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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學是时代的产物，以社会背景、时代文化为切入点，从文学的总体格局、文学叙事和文学精神三个角度，对比分析出80年代文学在总体上表现出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一元化叙事”、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现代化”中国理想追求下的忧患意识特征，90年代文学在总体上呈现出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多元化叙事”、多样化立场下的“个人化叙事”、个人现世生活追求的世俗化倾向特征。
【关键词】：文学特征；总体格局；文学叙事；文学精神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文学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构性。80年代与90年代社会环境背景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文学特征上的不同表征。
一、80年代的文学环境与文学特征
1、总体格局：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一元化”特征
1976年，十年“文革”宣告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国家领导人对“文革”做出了否定，承认了它的错误性，并提出了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开展了一场意义深刻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新变化的出现与历史的惯性相互纠缠，形成了80年代在整体思维模式上的二元对立特征：如经济上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对立，政治上的改革/僵化的对立，思想上的解放/保守的对立，对外政策上的开放/封闭的对立，学术上的创新/传统的对立等等。而这一切又使得80年代的文学也蒙上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色彩：在内容上体现为文学是应追求人性的深度还是坚持阶级分析的对立，是应干预生活还是回避社会矛盾的对立；在艺术形式上体现为文学是应提倡艺术的多样化还是维护“文以载道”的单一教化形式的对立；在艺术观念上体现为文学是应回归自身还是应为政治服务的对立；在文学史经验上体现为是应延续“五四”新文学传统还是坚持战争文化规范的对立。[1]但这一系列对立都统一于“改革开放”的总命题之下，统一于一元化的社会理想之中，即统一于对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的热切追求与想象之中。因此，80年代文学仍拘囿于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规约”之中，具有明显的“一元化”特征。
2、文学叙事：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
80年代文学的基本命题——“文学是人学”的确立是以对“文革”的批判否定为基础的。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在反思、书写“文革”对人性的戕害中凸显了人的自我意识，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从而将“大写的人”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形成了一股以表现启蒙理性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潮。另外，“文革”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分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则积淀为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与80年代的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相碰撞，产生了带有反“文革”封建神权性质的中国特有的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说是中国特有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因为它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文革”后语境中，不具有西方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核心概念——启蒙理性与人道主义的性质，反而是在反“文革”的封建传统中实现了与人道主义思潮的殊途同归，正如许子东所说：“中国的现代派‘先锋’，实际上每每以20世纪的艺术武器（荒诞、孤独、黑色幽默……）来追求19世纪的文化目的（自由与个人解放）。”[2]由上观之，80年代的文学其实是当时开展的“思想解放”政治运动语境下的产物，虽然其文学主题和表现形式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化，但是大都以“人”的话语为核心，是“启蒙叙事”在不同层面的展开。进一步理解，不难发现80年代的文学事实上一直处于“现代化”的框架之中，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寻根文学中有很多作品都是通过反映农村的落后、愚昧，揭示“文革”带来的创伤来说明“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改革文学则是直接描绘和展示了“现代化”的美好图景，甚至从“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论争到先锋文学的发展壮大，也都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对“现代化”中国的美好想象就是80年代文学的中心，而这一切无疑使80年代的文学都烙上了深深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印迹。
与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一元化特征相适应的是以复数人称表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即作者从阶级、民族、集团的立场出发，表达带有他们意志、观点、观念的一套话语。而80年代的特殊文学环境，又决定了80年代文学“宏大叙事”与“精英叙事”的遇合，表现出在文学叙事上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特征。
3、文学精神：“现代化”中国理想追求下的忧患意识
十年“文革”不仅扭曲了人性，更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当“文革”结束，噩梦初醒，民众们内心普遍感受到的是曾经的荒诞，是理想的幻灭，是一代人青春的流逝，他们内心郁闷痛苦，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就需要作家们用自己的笔去描绘当年的荒唐、当年的悲剧，以此重新建立起“人”的尊严和“人”的自信。同时，国家领导人勾画的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使人们在黯淡绝望的理想废墟之上看到了希望，明确了方向，并在形成了广泛存在于80年代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中国的热切渴望的“新时期”意识。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使得曾这种“新时期”意识也感染了具有经世济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激起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虽然他们曾经在“文革”期间被“打倒在地”，但时代的召唤与民族的需要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让他们一出场就以“社会良心”的姿态自居，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来启蒙民众。