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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大海权的国家无法成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强国，具备一切超级强国要素的中国发展海权成为自然。
近年来，中国维护海洋权益成为国际内外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探讨崛起中的中国与维护海洋权益的关系，主要希望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崛起中的中国？崛起中的中国有什么特点？崛起中的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过程中都面临哪些挑战？崛起中的中国应该如何认识和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
崛起中的中国
什么是崛起中的中国？顾名思义，崛起中的中国既不是崛起前的中国，也不是崛起后的中国。崛起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虚弱、受人欺辱和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影响力的中国。崛起后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先进、强大、受人尊敬和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中国。因此，崛起中的中国是在两者之间或两者兼有之的中国。
崛起中的中国有什么特点？崛起中的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多方面具有双重身份和利益，因此，它的这些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也是自相矛盾，甚至是自我冲突的。
从身份的角度讲，崛起中的中国既是计划经济国家，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既是穷国，也是富国；既是弱国，也是强国；既是普通国家，也是超级大国。
从利益的角度看，崛起中的中国既有作为计划经济国家的利益（如经济上强调独立自主），也有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如经济上重视比较利益）；既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在气候问题上强调发展权），也有作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如在气候问题上积极节能减排）；既有作为穷国的利益（如在国际援助问题上主张大幅增加援助金额），也有作为富国的利益（如在国际援助问题上强调量力而行）；既有作为弱国的利益（如在主权问题上排斥国际干涉），也有作为强国的利益（如在主权问题上需要国际干涉）；既有作为普通国家的利益（如单纯追求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也有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如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国家利益）。
崛起中的中国也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出现根本变革过程中的中国，其演变总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演变，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演变，从穷国向富国演变，从弱国向强国演变，从普通国家向超级大国演变。它的利益演变的方向也是如此。
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对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是它增加了中国判断和权衡自己国家利益的难度，如气候问题、贸易问题、国际干预问题；二是它增加了其他国家判断中国对外政策的难度，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它们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三是它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具有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非常容易出现相互猜疑、关系恶性循环的局面。
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变动性和演变趋势给中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它不仅要充分考虑过去的身份和利益，也要充分考虑到未来的身份和利益，不仅要着眼于现在，更要着眼于未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崛起身份与海洋权益的维护
所有这些对于中国认识维护海洋权益具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要求中国认真思考它的海洋权益是什么？是岛屿及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还是整个南海？还是所有的公海？还是所有的海洋？是主张最大限度地缩小公海，还是主张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海？是强力主张限制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还是积极维护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
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身份和利益的矛盾性增加了中国对海洋权益的判断难度。作为弱国，中国希望保守一点；作为强国，中国希望进取一点；作为普通国家，中国希望最大限度地捍卫领土主权，作为复兴大国，中国希望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做到我的是我的。
作为复兴大国，在领土问题上，中国还需要做一个选择，那就是做一个传统超级大国，还是做一个现代复兴大国？传统超级大国的作法是武力扩张，如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殖民主义和二战前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现代复兴大国在领土问题上的作法是和平利用，如美国实行的“门户开放主义”，那就是不通过武力占领别国的领土，但要求别国对自己开放，从中得到好处。历史上，大国崛起一定要扩张，但扩张的方式有所不同，效果也很不一样。事实证明，传统超级大国的做法是损人不利己，而现代复兴大国的做法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美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其他国家也从中受益，尽管大家对美国的许多做法很有意见。
作为介于弱国和强国、普通大国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到底应该如何思考和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其次，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处理好维护海洋权益与维护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维护海洋权益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也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在主权问题上，中国不能妥协，无法让步。但是，崛起中的中国也是一个亟须发展和改革的国家，在经历深刻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过程中，不稳定因素很多，要实现发展和改革，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因此特别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任何国家都必须在维权和维稳之间做出平衡和选择。单纯追求任何一个方面的利益都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平衡和选择不是不分轻重缓急的平衡和选择。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为了国家安全曾经选择推迟解决台湾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为了国家改革开放曾经选择在钓鱼岛和南海岛屿的问题上实行“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事实证明，这种以退求进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不做出这些困难的选择，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和强大，大家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讨论如何更好地维权。所以，中国在处理海洋权益问题的时候，要审时度势，既要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为国内的发展和改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如何更好地维护海洋权益
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在上述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海洋权益。在这个问题上要弄清楚中国是个什么国家？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问题上要什么？中国应该怎样要这些东西？
中国首先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是双重的和对立的。这种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和对立性决定了它在海洋权益问题上要的东西有些方面也是双重和对立的。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的内容和方式上需要谨慎选择，要兼顾其他利益，要维护眼前的利益，更要想着未来的利益。
