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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挽狂澜罗荣桓刀下救人平冤案郭影秋滴水石穿
罗荣桓接到彭明治的电报后，马上意识到湖西“肃托”事态的发展比料想的要严重得多，如果不立即制止事态的扩大，湖西根据地将有被颠覆的危险。
他当机立断，即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张经武，连夜策马赶往湖西处理此事。为了加快速度，罗荣桓他们冒着危险从日伪控制的区域中迅速地穿过津浦铁路，直插微山湖东岸，与接应他们的四大队２营会合。
罗荣桓一见到２营营长江燮元劈头就问：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瞪着两只眼睛，不解地问道。
罗荣桓微微一笑，接着说：“你们的梁大队长是托派吗？”
江燮元摇了摇头，十分肯定地回答道：“梁大队长绝对不是托派！我敢保证！”
罗荣桓拍了拍他的肩，口气温和地说：“这就对了。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但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吗？”
罗荣桓这句话揭穿了湖西“肃托”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随后，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
罗荣桓沉思稍许，考虑到湖西目前复杂的局势，叮嘱他说：“你们暂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搞不好，王宏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四大队驻地附近后，为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一个小村里。随后，罗荣桓又派人去通知王宏鸣、白子明两人前来汇报情况，并把所带来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罗荣桓见村子里四处都张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便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他越看心里火气越大，上前一步，将传单撕了下来，一边撕，一边愤愤地说：“把湖西区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还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罗荣桓与王宏鸣谈，郭洪涛与白子明谈。
王宏鸣一进门槛，就看见罗荣桓满脸怒气地站在那里，背着双手，两眼狠狠地盯着他。他心里一哆嗦，知道事情不好，怯怯地喊了一声：“罗政委，你来了。”算是打过招呼，便赶紧低下头。
在党内、军中，罗荣桓一向以待人诚恳、宽厚著称。在与人谈话时，他总是很有耐心，让人把话说完。但这一次却不一样，他不仅没有耐心继续听王宏鸣漏洞百出的汇报，而且还很不客气地打断王宏鸣的话，单刀直入地发问：
“你为什么要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的日伪有勾结。”王宏鸣硬着头皮答道。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托派？”罗荣桓严厉地追问。
王宏鸣举起手中的材料，吞吞吐吐地说：“我这里有其他人的口供。”
“口供？我问你，这口供是怎么弄来的？”罗荣桓紧绷着脸，表情更加严肃。他根本不理会那些所谓的“材料”，不等王宏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你回答我！”
这一连串的提问，直逼王宏鸣的要害，他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承认用了刑。
“哼，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能算什么根据？我对你王宏鸣用刑，你也会招供！”罗荣桓十分气愤地指着王宏鸣大声地说，“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还情有可原。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这样的一个同志，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我看你是抓人抓昏了头。”
“是托派分子用女色拉他下水……”王宏鸣还想狡辩。
“够了！”罗荣桓一拍桌子，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眼里还有没有山东分局？还有没有师部？你王宏鸣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曾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宏鸣，此刻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哑口无言，耷拉着脑袋喃喃地说：“罗政委，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组织上给我处分！”
罗荣桓极不满意地看了他一眼，一摆手，说道：
“你的处分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你现在就带我们去看望那些被你抓捕的同志。”
下午４点钟，郭影秋果然被再次拉了出来。这时，他已怀着必死之心，准备最后被处决。死，对于一个在枪林弹雨中闯荡多年的革命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然而，他一想到要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不免感到一种冤屈、无奈和窝囊。这种死，算什么呢？看来，只能用自己的鲜血唤醒对“肃托”行动中错误的认识。他一想到这些，心里顿时平静了下来。
在两名武装战士的押送下，郭影秋被带到一家四合院的西屋内。进屋后，他见中间厅内的桌旁坐着３个不认识的人。他感到奇怪的是，二王一白等人均未在场。正在纳闷时，一个带着眼镜，看上去挺沉稳、忠厚的人发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郭影秋看了他一眼，挺了挺身子，不卑不亢地答道：“郭影秋！”
带眼镜的人又问道：“你认为湖西地区所开展的‘肃托’有什么问题吗？”他见郭影秋一直站着，又补充一句：“你可以坐下讲。”
