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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上空响起了刺耳的枪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惨遭国民党政府杀害。人们在狱中找到了一份手稿，那是瞿秋白想写而未能完成的一本书的目录稿，其中有一个章节叫《丁玲和他》。让瞿秋白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对他感情生活产生过影响的女性此刻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
1933年5月，外界风传丁玲已被杀害，鲁迅用诗文悼念这位激情四溢、潜力十足的文坛新星，他将这位湖南女子比作湘灵，为30年代充斥着鸳鸯蝴蝶、靡靡之音的上海文学界吹拂出一股清新之气。三年后的上海仍笼罩在丁玲生死之谜中，但在遥远的陕北，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里，中共中央的窑洞却出现了这位奇女子的身影。
离开上海北上延安受到毛泽东热烈欢迎
丁宁（原作协办公室主任）：在一个大窑洞里面为她开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参加了，会议开得非常热烈。毛泽东问丁玲说，丁玲同志你来了，今后怎么打算呢？丁玲说：毛主席，我要到前线去。
这位柔弱却目光炯炯的女子一开口就要冲到革命最前线，要参加红军，给当时的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笑着说，好呀，还赶得上，当前还有—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吧。
军旅生活很快改变着这位从上海滩走出来的女作家，她将一路的见闻写成文章《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等战地散文，名噪一时。1936年12月30日，正随军在庆阳准备迎接阳历年的丁玲收到一份来自毛泽东的电报。
张凤珠（丁玲秘书）：她那时候到前方去了，毛泽东写了一首词，用电报发到前方。恐怕他再没有对第二个人这样过。聂荣臻收到这首词以后交给了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发这封电报的两个星期前，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这段形势紧迫的非常时期，他依然关注着远在前线的丁玲，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般。
王中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据丁玲自己分析，在延安的党的领导人中，毛主席是比较有威严的，朱老总则比较平和。所以私下交往的时候，大家比较喜欢去找朱老总聊天，毛主席没有人太敢去找。丁玲这方面的观念则比较淡，她就去毛主席的窑洞里聊天，毛主席也很高兴。
两人间本来融洽的关系却在1938年急转直下。这一年的11月，毛泽东突然要在凤凰山的窑洞里请客，来的人都知道将要赴的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但是毛泽东没有明说，大家也就心照不宣。
陈明（丁玲丈夫）：一个通信员跑到马列学院送来一个条子，是毛主席写的信，写着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老红军谭余保，一个是徐海东，一个是丁玲，请他们今天什么时候有空的话来吃饭。
事不凑巧，在通信员送来信件的当天，丁玲正借了马要出发去看望得了病的女儿蒋祖慧。
蒋祖慧（丁玲之女）：她说，我当时就犹豫，是留下来吃饭呢还是去看你？后来觉得见毛主席比较容易，毕竟都在延安比较近，看你很难，所以我还是决定去看你。她说，我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没有意见，我这人比较开放，没有想到演员就不能和毛主席结婚，这个思想没有。
等从安塞回来，有一天丁玲去看毛泽东。
张凤珠：一进门，毛主席坐着在那儿看书呢，抬头看了她一眼没理她，连招呼都没打。还是江青出来招呼，毛主席干脆站起来出去了。因为毛泽东跟江青结婚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把丁玲没出席看做是对他们婚姻的态度，所以很生气就没理睬她。
自此以后，丁玲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先前那般亲近。这件小风波过后没多久，丁玲所写的一篇《“三八”节有感》却有意无心地酿成了一场大风波。
张凤珠：她讽刺小孩有保姆，每个礼拜还要跳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延安普遍认为她这都是讽刺江青的。
让丁玲没有想到，这几句“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的言语却在延安引发了强烈的批评声浪，由此也开启了“整风学习”的前奏。同样受到批评的有王实味撰写的杂文《野百合花》，该文同样痛斥，延安风行跳交际舞而前方的战士却躺在血泊之中。
延安整风开始了。在—边倒的批判声中，王实味被下令处决，而在一次关键性的发言中，毛泽东却以一句“丁玲是同志”最终保护了她。但是，这顶保护伞终归是暂时的，而更大的政治考验还在等待着丁玲。
遭康生指责有污点遇到苏区后最大麻烦
1939年，康生以领导过地下斗争权威人士的身份，公开说丁玲在南京有过自首叛变行为。
陈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管社会部，而且在中央党校当校长。有一次开晚会时康生说，丁玲不能到党校来，我不收，因为她在南京被捕的时候自首了。
