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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吴芳吉撰，油印本，1925
文学不可脱离乎政教，不可独别于经史，如此，则成大错，若又照搬西方所谓科学之划分方法，使文学支离破碎，则不是对文学的解救、创新，而是一场犹如秦火的毁灭。
他以学之正俗比政之王霸，“王道永行而无弊，霸图偶用而有功。正学坦荡而迟效，俗学险仄而利踪”，故而他认为，文学史之编写也不免于俗耳。由此看来，吴芳吉此本文学史稿之所以与俗不同，正是因为其正学俗学之观点。
据吴芳吉日记记载，他自己于1925年7月31日至1927年2月初，任教西安国立西北大学，撰有《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一种。讲稿原件为油印线装本，用小楷写成，字迹清秀，当出自西北大学写工之手，竖排繁体，有简单句读，侧边时有小注，对于吴芳吉的一些主要观点用圆圈内加点的符号表示着重强调。抄本共98页，两万一千余字，分为上下两讲。由哈尔滨藏书家韩倩女士收藏，迄无学者研究披露。
吴芳吉，字碧柳，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今重庆江津人。生于1896年，卒于1932年，年仅36岁。吴芳吉为人孝义任侠，而生平坎坷曲折，饱尝人世辛酸，看遍人间疾苦，深知民族、百姓之忧患，常将感触发于诗歌，尤善古典，又学新诗，曾以诗名著称于世。
吴芳吉虽英年早逝，然著作颇丰，其中《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是其1925年7月底至1927年2月初任教西安国立西北大学时的授课讲义。1925年，吴芳吉同时收到北京清华大学、奉天东北大学、西安西北大学的聘请，吴芳吉选择了西北大学任教。于是年7月入西安执教，为国学专修科及大学文预科讲授《本国文学史》与《诗文选读》两门课程。仅逾半年，吴佩孚支持下的镇嵩军进攻陕西，西安遭围，历时达8月之久，是时情况危急，学校被迫停课，吴芳吉之课程亦戛然而止。西安围城解后，兵荒马乱，西北大学经费更为窘迫，唯有停办学校了事。先生不得已，只好另谋他就。而他为《本国文学史》一课编写的讲义只粗具大纲，因时势不容，无暇增补完善，不得不搁笔中断，甚为遗憾。
一、文学之外更无学
《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第一讲为总论，阐释何为文学，述古、今人文学之情状，论学制之优弊，辨正学、俗学之区别。此一讲似论文学而实论国学，通篇凌驾于文学史之上对其进行宏观把握，上下几千年，于学人之优劣，皆信手拈来，任情挥洒，纵横捭阖，然从不谈相如司马之文章，亦不论李杜苏辛之诗词，只将文学融于一切学问之间，阐经论道，又指出今日学制之弊端，提出解决之方案等等，洋洋洒洒，将文学的里里外外剖析得淋漓尽致。此等文学史写法，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讲开篇且述入西安任教并写作此文学史讲稿之写作背景，文风谦逊有余，然末一句日：“呜呼哀哉!古无所谓文学史也。文学史之为技，自今之浅人始耳。”话锋突转，严厉而悲痛。而由此切入正题，如迎面击掌，让人猛然警觉。紧接着论文学之发生，言“文学所包者大，其道非一”，又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阐明文与道之关系，表明文章出于自然，谓世间万物，为文学者多矣。更言“文学之外，更无所谓学矣”，以文学与经、史、子、集之关系论之：
“经也者，文学之准绳也，所以折衷文学者矣。史也者，文学之事迹，所以证明文学者矣。子也者，文学之思想也，所以繁衍文学者也。集也者，文学之感情也，所以润色文学者矣。”
极言文学之大，似是抬高文学之地位。其实此说与章学诚之“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说法相似，是将文学、史学、哲学等西方所分之学科按东方之传统融于一体。中国的学问自古以来即圆融合一，彼此关联，无有文、史、哲细划之科目，只有四部逐一生发之类别。20世纪早期，学界众人津津乐道于西方划分细目之“科学”，皆奋力作新文学史，而吴芳吉独发此说，可谓挺立于流俗。此是以论四部与文学之关系来阐发文学之大，其后又论四部学人于文学之定位来深入阐说：