郭影秋犹豫了一下，答道：“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但是，我被冤枉了！”（受当时的条件和认识程度的限制，只能这么回答——笔者）
“谁冤枉了你？”
“郭子化！”
“郭子化冤枉了你？”带眼镜的人听了这话，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看了看其他二人，他们也都觉得很茫然。
带眼镜的人不解地问道：“郭子化一直在分局工作，他怎么会冤枉你呀？”
郭影秋显得有些气愤：“郭子化在分局坦白自首是托派，还咬了我！”
带眼镜的人“嗯”了一声，说：“有这回事？我问你，谁说郭子化在分局坦白自首了？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郭影秋带着委屈的口吻说：“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拿着山东分局的电报对我讲的，他说分局的电文中有郭子化坦白自首以及供认我是托派的内容。”
“岂有此理！”带眼镜的人听了这话，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这完全是捏造、造谣！”
他走到郭影秋身旁严肃地说：“郭影秋同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郭子化并没有什么坦白自首的事，山东分局也从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一个骗局。你是被冤枉的。”
随后，他又自我介绍说：“我是罗荣桓。”又指着身旁的两个人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我们不是来审讯你的，而是奉党中央之命，来解决湖西的问题。”他停顿了片刻，又说道：“郭子化同志也来了，过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
郭影秋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又得知他们此次的来意，顿时如释重负，倾刻间泪如雨下，以至放声大哭，满怀的委屈、痛苦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罗荣桓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安慰道：“郭影秋同志，你是个好同志，你为革命所做的工作，我们都清楚。八路军正规部队未到湖西之前，你就带领义勇军在这一带打游击，名声大得很，连小鬼子都叫你‘郭阎王’。”
罗荣桓这番话把屋子里的人都说得笑了。
“这样吧，影秋同志，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养伤休息，争取早日继续为党工作。”张经武走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张主任、罗政委、郭书记，感谢党救了我一命，我一定努力为党工作。”郭影秋说完，向三位首长行了军礼，转身由两名战士扶出屋去。
看着消失在门外的身影，罗荣桓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慢慢地擦试镜片，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深有感触地说道：“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那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张经武、郭洪涛听了这话，都深有同感地点头赞成。
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对那些被怀疑为“托派”分子的同志，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快刀斩乱麻，先进行初步处理：一、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尽快地返回原岗位，恢复其工作。二、立即解散“训练班”，把从各县集中起来的干部一律放回去，回原工作岗位，并尽快地将各县委、区委恢复起来，进行正常工作。三、改组湖西区党委，白子明仍为书记，郭影秋、郝忠士等人为常委。四、建立军政委员会，苏鲁豫支队政委吴法宪为书记，彭明治、白子明等人为委员，并指定吴法宪主持继续处理“肃托”事件中遗留的问题。五、将“暗害分子”王须仁逮捕起来（实际上只是软禁了，其枪支未缴，还配有警卫员和马匹），押送１１５师保卫部进行审查。同时，将在“肃托”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和问题没有弄清的如孙衷文、陈筹等１０余人，送山东分局继续审查。
随后，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见罗荣桓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泣不成声地说：“罗政委啊，你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你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王宏鸣他们怎么能这样干？这简直是在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询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振作起精神，努力为党工作。
罗荣桓等人的到来，使湖西的几百名“囚犯”获得了自由，也使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泪流满面，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
在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时，罗荣桓等人的眼睛也湿润了。由于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错误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复生，但这件事给活着的人在心灵上将带来多么大的创伤和痛苦，还不知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弥补。
在罗荣桓等人的主持下，湖西地区的“肃托”被制止了，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由于“肃托”所造成的极其危险的局面，挽救了大批党员干部的生命，及时地恢复了该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
