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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他一些农村感到尴尬的是，非农产业发展起来了，贫困却依然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
乡村经济：非农产业的现状与危机
通过发展非农产业，以改变中国农村依赖农业生产的传统道路，这已经成为农村图谋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好走。事实上，中国农村的经济积累薄弱，特别是那些缺乏有利自然资源的农村。它们通常只能支撑起一两个企业，结果则是工业结构的严重单一化。为工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最明显的是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依赖于这一两个企业。一旦这些企业出现问题或者不能再解决农村中的问题时，农民就变得不堪重负。
大邱庄依靠钢铁工业起家，靠发展工业走向富裕。大邱庄财富的原始积累靠的是钢铁加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建材类和管材类。在短缺经济时期，这种依靠低成本、低价格优势的产业为大邱庄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钢铁工业尤其是建筑业用的盘条、钢管等产品生产过剩，利润率大幅度下降，而这些正是大邱庄的支柱产业。缺少资源优势、规模不大的大邱庄企业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
这种严重依赖于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的情况使得大邱庄应对风险的能力低下，一旦钢铁市场萎缩，大邱庄无回旋的余地。1995年后大邱庄开始转变，花大力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尝试通过高新技术、畜牧、化工、汽配、电器等产业的发展打开市场。但是，长时间的发展模式一时间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大邱庄现在的发展依旧被经济结构单一所制约。而更需关注的是，不仅大邱庄本身如此，周围的很多村庄在大邱庄的影响和辐射下发展的也都是钢铁或钢铁相关工业。在钢铁工业萎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它们的经济根基远没有大邱庄牢固，无论是承受冲击还是图谋逆转都要难得多。
而令其他一些农村感到更为尴尬的是，非农产业发展起来了，贫困却依然存在，随之带来的则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
顺德就始终面对着这一无法解决的尴尬问题。确实，顺德有着许多让顺德人骄傲的地方。“两家一花”家电、家具和花卉已经是全国闻名，除此以外各镇有着自己的优势产业。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顺德曾连续3年取得“百强县”第一的骄人成绩。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环境下，贫困问题依然困扰着顺德的许多家庭。在比较落后的新龙村里，依然能找到高达四五层的豪华洋房；在比较富裕的水藤村，也依然能找到用铁皮搭建的房子。村里总是会有一些不协调的现象：这边是拾荒女数着捡到的空塑料瓶，那边却是一名打扮入时的女人开着名车出外。
经济比较发达的顺德，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调查中发现，村民文化程度低、无法胜任收入更高的职业是主要原因。家庭收入支柱者的文化程度都普遍偏低，最为平常的状况是念到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以后也没有经过其他的劳动培训或者文化进修，只有少部分人念到高中或者中专，大学和大专的就更少了，而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也不在少数。这跟时代背景有关，现在作为收入支柱的一辈人青少年时期都在六七十年代，当时顺德经济并不发达，以“桑基鱼塘”式的小农业为主，大部分家庭比较穷，加上受到了“文革”的影响，供不起念书的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到了现在的社会，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让这些人寸步难行。90年代搞土地合作股份制，很多人赖以为生的一分三亩地没有了，而又没有得到应得的分红，收入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如何激活劳动力的潜力成为当地最大的问题。义务教育固然重要，同时，农村实用技术、务工职业技能等培训也应列入培训的议事日程。
从调查情况看，新农村建设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农村为发展所付出的高额代价——失地。调查表明，农民的失地，大多数是因为在发展经济中用于修建厂房。人们希望这些项目投资建成后，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事实上，当地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却会让这个目标落空。例如顺德的企业在招工时，理应优先招收失地农民。但广东历来就是一个外来工的目标省份，大量的外来工以低廉的工酬挤占了工作岗位，降低了当地的失地农民的福利，甚至使其无工可打。而更多的情况则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倒闭连带使农民利益受损。
顺德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现象，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相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往往掩盖了贫富的日益分化。尤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完善。贫困农民处于无保障状态，一些村民不堪重负。
当然，有更多的失地村民依靠在自营或合营企业做工，得以维持生计。例如在大寨，通过联合引进，建起了水泥厂、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等。大寨人经历了从种田农民转化为工人、技术员、管理员、营销员的过程，农民们有了新的稳定收入途径，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于失地的后顾之忧。然而在绝大部分中国乡村的普通村落，村民们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粮食耕种”，外出打工时更多从事的是建筑业、服务业等高成本、低回报的工作，而且大多没有稳定的收入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也就失去了根基。
