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在洛克希德公司交付了新的带卧铺的远程“星座”飞机之后，泛美航空公司创始人胡安·特里普终于实现了他20年来，甚至更久远的梦想——由一家航空公司，也就是他自己的公司，提供商业性的环球航线飞行服务。和他以往的许多次首航一样，特里普的这次飞行也很隆重。机上载有他本人和他许多出版界的朋友。启航出发仪式由纽约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主持，14架陆军的P-51“野马”和4架海军F-4U“海盗”飞机护送着“飞剪美国”号飞出海岸150海里（277.8千米）。
　　请把“那个计划”带给杜鲁门
　　在伦敦，特里普和那些出版商们与英国首相克莱门德·艾德礼共用了下午茶。在到达各城市时，当地一群群的政要和权贵都来欢迎他们的飞机，伊斯坦布尔、加尔各答、曼谷、马尼拉，均是如此，但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情况。直到他们来到中国，特里普被卷入了一个奇怪且非凡的事件中。
　　在上海，特里普和他的客人登上了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DC-3，来到南京。在南京，他们在总统府受到蒋委员长及其夫人的接见。蒋夫人是宋氏三姐妹之一，说着流利的英语。但蒋委员长不会说英语。通过翻译，他和特里普轻松愉快地谈笑。会见结束后，特里普和出版商们很快就返回上海，住进他们的酒店。
　　特里普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的出版商罗伊·霍华德共住一室。那天晚饭后，霍华德去浴缸里泡澡，忽然有人敲门。特里普打开门，看到门前站着财政部长张嘉璈（译者注：张嘉璈没有当过财政部长，原作者可能有误）。他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张是中国统治集团中另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他首先对此时来打扰特里普表示歉意。他说，他没有预先打招呼就径直来了，而且他是受人之托，不得已乘货梯上来的，要是被人看到，那就太失面子了。很快，他告诉特里普，明天早晨有一辆出租车风挡上贴着一个红色字母0，那是来接他去某处的。他应该走进该楼一层，向里是一个花园，穿过花园就到他姐妹房子的后面。他说，在那里，他们将讨论“那个计划”。说完，他一鞠躬就走了。此时，霍华德已洗完澡，十分困惑的特里普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该出版商立刻表示，让他邀请自己一起去。但特里普摇摇头。他要一个人去。
　　次日一早，特里普下楼。半信半疑地觉得，昨晚的事恐怕不过是个恶作剧而已。但正如那人说的那样，风挡上带着红色0的出租车在路边等着。该车载着特里普穿过城区驶去。当他来到那座房子通过一楼，穿过花园来到后面时，他发现张嘉璈正等着他。张再次提到“那个计划”。他要求特里普把计划带回华盛顿，并口头告知杜鲁门总统。这是一个从共产党手中“拯救”中国的计划。如不实现这个计划，就会失去整个中国。
　　特里普越听越专注，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内容。
　　该计划分为5个部分，但没有写出一个字。计划的细节很复杂，他努力设法在脑子里理清头绪。他所理解的就是下面几点：
　　1.蒋介石愿意接受由一位美国高级特派官员来统治中国，就像眼下麦克阿瑟将军统治日本一样。
　　2.在中国取消一切税收和敛财的手段，盐税除外。收盐税就足以维持当地警察的开支。联合的警察部队数量不能超过百分之一总人口的八分之三，因此不会变成一支军队。政府的收入完全来自关税。海关亦由美国人来管理，正如过去中国海关由英国人管理一样。这些资金若不被小官僚搜刮去，就足够支撑政府的开支了。
　　3.美国借给中国2亿美元的白银。其中一半用来购买纸币供流通。仅此一举就足够用于城乡居民之间为生计进行的交换。另一半用来支撑纸币的发行。
　　4.美国将提供2000名军官来训练约50万中国部队。蒋介石目前的500万军队多半是劳工。这支军队要解散，向军阀征用土地，以分给这些解散下来的人。
　　5.新土地需要的种子和肥料由美国提供。
　　除杜鲁门总统外，当然还有特里普先生，其他人一概不得知道这个计划。提出这个计划等于蒋判了自己政治上的死刑。杜鲁门总统看来必定会这样判定他的，但在一些人看来，如果真的发生了，蒋会接受这点，那么中国就将“得救了”。
　　张嘉璈说中国知道特里普，而且相信他。把这个计划直接带给杜鲁门，并说服他接受该计划，这就是特里普要做的事。