但是，由于形势和时间的紧迫，罗荣桓等人不可能在此地久留，因而也就无法对“肃托”事件的全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这就使得许多重要的遗留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的、正确的处理。
同时，由于受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罗荣桓等人当时在处理此事件时，所作出的结论也有欠妥之处。如说：“肃托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扩大化，冤枉了许多好同志。这主要是由于主持者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疯狂性……”
而这一结论成为后来长时间内处理“肃托”事件遗留问题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
不仅如此，组织上仍然让在这次“肃托”事件中负有重大领导责任的白子明继续留任原职。其结果，是造成许多遗留问题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正确的处理。虽然成立了以吴法宪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处理善后问题，但由于当时战争频繁，情况复杂，军政委员会只开了两次会后，吴法宪、彭明治就奉命率部南调支援新四军去了，致使许多问题拖了下来。
但不管怎样，一场人为的灾难终于结束了。
王须仁在被押往１１５师师部途中，自感罪孽深重，乘警卫不备，畏罪自杀。
至于王宏鸣，罗荣桓当时考虑到他还很年轻，又是经过长征的干部，这次政治上犯错误，是受他人利用。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后，调离湖西，重新分配工作。哪曾想，在一年多以后，王宏鸣公开投敌叛变，充当了汉奸郝鹏举的团长。
罗荣桓等人走后，湖西“肃托”的善后问题，便成为当时广大党员干部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大家都盼望能有一个正确、妥善的处理结果，以卸下重负，安心工作。
然而，作为湖西“肃托”的主要参与者，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却并未从噩梦中醒来，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也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而是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和他人的错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以极力的辩护。
在一次善后处理会上，白子明强调说：“‘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而造成扩大化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受审者不能坚持革命的气节，乱提口供，由此混淆了阶级阵线。”
郭影秋听了这话，觉得这种逻辑实在是荒唐，当场指出：“造成扩大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严刑逼供、乱捕乱杀。而不是受审者乱提口供。对此问题，你白子明应该最清楚。”
１９４２年秋，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途经湖西时，郭影秋向他当面陈述了自己对“肃托”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刘少奇在听完他的陈述后，深思了好一会儿，这才斟字酌句说道：当你被捕了，不是被敌人逮捕的，而是被党的机关逮捕的，而且还要被拉出去杀头，杀你的人则是区党委书记，手里还拿着山东分局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你究竟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呢？
刘少奇说到此，掏出烟来点燃，默默地吸了好一会儿，摇了摇头，感叹地自我回答说：真是难为其人啊！当时你承认了，不好！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事；但是，不承认，你又要被杀头，甚至连申辩的机会也失去了。难啊！这的确是件难以处理的事情。影秋同志，对这样的事情，别说你们年轻幼稚的党员，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也不容易判断和处理好。
刘少奇的这番话，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给郭影秋留下极深的印象，同时也使他深感问题的复杂性。
１９４０年５月，中共山东分局派出的“肃托”问题调查组来到湖西处理善后事情。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调查小组最后认定７个人即单子英、牛籍庵、朱华、朱新民、王天章、曹广善、魏定远为“真托派”。并对湖西的“肃托”作出了结论。结论中指出：王须仁是“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王宏鸣则“主观动机是正确的”，只是“政治上幼稚，组织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对于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在行政上撤销工作”。然而对那些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者，却被视为“毫无气节，自首叛变”，“失去党的忠贞人格”，要视情况不同，分别给以“永远开除出党”、“开除党籍”、“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
调查小组的这些处理意见，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极不合理、也极不正确。
受害人中，有１０多人被“永远开除出党”，而“开除党籍”的人则更多。那些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在精神上再一次受到严重刺激，导致有的人精神失常，投水自杀。
调查小组的意见，被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视为“第二次肃托”。