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站在农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不能只是抱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路径与模式不放。
乡村政治：村民自治的狭小空间
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管理民主”的要求之一。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然而，许许多多的事实却遗憾地表明：新农村建设的民主之路还相当遥远。
在对于“村里的村干部怎样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回答“通过选举产生”的占了总数的87.6%，但是符合程序的选举（村民选举候选人后再选举产生）在总数中仅仅占56.7%。在我们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34.1%的村民没有参加换届选举。抛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不论，即使在村民内心深处，对于民主和自治的理解也极为缺乏。村民普遍认为，能人的领导，才是一个村得以发展的关键。
在大邱庄，仍有不少人留恋禹作敏时代。20多年前，这个传奇人物的大胆决策，拉开了一个村庄工业化的蓬勃序幕，并成就了中国第一个亿元村。1993年禹作敏事发入狱后，大邱庄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在山东邹平，无论是东尉村还是楼子张村，其发展都依赖于一个核心人物。特别是在东尉，人们对书记赵洪林的敬意甚至达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东尉最大的两个企业——东尉工业设备厂和嘉和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控股方都是赵洪林一人，村里建老年公寓的370万元钱基本上是赵一个人出的。我们在街上的一堵墙上还看到了宣传诗，其中有两句就是赞美赵洪林的：“东尉人民有福乐，赵洪林真不错。”在访谈中，赵洪林的运筹帷幄和系统思维的能力，也给调查组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再过几年，赵洪林就要退休了。没有了赵洪林的东尉，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保持良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在七里营镇，刘庄村民不论老少，一提到史来贺都会亲切地尊称他为“老书记”。史来贺在任的几十年中，刘庄从穷困落后的“长工村”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中原首富村”。史来贺去世后，他的儿子史世领全票当选。在刘庄人的心目中，史来贺所带的领导班子具有很高的声望。所有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村干部。
诸多“先富起来”的村民对领导人的决策相当信任，很少有人想到如果政策出了错该怎么办，更没有人去质疑干部决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不少明星村的一村之长仍然以其个人魅力在村庄具有图腾崇拜式的威信。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形成的经济文化原因，相当多的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较为盲目。民主意识缺乏，更多地表现为低层次的政治情绪：对领导人的感恩戴德和盲目顺从，对权力的崇拜、追逐和恐惧。许多农民不能意识到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最高的政治企望仍没有摆脱“圣君、贤相、清官”的框框。
有鉴于此，民间的环保力量开始自发地活动。2006年4月21日，河南农民宋克明获得了中国环保单项个人最高奖“地球奖”。10年来，他花费10余万元，始终坚持自费调查污染之路。而三王庄村民孔宪方、小河村民王泽峰等人，多年来也默默坚持上访，反映当地环境污染问题。但是，这些个人的力量显然微不足道。
农村环境的另一个方面——农村人居环境，同样也让人忧心忡忡，与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目标相去甚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强宅基地规划和管理，大力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使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但是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所形成的人居环境却难以改变。“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
农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事实上，不少农村对宅地的管理都有空子可钻。村组织把宅基地用于建厂房造成农民无法享受宅基地合法使用权的情况屡有发生。
同时，由于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粪便污染严重。本次调查显示，在被访的900多人中，有25.7%的人认为村里的生活垃圾没有人管，可以随便乱扔，而仅有33.3％的人指出村里有垃圾车送到村外处理；而作为主要生活污染源头的粪便，处理情况则更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访者承认村里根本就没有公共厕所。
国家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也难以满足农民的生活要求。农村公共事业处于严重滞后状态。
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农村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相关部门职权不清，这一切都使农村环境的改善只停留于宣传和局部人群的努力。政府力量的缺位显然是乡村环境治理议题中的关键所在。
乡村教育：期待与无奈同在
