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彭北纪
　　清乾隆皇帝每年秋季总到木兰地方行围，驻跸热河，他的生日又正在九月，每年重九，一定在那里开筵庆贺。彼时，宰相大臣多半是很有学问的。纪文达公晓岚，固甚渊博，而彭文勤公云楣也不弱。一年，他们都随皇帝到热河，文勤拟撰一联上寿，借博皇帝之欢，乃撰上联曰：“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公道旁献寿。”因是年乾隆八十岁，且该处松树最多也。久不能得下联，乃与纪晓岚写了一信，说明情形，求其代对。文达接信笑曰：云楣又来难我耶？乃在信尾空处书曰：“九重天子，年年重九日塞上称觞。”彭公便把此联给乾隆看，乾隆大喜，赏了他许多东西。彭公说：“这东西应该赏纪某，因为下联是他对的。”乾隆说：你应该领赏，再另赏他就是。于是又同样赏了一份。彼时号称南彭北纪。
　　合肥对常熟
　　光绪中叶，合肥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这可以算是首席的宰相，常熟翁同龢为户部尚书。适该时有几年荒旱，于是尖酸的文人撰一联曰：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虽没有什么意义，而联语则颇新颖工稳。
　　大权旁落丫姑爷
　　南皮张文襄公之洞，在两湖总督任很久，确很锐意维新，励精图治，乃晚年精神稍衰，公子留学日本，毕业回来，刚进衙门，便坠马而死，因此，意志更觉颓丧，于是把不十分重要之事多靠张彪处理。在一个时期，正是端方为湖北巡抚，与文襄为世交，又系晚辈，且对文襄之学问又极佩服，一切政事多尽文襄做主。故当时有一联云：
　　端拱无为，一事依违老世伯;
　　张惶失措，大权旁落丫姑爷。
　　因张彪曾讨文襄之丫头为配，故下联云云。
　　“批李掌”对“拔花翎”
　　光绪甲午之败，李合肥受责，特降谕旨撤去黄马褂子，拔去三眼花翎。一日刘赶三演戏抓现跟说：你们以后要好好做事，你们看我把黄马褂撤了，三眼花翎也拔了。适有合肥后人某君在楼上观剧，登时用茶壶打上台去，并派人到后台非把赶三带走不可。幸经许多人跪求哀告，把赶三打了几个嘴巴，才算完事。由此可知，在中国演戏，不容易用现在的事迹。其实，彼时德国曾演过一剧，名曰 《黄马褂》，其中自然也有人去李鸿章，这在中国是万不能行的。本来，倘有人在台下看见有人装他的祖若父，那怎么能够不怒的呢。彼时有一部小说名曰 《东海传奇》，中有一回专述此事，题目为“闷受两腮批李掌，恼闻三眼拔花翎”，对仗也很工稳。惜该小说后来未见出版，然手抄者，鄙人却见过三部之多。
　　啥是个恽南田？
　　张作霖得胜到北平，手下人劝他讲风雅，买书画，因此琉璃厂古玩字画商大为活动。一日，一人持恽南田画条求售，告以此是南田的画，张曰：“啥是个恽南田？不要！”又有人持去李鸿章之字，张大为欣赏，因他知李之名也，乃大买而特买。在琉璃厂中，李之字并不多见，且无赝品，因向无人收藏。至是乃群起作假，多发一些小财。张走后，又没有人买了。抢先造假的人，统统得售，以后的人，则皆未售出，因而赔了不少的钱，投机的人，往往如此。投机在多事的时期，扰乱社会安宁，在太平时期也足以坏人的心术。
　　保清灭洋
　　西后最初也不见得深信“拳匪”，她所以重用者，只为“拳匪”大旗上之“保清灭洋”四字。按康有为最初主张，本是君主立宪，逃到日本后，西后当权，他知道无法立宪，乃改为“保中国，不保清朝”。有人奏知西后，西后大怒，下过两三次上谕，说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以为这个罪名加于康之头上，必然全国痛恨无疑的了。岂不知许多有志之士都是赞成的。西后更怒，乃派旗人庆宽号小山，到日本谋害康梁。因日本警察保护，未能下手，西后恨极，然亦无法;但“保中国，不保大清”一句话，时时记在心中。
　　适山东“拳匪”作乱，被袁世凯赶到直隶。时直隶总督为裕禄，大为欢迎。按“拳匪”成立最初，只以教案为借口，号召无知人民，故旗上大书“消灭鬼子”。后裕禄为改“保清灭洋”四字，“拳匪”也很以为然。裕禄便将此奏知西后，大喜，以为此四字正针对“保中国，不保大清”七字，于是重用“拳匪”，并派王公大臣等督办练拳，遂成庚子之祸。