　　特里普想，目前货币稳定，如果再有5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去和共产党战斗，或许中国确实有救了。但张嘉璈要特里普将这个计划口头向杜鲁门总统递交。特里普摇摇头说，“我没法将口头报告带回去。此事你为什么不去找美国大使馆？”张嘉璈的回答是，中国人视特里普高于大使。他们相信他能直接见到杜鲁门。特里普再次摇头说，只有书面的东西他才能带。
　　在盥洗室中商讨国家大事
　　前往东京的飞行定于次日早晨7点15分起飞。特里普和罗伊·霍华德虽然醒得很早，但刚刚穿衣服就听到敲门声。特里普打开门，财政部长走进来。他对特里普说：“我的车送你去机场。”
　　一辆伴驾护送的摩托车等在外面。出版商们被安排上了几辆车。特里普和张嘉璈同乘一车，张并不说话，但车一驶出马路，来到等待着的泛美“星座”飞机前，张突然要求上飞机看看。特里普同意了。此时机组人员已在座舱里进行飞行前的检查。特里普向他介绍了机长和副驾驶。但看起来张嘉璈无论对座舱，还是对飞行员或是特里普引以为豪的装饰豪华的客舱统统都不感兴趣。他说要看看洗手间。特里普打开洗手间的门给他看。张说，“进到里边去，我有话要跟你说。”于是两个人进入了这个狭小的盥洗室中。张嘉璈随手关上了门，两个高个子就这样几乎是鼻子对着鼻子站着，特里普几乎无法站直。 　　“我去了趟南京”，张嘉璈急促地说，“我们把这个计划写了下来，委员长签了字，给你。”他很信任地把该文件递给特里普。特里普几乎是十分厌恶地接了过来。国家的大事怎么可以在厕所里进行呢！他看了看文件，看到那上面一部分写的是英文，一部分写的是中文。
　　张嘉璈璈指指那个签名说：“这是委员长的签字，这件事是绝顶的机密。你必须亲手把这个文件交给杜鲁门总统。”
　　特里普盯着那个签名看了看，根本不认识是什么字。过了一会他说，“你不也签个名？”但两个人都没有带笔。特里普走到前面，向机长借了一支钢笔，返回洗手间。张就把文件搁在洗手盆上签了字。
　　接着，两个人相继走出厕所。特里普叠好这个为了“拯救”中国、不被共产党接管而设计的计划。张向他一鞠躬，转身匆忙走下飞机扶梯，消失了。“星座”飞机起飞前往东京。好一会儿，特里普呆呆地望着窗外。他后来说起当时的感觉是，这个绝密的文件正在把他的口袋烧出一个洞。
　　他坐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出版商保罗·帕特森旁边。他把那文件给他看。按特里普的描述，“帕特森看了几乎要蹦起来了。”
　　特里普既不欠蒋介石的，也不欠张嘉璈的，也不欠中国的。他只忠于自己，忠于泛美，忠于美国。他设法评估这个文件，并琢磨着自己究竟该怎么做。
　　特里普问：“你觉得这个文件如我估计的那么重要吗？”
　　帕特森回答：“是的。”
　　密会麦克阿瑟
　　在东京，特里普私下会见了麦克阿瑟。他们是几年前在马尼拉认识的。麦克阿瑟首先赞扬了他的第一次环球飞行。但特里普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头，拿出张嘉璈的文件塞到他手里。
　　麦克阿瑟读了一遍又一遍。
　　特里普问他：“你觉得文件中军事部分怎样？”
　　麦克阿瑟说：“特里普先生，我这里有足够的军事装备，足以实施这个计划。我甚至不需要找国会来批准。他们在满洲只有一条单轨铁路。军事部分没有问题。特里普先生，这可能就是中国的美国时代。”
　　“将军，”特里普说，“你愿意担任这个高级特派员吗？”
　　停顿了一下，麦克阿瑟回答道：“我愿意。这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了。我愿意当这个特派员甚于当总统。”然后他以另一种声音加了一句：“但我认为，不会让我去担任这项工作的。”
　　“为什么不会？”
　　其答案是，杜鲁门总统怕麦克阿瑟成为1948年竞选总统的对手，他不想提高麦克阿瑟的声誉。
　　麦克阿瑟说，“我推荐你3个人，你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知道我的想法。他们是范登堡、塔夫特和杜威。如果在杜鲁门那里没有办成，他们三人都会利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你的。”亚瑟·范登堡和罗伯特·塔夫特领导共和党参议员。托马斯·杜威是纽约州的共和党州长，他曾在1944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过罗斯福，下一个选举年时他会反对杜鲁门。
　　当泛美“星座”在威克岛降落加油时，特里普仍沉浸在对计划的思考之中。他在想，他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他终身都是共和党人，对杜鲁门总统并不很敬佩。但是，或许中国的未来会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