鉴于此，１９４２年２月，中共山东分局又重新作了调查，并作出了新的决定。决定中加重了对王宏鸣、白子明的处分；同时，“对于那些被诬陷的同志因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的，基本上应当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作叛徒看待”。至于已定７个“真托派”，虽感到证据不足，但也没有重新甄别。
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郭影秋受湖西地区许多同志的委托，再一次向中央反映湖西“肃托”的有关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大会闭幕后，中央成立了由陈云、彭真、李富春等人组成的小组，重新审查了湖西“肃托”事件，并明确指出：这次“肃托”的错误是由于领导者大搞逼供信造成的，那些在刑讯逼供下不得已承认自己是托派，并犯有这样和那样错误的人，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不要给予处分，所有处分应一律撤销。
应该说，到了这时，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之页可以翻过去了。
然而，在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湖西“肃托”的噩梦仍死死地纠缠着那些在事件中惨遭迫害和受冤枉的人们。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把湖西“肃托”之事端了出来，不断地继续折磨和迫害事件中的受害人。
“文革”后期，郭影秋再次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对湖西“肃托”事件进行回顾和反思。最后，大量的事实证实了他的判断：湖西“肃托”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一件历史上的冤假错案。７个人被定为“真托派”，但事实上没有人有确凿的证据。为此，一份由郭影秋、郝忠士等人撰写的湖西“肃托”遗留问题平反报告送到了中共山东省委。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６日，中共山东省委将《关于对湖西“肃托”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指出：湖西“肃托”事件是一个有影响的重大的历史冤案，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多次复查和处理，但都没有彻底平反纠正。……据现已查实的材料证明，当时开展这一运动的所谓依据，是发展了“托派分子”、“托派组织”和“托派暴动计划”，一开始就是采取严刑逼供搞出来的，纯属捏造诬陷，毫无事实根据……
同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山东省委的这份《报告》。
从１９３９年８月湖西地区“肃托”伊始，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该事件的彻底平反，整整过去了４３年。虽然我们最终听到了历史公正的裁决，但这一裁决浸透了烈士的鲜血，也给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沉思……
（全文完）
（责编曲星）
挽狂澜罗荣桓刀下救人平冤案郭影秋滴水石穿
罗荣桓接到彭明治的电报后，马上意识到湖西“肃托”事态的发展比料想的要严重得多，如果不立即制止事态的扩大，湖西根据地将有被颠覆的危险。
他当机立断，即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张经武，连夜策马赶往湖西处理此事。为了加快速度，罗荣桓他们冒着危险从日伪控制的区域中迅速地穿过津浦铁路，直插微山湖东岸，与接应他们的四大队２营会合。
罗荣桓一见到２营营长江燮元劈头就问：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瞪着两只眼睛，不解地问道。
罗荣桓微微一笑，接着说：“你们的梁大队长是托派吗？”
江燮元摇了摇头，十分肯定地回答道：“梁大队长绝对不是托派！我敢保证！”
罗荣桓拍了拍他的肩，口气温和地说：“这就对了。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但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吗？”
罗荣桓这句话揭穿了湖西“肃托”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随后，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
罗荣桓沉思稍许，考虑到湖西目前复杂的局势，叮嘱他说：“你们暂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搞不好，王宏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四大队驻地附近后，为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一个小村里。随后，罗荣桓又派人去通知王宏鸣、白子明两人前来汇报情况，并把所带来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罗荣桓见村子里四处都张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便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他越看心里火气越大，上前一步，将传单撕了下来，一边撕，一边愤愤地说：“把湖西区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还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罗荣桓与王宏鸣谈，郭洪涛与白子明谈。
王宏鸣一进门槛，就看见罗荣桓满脸怒气地站在那里，背着双手，两眼狠狠地盯着他。他心里一哆嗦，知道事情不好，怯怯地喊了一声：“罗政委，你来了。”算是打过招呼，便赶紧低下头。
在党内、军中，罗荣桓一向以待人诚恳、宽厚著称。在与人谈话时，他总是很有耐心，让人把话说完。但这一次却不一样，他不仅没有耐心继续听王宏鸣漏洞百出的汇报，而且还很不客气地打断王宏鸣的话，单刀直入地发问：
“你为什么要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的日伪有勾结。”王宏鸣硬着头皮答道。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托派？”罗荣桓严厉地追问。
