真实记录彼此之间的问答之辞，一类是有意设计的、虚拟的客主答问。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总结对问文体说：“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对问，或称问对，或称设论，其文体特色首先是：辩论的中心往往围绕作者怀才不遇，志高位低，抱负不得实现等个人问题；作者通过反复问答辩难的形式，自譬自解以抒发自己的愤懑与不满，以达到自我排遣的目的。故吴讷说：“至若《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则皆设辞以自慰者焉。”徐师曾说问对之体：“反复纵横，真可以舒憤郁而通意虑，盖文之不可阙者也。”（《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其次，设辞问对的特色还在于虚拟性。徐师曾说：“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问方往往是代表世俗立场和观点的化身，作者通过驳斥对方来表达自己超越时俗的尊贵与崇高。这些问题大多是虚拟的假设之辞。例如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甚至直接将主人公命名为“非有”。对问文体的这种虚拟性，应该是受到辞赋类的影响，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皆为虚拟之人物。对问文体的风格往往铺张，也有辞赋的影子。所以，也有人把对问一类的作品列入辞赋之中。 七体也是杂文的主要文体之一。七体是沿袭西汉辞赋家枚乘《七发》而成的一种文体。《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与太子展开问答。吴客认为，“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他用七种办法启发太子，前六种是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但太子都说，“仆病未能也”。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七发》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连续铺张描写七件事，这种结构方式，为后世所沿习，并形成赋中的“七体”。七体，具有兼体的性质。它既是“杂文”，又具有辞赋的特点。就形式而言，七体本可归于“问对”一体。正如《文体明辨》所说：“七者，问对之别名。”但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中，它却是在问对之外独立一体的。这主要是因为《七发》之后，仿作很多，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特色鲜明的系列作品。
连珠，是一种假喻说理的骈俪文。连珠具有多重文体属性，所以也产生其文体归属的分歧。刘勰《文心雕龙》、章太炎《国故论衡》等将连珠归于“杂文”类，而吴曾祺则将连珠体归入“辞赋类”。以之为辞赋，是着眼于文体的共性；以之为杂文，是着眼于文体的特性。可谓见仁见智。连珠同样具有兼体的性质。它既是“杂文”，又具有辞赋的特征，同时，它也是论体之文。连珠是一种讲究逻辑推论，以此来阐发事理的文体。连珠体不直接陈说道理或事实，而是借用比喻和故实来表达，即“假喻以达其旨”，合乎古诗讽兴之意。在形式上，连珠篇秩短小，讲究对仗声韵之美，辞丽言约，沈约曰：“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换言之，纷沓而来的精彩比喻好似一颗颗散落的明珠，用优美的语言把这些明珠贯穿起来，互相发明，阐发事理，因之称为“连珠”。连珠是韵文，其基本句式是“臣闻（盖闻）……是以”，此句式体现出前后文辞的因果关系。如吴均《连珠》：“盖闻艳丽居身，而以娥眉入妒；贞华照物，而以绝等见猜。是以班姬辞宠，非无妖冶之色；阳子寂寞，岂乏炫曜之才。”（《艺文类聚》卷五十七）西晋傅玄《连珠序》论连珠的文体特点：“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连珠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对骈体文的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后世学子练习骈文创作的手段之一。
《文心雕龙》“杂文”反映的是以诗赋骈文为主体的文体观念。到了唐宋时期，古文之学兴盛，古文家创作了一些新的文体，“杂文”的概念也逐渐出现变化。北宋初期重要的文章总集《文苑英华》“杂文”二十九卷，又分为问答、骚、帝道、明道、杂说、辩论、赠送、箴戒、讽刺、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等10多类。包括了韵文和散体文，收录文章近三百篇，其中不少文体是唐以来古文家的新创。这种杂文的概念，既承六朝而来，又有相当大的扩大和变化。
从宋代开始，“杂文”又有“杂著”之名。吕祖谦《宋文鉴》卷125至127收录“杂著”。“杂著”即“杂文”，但与《文心雕龙·杂文》的含义相去甚远。《文心雕龙·杂文》主要是指对问、七、连珠等几种文体，而《宋文鉴》在“杂著”类中则不收这几种文体的作品。所收的刘敞《责和氏璧》，王回《告友》、《记客言》，王令《道旁父老言》，刘恕《自讼》等文，都是随笔性的散体短篇，或偶感，或讽谕，或戏谑，或即录见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文章从标题上，难以明确归入某类文体。这些“杂著”，大概是文学性较强的散体短篇作品。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辨》继承刘勰的杂文分类法与相关理论，又有较大发展和差异。二书都收录“杂著”体作品，并对此文体进行了界说。吴讷说：“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徐师曾云：“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这是从文体分类學的角度来看杂文的，即难以归入主要文体的丛杂之文，即为杂文。后来张传斌《文辞释例》中更为明确地说：“杂文者，无类可归之文也……故凡随事命名、不落体格者，概谓之杂文。”（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下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从二人所选的“杂著”篇目来看，吴讷《文章辨体》选有唐代陈黯的《诘凤》、李翱的《拜禹言》、柳宗元的《鞭贾》等文，徐师曾《文体明辨》选有韩非子的《说难》、崔骃的《达旨》、司空图的《疑经》。根据古人确立文体名称的习惯，“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颂赞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文章，无论从其篇名，还是从其内容和形式，确实很难归为某一个传统文体，故而在文章总集的文体分类中，只能作为杂著处理。这就是典型的“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正如吴讷说的：“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从文体功用而言，这些文章皆是评古议今、讲论政教、阐发道理的论说文，文“杂”而理正，是“本乎义理，发乎性情”之作。吴讷、徐师曾二人的杂著观念相同，认为杂著的特点在功能上“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独到之见解，多为议论之辞；在形式上“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没有严格的体制要求，难以归入传统主流文体之中，而谓之“杂”。这些文体在文集之中，难以归类，即归入杂著之中。在这种杂文观念下，吴、徐二人将对问、七、连珠独立于“杂著”之外，与“杂著”相提并论。同时，徐师曾也注意到上梁文、致语、青词等文体的独特性，使此类文体取得了独立的文体资格，载之于附录内。这种观念与刘勰有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刘勰代表了骈文时代的杂文观念，那么，吴、徐则代表了古文兴起并占主流地位之后的杂文观念。这种观念比刘勰的杂文观念对于后世乃至现代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此外，《元文类》《明文衡》《金文最》等文章总集，均设“杂著”类，收入“随事命名，不落体格”的作品。清代李兆洛的杂文观念与吴、徐二人相近，其《骈体文钞》在“缘情托兴之作”中列有“设辞类”（即对问体）、“七类”、“连珠类”、“笺牍类”和“杂文类”，杂文的范畴较为纯粹。但其“杂文”选录的文章却与吴、徐二人大异其趣，有王褒的《僮约》、《责髯奴文》、戴良《失父零丁》、袁淑的《鸡九锡文并劝进》、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多为游戏调笑之作。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杂文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以短小形态和锋利的笔调，对于传统与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杂文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总体上与传统“杂文”有本质区别。但鲁迅受传统文化熏陶既久且深，他受古代杂文传统的影响并对之有所吸收是不言而喻的。鲁迅杂文与中国古代杂文形式上短小精悍，功能上“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这种批判、讽刺与幽默的艺术传统是有血脉相承关系的。由于鲁迅创作的伟大成就，遂使“杂文”这一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由边缘成为主流，散兵变成主力，这可谓是文体史上的奇迹。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