“孔、孟，文学之宗师也。老、庄，文学之大匠也。苏、张，文学之辩者也。申、韩，文学之饬者也。管宁、王裒，文学之笃者也。曹植、陶潜，文学之和者也。韩愈、欧阳修，文学之卓者也。……曾国藩、罗泽南，收拾文学者也。乃至克强、松坡及中山之伦，革命复仇，明耻教战，所以救人心，定国是，立民族之精神，辨千秋之邪正者，莫非源本文学之教然矣。”
吴芳吉以排比之法，将中国历史上由先秦孔、孟至当世革命者按类别顺次与文学联系起来，可谓从文学角度对史上文人的一次大的梳理。既正文学之名，则不满于世人之妄论文学者，遂讥评之，警醒之：
“乃今之嚣然言文学者，舍正途而趋狭路，轻源始而重末流，以文学脱离乎政教，别异乎经史，则已误矣。更以西洋文学所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云者，谓之文学，复何所见小哉!而名流博士之讲论文学史者，亦皆拘于古今。……学步必同欧风，为灾无异秦火。……此真中国未有之危机，当前无比之大患也已矣!故居今日而言文学者，在救学之弊。学之弊不除，则所学也终无是处。”
此段可视为吴芳吉论文学之根本思想。吴芳吉认为，文学不可脱离乎政教，不可独别于经史，如此，则成大错，若又照搬西方所谓科学之划分方法，使文学支离破碎，则不是对文学的解救、创新，而是一场犹如秦火的毁灭。此段文字下笔悲愤激切，充满了吴芳吉对眼见中国传统学问遭劫的剜心之痛。中国文学历经新文化运动，优良传统几尽失，中国学者受西学之浸染，大有仿西法以论文学者，而中国青年受各种理论的鼓吹，多已盲然自失。吴芳吉此论重申中国文学之根本，不啻于对取巧为文者与盲目崇洋者的一计当头棒喝。
二、救学救国与敦儒行
随后，吴芳吉引时人章炳麟1924年的《救学弊论》深入阐发。章氏之文，从为学之步骤，为学之大道，教育之学制等方面批评当时学界、教育界的根本弊害，并提出学制中文科的五大弊病：“一日尚文而忽事实”，“二日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日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日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日重文学而轻政事”。所论鞭辟入里，尤为深刻，是当时学界亟需之声音。吴芳吉于文学史讲稿中全文引入此文，可见其救文之心如章氏一般，目睹国内学界种种问题，饱含忧思，故而希望在自己任教之时，可力所能及地作些改变。虽说吴芳吉只是引用他人之文，表达的却是自己一片欲救学于青年的殷切之心。 由章氏之“救学之弊”，吴芳吉引出“区学之端”诸论，他认为辨别学之正俗，是分辨学问好坏之重要因素。
“俗学好限范围，好执定义；正学贵在受用，贵能自得。盖知范围以欲张转弛，定义以求明而晦，古今论文者千百家，岂非皆可不可耶!……俗学以学问果有其物，求之可以治用，得之可以居奇；正学则以学本无物处，由假定。即此正俗之分，亦属浮名之象。盖知行而不著者，达人之妙观，言而不苟者，教人之正义已矣。”
吴芳吉从十个方面论俗学与正学之不同，俗学与正学不同之处诸多。又俗学浅易，正学艰深，而世间流俗之人往往多于平正之人，故而累世以来，俗学不曾绝，此是学界之遗憾，然则又恰恰显出正学之可贵。先生此段文字，句式整齐，文采流丽，而大道贯于其中，可谓文质彬彬，亦可谓是先生“根底既深，华实茂故”之佳例。他又以学之正俗比政之王霸，“王道永行而无弊，霸图偶用而有功。正学坦荡而迟效，俗学险仄而利踪”，故而他认为，文学史之编写也不免于俗耳。由此看来，吴芳吉此本文学史稿之所以与俗不同，正是因为其正学俗学之观点。
第一讲之末，吴芳吉引《礼记·儒行章》之言，期与学生共勉。《儒行章》出于《礼记》第四十一章，全篇以孔子与鲁哀公之对话来反映儒者的整体形象。篇章从孔子答鲁哀公“不知儒服”开始，分别阐述作为儒者所需具备的十五种基本的道德要素：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郑玄《三礼目录》有言：“名曰《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生之道，能濡其身。”此言是对《儒行章》功用的精辟总结。吴芳吉引此以勉学生，亦是为安服其身，使之行仁德之事。与吴芳吉同时代的熊十力于《读经示要》中曰：“吾国民元以来，党人如敦儒行，则不至以私欲比党而祸国……民国以来，党祸至烈，使儒行修明，当不至此。”所论即是民国之党人不行儒行，以致祸国殃民，言语之中悲痛不掩。熊氏之《示要》作于抗日战争期间，他当时大概不知数年之前，已有作客西北的吴芳吉早已看到《儒行章》的重要性，并将其录于讲义之中，濡染青年。