精英们自觉的社会承担意识与民众的心理意识一拍即合，从而造成了80年代文学轰动效应的繁荣景象。而精英们的人道主义启蒙、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理性反思以及蕴含其中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与民族国家情结又正是中国现代性诉求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对建立“现代化”中国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证明，这就造成了“精英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同构关系，在此意义上，80年代的文学叙事实质上就是一种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是一种深深打上了精英知识分子们的忧国忧民情怀烙印的“宏大叙事”。 二、90年代的文学环境与文学特征
1、总体格局：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多元化”特征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社会机制取代了唯政治化的社会机制，“一体化”社会秩序解体重组，“中心化”价值体系失去了创造功能，多元价值各行其是。市民社会逐步形成，大众文化兴起且以强劲势头迅猛发展，强烈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靠拢之势。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无疑具有自己独异的时代文化特征，其文化场容纳了各种异质的文化因子，表现为“固有中心的离散”与“大一统”模式的消解与崩溃。政治权力话语对精神文化不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松动，私人精神空间增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动。[3]时代文化的变迁带来了文学格局的变化，形成了90年代文学总体格局上的“多元化”特征。就像徐俊西所描述的那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艺术实践中逐步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审美创造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一体化的创作方法，在文艺领域里出现了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发展态势。如主旋律和多样化，高雅和通俗，精英和大众，政府和民间，计划和市场等等，有效地开阔了人们的艺术视野和创造空间，从而有利于作家艺术家们能更好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追求来进行创作实践——其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回归，也有先锋派的余绪；既有纯文学的坚守，也有消费文化的兴起；既有传统程式的再现；也有新新人类的实验……”[4]
2、文学叙事：多样化立场下的“个人化叙事”
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格局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必然带来文学叙事姿态和方式的变化，90年代的作家大都放弃了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而转向了多样化立场下的“个人化叙事”。90年代的作家们写作的立场各不相同，百花齐放：有些作家仍然坚守传统的精英写作立场，有些作家则开始认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些作家则从民间立场上重新发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有些作家则彻底转向内在的自我个人世界，描绘出各式各样的私人生活……但不管他们持有的是哪种写作立场，其写作都是建立在个人经验、个人审美和个人价值取向上的写作。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变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新的冲击和考验，从客观层面来看，他们曾经以精英意识和启蒙主义为中心的话语权力已经难以维系，从主观层面来看，他们也开始认识并反思自身的精英意识所带来的诸如心态浮躁、价值虚妄等缺陷与不足。同时，由于“宏大叙事”对个人话语形成的内在压抑与80年代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最终促成了90年代个人化叙事的浮出地表。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和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表现女性独特生存经验的小说轮番上阵，令人目不暇接。
所谓“个人化叙事”有两层内涵，一是它是“个人”的，是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基础上的叙事。二是它是相对于“宏大叙事”而言的，它拒绝以复数人称表述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强调“历史的声音与个人的声音的深度交迭”（程光炜语），是一种把沉重的历史和时代转化为个人的深刻经历，把对历史的反思、醒悟、理解转化为对自我反讽、追问和见证的叙事。
“个人化叙事”的作家们对“宏大叙事”的拒绝、对“中心”、“整体”、“同一性”、“本质”的排斥，体现出了某些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特质。1985年，杰姆逊在北大的那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演讲给人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虽然不能认定个人化叙事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追逐，但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陈染就说过：“我觉得，在越来越‘后现代’的今天，许多价值、意义、责任都被重新定义，而作为一个作家能够真诚地‘退到’个体的内心去反省这一切，去面对和思索复杂、纷乱乃至荒诞的生活，我以为这同样是一种弥足珍贵而深邃沉甸的文化承担意识。我的长篇新作《私人生活》就是有意消解过去的那种所谓‘宏大’。”[5]从根本上说，某种后现代的精神已渗透到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中。不止是陈染，还有不少作家也表达过他们对感觉、经验的推崇，而对此之外的某种共同的文化诉求，则避之不及，甚或不屑一顾。
3、文学精神：个人现世生活追求的世俗化倾向
由于与80年代文学的外部环境不同，90年代的文学不再有80年代文学所隐含那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而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第一，90年代的人们已经淡忘了“文革”的噩梦，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大大改善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这使得人们的视线从对“现代化”未来的想象上转移到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上来。而90年代崛起的作家群大都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他们没有“文革”的历史记忆，又因“文革”带来的传统文化的断裂而较少有“文化记忆”，加之90年代的和平生活环境、意识形态的疏松，他们的文学创作的专注点自然更多的与眼下的世俗生活相关。第二，90年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体制的改革，使得文学走向了市场，并日益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文学要生存，就要有市场，就要满足消费者即读者的需求。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市民社会的兴盛，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学不得不按商业社会的逻辑运作，与大众文化合流，而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世俗性，这也就决定了文学的世俗化倾向。第三，多元化格局下的个人化叙事立场，也决定了90年代文学表现的内容只能是个人体验和日常生活经验。事实上，个人化叙事本身就是一种表述世俗生活的方式。