　　他和出版商们一起浏览了荒芜的威克岛。这使他的注意力得到一时的转移。因为他想起了“中国飞剪”曾经常在这里降落时看到的情景。1941年12月23日，在两个星期几乎是连续地轰炸之后，整个岛上几乎没有一座建筑完好地站在那里了。随后，1100多人的日本部队蜂拥来到海滩，占领了全岛，日本人立刻修筑工事，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岛是如此地孤立，美国战略家将会忽略它。年复一年，日本守备部队等待着入侵，但根本没有。同时补给船也一直没有来。这里离东京2000海里（3704千米）之外，其间的海洋被美国潜水艇所控制，实际上是整个海军的特遣部队。
　　威克岛也无法由货运飞机来运送补给品。（一直到了二战快结束时，世界上唯一能飞如此远程的货机也是属于胡安·特里普的。）日本的货船曾设法开过来，但惊人数量的船只都沉没了。最后，东京看到，设法给威克岛守备部队输送补给的代价太大了，于是再也不派船来了。日本守备部队的官兵开始三三两两地，后来迅速成批地饿死了。最后死了数百人。现在游览该岛，特里普和出版商们看到，到处是一堆堆的坟冢。自从上一年泛美飞机重新开始跨太平洋飞行，威克岛再次成为加油站，但特里普决定不再重建泛美酒店。水上飞机豪华飞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的现代航线飞机可携载60余人，以200海里每小时（370.4千米/小时）的速度飞行，仅需要在这里加完油就能立刻再次起飞。
　　有的出版商问特里普，战后威克岛会怎样。特里普回答，威克岛的战略重要性只会更增加。出版商们一致同意他的观点。毫无疑问，该岛在跨太平洋飞行中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星座”再次起飞了。特里普重新开始琢磨中国和“那个计划”的事。对于中国将要发生的情况，特里普有他个人的利害所在。泛美拥有中国航空公司20%的股份。但对他而言，这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他相信这个计划没有问题。这意味着，把它推销给杜鲁门是他的任务。
　　把计划推销给杜鲁门，失败！
　　6月30日，14天的环球飞行到纽约就结束了，特里普拿起文件直奔华盛顿。他先私下会见了后来当过泛美副总裁的塞穆尔·普莱尔，并设法决定下面如何进行。特里普跟普莱尔说，他希望在一星期之内把这个计划推销给杜鲁门政府，这样他得在此待上一周。 　　他决定按麦克阿瑟的建议，先见参议员范登堡，由普莱尔帮助安排。在一个炎热的7月的夜晚，特里普和普莱尔与范登堡一起坐在沃德曼公园大酒店他房间的阳台上，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半。这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抱怨说，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和国务卿马歇尔的联系。共和党人一直在设法让国民党中国活下去，但杜鲁门是反对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的，看来是愿意让中国落到共产党人的手里的。杜鲁门对共和党人的建议不感兴趣，包括对他的意见。
　　特里普认识到，范登堡和共和党人看来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次日，他决定直接去找国务卿马歇尔。他们坐在国务卿办公桌端的小圆桌边。马歇尔读着特里普带来的文件。在特里普的催促下，两人去了白宫，迅速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先生，”马歇尔说道，“这里需要你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范登堡曾作出过承诺，如果计划能有进展，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批准该计划的。看来这点给马歇尔印象深刻。但特里普看得出来，杜鲁门对此深表怀疑。对杜鲁门而言，蒋介石把借给他的数亿美元的援助款装进自己的腰包里了，简直是个贼。在这次会见和该周此后的会见中，特里普一直试图改变总统的想法，但没有成功。
　　过了些时候，杜鲁门指派艾伯特·魏德迈到中国去调查那里的情况。魏德迈一去就是几个月。他回到华盛顿后又过了几周才写出报告来。
　　共和党人可一直在等这份报告：范登堡准备召开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透露蒋的计划，要在参议院进行辩论，并听取公众意见。但报告盖上了绝密的章，愤怒的共和党人连看一下的机会都没有。这便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由此而产生的愤怒直到次年（1948年）初时不时地爆发出来。到此时，中国几乎已经完蛋了。
　　从中国航空公司攫取最后利益