三、文学蕃变之旷观
与第一讲总论相对，《文学史讲稿》第二讲分各要领论之。首段先述纲要：
“文学蕃变，首在旷观。欲振大纲，须正概念。曰中外之比较，曰地理之沿革，曰人才之升降，曰典籍之存亡，曰历史之要领，曰文学之简目，曰体制之孽乳，曰艺术之骈兴，曰特征之性质，曰初学之正途。”
由此段来看，吴芳吉本计划从中外比较、地理沿革、人才升降等十个方面来展开文学史的编写。然而突如其来的西安围城之厄迫其中断，故而第二讲只撰中外之比较、地理之沿革、典籍之存亡、文学之简目此四节的内容。
首先论中外文学之比较，认为中国文学之久远绵延，世界无与匹敌者。从公元之前各国文学之发生与发展来看，其他诸国文学“或先于我而寡成，或后于我而无继”。埃及与巴比伦即属于前者，文学发生虽早于中国，却亦早已消亡于世；印度、腓尼希亚、希腊、亚述、拉丁等国文学发生稍晚于中国，然亦是后无所继。后又与公元后之西洋文学相比，西洋文学产生之早者，为法兰西、波兰，时当中国文学大盛之唐朝，其次俄罗斯、英吉利文学之产生，对应于中国之宋代，后来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之文学更是产生于中国之元明时期。皆不可与中国文学相提并论也。吴芳吉此论立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广大民众对中国文化产生怀疑之时，对提高民族自信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将中国文化之渊源与外国文化相比，扬我所长，增长中华民族之神气，亦是当时有责任感的学者常为之事。此一节中，吴芳吉提及中西圣哲多生于前五六世纪之妙处，并引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对于圣哲几乎同时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德国的雅斯贝尔斯后来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即轴心时代。
第二节讲述地理沿革，因为“以占风俗之所由，而文学之所丽也”。则引宋人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舆地考》中论古冀州、古充州、古青州、古徐州、古扬州、古荆州、古豫州、古梁州、古雍州此九州。九州之民受地域影响，民风各不相同，受民风影响，文风亦各有特色，故而中华文学五彩斑斓，因而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不可忽视。吴芳吉将地理沿革纳入文学史中，看似毫无道理，其实是对各地文学形成原因的深入探索。
第三节人才之升降缺，第四节为典籍之存亡。此节吴芳吉没有太多论述，直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中述中华典籍之编纂、散佚及收藏等主要与古典文献历史相关之章节，基本呈现中华典籍自先秦至宋之存亡状况。
第五节历史要领与第六节文学简目均以年表列之，但第六节文学简目缺，仅撰有关历史的《本国历史大事年表》。年表前有说明，日：
“一民族之文学，发生于一民族之历史。故不深悉历史而轻言文学，则文学之背景全失。此表所列，皆历史上之常识而有关于文学者。条目不多，必要熟记，然后研究文学乃有附丽之处。至以公历纪元者，便于将来参证西史之用也。”