康生的这番话让有关丁玲在上海失踪时的传闻再次受到关注，百口莫辩的丁玲只好再次求助于她所信赖的毛泽东。
陈明：丁玲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康生为什么胡说八道说我在南京自首了？他根据什么？毛主席就告诉她，陈云是中组部的部长，你应该去找他谈，同时也可以去看一看康生。丁玲直接找了陈云同志，还是组织部给她作了一个结论，最后一句话是“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是最后的结论，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两个人签名。陈云告诉她，最后这句话是毛主席加的。
1937年，20岁的陈明放弃了在上海商学院的学业，满怀抗日救亡的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抗大13分队的一名学员。当时的陈明并没有意识到，他今后的人生将与丁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了陈明的陪伴和支持，丁玲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风雨中忆萧红》、《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等一批作品，让经历过延安时期的人们至今难忘。
丁玲早已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此时，—个新的机遇为日后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播下了第—颗种子。
陈明：一次，毛主席跟她讲，你到农村也搞了十年了，可以到工厂去了吧。我们想换个地方也好，就谈定到钢铁厂去。
丁玲、陈明一行走到张家口，由于交通中断暂留当地，参加了农村土改工作队。土改中发生的一幕幕让她无法忘怀，她对同行的战友说，一部小说已经构思完成，现在我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这部被认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21万字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随后诞生。
土改结束后，丁玲要去匈牙利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路过西柏坡，把这部小说的手稿拿给胡乔木看。胡乔木觉得写的不错，让丁玲带这本书出去。
丁宁：在苏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都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1952年，这部作品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金。
张凤珠：那阵斯大林奖金比现在的诺贝尔奖金还被看重，所以丁玲那时候真是声望高得不得了。
然而，五年后一场政治风波却让丁玲从被人仰视的高位跌至了苦难的深渊。
中宣部重审“丁陈”案摘除“帽子”仍无期
1955年发生了胡风事件，反胡之风瞬时刮向文艺界各个角落。而此时，无官一身轻的丁玲同陈明正躲在无锡只争朝夕地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并不知道，政治批判的火焰就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
张凤珠：有一天马烽碰见我就说，你给丁玲写封信，让她接到作协通知立刻就回，不要推托写东西什么的。她不久就回来了，其实那阵就酝酿着就要批她了。
会议的切入口是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这封信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名义写给刘少奇的。
丁宁：没有相当的水平写不出这个信，而且如果不了解内部各种情况也写不来。大家分析来讨论去，都一致认为是出自陈企霞的手笔。
这封信的确是和丁玲共同主持过《文艺报》工作的陈企霞所写，起因是毛泽东在1954年9月指责《文艺报》不发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压制新生力量。周扬主管的文艺界随后展开对《文艺报》的批判，陈企霞为此受了处分。
徐光耀（原河北省文联主席）：信的主要内容是为自己辩护，说给他的那几十条帽子不对。他觉得组织是攥在周扬他们这些人手里的，要按组织一层一层地往上递就交不到中央去。但是你是在向中央告黑状，没有通过组织就是反党行为，当时就变成这个了。
丁宁：认为后台一定是丁玲。
事实上，丁玲早已不再主管《文艺报》。这封匿名信迂回曲折地牵扯到了她，不得不让她想到这是有人事先设计好的，她才是真正要被批判的目标人物。这场争斗会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直接指挥，他也第—个发了言。
丁宁：说丁玲做《文艺报》的负责人时，《文艺报》形成了独立王国。
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几乎全是断章取义于她平时的谈话。这些看来极其琐碎的小事便成了强加给她的罪状。
张凤珠：她那时候讲，作家无论如何得有作品，总得写出一本书吧。后来揭发材料就给引申，说作家得有一本书，有本书就有本钱了，就可以跟党要价钱了。
丁宁：一本书主义，这是丁玲很大的罪状。
