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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费与每个党员休戚相关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党章。党章中专门列有“经费”一章，规定：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月薪在50元以内者，缴1元；在50元以上者，按月薪的1/10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缴0.2元；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并规定：“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1923年，中央政治局在修正章程时，对缴纳党费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党外协助、党内派捐（党内义务捐）、党费三类。其中党外协助是来自共产国际、党外人士或团体的资助，党内派捐是向有经济实力的党员派捐，比如李大钊，在建党前，他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的人”。党费则是与每个党员休戚相关，要求每个党员按月按规定缴纳。
这一时期党费收缴困难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与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有关。以山东地方委员会为例，1924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在济南向银行筹款时被捕。在反动军警的到处搜捕下，济南的多数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致使党在济南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在此环境下，让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显然不太现实。
尽管如此，广大党员仍然把党费看得很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周恩来忙于处理各种工作，非常劳累。有一次，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五分钱的党费。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别人代为缴纳后，周恩来马上对警卫员魏国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党费不能让别人代缴，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特殊党费：一份浓厚的政治情感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名革命烈士在牺牲之前，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包裹严密的几枚大洋，以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对身边的战友说：“这是我的全部积蓄，请替我交给组织，当作我的最后一次党费”……还有不少老干部老将军在病危或临终前把一生仅有的十几万元存款，一半缴纳最后一次党费，一半捐赠给希望工程。这些老同志充满深情地回忆说，自己每个月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缴纳党费。这不是单纯的几块钱和几十元钱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和政治义务，它表达着自己对党的浓厚感情和政治忠诚。
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催生的“特殊党费”现象，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巨大的精神震撼。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党费精神价值的时代诉求。
至今，很多党员还保留着那张制作精美、印有“中共中央组织部”鲜红大印的卡片，这就是在汶川大地震时他们上缴“特殊党费”的收据之一。与普通捐款不同，汶川地震后的“特殊党费”捐款，被称为“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
2008年5月13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第二天，浙江企业家祁友富便将10万元人民币交到了绍兴县柯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办公桌上，这成为了第一笔用于支援灾区的“特殊党费”。5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缴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开启了全国性党员缴纳“特殊党费”赈灾的“第一次”。本着“自愿、不定标准、不强行摊派”的原则，7000多万名共产党员中，有4550多万（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缴纳了“特殊党费”，用以赈灾。
在此之前，“特殊党费”这个词一般出现在建党、入党周年等纪念日，党员用来表达对党的特殊情意。更多时候，“特殊党费”出现在党员的遗嘱中，作为个人上交的最后一笔党费。另外，“特殊党费”有时也会成为一些地区号召党员集体捐款的一种形式。
那么，特殊党费究竟特殊在哪儿？
作为党费，“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用途超出了中组部下发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也就是说，党费只能用在党内。而抗震救灾的“特殊党费”，主要用在了灾区的教育、民生、慰问、党建上，非党员同样是“特殊党费”的受益者。
而作为捐款，“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及其运作模式。从一开始，“特殊党费”就受到了中央的特殊“关怀”，中央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认真做好“特殊党费”的使用和监督。
另外，“特殊党费”捐款与普通捐款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特殊的捐款渠道和管理体系。一位普通公民要支援灾区，可以捐款给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也可以直接捐给灾区的学校、医院等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机构。而“特殊党费”是由党员上交到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然后经由地方党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汶川地震灾区的流通渠道到达灾区。
党费是一面镜子
朱德同志2万元的存款单，至今仍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生前他反复叮嘱这笔钱不分给子女，要交给党组织。
长征路上，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部司务长周克柳，把捡到的牦牛皮和骨头架煮了给大家吃，数量太少，他就把自己那份也拿出来让给大家。看战友们不吃，他强忍着饥饿说：“别让了，我是共产党员，都得听我的，大家吃了好行军打仗，就权当是我向组织缴纳的一份特殊党费吧！”
抗战老兵张道干，1942年入党，后来由于党员证件丢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他执着寻找党组织70年，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抗战女兵杨美田。之后他把珍藏了70年的3块银元作为当年的党费上交组织。
开国少将李中權，生前拿出积攒的20万元委托空军党委代他缴纳党费，他说：“我就像一棵小草，永远难报党的恩情。”