世俗化的精神特质实质上是一种“此岸”的情结，认同现世生活，肯定人的生活欲求，表现为没有负担与忧患意识的及时行乐，全力追求现世享受。这种精神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其着眼点完全在世俗生活上，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之中，而不是把世俗生活作为手段去反映什么；关心人“肉身的沉重”，表现人的各种感性欲望：物欲、肉欲、金钱欲等；带有作者强烈的世俗情趣和世俗关怀。[6]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就取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现普通人平凡甚至平庸的情感、理想和追求。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代表作家们以“零度情感”的写作态度，全力展现的是大众世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后来的新历史小说、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中等有大量对人的生命本能与欲望的表现，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对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张欣对“都市人欲望”的淋漓尽致的描写；卫慧、棉棉对性爱、时尚、物质的描绘与追寻，以及游戏人生的姿态；大众文学的代表任务王朔笔下的“都市浪子”调侃、戏谑的生活态度等等，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结语
总之，由于时代文化环境的差異，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征：80年代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还是很密切，在总体格局上呈现出“一元化”的特征；在文学叙事上，显示出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特征；在文学精神上，体现出对“现代化”中国理想的追逐，并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国家情结。而90年代知识分子原有的一元化政治社会理想的淡化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了90年代文学总体格局上的“多元化”特征，并与此相适应的形成了文学叙事上的多样化立场下“个人化叙事”特征。在文学精神上，则体现出对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与欲望体验关注，带有某些后现代的精神质素，并浸透着一种世俗情怀，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3] 陈伟军：《命名与阐释——关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侧面的考察》，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1年11月17日。
[4] 徐俊西：《多元化、通俗化、数字化——对世纪文学领域中“三个跨越”的审美评估》，《.文汇报》，2001年4日第9版。
[5] 陈染：《作家的“个人化”》，《阿尔小屋》，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6] 张卫中：《90年代文学的文化个性及其渊源》，《文艺评论》，2003年第1期。
【关键词】：文学特征；总体格局；文学叙事；文学精神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文学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构性。80年代与90年代社会环境背景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文学特征上的不同表征。
一、80年代的文学环境与文学特征
1、总体格局：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一元化”特征
1976年，十年“文革”宣告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国家领导人对“文革”做出了否定，承认了它的错误性，并提出了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开展了一场意义深刻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新变化的出现与历史的惯性相互纠缠，形成了80年代在整体思维模式上的二元对立特征：如经济上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对立，政治上的改革/僵化的对立，思想上的解放/保守的对立，对外政策上的开放/封闭的对立，学术上的创新/传统的对立等等。而这一切又使得80年代的文学也蒙上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色彩：在内容上体现为文学是应追求人性的深度还是坚持阶级分析的对立，是应干预生活还是回避社会矛盾的对立；在艺术形式上体现为文学是应提倡艺术的多样化还是维护“文以载道”的单一教化形式的对立；在艺术观念上体现为文学是应回归自身还是应为政治服务的对立；在文学史经验上体现为是应延续“五四”新文学传统还是坚持战争文化规范的对立。[1]但这一系列对立都统一于“改革开放”的总命题之下，统一于一元化的社会理想之中，即统一于对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的热切追求与想象之中。因此，80年代文学仍拘囿于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规约”之中，具有明显的“一元化”特征。
2、文学叙事：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
80年代文学的基本命题——“文学是人学”的确立是以对“文革”的批判否定为基础的。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在反思、书写“文革”对人性的戕害中凸显了人的自我意识，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从而将“大写的人”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形成了一股以表现启蒙理性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潮。另外，“文革”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分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则积淀为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与80年代的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相碰撞，产生了带有反“文革”封建神权性质的中国特有的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说是中国特有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因为它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文革”后语境中，不具有西方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核心概念——启蒙理性与人道主义的性质，反而是在反“文革”的封建传统中实现了与人道主义思潮的殊途同归，正如许子东所说：“中国的现代派‘先锋’，实际上每每以20世纪的艺术武器（荒诞、孤独、黑色幽默……）来追求19世纪的文化目的（自由与个人解放）。”