述历史之于文学之重要性，其实仍是对中国学术文史不分家传统的强调。《本国历史大事年表》分西历纪元以前与西历纪元以后两个部分，所计之事比较简略，几千年历史，所计不过39条，其中西历纪元前18条，西历纪元后21条。虽然是编写历史大事年表，吴芳吉与一般历史学家所选取的角度稍有不同。主要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编写大事纪，大的政治事件往往能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变化，而社会变化则必定反映于文学作品之中，如前1122年，记武王伐纣之事，是后世重要的文学素材。同样，大的文化事件亦能对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如记前551年孔子生，前479年孔子卒，即为对后世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事件。1918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南北分裂是为大事年表最后一条，至此条，亦是文学史讲稿之结尾。
总而论之，吴芳吉此本文学史讲稿字数不多，仅两万一千余言，且大量地援引其他资料，因而属于吴芳吉自己的文字并不太多，仅五千余言。然而这五千言可谓字字珠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吴芳吉写作文学史，运用骈散结合之笔法，且好用排比，又情感丰富，时而为中华文化的灿烂瑰丽而豪情万丈，时而又为当世之人糟蹋传统文化而痛心疾首，然而无论心怀何种情绪皆充满着满腔的热情，可见其气血，亦可见其才华。然而，此本文学史最大的特色还不在于其才华与激情，而在于其不拘一格的形式。吴芳吉编写文学史，不着眼于具体的文学史实，而注重文学与传统文化当中其他学科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阐述来表现中国文学，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融和的一种传承，亦是对写作文学史的一种创新，可开后人无限法门。
《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因战乱未得完善，更遗憾的是又因战乱遗落各方，使得此本珍贵文献不得见于世人。今有吴芳吉同乡傅宏星先生，费尽周折，从哈尔滨藏书家韩倩女士处获得此讲稿复印本，并将其予以整理，编入即将出版的《吴芳吉全集》中，使吴芳吉的珍贵文献得以面世，实是令人欢欣鼓舞。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袁剑)
文学不可脱离乎政教，不可独别于经史，如此，则成大错，若又照搬西方所谓科学之划分方法，使文学支离破碎，则不是对文学的解救、创新，而是一场犹如秦火的毁灭。
他以学之正俗比政之王霸，“王道永行而无弊，霸图偶用而有功。正学坦荡而迟效，俗学险仄而利踪”，故而他认为，文学史之编写也不免于俗耳。由此看来，吴芳吉此本文学史稿之所以与俗不同，正是因为其正学俗学之观点。
据吴芳吉日记记载，他自己于1925年7月31日至1927年2月初，任教西安国立西北大学，撰有《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一种。讲稿原件为油印线装本，用小楷写成，字迹清秀，当出自西北大学写工之手，竖排繁体，有简单句读，侧边时有小注，对于吴芳吉的一些主要观点用圆圈内加点的符号表示着重强调。抄本共98页，两万一千余字，分为上下两讲。由哈尔滨藏书家韩倩女士收藏，迄无学者研究披露。
吴芳吉，字碧柳，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今重庆江津人。生于1896年，卒于1932年，年仅36岁。吴芳吉为人孝义任侠，而生平坎坷曲折，饱尝人世辛酸，看遍人间疾苦，深知民族、百姓之忧患，常将感触发于诗歌，尤善古典，又学新诗，曾以诗名著称于世。
吴芳吉虽英年早逝，然著作颇丰，其中《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是其1925年7月底至1927年2月初任教西安国立西北大学时的授课讲义。1925年，吴芳吉同时收到北京清华大学、奉天东北大学、西安西北大学的聘请，吴芳吉选择了西北大学任教。于是年7月入西安执教，为国学专修科及大学文预科讲授《本国文学史》与《诗文选读》两门课程。仅逾半年，吴佩孚支持下的镇嵩军进攻陕西，西安遭围，历时达8月之久，是时情况危急，学校被迫停课，吴芳吉之课程亦戛然而止。西安围城解后，兵荒马乱，西北大学经费更为窘迫，唯有停办学校了事。先生不得已，只好另谋他就。而他为《本国文学史》一课编写的讲义只粗具大纲，因时势不容，无暇增补完善，不得不搁笔中断，甚为遗憾。