目前中国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客观准确认识自己的利益，深刻认识和处理好维权和维稳之间的关系。现阶段维权很重要，维稳更重要。从根本上讲，国家内部的强大是维护包括海洋权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保障，在领土问题上，国家强大了，不是你的也是你的，反之，国家不强大，是你的也未必是你的。此外，还要深刻认识和处理好现在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关系。现在的利益是什么？是在维护合法的海洋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让尽可能多的国家接受你的作法，支持你和平发展并向你开放。未来的利益是什么？作为未来的海洋大国，中国应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海和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海航行自由的权利。
二是要明确维权的限度和目标。要坚持维权，也要考虑成本。由于领土的特殊性质，人们在主张维权时特别容易忽视维权的成本。但是，维权确实是有成本的，这里面包括直接成本，如人员、资源的投入，和间接成本，如国家关系的紧张，对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对经贸关系的影响等等。维权是国家利益，限制维权成本也是国家利益，没有限度的维权给国家造成的伤害甚至比不维权还要大。两者之间必须有个平衡。此外，要给自己未来政策的调整留有余地，如在海上监听问题上，中国现在反对美军在中国近海进行抵近侦查是对的，因为它损害了中国现在的利益，但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想长远些，那就是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早晚有一天中国也需要扮演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信息，以履行大国责任。所以，反对归反对，别做过了把自己的路堵死，要从长计议。在维权和维稳问题上，要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相结合，在一般情况下，维稳重于维权，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具体到海洋权益问题，“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还是一个好办法。过去30年，它给中国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集中精力从事发展和改革的宝贵时间。不能因为别国不接受、占了点中国的便宜就自己也认为这个办法不好。相反，中国现在和未来都需要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当然，现在中国的实力增强了，可以在推动共同开发问题上更主动一些了，也就是说，现在有了更多的能力说服有关国家与中国实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对中国和有关国家都有利。海上投资油气开发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即使是自行开发，也需要跨国公司参加来分担风险，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大家共同分担风险，共享利益，没什么不好。在没有争议的领土上都这样做，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三是在维护海洋权益问题上，要选择重点，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是兵家大忌。目前是不是可以选择优先处理钓鱼岛问题，通过给日本施压，迫使它承认钓鱼岛问题是有争议的领土，并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管控方案，最好能就钓鱼岛周围海域达成共同开发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协议。
四是在处理海洋权益问题上还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所谓有理，就是要讲理，不光要讲我们自己的理，也要讲国际公理，占据道义制高点。所谓有利，就是要考虑如何做到对所有相关国家都有利。国际上领土纠纷最终解决方案从来都是妥协的结果。武力解决成本极高，而且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日后还会不断出现。通过双方妥协解决边界问题看似对双方都不利，但考虑到它避免了战争，减少了直接和间接成本，实际上对双方国家都有利。所谓有节，就是要理智、务实。在领土问题上，做到有理、有利相对容易，做到有节要困难得多，出于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希望多一点领土是正常的，但也要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考虑有关国家人民的感受。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人们常说反“右”容易反“左”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上“左”给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总之，在维护海洋权益问题上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
近年来，中国维护海洋权益成为国际内外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探讨崛起中的中国与维护海洋权益的关系，主要希望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崛起中的中国？崛起中的中国有什么特点？崛起中的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过程中都面临哪些挑战？崛起中的中国应该如何认识和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
崛起中的中国
什么是崛起中的中国？顾名思义，崛起中的中国既不是崛起前的中国，也不是崛起后的中国。崛起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虚弱、受人欺辱和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影响力的中国。崛起后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先进、强大、受人尊敬和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中国。因此，崛起中的中国是在两者之间或两者兼有之的中国。
崛起中的中国有什么特点？崛起中的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多方面具有双重身份和利益，因此，它的这些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也是自相矛盾，甚至是自我冲突的。
从身份的角度讲，崛起中的中国既是计划经济国家，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既是穷国，也是富国；既是弱国，也是强国；既是普通国家，也是超级大国。
从利益的角度看，崛起中的中国既有作为计划经济国家的利益（如经济上强调独立自主），也有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如经济上重视比较利益）；既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在气候问题上强调发展权），也有作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如在气候问题上积极节能减排）；既有作为穷国的利益（如在国际援助问题上主张大幅增加援助金额），也有作为富国的利益（如在国际援助问题上强调量力而行）；既有作为弱国的利益（如在主权问题上排斥国际干涉），也有作为强国的利益（如在主权问题上需要国际干涉）；既有作为普通国家的利益（如单纯追求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也有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如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国家利益）。
崛起中的中国也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出现根本变革过程中的中国，其演变总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演变，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演变，从穷国向富国演变，从弱国向强国演变，从普通国家向超级大国演变。它的利益演变的方向也是如此。
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对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是它增加了中国判断和权衡自己国家利益的难度，如气候问题、贸易问题、国际干预问题；二是它增加了其他国家判断中国对外政策的难度，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它们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三是它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具有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非常容易出现相互猜疑、关系恶性循环的局面。
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变动性和演变趋势给中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它不仅要充分考虑过去的身份和利益，也要充分考虑到未来的身份和利益，不仅要着眼于现在，更要着眼于未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崛起身份与海洋权益的维护
所有这些对于中国认识维护海洋权益具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要求中国认真思考它的海洋权益是什么？是岛屿及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还是整个南海？还是所有的公海？还是所有的海洋？是主张最大限度地缩小公海，还是主张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海？是强力主张限制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还是积极维护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