[2]由上观之，80年代的文学其实是当时开展的“思想解放”政治运动语境下的产物，虽然其文学主题和表现形式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化，但是大都以“人”的话语为核心，是“启蒙叙事”在不同层面的展开。进一步理解，不难发现80年代的文学事实上一直处于“现代化”的框架之中，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寻根文学中有很多作品都是通过反映农村的落后、愚昧，揭示“文革”带来的创伤来说明“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改革文学则是直接描绘和展示了“现代化”的美好图景，甚至从“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论争到先锋文学的发展壮大，也都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对“现代化”中国的美好想象就是80年代文学的中心，而这一切无疑使80年代的文学都烙上了深深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印迹。
与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一元化特征相适应的是以复数人称表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即作者从阶级、民族、集团的立场出发，表达带有他们意志、观点、观念的一套话语。而80年代的特殊文学环境，又决定了80年代文学“宏大叙事”与“精英叙事”的遇合，表现出在文学叙事上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特征。
3、文学精神：“现代化”中国理想追求下的忧患意识
十年“文革”不仅扭曲了人性，更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当“文革”结束，噩梦初醒，民众们内心普遍感受到的是曾经的荒诞，是理想的幻灭，是一代人青春的流逝，他们内心郁闷痛苦，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就需要作家们用自己的笔去描绘当年的荒唐、当年的悲剧，以此重新建立起“人”的尊严和“人”的自信。同时，国家领导人勾画的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使人们在黯淡绝望的理想废墟之上看到了希望，明确了方向，并在形成了广泛存在于80年代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中国的热切渴望的“新时期”意识。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使得曾这种“新时期”意识也感染了具有经世济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激起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虽然他们曾经在“文革”期间被“打倒在地”，但时代的召唤与民族的需要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让他们一出场就以“社会良心”的姿态自居，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来启蒙民众。精英们自觉的社会承担意识与民众的心理意识一拍即合，从而造成了80年代文学轰动效应的繁荣景象。而精英们的人道主义启蒙、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理性反思以及蕴含其中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与民族国家情结又正是中国现代性诉求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对建立“现代化”中国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证明，这就造成了“精英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同构关系，在此意义上，80年代的文学叙事实质上就是一种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是一种深深打上了精英知识分子们的忧国忧民情怀烙印的“宏大叙事”。 二、90年代的文学环境与文学特征
1、总体格局：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多元化”特征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社会机制取代了唯政治化的社会机制，“一体化”社会秩序解体重组，“中心化”价值体系失去了创造功能，多元价值各行其是。市民社会逐步形成，大众文化兴起且以强劲势头迅猛发展，强烈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靠拢之势。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无疑具有自己独异的时代文化特征，其文化场容纳了各种异质的文化因子，表现为“固有中心的离散”与“大一统”模式的消解与崩溃。政治权力话语对精神文化不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松动，私人精神空间增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动。[3]时代文化的变迁带来了文学格局的变化，形成了90年代文学总体格局上的“多元化”特征。就像徐俊西所描述的那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艺术实践中逐步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审美创造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一体化的创作方法，在文艺领域里出现了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发展态势。如主旋律和多样化，高雅和通俗，精英和大众，政府和民间，计划和市场等等，有效地开阔了人们的艺术视野和创造空间，从而有利于作家艺术家们能更好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追求来进行创作实践——其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回归，也有先锋派的余绪；既有纯文学的坚守，也有消费文化的兴起；既有传统程式的再现；也有新新人类的实验……”[4]
2、文学叙事：多样化立场下的“个人化叙事”
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格局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必然带来文学叙事姿态和方式的变化，90年代的作家大都放弃了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而转向了多样化立场下的“个人化叙事”。90年代的作家们写作的立场各不相同，百花齐放：有些作家仍然坚守传统的精英写作立场，有些作家则开始认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些作家则从民间立场上重新发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有些作家则彻底转向内在的自我个人世界，描绘出各式各样的私人生活……但不管他们持有的是哪种写作立场，其写作都是建立在个人经验、个人审美和个人价值取向上的写作。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变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新的冲击和考验，从客观层面来看，他们曾经以精英意识和启蒙主义为中心的话语权力已经难以维系，从主观层面来看，他们也开始认识并反思自身的精英意识所带来的诸如心态浮躁、价值虚妄等缺陷与不足。同时，由于“宏大叙事”对个人话语形成的内在压抑与80年代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最终促成了90年代个人化叙事的浮出地表。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和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表现女性独特生存经验的小说轮番上阵，令人目不暇接。