　　也是在此时，特里普自己对中国的兴趣再一次集中到中国航空公司上。随着一个省又一个省落入共产党的手中，航空公司的航线结构迅速缩小。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这意味着，他的黄金、白银、他的外汇和他自己都到了台湾。特里普派比克斯比（泛美航空公司驻远东的代表，后来也当过副总裁）到中国去，看看中国航空公司是否还有救。比克斯比写信回来说，“腐败的中国国民政府分崩离析，没有效率，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正在走下坡路。完败只是个时间问题。”比克斯比建议，尽快把股份卖掉，能卖多少钱是多少。
　　威廉· L·邦德（美国人，时任中国航空公司副总裁、董事）两次心脏病发作，尚没有完全恢复，此时正在纽约。比克斯比一从中国回来，特里普就立刻派邦德去完成同样的任务。
　　到达香港后，邦德发现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全部停飞了。香港政府宣布了紧急状态，并征用了航空公司的全部设施。邦德开始耐心地谈判，努力使若干航班飞起来。其间，广东陷落，没有放一枪一炮。邦德于是相信了，中国事实上已经是共产党政府的天下了。邦德写了一系列的报告回去，说，“委员长显然希望很快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想通过世界大混乱，乘机重新执政。一个极其荒唐的希望。希望落空后，他显然想指望学习希特勒，把中国的一切都随着他一起摧毁。他的人民还比较现实，他们宁肯要施特劳斯，不要瓦格纳。”
　　对中国航空公司的员工而言，邦德的到来犹如救星。这些人要邦德出主意，告诉他们该走哪条路。他们是否该保住航空公司，将其完整地交给共产党人？或者他们该带着航空公司一起逃往台湾？大部分员工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邦德要他们谨慎从事，他不是救世主。泛美仅占20%的股份，无法为他们做出抉择。邦德在给纽约写的报告中说，“我现在所有能做的是：防止他们采取愚蠢的举动，和防止过度狂热的人迅速倒向得势派。同时我也要准备一旦局势逆转可能采取的行动。我相信那个令人激动的事件正在到来。”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宣布起义投向共产党，带走了10架飞机（飞机总数是56架）和他们的人员去了北京。邦德在报告中说，“如你所知，我是相信国民政府已经完蛋了，也该完蛋，我已经尽力为其服务了，我什么也不欠他们的。刘对中央政府不够忠诚。过去30年来，他在政府里一直是十分得宠的人。但这30年里，他也是属于导致中国崩溃的那类官员。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必然的。”
　　在随后的一周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中国员工以北京共产党政府的名义接管了其余的飞机——员工们来到停机坪为每架飞机站岗放哨。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此的反应是，指定了一名新的总经理，并撤销了飞机的适航证。这时香港当局宣布这些飞机注册不合格，因而全部停飞。而员工们则派出更多的人到停机坪来守护飞机。
　　在纽约，泛美则去法院冻结了中国航空公司在美国银行的资产。
　　邦德感到难以排遣的悲哀，于是就飞回了纽约。
　　对国民政府而言，只有一条路可走，作为大部分股权的持有者，设法撤销航空公司被冻结的资产，买下泛美持有的20%的股份。1949年11月，谈判开始，持续了大半个月。宋子文代表中国，邦德和公司的一名律师代表泛美。大多数谈判是在宋的位于第五大道能俯瞰中央公园的豪华公寓里进行的。邦德遵照特里普的指示来谈。他们对航空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最新的评估。这些资产的20%正好是200万美元。这也就是邦德的要价。
　　宋最初给了100万。邦德说，他无法拿这些回去见特里普。经过一再讨价还价，宋答应买价为125万美元。并且说，“告诉特里普先生，我根本不想出这个价——在这个世界上，谁来我都不会出这个价，只有给你，邦德。”
　　特里普批准了这个数目。他指示律师赶快起草协议书，当天下午就签字画押。手执合同，邦德回到宋的公寓，两人签了字。宋随后发现，合同需要有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董事们和股东的批准。邦德说，他知道，他会立刻飞到旧金山，赶上下一班前往中国的“飞剪”飞机。这天正是特里普为他的高管们举办一年一度圣诞节聚会的日子。在泛美的公司大楼里，受到邀请出席这样的聚会都是特别受到看重的人。但邦德已经踏上前往中国的航程，错过了当年的这次聚会。12月24日，他离开旧金山，圣诞节那天经过檀香山。当他到达香港时，中国的董事们已经聚齐。他们要立刻举行董事会，但邦德拒绝了。他要等到来自纽约告知宋的支票已经开出的通知。 　　最后，1949年12月31日，董事会会议举行。邦德投了票，中国航空公司真正停业。在飞行那么多年后不再存在了。