　　新名词就是新名词
　　张文襄公之洞之学问，在清末首屈一指，惟最不喜欢人用新名词。
　　一日，在部中看公事，见一卷公事中有用“之”者，乃批其旁曰：“此系新名词。”俟该公事送回科中，科员有路君孝植者，路润生先生之孙也，见之颇不以为然，即又批其旁曰：“新名词三字，亦是新名词。”当即将该公事置于架上，过了些天，已经忘了。
　　一日，文襄忽又要看此卷，遂由司长往架上取出呈堂，文襄刚一打开，司长在旁即看见路所加之旁批，大为惶恐，然亦不便说明，只好俟堂官发落。文襄见及后只默然不语，若有深思，旋即问曰：“路某乃润先生之孙耶？”对曰：“然”。文襄曰：“不愧为名人后裔。”据司长云，文襄所以默默移时者，盖默读旧书也。倘旧书中曾有新名词三字，则路君或将受惩罚，也未可知。
　　吾国人无论任何一种学问，多数都是守旧，其实无论哪一种都是日有变更，不必说周朝的文与现在不一样。就只说周朝春秋时与战国亦大不相同，又何必非旧不可呢？这话又说回来啦，如今的新人物，则以为旧的一概要不得，他的毛病与此正同。
　　过了河拆桥
　　光绪戊戌政变，废掉八股的考试。西后专权后，对此事并不十分重视，因为她听见说在康熙年间曾经废止过一次，所以她问各大臣，此事应如何办理。一群佞臣当然都主张仍考八股。尚书徐某曰：八股文章乃歌颂功德，润色太平的工具，岂能废掉？
　　又一位曰：这是翁同龢过了河拆桥。
　　西后问：何谓过河拆桥？
　　乃奏曰：康有为不见得真意反对八股，因他没能力中进士气不愤 （气不愤乃北方话），所以想废了他;翁某进士出身，而也想废掉，岂非过河拆桥吗？ 　　西后说：既是大家都不愿废，那么我们还要把桥修给大家走，为的大家方便。
　　有此一语，八股又闹了三年，到庚子才废掉。总因风气不开，大众都想得个举人进士的功名，于是仍行考试，但改八股为策论耳。遂把改革的风气压迟了几年，国民的知识无形中损失了不少。近几十年来的科学进步，晚一年就要吃大亏的。
　　海水不能用
　　光绪戊戌变法，康有为逃跑，西后命务必拿获，康已上了外国船出口。西后又命用军舰急追，乃该船已去远且船到公海，就是军舰赶上也是无法可施。该军舰只得说：该船去远未能追上。
　　西后问：何以军舰赶不上商船？
　　大臣奏曰：只因军舰奉命紧急速开，未曾装煤装水，以致煤水两缺，不能再往前开。
　　西后问：煤可以说短少，水海中多得很，为什么也说短少呢？
　　大臣说：海水不能用。
　　西后不语，即退朝回宫。时犹怒不可遏。自言曰：“不是海水不能用，是海军不能用。”还特使太监在外边察访：是不是海水果不能用？然太监亦未有敢明言。
　　西后的知识不过如此，不必说船到公海不能随便搁阻，这一层她不知道;就是海水太咸，她也不知道。
　　后来屡有官员奏请扩充海军，她绝对不答应，她不答应的理由，固然不止一端，但“海水不能用”五字，关系也很大。
　　智利海军
　　光绪甲午，日本攻打朝鲜，侵略中国，龚兆屿守旅顺，不过两个钟头就跑了。北洋的海军，不过几天也就完了。西后大恨，她所以大恨者，为国家的观念尚小，最重要的是她想高高兴兴地庆祝她的万寿，刚筹备就绪，花钱很多，竟被日本搅扰了，所以特别难过。
　　西后每天嘱光绪，催军机处设法挽救，于是群议赶紧添练海军。这当然不是容易事，当时有德国人汉纳根者，在中国海军中服务，颇得信任。由秦皇岛只用一个火车头把他载到北京，专为商量添练海军之事。她听得之后，即回与德国公使商定，次日，由公使到总理衙门对诸位堂官说：添练海军非一二年内所可办到。诸位堂官说：“有什么办法没有呢？”他说：“若想从速，则军舰可以买现成的，但驾驶也须有人。”堂官问：“可以雇吗？”他说：“最好是雇智利国的船员，因为他们驾船的技术好，且或肯应雇。”堂官将此奏明皇上，告知西后，西后大喜，以为这个国“又智又利”，必能如愿成功，催着赶紧照办，惟日期不久，就割地请和了。
　　以后，太监中恒有谈及此事者，说太后常说“可惜太晚，智利事来不及了”。按德使建议雇智利人员一事，翁文恭公日记中亦载之。
　　皇上没有病