所谓“个人化叙事”有两层内涵，一是它是“个人”的，是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基础上的叙事。二是它是相对于“宏大叙事”而言的，它拒绝以复数人称表述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强调“历史的声音与个人的声音的深度交迭”（程光炜语），是一种把沉重的历史和时代转化为个人的深刻经历，把对历史的反思、醒悟、理解转化为对自我反讽、追问和见证的叙事。
“个人化叙事”的作家们对“宏大叙事”的拒绝、对“中心”、“整体”、“同一性”、“本质”的排斥，体现出了某些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特质。1985年，杰姆逊在北大的那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演讲给人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虽然不能认定个人化叙事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追逐，但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陈染就说过：“我觉得，在越来越‘后现代’的今天，许多价值、意义、责任都被重新定义，而作为一个作家能够真诚地‘退到’个体的内心去反省这一切，去面对和思索复杂、纷乱乃至荒诞的生活，我以为这同样是一种弥足珍贵而深邃沉甸的文化承担意识。我的长篇新作《私人生活》就是有意消解过去的那种所谓‘宏大’。”[5]从根本上说，某种后现代的精神已渗透到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中。不止是陈染，还有不少作家也表达过他们对感觉、经验的推崇，而对此之外的某种共同的文化诉求，则避之不及，甚或不屑一顾。
3、文学精神：个人现世生活追求的世俗化倾向
由于与80年代文学的外部环境不同，90年代的文学不再有80年代文学所隐含那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而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第一，90年代的人们已经淡忘了“文革”的噩梦，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大大改善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这使得人们的视线从对“现代化”未来的想象上转移到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上来。而90年代崛起的作家群大都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他们没有“文革”的历史记忆，又因“文革”带来的传统文化的断裂而较少有“文化记忆”，加之90年代的和平生活环境、意识形态的疏松，他们的文学创作的专注点自然更多的与眼下的世俗生活相关。第二，90年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体制的改革，使得文学走向了市场，并日益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文学要生存，就要有市场，就要满足消费者即读者的需求。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市民社会的兴盛，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学不得不按商业社会的逻辑运作，与大众文化合流，而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世俗性，这也就决定了文学的世俗化倾向。第三，多元化格局下的个人化叙事立场，也决定了90年代文学表现的内容只能是个人体验和日常生活经验。事实上，个人化叙事本身就是一种表述世俗生活的方式。
世俗化的精神特质实质上是一种“此岸”的情结，认同现世生活，肯定人的生活欲求，表现为没有负担与忧患意识的及时行乐，全力追求现世享受。这种精神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其着眼点完全在世俗生活上，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之中，而不是把世俗生活作为手段去反映什么；关心人“肉身的沉重”，表现人的各种感性欲望：物欲、肉欲、金钱欲等；带有作者强烈的世俗情趣和世俗关怀。[6]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就取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现普通人平凡甚至平庸的情感、理想和追求。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代表作家们以“零度情感”的写作态度，全力展现的是大众世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后来的新历史小说、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中等有大量对人的生命本能与欲望的表现，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对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张欣对“都市人欲望”的淋漓尽致的描写；卫慧、棉棉对性爱、时尚、物质的描绘与追寻，以及游戏人生的姿态；大众文学的代表任务王朔笔下的“都市浪子”调侃、戏谑的生活态度等等，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结语
总之，由于时代文化环境的差異，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征：80年代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还是很密切，在总体格局上呈现出“一元化”的特征；在文学叙事上，显示出精英立场下的“宏大叙事”特征；在文学精神上，体现出对“现代化”中国理想的追逐，并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国家情结。而90年代知识分子原有的一元化政治社会理想的淡化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了90年代文学总体格局上的“多元化”特征，并与此相适应的形成了文学叙事上的多样化立场下“个人化叙事”特征。在文学精神上，则体现出对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与欲望体验关注，带有某些后现代的精神质素，并浸透着一种世俗情怀，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3] 陈伟军：《命名与阐释——关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侧面的考察》，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1年11月17日。
[4] 徐俊西：《多元化、通俗化、数字化——对世纪文学领域中“三个跨越”的审美评估》，《.文汇报》，2001年4日第9版。
[5] 陈染：《作家的“个人化”》，《阿尔小屋》，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6] 张卫中：《90年代文学的文化个性及其渊源》，《文艺评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