党费虽不以数额分高低，但通过考量党员个体对党费这件事情的尽心程度和重视态度，足可以照见党员内心的忠诚、信念、使命和担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党费又是一面镜子，一面沉甸甸的党性之镜、信仰之镜。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党章。党章中专门列有“经费”一章，规定：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月薪在50元以内者，缴1元；在50元以上者，按月薪的1/10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缴0.2元；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并规定：“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1923年，中央政治局在修正章程时，对缴纳党费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党外协助、党内派捐（党内义务捐）、党费三类。其中党外协助是来自共产国际、党外人士或团体的资助，党内派捐是向有经济实力的党员派捐，比如李大钊，在建党前，他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的人”。党费则是与每个党员休戚相关，要求每个党员按月按规定缴纳。
这一时期党费收缴困难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与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有关。以山东地方委员会为例，1924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在济南向银行筹款时被捕。在反动军警的到处搜捕下，济南的多数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致使党在济南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在此环境下，让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显然不太现实。
尽管如此，广大党员仍然把党费看得很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周恩来忙于处理各种工作，非常劳累。有一次，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五分钱的党费。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别人代为缴纳后，周恩来马上对警卫员魏国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党费不能让别人代缴，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特殊党费：一份浓厚的政治情感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名革命烈士在牺牲之前，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包裹严密的几枚大洋，以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对身边的战友说：“这是我的全部积蓄，请替我交给组织，当作我的最后一次党费”……还有不少老干部老将军在病危或临终前把一生仅有的十几万元存款，一半缴纳最后一次党费，一半捐赠给希望工程。这些老同志充满深情地回忆说，自己每个月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缴纳党费。这不是单纯的几块钱和几十元钱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和政治义务，它表达着自己对党的浓厚感情和政治忠诚。
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催生的“特殊党费”现象，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巨大的精神震撼。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党费精神价值的时代诉求。
至今，很多党员还保留着那张制作精美、印有“中共中央组织部”鲜红大印的卡片，这就是在汶川大地震时他们上缴“特殊党费”的收据之一。与普通捐款不同，汶川地震后的“特殊党费”捐款，被称为“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
2008年5月13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第二天，浙江企业家祁友富便将10万元人民币交到了绍兴县柯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办公桌上，这成为了第一笔用于支援灾区的“特殊党费”。5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缴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开启了全国性党员缴纳“特殊党费”赈灾的“第一次”。本着“自愿、不定标准、不强行摊派”的原则，7000多万名共产党员中，有4550多万（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缴纳了“特殊党费”，用以赈灾。
在此之前，“特殊党费”这个词一般出现在建党、入党周年等纪念日，党员用来表达对党的特殊情意。更多时候，“特殊党费”出现在党员的遗嘱中，作为个人上交的最后一笔党费。另外，“特殊党费”有时也会成为一些地区号召党员集体捐款的一种形式。
那么，特殊党费究竟特殊在哪儿？
作为党费，“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用途超出了中组部下发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也就是说，党费只能用在党内。而抗震救灾的“特殊党费”，主要用在了灾区的教育、民生、慰问、党建上，非党员同样是“特殊党费”的受益者。
而作为捐款，“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及其运作模式。从一开始，“特殊党费”就受到了中央的特殊“关怀”，中央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认真做好“特殊党费”的使用和监督。
另外，“特殊党费”捐款与普通捐款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特殊的捐款渠道和管理体系。一位普通公民要支援灾区，可以捐款给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也可以直接捐给灾区的学校、医院等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机构。而“特殊党费”是由党员上交到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然后经由地方党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汶川地震灾区的流通渠道到达灾区。
党费是一面镜子
朱德同志2万元的存款单，至今仍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生前他反复叮嘱这笔钱不分给子女，要交给党组织。
长征路上，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部司务长周克柳，把捡到的牦牛皮和骨头架煮了给大家吃，数量太少，他就把自己那份也拿出来让给大家。看战友们不吃，他强忍着饥饿说：“别让了，我是共产党员，都得听我的，大家吃了好行军打仗，就权当是我向组织缴纳的一份特殊党费吧！”
抗战老兵张道干，1942年入党，后来由于党员证件丢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他执着寻找党组织70年，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抗战女兵杨美田。之后他把珍藏了70年的3块银元作为当年的党费上交组织。
开国少将李中權，生前拿出积攒的20万元委托空军党委代他缴纳党费，他说：“我就像一棵小草，永远难报党的恩情。”
党费虽不以数额分高低，但通过考量党员个体对党费这件事情的尽心程度和重视态度，足可以照见党员内心的忠诚、信念、使命和担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党费又是一面镜子，一面沉甸甸的党性之镜、信仰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