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想吃什么粮就能买什么，但在1955年至1993年期间，则远没这般轻松。
　　那时，买面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甚至买点心，也要点心票。但在苦涩的日子里，一对普通北京市民陈文亮范清华却因粮票走到一起。粮票时代，让他们生活困难重重，经常要靠到菜地里捡菜叶维系生活；经过粮票时代，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困难时期：初二工作减轻家庭困难
　　陈文亮家兄妹8个，五男三女，母亲没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家人的生活都靠父亲一人在首钢（当时叫石景山钢铁厂）每月50多元钱的薪水支撑。那时的陈家不求吃饱，只求有饭吃。
　　为缓解生活困难，大姐十六七岁出嫁，大哥9岁时就到日本的工厂当勤杂工，二哥1958年当兵，而他在北京九中上初二那年，也就是1960年，就到石景山粮食局工作，每月拿回39元的工资。
　　从1955年起，国家开始使用粮票，而1960年遭遇天灾人祸，导致当年粮食供应紧张。为此，国家开始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居民购粮油要定量供应。接着肉和布等许多物资都要计划供应，又出现肉票、布票和点心票等约100余种票证。
　　“只要能说出名字的商品，都要票。粮票比钱金贵，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东西。”陈文亮描述着当年粮票在生活中的地位。
　　陈家的家务活全由陈妈妈打理。粮票是这个大家庭每月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虽然总是提前计划，精打细算，但往往还没到发粮票日，粮票就没了，家中断粮。每月25日发粮票，陈妈妈24日晚上就赶去排队。
　　陈妈妈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让家人渡过难关。为找吃的，在妈妈提示下，陈文亮曾骑着借来的28式自行车，到距家7.5公里外的海淀区四季青乡的菜地捡白菜叶和萝卜秧。那是一段崎岖不平的田间小道，驮着一麻袋五六十斤的菜叶，陈文亮骑着车摇摇晃晃。
　　每天吃的多是窝头和稀菜汤。大人一个窝头一碗稀汤，小孩半个窝头和一碗稀汤。“根本吃不饱，能吃上饭就不错了！”
　　陈家就这样熬过一个个缺粮的日子。
　　转折时期：租轿车接新娘引来围观
　　在粮食局工作的陈文亮，从没为家庭用粮票带来便利。“那时的人单纯，没有走后门的，也没有后门让走。”
　　他从没想到，自己的婚姻大事竟是粮票牵线。
　　1961年，陈文亮被派到海淀区西黄村当粮食干事，为村民办理粮票事务，村里还专门为他在大队里安排了办公室。
　　同用这间办公室的，还有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范清华，当年，17岁的范清华负责卖电影票，一来二去，两人互生好感，再经村民撮合，订下婚事。
　　陈文亮记得，虽然家庭困难，一生要强的母亲，仍向人借了200多元，为他操办了隆重的婚礼。而那时，馒头才3分一个。
　　1963年，范清华坐着华沙牌轿车嫁到陈家。婚后，他们仍住在那三间平房中。但不久，陈父去世，养活一家7口人的担子落在陈文亮身上，陈家的生活再次紧张起来。
　　范清华也开始骑车到四季青的菜地，挖沟捡菜叶。第一次，装上一麻袋菜叶，她正要推车走，突然自行车的前轮翘上天，“那天可把我吓得够呛。”花了大半天时间捡的菜叶，撒了一地，她掉泪重新捡起来，“不捡，家里人就没有吃的呀！”
　　变革时期：粮票停用成时代记忆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市场的物资供应开始灵活丰富起来。点心票取消，油票取消，布票也取消了。
　　1992年底，范清华逐渐发现，许多邻居都拿着粮票去换锅碗瓢盆，接着她打听到，粮票要取消。
　　粮票，曾是很多人的“命根”，范清华怎么也不会相信粮票真的停用，她把剩余的140斤粮票藏起来。藏了5年多后，粮票成为家中孩子们的玩意儿。她开始后悔当年没拿粮票换些物品。甚至，她怪罪在粮食局工作的老伴没给她透露一点粮票停用的消息。
　　如今，“粮票又成为收藏者的香饽饽！”陈文亮的多位朋友都在搜集各类粮票，他也在试图搜集不同时期的粮票，不为卖钱，只为永远记住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