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在本次调查采访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宏观政策给中国农村的孩子们带来的希望，然而当我们以更加严谨的目光来审视这一切时，又会发现其实改变从来都没那么简单。
农村教育困境离不开经费二字。金盆湾中学是南泥湾镇唯一一所中学，初一到初三共18个班级，在校学生1007人。据校长党海银介绍，“两免一补”实行以前，一个班级50多人中每年大概有七到八个学生中途辍学，而实行以后，这个数字降低到了平均每班一到两个。免去了教材费和学杂费，对寄宿生每周还补助7.5元的生活费，每年还是有部分学生辍学。
对此，校长党银海算了笔账：估计每周孩子的生活费在35到40元，每学期按20周计算，总的就是800元左右。扣除按规定给寄宿生发放的7.5元补贴，农民每周在孩子身上起码花掉30元，一个学期下来就得600元，即使只供一个孩子上学，一年下来也得1200元。而现在就读的初中生年龄一般在十四五岁，他们的父母年龄正好在三十五六岁。按照党海银的说法，“三十四五岁”的农民一般“有两个孩子”，供他们读完三年初中，这些农民得花7000多元。对于一个年均纯收入只有两三千的普通农民家庭来说，很难拿出这么大的数目。
义务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保证“一个也不能少”。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彻底解决失学学生的生活费问题，金盆湾中学每年的资金缺口，在4万元以上。
西部地区实行“两免一补”后，国家每年在小学和初中投入的资金是巨大的。如果每个像金盆湾中学一样的镇级中学每年需要多投入4万元资金，这对地区政府和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个不小的财政负担。
那么，这个4万元的缺口要由谁来堵呢？
在山东邹平的调查走访中，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受。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教育经费的不足或不到位……使得学校担负着沉重的压力。访谈中我们发现学校的困境，地方政府经费支持不足和学校自身经济自主权的丧失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师资力量的培养。学校没有良好的教学设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人才来教育孩子健康成长；也没有更多的资金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这样看来，围绕着教育经费这个问题，国家、学校和家庭似乎一起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不过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战略地位和政策目标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即缺少监督。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通病：政策的制定，包括法律，出台很容易，但是由于不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并没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就极容易落空或者流失——政策流失或者变形，造成目前农村教育严重的困境。
教育在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体现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知识改变命运”已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然而，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只凭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去参与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显然是缺乏“资本”的。然而这却是今天许多农村孩子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在南泥湾村，就读于西安铁路运输学院五年制大专班的田博指着初三当年全班拍的毕业照，一个个地回忆着班里同学的去向，“我们这个班的情况是这样的，从初三毕业到目前为止，上学的只有三位同学。”当时这个班里有48个学生，其余的人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出外打工，还有些女生甚至就呆在家里等着结婚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家庭经济问题，就是家里没钱供给孩子，就造成了辍学。”田博说。
金盆湾中学党海银校长也说，现如今城里的孩子“按照正常情况，现在如果上重点高中，三年就得2万多，上大学四年，一年算一万吧，四年得4万，那加起来7万，对一个有二亩多耕地靠种秋季作物的农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免税以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速度。虽然学费没有增加，但是，学生的生活费在6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在南泥湾地区，绝大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但相当大部分农民子女由于无法承受高昂的学费，在高中阶段辍学。农民由于缺乏经济来源，被挡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由此所带来的文化资本的缺乏进一步导致贫困，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
随着国家、地方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多读不起书的孩子圆了上学梦。然而，从初三到高一，却成为一部分孩子命运的分水岭：在高昂的高中、大学学费面前，寒门子弟有的为了学业不得不债台高筑，有的面对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欲哭无泪，还有的在被迫无奈中远走他乡打工。
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后续和延伸，讨论12年义务教育的可能与可为，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焦点话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致辞说，教育公平是全民教育的灵魂。没有教育的公平，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执笔：周颖静、梁靖雯、黄娴、徐笑古、王蓉、周海燕等）