　　光绪戊戌后，西后独揽大权，看着光绪如同仇人，天天想把他害死。但因为有许多人恭维皇帝一时未敢动手。乃把他囚于南海之琼岛，四面是水，只北面一桥，永远吊起，且有亲信把守。过了一年多，乃设法谋害，说“光绪病了”，天天使太医院官员发表光绪的脉案，说皇上病势如何如何，情形一天比一天沉重;照脉案说，绝对活不了多少日期了。
　　忽英、法公使，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欲荐一西医代为诊治，西后不得已请其医治，看过之后，将情形报与英法公使。次日两公使来到衙门，堂官问其看着皇上病势如何？怎样治疗？英法公使答曰：皇上没病。总理衙门奏闻西后。西后大怒，然亦无法。但自此不敢骤然谋害，可是仇视外人之心日甚一日。适山东“拳匪”作乱，袁世凯把他赶到河北省。西后与端庄两王商议，遂决定利用“拳匪”，杀尽外国人，以解心头之恨。于是乎就闯了一千九百年几乎灭国的大祸，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皇上没病”一语。
　　佛爷帽花太沉了吧
　　前清西后垂帘听政，国事日坏一日。
　　当时咸丰皇帝亲弟兄三个王爵，若同心协力匡扶谏阻，也未尝不可补救，但三人德行都不错，可是心思不大一样。醇王是一味恭维西后，不肯得罪她。恭王是很想做事，而不肯太阿谀太后。惇王是一味正经，不苟言，不苟笑，总说西后不爱听的话，所以西后最不喜欢惇王。惇王每日到军机处，坐在一隅，与谁都不交一言。各军机大臣未到，往往他来在前头，朝事已完，他方走。因此各军机大臣也不敢不小心办事。他虽然一句公事不谈，可是于朝政很有益处。
　　一日，惇王进内见到西后头上所戴红宝石帽花特别大，他很不以为然，乃说：“佛爷的帽花太沉了吧？”西后面微红，强言曰：“可不是嘛！我很喜欢它。”
　　由此，西后越发不喜欢惇王，以致连军机处也不常到了。按西后固然不敢骤然不许他过问军机处，但处处不给面子，使他大为灰心，便懒得去了。由此，政治更日坏一日，这也可以说是为了这一句话。
　　宁送朋友不给奴才
　　光绪戊戌政变正吃紧之际，西后在颐和园召见亲贵商议。西后说：“听见人说，不久西洋人将要把中国给瓜分了，你们听见说这样话了没有！”
　　某人奏曰：“各国都是友邦，哪能如此呢？这不过都是汉人想着抓权，所以造出这些谣言来哄皇上，以便稳固他们地位。”
　　某亲贵奏曰：“洋人虽然可恶，也不见得如此。且中国这样大，也不容易就会分了。再说，西洋人也有真正是我们的朋友，佛爷请想 （佛爷二字乃宫中称呼太后普通的话）：我们要修炮台，他们就给我们修，要买枪炮兵船等等，都也卖给我们;他们要真想灭我们的国，他们肯卖给我们这些东西吗？我们岂不可以拿这些枪炮，打他们吗？”
　　西后一听，这话真有道理，该亲贵又奏曰：“西洋各国总是朋友，汉人总是奴才。”
　　西后闻言大为兴奋，乃言曰：“宁送朋友，不给奴才。”以后，便以此八个字为宗旨，乃翻然把光绪赶走，将许多人问罪，依然守旧如故，于是国事更一天比一天坏下来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但须人为
　　光绪庚子“拳匪”之乱，河北省刚要盛行的时候，外国看着情形不好，便请求保护。于是九门提督派兵到各国使馆护卫，各国人都以为相当的可靠，没想到被派去之兵丁，都是在各使馆门前铺开两三领苇席，通通躺在席上，有睡觉的有看小说的，有喝酒划拳的还有赌钱的。可是，席子都是新的。听说，提督衙门最初发给的，都是旧席，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才发的新席，以壮观瞻。彼时，官员们的知识，不过如此。外国人一看，这样的护卫人员是靠不住的，乃与总理衙门交涉要由各国使馆自己调兵进京保护。清政府不准，交涉许久，各国乃不管准不准，纷纷去电调兵。而“拳匪”发达的很快，各国的军舰在天津左近的又很少，结果开到北京的兵不过二三百人，且多是水手，只有英国就近烟台调了些陆军。因各国人都受过军事训练，乃设法防守东交民巷，虽经董福祥的军队及旗兵炮攻了三个多月，幸而总未攻人，保存了各国使臣的性命 （德使除外）。事后，大家议论说：中国派去保护使馆之兵，都是躺着，没有一个立着的。这固然是给中国丢面子，但因此各使馆认为不可靠才赶紧自己调兵保护住了使馆。