一、文学之外更无学
《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第一讲为总论，阐释何为文学，述古、今人文学之情状，论学制之优弊，辨正学、俗学之区别。此一讲似论文学而实论国学，通篇凌驾于文学史之上对其进行宏观把握，上下几千年，于学人之优劣，皆信手拈来，任情挥洒，纵横捭阖，然从不谈相如司马之文章，亦不论李杜苏辛之诗词，只将文学融于一切学问之间，阐经论道，又指出今日学制之弊端，提出解决之方案等等，洋洋洒洒，将文学的里里外外剖析得淋漓尽致。此等文学史写法，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讲开篇且述入西安任教并写作此文学史讲稿之写作背景，文风谦逊有余，然末一句日：“呜呼哀哉!古无所谓文学史也。文学史之为技，自今之浅人始耳。”话锋突转，严厉而悲痛。而由此切入正题，如迎面击掌，让人猛然警觉。紧接着论文学之发生，言“文学所包者大，其道非一”，又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阐明文与道之关系，表明文章出于自然，谓世间万物，为文学者多矣。更言“文学之外，更无所谓学矣”，以文学与经、史、子、集之关系论之：
“经也者，文学之准绳也，所以折衷文学者矣。史也者，文学之事迹，所以证明文学者矣。子也者，文学之思想也，所以繁衍文学者也。集也者，文学之感情也，所以润色文学者矣。”
极言文学之大，似是抬高文学之地位。其实此说与章学诚之“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说法相似，是将文学、史学、哲学等西方所分之学科按东方之传统融于一体。中国的学问自古以来即圆融合一，彼此关联，无有文、史、哲细划之科目，只有四部逐一生发之类别。20世纪早期，学界众人津津乐道于西方划分细目之“科学”，皆奋力作新文学史，而吴芳吉独发此说，可谓挺立于流俗。此是以论四部与文学之关系来阐发文学之大，其后又论四部学人于文学之定位来深入阐说：
“孔、孟，文学之宗师也。老、庄，文学之大匠也。苏、张，文学之辩者也。申、韩，文学之饬者也。管宁、王裒，文学之笃者也。曹植、陶潜，文学之和者也。韩愈、欧阳修，文学之卓者也。……曾国藩、罗泽南，收拾文学者也。乃至克强、松坡及中山之伦，革命复仇，明耻教战，所以救人心，定国是，立民族之精神，辨千秋之邪正者，莫非源本文学之教然矣。”
吴芳吉以排比之法，将中国历史上由先秦孔、孟至当世革命者按类别顺次与文学联系起来，可谓从文学角度对史上文人的一次大的梳理。既正文学之名，则不满于世人之妄论文学者，遂讥评之，警醒之：
“乃今之嚣然言文学者，舍正途而趋狭路，轻源始而重末流，以文学脱离乎政教，别异乎经史，则已误矣。更以西洋文学所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云者，谓之文学，复何所见小哉!而名流博士之讲论文学史者，亦皆拘于古今。……学步必同欧风，为灾无异秦火。……此真中国未有之危机，当前无比之大患也已矣!故居今日而言文学者，在救学之弊。学之弊不除，则所学也终无是处。”
此段可视为吴芳吉论文学之根本思想。吴芳吉认为，文学不可脱离乎政教，不可独别于经史，如此，则成大错，若又照搬西方所谓科学之划分方法，使文学支离破碎，则不是对文学的解救、创新，而是一场犹如秦火的毁灭。此段文字下笔悲愤激切，充满了吴芳吉对眼见中国传统学问遭劫的剜心之痛。中国文学历经新文化运动，优良传统几尽失，中国学者受西学之浸染，大有仿西法以论文学者，而中国青年受各种理论的鼓吹，多已盲然自失。吴芳吉此论重申中国文学之根本，不啻于对取巧为文者与盲目崇洋者的一计当头棒喝。
二、救学救国与敦儒行
随后，吴芳吉引时人章炳麟1924年的《救学弊论》深入阐发。章氏之文，从为学之步骤，为学之大道，教育之学制等方面批评当时学界、教育界的根本弊害，并提出学制中文科的五大弊病：“一日尚文而忽事实”，“二日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日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日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日重文学而轻政事”。所论鞭辟入里，尤为深刻，是当时学界亟需之声音。吴芳吉于文学史讲稿中全文引入此文，可见其救文之心如章氏一般，目睹国内学界种种问题，饱含忧思，故而希望在自己任教之时，可力所能及地作些改变。虽说吴芳吉只是引用他人之文，表达的却是自己一片欲救学于青年的殷切之心。 由章氏之“救学之弊”，吴芳吉引出“区学之端”诸论，他认为辨别学之正俗，是分辨学问好坏之重要因素。