乡村经济：非农产业的现状与危机
通过发展非农产业，以改变中国农村依赖农业生产的传统道路，这已经成为农村图谋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好走。事实上，中国农村的经济积累薄弱，特别是那些缺乏有利自然资源的农村。它们通常只能支撑起一两个企业，结果则是工业结构的严重单一化。为工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最明显的是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依赖于这一两个企业。一旦这些企业出现问题或者不能再解决农村中的问题时，农民就变得不堪重负。
大邱庄依靠钢铁工业起家，靠发展工业走向富裕。大邱庄财富的原始积累靠的是钢铁加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建材类和管材类。在短缺经济时期，这种依靠低成本、低价格优势的产业为大邱庄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钢铁工业尤其是建筑业用的盘条、钢管等产品生产过剩，利润率大幅度下降，而这些正是大邱庄的支柱产业。缺少资源优势、规模不大的大邱庄企业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
这种严重依赖于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的情况使得大邱庄应对风险的能力低下，一旦钢铁市场萎缩，大邱庄无回旋的余地。1995年后大邱庄开始转变，花大力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尝试通过高新技术、畜牧、化工、汽配、电器等产业的发展打开市场。但是，长时间的发展模式一时间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大邱庄现在的发展依旧被经济结构单一所制约。而更需关注的是，不仅大邱庄本身如此，周围的很多村庄在大邱庄的影响和辐射下发展的也都是钢铁或钢铁相关工业。在钢铁工业萎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它们的经济根基远没有大邱庄牢固，无论是承受冲击还是图谋逆转都要难得多。
而令其他一些农村感到更为尴尬的是，非农产业发展起来了，贫困却依然存在，随之带来的则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
顺德就始终面对着这一无法解决的尴尬问题。确实，顺德有着许多让顺德人骄傲的地方。“两家一花”家电、家具和花卉已经是全国闻名，除此以外各镇有着自己的优势产业。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顺德曾连续3年取得“百强县”第一的骄人成绩。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环境下，贫困问题依然困扰着顺德的许多家庭。在比较落后的新龙村里，依然能找到高达四五层的豪华洋房；在比较富裕的水藤村，也依然能找到用铁皮搭建的房子。村里总是会有一些不协调的现象：这边是拾荒女数着捡到的空塑料瓶，那边却是一名打扮入时的女人开着名车出外。
经济比较发达的顺德，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调查中发现，村民文化程度低、无法胜任收入更高的职业是主要原因。家庭收入支柱者的文化程度都普遍偏低，最为平常的状况是念到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以后也没有经过其他的劳动培训或者文化进修，只有少部分人念到高中或者中专，大学和大专的就更少了，而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也不在少数。这跟时代背景有关，现在作为收入支柱的一辈人青少年时期都在六七十年代，当时顺德经济并不发达，以“桑基鱼塘”式的小农业为主，大部分家庭比较穷，加上受到了“文革”的影响，供不起念书的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到了现在的社会，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让这些人寸步难行。90年代搞土地合作股份制，很多人赖以为生的一分三亩地没有了，而又没有得到应得的分红，收入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如何激活劳动力的潜力成为当地最大的问题。义务教育固然重要，同时，农村实用技术、务工职业技能等培训也应列入培训的议事日程。
从调查情况看，新农村建设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农村为发展所付出的高额代价——失地。调查表明，农民的失地，大多数是因为在发展经济中用于修建厂房。人们希望这些项目投资建成后，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事实上，当地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却会让这个目标落空。例如顺德的企业在招工时，理应优先招收失地农民。但广东历来就是一个外来工的目标省份，大量的外来工以低廉的工酬挤占了工作岗位，降低了当地的失地农民的福利，甚至使其无工可打。而更多的情况则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倒闭连带使农民利益受损。
顺德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现象，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相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往往掩盖了贫富的日益分化。尤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完善。贫困农民处于无保障状态，一些村民不堪重负。
当然，有更多的失地村民依靠在自营或合营企业做工，得以维持生计。例如在大寨，通过联合引进，建起了水泥厂、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等。大寨人经历了从种田农民转化为工人、技术员、管理员、营销员的过程，农民们有了新的稳定收入途径，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于失地的后顾之忧。然而在绝大部分中国乡村的普通村落，村民们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粮食耕种”，外出打工时更多从事的是建筑业、服务业等高成本、低回报的工作，而且大多没有稳定的收入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也就失去了根基。