倘各国不因此而调兵，则交民巷一定保不住;若公使都丧了命，则中国之吃亏还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如此一想，则实在是因为一群横躺竖卧的腐败兵丁救了不少的中国人民的命，保存了多少国家的元气。 　　这话提起来当然是还很难过的事情;但若因庚子吃大亏，而以后翻然革新，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则未尝不以因失败而反得好的结果。惜西后无知，事后仍只管娱乐，以致误到了亡国。此次失败的情形，比彼时又大得多。但目下政府诸公谈论里，都有彻底的觉悟，则大家一心一定可以因失败而得到种种良好结果，总统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正是此义。
　　为刘坤一轿夫
　　前清，每年的大庆贺日期，为冬至、元旦及万寿三种。每逢这三天，各省官员都须到万寿亭去，对着万岁的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礼至重也。
　　刘坤一，一次行此礼毕，出堂刚要上轿，见四个轿夫都戴红顶，且有穿黄马褂，戴花翎者。刘很惊异，遂问其故，盖四人在讨洪秀全之时，都因功得过头品顶戴，并有赏穿黄马褂及赏戴花翎者，后事平，裁兵，就都退伍，没有法子只好当轿夫。
　　刘问：何不早说？
　　答曰：倘早说恐怕大帅就不用我们了。
　　问：今天为何又穿戴起来？
　　答曰：今天见大帅非常高兴，我们又喝了几杯酒，一时高兴，也就穿戴起来了。
　　刘即检查询问都是实情，于是另眼相看，请四人吃了一顿饭，亲身作陪，畅谈往事，每人送了一二千两银子，请他们回家过安定日子。
　　按这样情形，在从前皇帝时代，时局不靖，则招募军队，乱平则退伍，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不过在前清的时候，旗兵没有退伍之说，不打仗也照样吃钱粮。汉人则无此待遇，退了伍就须自己谋生。从前的军人多数都不识字，一经退伍，便无事可做，既无恤金，又无养老费，社会中也无辅助这些人员的组织，自己又无技能，只有靠自己气力吃饭，便当了抬轿夫。说来也很可怜可叹！现在可比从前好多了，政府都有奖励，社会又有慰劳，报纸也给宣扬，是何等的荣幸啊！
　　你们要你们的
　　前清光绪庚子 （一千九百年）“拳匪”之乱，固然由于仇视教会，其最大的原因，还是西太后想借此把光绪干掉，而各国公使，却帮光绪之忙 （此层另详）。西后大怒，乃使“拳匪”攻打使馆。待八国联军进京，与李鸿章议和时，最初该括的条款，才十几条，送至李鸿章处，意思是认可这些条，便可商议，否则，即进兵至西安。
　　该若干条中，当然是要求惩办祸首及赔偿等等。但是，头一条，即是要求西太后须将政权交还皇上 （所谓归政）。其实这一条，倘若应允了他，对于中国，也未尝没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彼时光绪是主张维新的。而西后则守旧，并常听太监及小人之言，糊涂万分。倘光绪主政，则或可能逐渐维新，就说革命，也或可少流些血。而李鸿章不敢何也？因为他知道西后必不肯应答，在他与西后之间，便要费许多的话;倘议和破裂，外兵必要往西赶上去，如此则不但人民多遭涂炭，且李鸿章便有逼宫的嫌疑，他当然不肯做这个难题。当他看了那些条之后，并未动色。次日，各公使前来会晤，他第一句话便说：“你们要你们的。”言外之意，是你们不必管我们的事;且语气很坚决。各公使也以为只要于他们自己国家有便宜，又何必干涉这些事呢？于是当时即把此条废去。
　　按这一件事情，在李鸿章于旧礼教中所谓臣节二字，总算无亏，可是因废去此条之后，当然又添上了些别的要求，则中国暗中吃的亏比西后归政恐怕大的多。所以办政治的人，应该在大处着想，不要老拣容易的办。这层在外交界中，尤其重要。老奸巨猾四字，鄙人绝不敢加于合肥的头上，但避难就易之心，确是有的。鄙人很希望现在政界诸公，不至如此。
　　（选自《北平杂记》/齐如山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