王宏鸣举起手中的材料，吞吞吐吐地说：“我这里有其他人的口供。”
“口供？我问你，这口供是怎么弄来的？”罗荣桓紧绷着脸，表情更加严肃。他根本不理会那些所谓的“材料”，不等王宏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你回答我！”
这一连串的提问，直逼王宏鸣的要害，他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承认用了刑。
“哼，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能算什么根据？我对你王宏鸣用刑，你也会招供！”罗荣桓十分气愤地指着王宏鸣大声地说，“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还情有可原。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这样的一个同志，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我看你是抓人抓昏了头。”
“是托派分子用女色拉他下水……”王宏鸣还想狡辩。
“够了！”罗荣桓一拍桌子，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眼里还有没有山东分局？还有没有师部？你王宏鸣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曾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宏鸣，此刻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哑口无言，耷拉着脑袋喃喃地说：“罗政委，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组织上给我处分！”
罗荣桓极不满意地看了他一眼，一摆手，说道：
“你的处分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你现在就带我们去看望那些被你抓捕的同志。”
下午４点钟，郭影秋果然被再次拉了出来。这时，他已怀着必死之心，准备最后被处决。死，对于一个在枪林弹雨中闯荡多年的革命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然而，他一想到要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不免感到一种冤屈、无奈和窝囊。这种死，算什么呢？看来，只能用自己的鲜血唤醒对“肃托”行动中错误的认识。他一想到这些，心里顿时平静了下来。
在两名武装战士的押送下，郭影秋被带到一家四合院的西屋内。进屋后，他见中间厅内的桌旁坐着３个不认识的人。他感到奇怪的是，二王一白等人均未在场。正在纳闷时，一个带着眼镜，看上去挺沉稳、忠厚的人发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郭影秋看了他一眼，挺了挺身子，不卑不亢地答道：“郭影秋！”
带眼镜的人又问道：“你认为湖西地区所开展的‘肃托’有什么问题吗？”他见郭影秋一直站着，又补充一句：“你可以坐下讲。”
郭影秋犹豫了一下，答道：“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但是，我被冤枉了！”（受当时的条件和认识程度的限制，只能这么回答——笔者）
“谁冤枉了你？”
“郭子化！”
“郭子化冤枉了你？”带眼镜的人听了这话，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看了看其他二人，他们也都觉得很茫然。
带眼镜的人不解地问道：“郭子化一直在分局工作，他怎么会冤枉你呀？”
郭影秋显得有些气愤：“郭子化在分局坦白自首是托派，还咬了我！”
带眼镜的人“嗯”了一声，说：“有这回事？我问你，谁说郭子化在分局坦白自首了？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郭影秋带着委屈的口吻说：“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拿着山东分局的电报对我讲的，他说分局的电文中有郭子化坦白自首以及供认我是托派的内容。”
“岂有此理！”带眼镜的人听了这话，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这完全是捏造、造谣！”
他走到郭影秋身旁严肃地说：“郭影秋同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郭子化并没有什么坦白自首的事，山东分局也从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一个骗局。你是被冤枉的。”
随后，他又自我介绍说：“我是罗荣桓。”又指着身旁的两个人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我们不是来审讯你的，而是奉党中央之命，来解决湖西的问题。”他停顿了片刻，又说道：“郭子化同志也来了，过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
郭影秋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又得知他们此次的来意，顿时如释重负，倾刻间泪如雨下，以至放声大哭，满怀的委屈、痛苦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罗荣桓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安慰道：“郭影秋同志，你是个好同志，你为革命所做的工作，我们都清楚。八路军正规部队未到湖西之前，你就带领义勇军在这一带打游击，名声大得很，连小鬼子都叫你‘郭阎王’。”
罗荣桓这番话把屋子里的人都说得笑了。
“这样吧，影秋同志，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养伤休息，争取早日继续为党工作。”张经武走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张主任、罗政委、郭书记，感谢党救了我一命，我一定努力为党工作。”郭影秋说完，向三位首长行了军礼，转身由两名战士扶出屋去。
看着消失在门外的身影，罗荣桓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慢慢地擦试镜片，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深有感触地说道：“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那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张经武、郭洪涛听了这话，都深有同感地点头赞成。