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洋洋万言，满纸“反党”、“小集团”、“独立王国”、“拒绝党的领导”，“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等。12月间，全国各地文艺界宣传部门的主要领导作家来京开会，可容纳五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周扬作了《关于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传达，但这个会却没有让丁玲参加，她甚至不知道中央已经批发了作协党组报告，但参加会议的陈明却感到情况严重。
第二年一开春，丁玲开始写申诉书。同年，毛泽东提出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只有少数几种声音。随后，中宣部开始重审丁陈案。
经过对丁陈问题的反复审查，1957年6月6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一个反党集团的大帽子眼看就要摘除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会议戛然而止，两天后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党组织扩大会议转变成针对丁陈的批判大会。此时周扬对丁陈案的态度再一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丁宁：大家都觉得周扬同志还是心胸开阔的，这会儿怎么又变了呢？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从哲学上说，就叫否定的否定。
周扬在这次会上的表现到底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还是身处政治旋涡的无奈，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但是《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却为此留下了一丝线索，周扬只是—个执行者。
徐光耀：反右的时候再批判，把丁玲的几篇文章重新在《文艺报》上发表，前头加了一个按语，是刘白羽他们起草了之后交中央审查，毛泽东亲自改的。报纸上一出来，丁玲一看，她说：我没有希望逃得过这一关了。
会议结束了，丁玲和陈明被划为右派。1958年，两人过了一个寂寞的春节。春节后，陈明突然接到单位的通知：撤销级别，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
遭受种种刁难被迫放下笔杆融入人民
在陈明到了北大荒三个月后，丁玲也被批准前往黑龙江汤原农场。她随身携带一张从中宣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中却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
丁玲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种种刁难。失去经济来源的她只能依靠陈明每个月28元钱的生活费过活。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我下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
陈明：她说我挑了一个工作，我到孵化队养小鸡。我说，这个可以，你试试看吧，你干得了就干，干不了你就走。
张凤珠：就住在那个鸡场里，满院子都是鸡粪，有一间房子让她住，有时候她都得从窗户出来进去。
郑笑枫（原《光明日报》高级记者）：你得拌饲料吧？东北霜冻期是半年，白菜萝卜冻了不是不好剁嘛，她说手都剁伤了还得继续干。
大右派丁玲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开始用握笔杆子的手摆弄鸡蛋和小鸡。她再也未能完成构思已久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不能写作，写了也不可能发表，稿费收入也就断了，又没有工资，曾经把五万卢布“斯大林文学奖金”全部捐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会的丁玲，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
多年后，丁玲在回忆北大荒生活时曾用这样一段文字记下自己对陈明的依恋：“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文革”初期，丁玲和陈明在远离北京的北大荒得知，当年几位坚持给丁玲扣上反党分子帽子的高官也变成了黑帮分子。他们想，彻底解决自己问题的时机快到了。但不久他们却亲身感受到了“文革”的灾难。丁玲和陈明从农场招待所被强令搬到当地称为马架子的一间牛棚里，很快丁玲就在这个牛棚里遭到了批斗。1970年4月初的一个半夜，住在集体宿舍的陈明被人叫醒。
陈明：我们一个队长来叫我，刚走出走廊，两个解放军就把我摁住，戴上手铐。到了队部，让我在逮捕状上签字。
被押往囚车的陈明听见有个带队的说“材料都带上了”。他心里知道，丁玲也被抓了。丁玲和陈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丁玲一直不知道陈明也在同一所监狱，陈明则惦记着丁玲，担心着她的腰病，也担心她的精神状态是否能挺得住。
陈明：我在秦城的时候曾经考虑过，万一丁玲不好了，牢里总得通知我去见一面吧？这个时候我见到丁玲该说什么呀？我想了一下，只讲一句话：丁玲你革命到底了。
中央专案组释放丁玲六年摧残蹒跚返乡
1975年春，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几个月后，中央专案组作出了丁玲是叛徒的结论，释放了丁玲和陈明。1975年5月22日傍晚，陈明被遣往山西长治老丁山公社嶂头村，此时丁玲已早一天到达。见到从屋里走出来的丁玲，六年不见，他发现她老了，连讲话的声音都老了。丁玲却笑着说：这个地方好啊。陈明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