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站在农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不能只是抱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路径与模式不放。
乡村政治：村民自治的狭小空间
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管理民主”的要求之一。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然而，许许多多的事实却遗憾地表明：新农村建设的民主之路还相当遥远。
在对于“村里的村干部怎样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回答“通过选举产生”的占了总数的87.6%，但是符合程序的选举（村民选举候选人后再选举产生）在总数中仅仅占56.7%。在我们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34.1%的村民没有参加换届选举。抛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不论，即使在村民内心深处，对于民主和自治的理解也极为缺乏。村民普遍认为，能人的领导，才是一个村得以发展的关键。
在大邱庄，仍有不少人留恋禹作敏时代。20多年前，这个传奇人物的大胆决策，拉开了一个村庄工业化的蓬勃序幕，并成就了中国第一个亿元村。1993年禹作敏事发入狱后，大邱庄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在山东邹平，无论是东尉村还是楼子张村，其发展都依赖于一个核心人物。特别是在东尉，人们对书记赵洪林的敬意甚至达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东尉最大的两个企业——东尉工业设备厂和嘉和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控股方都是赵洪林一人，村里建老年公寓的370万元钱基本上是赵一个人出的。我们在街上的一堵墙上还看到了宣传诗，其中有两句就是赞美赵洪林的：“东尉人民有福乐，赵洪林真不错。”在访谈中，赵洪林的运筹帷幄和系统思维的能力，也给调查组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再过几年，赵洪林就要退休了。没有了赵洪林的东尉，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保持良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在七里营镇，刘庄村民不论老少，一提到史来贺都会亲切地尊称他为“老书记”。史来贺在任的几十年中，刘庄从穷困落后的“长工村”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中原首富村”。史来贺去世后，他的儿子史世领全票当选。在刘庄人的心目中，史来贺所带的领导班子具有很高的声望。所有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村干部。
诸多“先富起来”的村民对领导人的决策相当信任，很少有人想到如果政策出了错该怎么办，更没有人去质疑干部决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不少明星村的一村之长仍然以其个人魅力在村庄具有图腾崇拜式的威信。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形成的经济文化原因，相当多的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较为盲目。民主意识缺乏，更多地表现为低层次的政治情绪：对领导人的感恩戴德和盲目顺从，对权力的崇拜、追逐和恐惧。许多农民不能意识到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最高的政治企望仍没有摆脱“圣君、贤相、清官”的框框。
有鉴于此，民间的环保力量开始自发地活动。2006年4月21日，河南农民宋克明获得了中国环保单项个人最高奖“地球奖”。10年来，他花费10余万元，始终坚持自费调查污染之路。而三王庄村民孔宪方、小河村民王泽峰等人，多年来也默默坚持上访，反映当地环境污染问题。但是，这些个人的力量显然微不足道。
农村环境的另一个方面——农村人居环境，同样也让人忧心忡忡，与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目标相去甚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强宅基地规划和管理，大力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使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但是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所形成的人居环境却难以改变。“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
农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事实上，不少农村对宅地的管理都有空子可钻。村组织把宅基地用于建厂房造成农民无法享受宅基地合法使用权的情况屡有发生。
同时，由于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粪便污染严重。本次调查显示，在被访的900多人中，有25.7%的人认为村里的生活垃圾没有人管，可以随便乱扔，而仅有33.3％的人指出村里有垃圾车送到村外处理；而作为主要生活污染源头的粪便，处理情况则更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访者承认村里根本就没有公共厕所。
国家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也难以满足农民的生活要求。农村公共事业处于严重滞后状态。
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农村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相关部门职权不清，这一切都使农村环境的改善只停留于宣传和局部人群的努力。政府力量的缺位显然是乡村环境治理议题中的关键所在。
乡村教育：期待与无奈同在
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在本次调查采访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宏观政策给中国农村的孩子们带来的希望，然而当我们以更加严谨的目光来审视这一切时，又会发现其实改变从来都没那么简单。