　　对于很现实的特里普而言，中国航空公司的消亡没有引起他多少伤感。他只是为拿回了钱而高兴。现在泛美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对中国的这笔投资都觉得是成功的。这笔钱产生了尊重、善意和几乎同样多的钱。虽然这前两项的质量无法精确地来衡量，但钱可以。泛美原先以泛美的股票投资中国联邦航空公司84000美元。虽然后来也曾多次注过资，但泛美一直控制航空公司16年之久。中国航空公司赚到的净利润约为387万美元。1945年邦德出售了泛美的大部分股权，净获290万美元。现在，卖出其余的股份，又获125万美元。对特里普而言，对中国航空公司的投资一直是泛美最好的投资之一。
　　对此邦德当然十分自豪，但他是个感性的人，随着中国航空公司的离去，他对航空公司生意已经再也没有兴趣了。次年他57岁，他就永久地退休了，回到了他位于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农场。
　　链接：中国航空公司（CNAC）
　　中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简称CNAC）最早成立于1908年4月15日。1929年4月，寇蒂斯-赖特公司入股，成为中美合资的航空公司。1930年7月，中国交通部与寇蒂斯-赖特公司签订新合同，将中国飞运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交通部沪蓉航空线管理处合并为中国航空公司（CNAC，简称中航），其中交通部持股55%、美方持股45%。1933年，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购买了中航的美方股份，为中航注入资金，提供管理经验，陆续开通了多条航线，使中航业务迎来新的发展。在经营业绩上，中航在1935年首次盈利。到1937年，中航共有18架各式飞机，34名驾驶员和副驾驶员。从1929年至1936年间，中航飞行近554万英里（892万千米），载运了838.271磅（380千克）邮件和46404名旅客。“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航一度停航。1938年春，中航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恢复营运，但很多航线做了调整。
　　由于中航与泛美合资，泛美的发展与中航关系密切。泛美继1935年和1936年相继开通旧金山到菲律宾马尼拉的跨太平洋邮运和客运航线之后，1937年4月21日，又首次开通从旧金山直达香港的航线。中航相应派出飞机由上海经广州到香港九龙海面降落，与泛美从旧金山飞来的“中国飞剪”交换邮件，该批邮件盖有“中美航空第一次通航纪念”邮戳。前往中国的乘客在香港转接由泛美营运的中国航空公司航线网前往中国其它城市。
　　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对中航是一次严峻考验。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进攻香港。中航的飞机多数被炸毁，但中航一直坚持运营，支援盟国保卫缅甸的战役。在滇缅公路完全被切断后，它又积极投入把物资从印度运到中国的“驼峰空运”，成为驼峰空运的重要力量。
　　40年代末期，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策划将民航资源迁往台湾，稍后中航连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发动“两航起义”，回归祖国怀抱，成为新中国民航的第一代骨干。
　　“飞剪”知多少？
　　“飞剪”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931？1946年期间用于开辟国际航线的远程飞行的水上飞机的总称，包括3家制造商的4种飞机，它们是西科斯基公司的S-40（3架）和S-42（10架）、马丁公司的M-130（3架）和波音公司的B-314（12架），总数28架中除3架交付英国外，其余25架全部在泛美航空公司运营。需要说明的是，此后泛美公司把它的很多飞机仍以“飞剪”冠名，但表达方式不同。以前的28架是地名在前、飞剪在后，如“中国飞剪”（CHINA CLIPPER）；后来的飞机则飞剪在前、地名在后，如“飞剪美国”（CLIPPER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