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对那些被怀疑为“托派”分子的同志，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快刀斩乱麻，先进行初步处理：一、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尽快地返回原岗位，恢复其工作。二、立即解散“训练班”，把从各县集中起来的干部一律放回去，回原工作岗位，并尽快地将各县委、区委恢复起来，进行正常工作。三、改组湖西区党委，白子明仍为书记，郭影秋、郝忠士等人为常委。四、建立军政委员会，苏鲁豫支队政委吴法宪为书记，彭明治、白子明等人为委员，并指定吴法宪主持继续处理“肃托”事件中遗留的问题。五、将“暗害分子”王须仁逮捕起来（实际上只是软禁了，其枪支未缴，还配有警卫员和马匹），押送１１５师保卫部进行审查。同时，将在“肃托”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和问题没有弄清的如孙衷文、陈筹等１０余人，送山东分局继续审查。
随后，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见罗荣桓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泣不成声地说：“罗政委啊，你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你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王宏鸣他们怎么能这样干？这简直是在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询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振作起精神，努力为党工作。
罗荣桓等人的到来，使湖西的几百名“囚犯”获得了自由，也使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泪流满面，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
在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时，罗荣桓等人的眼睛也湿润了。由于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错误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复生，但这件事给活着的人在心灵上将带来多么大的创伤和痛苦，还不知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弥补。
在罗荣桓等人的主持下，湖西地区的“肃托”被制止了，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由于“肃托”所造成的极其危险的局面，挽救了大批党员干部的生命，及时地恢复了该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
但是，由于形势和时间的紧迫，罗荣桓等人不可能在此地久留，因而也就无法对“肃托”事件的全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这就使得许多重要的遗留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的、正确的处理。
同时，由于受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罗荣桓等人当时在处理此事件时，所作出的结论也有欠妥之处。如说：“肃托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扩大化，冤枉了许多好同志。这主要是由于主持者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疯狂性……”
而这一结论成为后来长时间内处理“肃托”事件遗留问题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
不仅如此，组织上仍然让在这次“肃托”事件中负有重大领导责任的白子明继续留任原职。其结果，是造成许多遗留问题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正确的处理。虽然成立了以吴法宪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处理善后问题，但由于当时战争频繁，情况复杂，军政委员会只开了两次会后，吴法宪、彭明治就奉命率部南调支援新四军去了，致使许多问题拖了下来。
但不管怎样，一场人为的灾难终于结束了。
王须仁在被押往１１５师师部途中，自感罪孽深重，乘警卫不备，畏罪自杀。
至于王宏鸣，罗荣桓当时考虑到他还很年轻，又是经过长征的干部，这次政治上犯错误，是受他人利用。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后，调离湖西，重新分配工作。哪曾想，在一年多以后，王宏鸣公开投敌叛变，充当了汉奸郝鹏举的团长。
罗荣桓等人走后，湖西“肃托”的善后问题，便成为当时广大党员干部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大家都盼望能有一个正确、妥善的处理结果，以卸下重负，安心工作。
然而，作为湖西“肃托”的主要参与者，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却并未从噩梦中醒来，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也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而是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和他人的错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以极力的辩护。
在一次善后处理会上，白子明强调说：“‘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而造成扩大化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受审者不能坚持革命的气节，乱提口供，由此混淆了阶级阵线。”
郭影秋听了这话，觉得这种逻辑实在是荒唐，当场指出：“造成扩大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严刑逼供、乱捕乱杀。而不是受审者乱提口供。对此问题，你白子明应该最清楚。”