丁玲多次向北京的中组部和胡耀邦申诉。1978年7月，丁玲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1979年，他们被批准以看病的名义返回北京。
张凤珠：我心想二十多年了，她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吧，没曾想到一看腿脚非常利索，当然，老是老了，头发也白了，但是眼神什么的根本不是我想的样子。
徐光耀：他一见我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徐光耀你是吃了我的瓜落了，我连累你了。我说不，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一些事情闹成这样子的。
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丁玲就向作协党组提出，希望尽快恢复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党籍。几个月后，作协却仍旧认定丁玲在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有变节行为。为了生计，丁玲被迫在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上签字。
签了字的丁玲仍旧内心不服，继续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为了缓和同周扬的关系，一天，丁玲和陈明主动去医院看望周扬。
张凤珠：周扬见着她就是谈自己“文革”怎么受罪。丁玲很失望。关于丁玲这二十多年，他没有任何的道歉。
直至丁玲最后的日子里，她终于等到了命运的眷顾。1984年8月1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张凤珠：中组部结论下来了，就是维持在延安做的结论。
1986年3月15日，丁玲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红旗向人世告别。红旗上写着四个大字：丁玲不死。
（摘自《纵横》2012.4期）B②
1933年5月，外界风传丁玲已被杀害，鲁迅用诗文悼念这位激情四溢、潜力十足的文坛新星，他将这位湖南女子比作湘灵，为30年代充斥着鸳鸯蝴蝶、靡靡之音的上海文学界吹拂出一股清新之气。三年后的上海仍笼罩在丁玲生死之谜中，但在遥远的陕北，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里，中共中央的窑洞却出现了这位奇女子的身影。
离开上海北上延安受到毛泽东热烈欢迎
丁宁（原作协办公室主任）：在一个大窑洞里面为她开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参加了，会议开得非常热烈。毛泽东问丁玲说，丁玲同志你来了，今后怎么打算呢？丁玲说：毛主席，我要到前线去。
这位柔弱却目光炯炯的女子一开口就要冲到革命最前线，要参加红军，给当时的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笑着说，好呀，还赶得上，当前还有—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吧。
军旅生活很快改变着这位从上海滩走出来的女作家，她将一路的见闻写成文章《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等战地散文，名噪一时。1936年12月30日，正随军在庆阳准备迎接阳历年的丁玲收到一份来自毛泽东的电报。
张凤珠（丁玲秘书）：她那时候到前方去了，毛泽东写了一首词，用电报发到前方。恐怕他再没有对第二个人这样过。聂荣臻收到这首词以后交给了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发这封电报的两个星期前，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这段形势紧迫的非常时期，他依然关注着远在前线的丁玲，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般。
王中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据丁玲自己分析，在延安的党的领导人中，毛主席是比较有威严的，朱老总则比较平和。所以私下交往的时候，大家比较喜欢去找朱老总聊天，毛主席没有人太敢去找。丁玲这方面的观念则比较淡，她就去毛主席的窑洞里聊天，毛主席也很高兴。
两人间本来融洽的关系却在1938年急转直下。这一年的11月，毛泽东突然要在凤凰山的窑洞里请客，来的人都知道将要赴的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但是毛泽东没有明说，大家也就心照不宣。
陈明（丁玲丈夫）：一个通信员跑到马列学院送来一个条子，是毛主席写的信，写着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老红军谭余保，一个是徐海东，一个是丁玲，请他们今天什么时候有空的话来吃饭。
事不凑巧，在通信员送来信件的当天，丁玲正借了马要出发去看望得了病的女儿蒋祖慧。
蒋祖慧（丁玲之女）：她说，我当时就犹豫，是留下来吃饭呢还是去看你？后来觉得见毛主席比较容易，毕竟都在延安比较近，看你很难，所以我还是决定去看你。她说，我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没有意见，我这人比较开放，没有想到演员就不能和毛主席结婚，这个思想没有。
等从安塞回来，有一天丁玲去看毛泽东。
张凤珠：一进门，毛主席坐着在那儿看书呢，抬头看了她一眼没理她，连招呼都没打。还是江青出来招呼，毛主席干脆站起来出去了。因为毛泽东跟江青结婚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把丁玲没出席看做是对他们婚姻的态度，所以很生气就没理睬她。