“俗学好限范围，好执定义；正学贵在受用，贵能自得。盖知范围以欲张转弛，定义以求明而晦，古今论文者千百家，岂非皆可不可耶!……俗学以学问果有其物，求之可以治用，得之可以居奇；正学则以学本无物处，由假定。即此正俗之分，亦属浮名之象。盖知行而不著者，达人之妙观，言而不苟者，教人之正义已矣。”
吴芳吉从十个方面论俗学与正学之不同，俗学与正学不同之处诸多。又俗学浅易，正学艰深，而世间流俗之人往往多于平正之人，故而累世以来，俗学不曾绝，此是学界之遗憾，然则又恰恰显出正学之可贵。先生此段文字，句式整齐，文采流丽，而大道贯于其中，可谓文质彬彬，亦可谓是先生“根底既深，华实茂故”之佳例。他又以学之正俗比政之王霸，“王道永行而无弊，霸图偶用而有功。正学坦荡而迟效，俗学险仄而利踪”，故而他认为，文学史之编写也不免于俗耳。由此看来，吴芳吉此本文学史稿之所以与俗不同，正是因为其正学俗学之观点。
第一讲之末，吴芳吉引《礼记·儒行章》之言，期与学生共勉。《儒行章》出于《礼记》第四十一章，全篇以孔子与鲁哀公之对话来反映儒者的整体形象。篇章从孔子答鲁哀公“不知儒服”开始，分别阐述作为儒者所需具备的十五种基本的道德要素：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郑玄《三礼目录》有言：“名曰《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生之道，能濡其身。”此言是对《儒行章》功用的精辟总结。吴芳吉引此以勉学生，亦是为安服其身，使之行仁德之事。与吴芳吉同时代的熊十力于《读经示要》中曰：“吾国民元以来，党人如敦儒行，则不至以私欲比党而祸国……民国以来，党祸至烈，使儒行修明，当不至此。”所论即是民国之党人不行儒行，以致祸国殃民，言语之中悲痛不掩。熊氏之《示要》作于抗日战争期间，他当时大概不知数年之前，已有作客西北的吴芳吉早已看到《儒行章》的重要性，并将其录于讲义之中，濡染青年。
三、文学蕃变之旷观
与第一讲总论相对，《文学史讲稿》第二讲分各要领论之。首段先述纲要：
“文学蕃变，首在旷观。欲振大纲，须正概念。曰中外之比较，曰地理之沿革，曰人才之升降，曰典籍之存亡，曰历史之要领，曰文学之简目，曰体制之孽乳，曰艺术之骈兴，曰特征之性质，曰初学之正途。”
由此段来看，吴芳吉本计划从中外比较、地理沿革、人才升降等十个方面来展开文学史的编写。然而突如其来的西安围城之厄迫其中断，故而第二讲只撰中外之比较、地理之沿革、典籍之存亡、文学之简目此四节的内容。
首先论中外文学之比较，认为中国文学之久远绵延，世界无与匹敌者。从公元之前各国文学之发生与发展来看，其他诸国文学“或先于我而寡成，或后于我而无继”。埃及与巴比伦即属于前者，文学发生虽早于中国，却亦早已消亡于世；印度、腓尼希亚、希腊、亚述、拉丁等国文学发生稍晚于中国，然亦是后无所继。后又与公元后之西洋文学相比，西洋文学产生之早者，为法兰西、波兰，时当中国文学大盛之唐朝，其次俄罗斯、英吉利文学之产生，对应于中国之宋代，后来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之文学更是产生于中国之元明时期。皆不可与中国文学相提并论也。吴芳吉此论立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广大民众对中国文化产生怀疑之时，对提高民族自信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将中国文化之渊源与外国文化相比，扬我所长，增长中华民族之神气，亦是当时有责任感的学者常为之事。此一节中，吴芳吉提及中西圣哲多生于前五六世纪之妙处，并引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对于圣哲几乎同时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德国的雅斯贝尔斯后来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即轴心时代。