１９４２年秋，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途经湖西时，郭影秋向他当面陈述了自己对“肃托”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刘少奇在听完他的陈述后，深思了好一会儿，这才斟字酌句说道：当你被捕了，不是被敌人逮捕的，而是被党的机关逮捕的，而且还要被拉出去杀头，杀你的人则是区党委书记，手里还拿着山东分局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你究竟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呢？
刘少奇说到此，掏出烟来点燃，默默地吸了好一会儿，摇了摇头，感叹地自我回答说：真是难为其人啊！当时你承认了，不好！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事；但是，不承认，你又要被杀头，甚至连申辩的机会也失去了。难啊！这的确是件难以处理的事情。影秋同志，对这样的事情，别说你们年轻幼稚的党员，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也不容易判断和处理好。
刘少奇的这番话，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给郭影秋留下极深的印象，同时也使他深感问题的复杂性。
１９４０年５月，中共山东分局派出的“肃托”问题调查组来到湖西处理善后事情。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调查小组最后认定７个人即单子英、牛籍庵、朱华、朱新民、王天章、曹广善、魏定远为“真托派”。并对湖西的“肃托”作出了结论。结论中指出：王须仁是“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王宏鸣则“主观动机是正确的”，只是“政治上幼稚，组织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对于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在行政上撤销工作”。然而对那些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者，却被视为“毫无气节，自首叛变”，“失去党的忠贞人格”，要视情况不同，分别给以“永远开除出党”、“开除党籍”、“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
调查小组的这些处理意见，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极不合理、也极不正确。
受害人中，有１０多人被“永远开除出党”，而“开除党籍”的人则更多。那些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在精神上再一次受到严重刺激，导致有的人精神失常，投水自杀。
调查小组的意见，被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视为“第二次肃托”。
鉴于此，１９４２年２月，中共山东分局又重新作了调查，并作出了新的决定。决定中加重了对王宏鸣、白子明的处分；同时，“对于那些被诬陷的同志因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的，基本上应当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作叛徒看待”。至于已定７个“真托派”，虽感到证据不足，但也没有重新甄别。
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郭影秋受湖西地区许多同志的委托，再一次向中央反映湖西“肃托”的有关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大会闭幕后，中央成立了由陈云、彭真、李富春等人组成的小组，重新审查了湖西“肃托”事件，并明确指出：这次“肃托”的错误是由于领导者大搞逼供信造成的，那些在刑讯逼供下不得已承认自己是托派，并犯有这样和那样错误的人，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不要给予处分，所有处分应一律撤销。
应该说，到了这时，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之页可以翻过去了。
然而，在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湖西“肃托”的噩梦仍死死地纠缠着那些在事件中惨遭迫害和受冤枉的人们。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把湖西“肃托”之事端了出来，不断地继续折磨和迫害事件中的受害人。
“文革”后期，郭影秋再次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对湖西“肃托”事件进行回顾和反思。最后，大量的事实证实了他的判断：湖西“肃托”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一件历史上的冤假错案。７个人被定为“真托派”，但事实上没有人有确凿的证据。为此，一份由郭影秋、郝忠士等人撰写的湖西“肃托”遗留问题平反报告送到了中共山东省委。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６日，中共山东省委将《关于对湖西“肃托”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指出：湖西“肃托”事件是一个有影响的重大的历史冤案，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多次复查和处理，但都没有彻底平反纠正。……据现已查实的材料证明，当时开展这一运动的所谓依据，是发展了“托派分子”、“托派组织”和“托派暴动计划”，一开始就是采取严刑逼供搞出来的，纯属捏造诬陷，毫无事实根据……
同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山东省委的这份《报告》。
从１９３９年８月湖西地区“肃托”伊始，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该事件的彻底平反，整整过去了４３年。虽然我们最终听到了历史公正的裁决，但这一裁决浸透了烈士的鲜血，也给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沉思……
（全文完）
（责编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