自此以后，丁玲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先前那般亲近。这件小风波过后没多久，丁玲所写的一篇《“三八”节有感》却有意无心地酿成了一场大风波。
张凤珠：她讽刺小孩有保姆，每个礼拜还要跳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延安普遍认为她这都是讽刺江青的。
让丁玲没有想到，这几句“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的言语却在延安引发了强烈的批评声浪，由此也开启了“整风学习”的前奏。同样受到批评的有王实味撰写的杂文《野百合花》，该文同样痛斥，延安风行跳交际舞而前方的战士却躺在血泊之中。
延安整风开始了。在—边倒的批判声中，王实味被下令处决，而在一次关键性的发言中，毛泽东却以一句“丁玲是同志”最终保护了她。但是，这顶保护伞终归是暂时的，而更大的政治考验还在等待着丁玲。
遭康生指责有污点遇到苏区后最大麻烦
1939年，康生以领导过地下斗争权威人士的身份，公开说丁玲在南京有过自首叛变行为。
陈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管社会部，而且在中央党校当校长。有一次开晚会时康生说，丁玲不能到党校来，我不收，因为她在南京被捕的时候自首了。
康生的这番话让有关丁玲在上海失踪时的传闻再次受到关注，百口莫辩的丁玲只好再次求助于她所信赖的毛泽东。
陈明：丁玲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康生为什么胡说八道说我在南京自首了？他根据什么？毛主席就告诉她，陈云是中组部的部长，你应该去找他谈，同时也可以去看一看康生。丁玲直接找了陈云同志，还是组织部给她作了一个结论，最后一句话是“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是最后的结论，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两个人签名。陈云告诉她，最后这句话是毛主席加的。
1937年，20岁的陈明放弃了在上海商学院的学业，满怀抗日救亡的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抗大13分队的一名学员。当时的陈明并没有意识到，他今后的人生将与丁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了陈明的陪伴和支持，丁玲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风雨中忆萧红》、《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等一批作品，让经历过延安时期的人们至今难忘。
丁玲早已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此时，—个新的机遇为日后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播下了第—颗种子。
陈明：一次，毛主席跟她讲，你到农村也搞了十年了，可以到工厂去了吧。我们想换个地方也好，就谈定到钢铁厂去。
丁玲、陈明一行走到张家口，由于交通中断暂留当地，参加了农村土改工作队。土改中发生的一幕幕让她无法忘怀，她对同行的战友说，一部小说已经构思完成，现在我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这部被认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21万字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随后诞生。
土改结束后，丁玲要去匈牙利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路过西柏坡，把这部小说的手稿拿给胡乔木看。胡乔木觉得写的不错，让丁玲带这本书出去。
丁宁：在苏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都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1952年，这部作品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金。
张凤珠：那阵斯大林奖金比现在的诺贝尔奖金还被看重，所以丁玲那时候真是声望高得不得了。
然而，五年后一场政治风波却让丁玲从被人仰视的高位跌至了苦难的深渊。
中宣部重审“丁陈”案摘除“帽子”仍无期
1955年发生了胡风事件，反胡之风瞬时刮向文艺界各个角落。而此时，无官一身轻的丁玲同陈明正躲在无锡只争朝夕地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并不知道，政治批判的火焰就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
张凤珠：有一天马烽碰见我就说，你给丁玲写封信，让她接到作协通知立刻就回，不要推托写东西什么的。她不久就回来了，其实那阵就酝酿着就要批她了。
会议的切入口是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这封信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名义写给刘少奇的。
丁宁：没有相当的水平写不出这个信，而且如果不了解内部各种情况也写不来。大家分析来讨论去，都一致认为是出自陈企霞的手笔。
这封信的确是和丁玲共同主持过《文艺报》工作的陈企霞所写，起因是毛泽东在1954年9月指责《文艺报》不发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压制新生力量。周扬主管的文艺界随后展开对《文艺报》的批判，陈企霞为此受了处分。