第二节讲述地理沿革，因为“以占风俗之所由，而文学之所丽也”。则引宋人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舆地考》中论古冀州、古充州、古青州、古徐州、古扬州、古荆州、古豫州、古梁州、古雍州此九州。九州之民受地域影响，民风各不相同，受民风影响，文风亦各有特色，故而中华文学五彩斑斓，因而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不可忽视。吴芳吉将地理沿革纳入文学史中，看似毫无道理，其实是对各地文学形成原因的深入探索。
第三节人才之升降缺，第四节为典籍之存亡。此节吴芳吉没有太多论述，直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中述中华典籍之编纂、散佚及收藏等主要与古典文献历史相关之章节，基本呈现中华典籍自先秦至宋之存亡状况。
第五节历史要领与第六节文学简目均以年表列之，但第六节文学简目缺，仅撰有关历史的《本国历史大事年表》。年表前有说明，日：
“一民族之文学，发生于一民族之历史。故不深悉历史而轻言文学，则文学之背景全失。此表所列，皆历史上之常识而有关于文学者。条目不多，必要熟记，然后研究文学乃有附丽之处。至以公历纪元者，便于将来参证西史之用也。”
述历史之于文学之重要性，其实仍是对中国学术文史不分家传统的强调。《本国历史大事年表》分西历纪元以前与西历纪元以后两个部分，所计之事比较简略，几千年历史，所计不过39条，其中西历纪元前18条，西历纪元后21条。虽然是编写历史大事年表，吴芳吉与一般历史学家所选取的角度稍有不同。主要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编写大事纪，大的政治事件往往能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变化，而社会变化则必定反映于文学作品之中，如前1122年，记武王伐纣之事，是后世重要的文学素材。同样，大的文化事件亦能对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如记前551年孔子生，前479年孔子卒，即为对后世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事件。1918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南北分裂是为大事年表最后一条，至此条，亦是文学史讲稿之结尾。
总而论之，吴芳吉此本文学史讲稿字数不多，仅两万一千余言，且大量地援引其他资料，因而属于吴芳吉自己的文字并不太多，仅五千余言。然而这五千言可谓字字珠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吴芳吉写作文学史，运用骈散结合之笔法，且好用排比，又情感丰富，时而为中华文化的灿烂瑰丽而豪情万丈，时而又为当世之人糟蹋传统文化而痛心疾首，然而无论心怀何种情绪皆充满着满腔的热情，可见其气血，亦可见其才华。然而，此本文学史最大的特色还不在于其才华与激情，而在于其不拘一格的形式。吴芳吉编写文学史，不着眼于具体的文学史实，而注重文学与传统文化当中其他学科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阐述来表现中国文学，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融和的一种传承，亦是对写作文学史的一种创新，可开后人无限法门。
《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因战乱未得完善，更遗憾的是又因战乱遗落各方，使得此本珍贵文献不得见于世人。今有吴芳吉同乡傅宏星先生，费尽周折，从哈尔滨藏书家韩倩女士处获得此讲稿复印本，并将其予以整理，编入即将出版的《吴芳吉全集》中，使吴芳吉的珍贵文献得以面世，实是令人欢欣鼓舞。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