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身份和利益的矛盾性增加了中国对海洋权益的判断难度。作为弱国，中国希望保守一点；作为强国，中国希望进取一点；作为普通国家，中国希望最大限度地捍卫领土主权，作为复兴大国，中国希望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做到我的是我的。
作为复兴大国，在领土问题上，中国还需要做一个选择，那就是做一个传统超级大国，还是做一个现代复兴大国？传统超级大国的作法是武力扩张，如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殖民主义和二战前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现代复兴大国在领土问题上的作法是和平利用，如美国实行的“门户开放主义”，那就是不通过武力占领别国的领土，但要求别国对自己开放，从中得到好处。历史上，大国崛起一定要扩张，但扩张的方式有所不同，效果也很不一样。事实证明，传统超级大国的做法是损人不利己，而现代复兴大国的做法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美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其他国家也从中受益，尽管大家对美国的许多做法很有意见。
作为介于弱国和强国、普通大国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到底应该如何思考和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其次，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处理好维护海洋权益与维护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维护海洋权益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也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在主权问题上，中国不能妥协，无法让步。但是，崛起中的中国也是一个亟须发展和改革的国家，在经历深刻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过程中，不稳定因素很多，要实现发展和改革，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因此特别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任何国家都必须在维权和维稳之间做出平衡和选择。单纯追求任何一个方面的利益都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平衡和选择不是不分轻重缓急的平衡和选择。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为了国家安全曾经选择推迟解决台湾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为了国家改革开放曾经选择在钓鱼岛和南海岛屿的问题上实行“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事实证明，这种以退求进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不做出这些困难的选择，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和强大，大家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讨论如何更好地维权。所以，中国在处理海洋权益问题的时候，要审时度势，既要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为国内的发展和改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如何更好地维护海洋权益
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在上述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海洋权益。在这个问题上要弄清楚中国是个什么国家？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问题上要什么？中国应该怎样要这些东西？
中国首先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是双重的和对立的。这种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和对立性决定了它在海洋权益问题上要的东西有些方面也是双重和对立的。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的内容和方式上需要谨慎选择，要兼顾其他利益，要维护眼前的利益，更要想着未来的利益。
目前中国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客观准确认识自己的利益，深刻认识和处理好维权和维稳之间的关系。现阶段维权很重要，维稳更重要。从根本上讲，国家内部的强大是维护包括海洋权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保障，在领土问题上，国家强大了，不是你的也是你的，反之，国家不强大，是你的也未必是你的。此外，还要深刻认识和处理好现在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关系。现在的利益是什么？是在维护合法的海洋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让尽可能多的国家接受你的作法，支持你和平发展并向你开放。未来的利益是什么？作为未来的海洋大国，中国应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海和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海航行自由的权利。
二是要明确维权的限度和目标。要坚持维权，也要考虑成本。由于领土的特殊性质，人们在主张维权时特别容易忽视维权的成本。但是，维权确实是有成本的，这里面包括直接成本，如人员、资源的投入，和间接成本，如国家关系的紧张，对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对经贸关系的影响等等。维权是国家利益，限制维权成本也是国家利益，没有限度的维权给国家造成的伤害甚至比不维权还要大。两者之间必须有个平衡。此外，要给自己未来政策的调整留有余地，如在海上监听问题上，中国现在反对美军在中国近海进行抵近侦查是对的，因为它损害了中国现在的利益，但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想长远些，那就是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早晚有一天中国也需要扮演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信息，以履行大国责任。所以，反对归反对，别做过了把自己的路堵死，要从长计议。在维权和维稳问题上，要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相结合，在一般情况下，维稳重于维权，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具体到海洋权益问题，“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还是一个好办法。过去30年，它给中国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集中精力从事发展和改革的宝贵时间。不能因为别国不接受、占了点中国的便宜就自己也认为这个办法不好。相反，中国现在和未来都需要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当然，现在中国的实力增强了，可以在推动共同开发问题上更主动一些了，也就是说，现在有了更多的能力说服有关国家与中国实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对中国和有关国家都有利。海上投资油气开发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即使是自行开发，也需要跨国公司参加来分担风险，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大家共同分担风险，共享利益，没什么不好。在没有争议的领土上都这样做，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三是在维护海洋权益问题上，要选择重点，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是兵家大忌。目前是不是可以选择优先处理钓鱼岛问题，通过给日本施压，迫使它承认钓鱼岛问题是有争议的领土，并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管控方案，最好能就钓鱼岛周围海域达成共同开发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协议。
四是在处理海洋权益问题上还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所谓有理，就是要讲理，不光要讲我们自己的理，也要讲国际公理，占据道义制高点。所谓有利，就是要考虑如何做到对所有相关国家都有利。国际上领土纠纷最终解决方案从来都是妥协的结果。武力解决成本极高，而且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日后还会不断出现。通过双方妥协解决边界问题看似对双方都不利，但考虑到它避免了战争，减少了直接和间接成本，实际上对双方国家都有利。所谓有节，就是要理智、务实。在领土问题上，做到有理、有利相对容易，做到有节要困难得多，出于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希望多一点领土是正常的，但也要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考虑有关国家人民的感受。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人们常说反“右”容易反“左”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上“左”给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总之，在维护海洋权益问题上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