农村教育困境离不开经费二字。金盆湾中学是南泥湾镇唯一一所中学，初一到初三共18个班级，在校学生1007人。据校长党海银介绍，“两免一补”实行以前，一个班级50多人中每年大概有七到八个学生中途辍学，而实行以后，这个数字降低到了平均每班一到两个。免去了教材费和学杂费，对寄宿生每周还补助7.5元的生活费，每年还是有部分学生辍学。
对此，校长党银海算了笔账：估计每周孩子的生活费在35到40元，每学期按20周计算，总的就是800元左右。扣除按规定给寄宿生发放的7.5元补贴，农民每周在孩子身上起码花掉30元，一个学期下来就得600元，即使只供一个孩子上学，一年下来也得1200元。而现在就读的初中生年龄一般在十四五岁，他们的父母年龄正好在三十五六岁。按照党海银的说法，“三十四五岁”的农民一般“有两个孩子”，供他们读完三年初中，这些农民得花7000多元。对于一个年均纯收入只有两三千的普通农民家庭来说，很难拿出这么大的数目。
义务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保证“一个也不能少”。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彻底解决失学学生的生活费问题，金盆湾中学每年的资金缺口，在4万元以上。
西部地区实行“两免一补”后，国家每年在小学和初中投入的资金是巨大的。如果每个像金盆湾中学一样的镇级中学每年需要多投入4万元资金，这对地区政府和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个不小的财政负担。
那么，这个4万元的缺口要由谁来堵呢？
在山东邹平的调查走访中，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受。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教育经费的不足或不到位……使得学校担负着沉重的压力。访谈中我们发现学校的困境，地方政府经费支持不足和学校自身经济自主权的丧失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师资力量的培养。学校没有良好的教学设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人才来教育孩子健康成长；也没有更多的资金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这样看来，围绕着教育经费这个问题，国家、学校和家庭似乎一起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不过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战略地位和政策目标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即缺少监督。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通病：政策的制定，包括法律，出台很容易，但是由于不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并没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就极容易落空或者流失——政策流失或者变形，造成目前农村教育严重的困境。
教育在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体现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知识改变命运”已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然而，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只凭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去参与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显然是缺乏“资本”的。然而这却是今天许多农村孩子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在南泥湾村，就读于西安铁路运输学院五年制大专班的田博指着初三当年全班拍的毕业照，一个个地回忆着班里同学的去向，“我们这个班的情况是这样的，从初三毕业到目前为止，上学的只有三位同学。”当时这个班里有48个学生，其余的人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出外打工，还有些女生甚至就呆在家里等着结婚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家庭经济问题，就是家里没钱供给孩子，就造成了辍学。”田博说。
金盆湾中学党海银校长也说，现如今城里的孩子“按照正常情况，现在如果上重点高中，三年就得2万多，上大学四年，一年算一万吧，四年得4万，那加起来7万，对一个有二亩多耕地靠种秋季作物的农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免税以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速度。虽然学费没有增加，但是，学生的生活费在6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在南泥湾地区，绝大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但相当大部分农民子女由于无法承受高昂的学费，在高中阶段辍学。农民由于缺乏经济来源，被挡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由此所带来的文化资本的缺乏进一步导致贫困，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
随着国家、地方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多读不起书的孩子圆了上学梦。然而，从初三到高一，却成为一部分孩子命运的分水岭：在高昂的高中、大学学费面前，寒门子弟有的为了学业不得不债台高筑，有的面对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欲哭无泪，还有的在被迫无奈中远走他乡打工。
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后续和延伸，讨论12年义务教育的可能与可为，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焦点话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致辞说，教育公平是全民教育的灵魂。没有教育的公平，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执笔：周颖静、梁靖雯、黄娴、徐笑古、王蓉、周海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