徐光耀（原河北省文联主席）：信的主要内容是为自己辩护，说给他的那几十条帽子不对。他觉得组织是攥在周扬他们这些人手里的，要按组织一层一层地往上递就交不到中央去。但是你是在向中央告黑状，没有通过组织就是反党行为，当时就变成这个了。
丁宁：认为后台一定是丁玲。
事实上，丁玲早已不再主管《文艺报》。这封匿名信迂回曲折地牵扯到了她，不得不让她想到这是有人事先设计好的，她才是真正要被批判的目标人物。这场争斗会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直接指挥，他也第—个发了言。
丁宁：说丁玲做《文艺报》的负责人时，《文艺报》形成了独立王国。
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几乎全是断章取义于她平时的谈话。这些看来极其琐碎的小事便成了强加给她的罪状。
张凤珠：她那时候讲，作家无论如何得有作品，总得写出一本书吧。后来揭发材料就给引申，说作家得有一本书，有本书就有本钱了，就可以跟党要价钱了。
丁宁：一本书主义，这是丁玲很大的罪状。
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洋洋万言，满纸“反党”、“小集团”、“独立王国”、“拒绝党的领导”，“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等。12月间，全国各地文艺界宣传部门的主要领导作家来京开会，可容纳五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周扬作了《关于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传达，但这个会却没有让丁玲参加，她甚至不知道中央已经批发了作协党组报告，但参加会议的陈明却感到情况严重。
第二年一开春，丁玲开始写申诉书。同年，毛泽东提出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只有少数几种声音。随后，中宣部开始重审丁陈案。
经过对丁陈问题的反复审查，1957年6月6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一个反党集团的大帽子眼看就要摘除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会议戛然而止，两天后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党组织扩大会议转变成针对丁陈的批判大会。此时周扬对丁陈案的态度再一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丁宁：大家都觉得周扬同志还是心胸开阔的，这会儿怎么又变了呢？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从哲学上说，就叫否定的否定。
周扬在这次会上的表现到底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还是身处政治旋涡的无奈，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但是《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却为此留下了一丝线索，周扬只是—个执行者。
徐光耀：反右的时候再批判，把丁玲的几篇文章重新在《文艺报》上发表，前头加了一个按语，是刘白羽他们起草了之后交中央审查，毛泽东亲自改的。报纸上一出来，丁玲一看，她说：我没有希望逃得过这一关了。
会议结束了，丁玲和陈明被划为右派。1958年，两人过了一个寂寞的春节。春节后，陈明突然接到单位的通知：撤销级别，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
遭受种种刁难被迫放下笔杆融入人民
在陈明到了北大荒三个月后，丁玲也被批准前往黑龙江汤原农场。她随身携带一张从中宣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中却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
丁玲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种种刁难。失去经济来源的她只能依靠陈明每个月28元钱的生活费过活。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我下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
陈明：她说我挑了一个工作，我到孵化队养小鸡。我说，这个可以，你试试看吧，你干得了就干，干不了你就走。
张凤珠：就住在那个鸡场里，满院子都是鸡粪，有一间房子让她住，有时候她都得从窗户出来进去。
郑笑枫（原《光明日报》高级记者）：你得拌饲料吧？东北霜冻期是半年，白菜萝卜冻了不是不好剁嘛，她说手都剁伤了还得继续干。
大右派丁玲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开始用握笔杆子的手摆弄鸡蛋和小鸡。她再也未能完成构思已久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不能写作，写了也不可能发表，稿费收入也就断了，又没有工资，曾经把五万卢布“斯大林文学奖金”全部捐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会的丁玲，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
多年后，丁玲在回忆北大荒生活时曾用这样一段文字记下自己对陈明的依恋：“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文革”初期，丁玲和陈明在远离北京的北大荒得知，当年几位坚持给丁玲扣上反党分子帽子的高官也变成了黑帮分子。他们想，彻底解决自己问题的时机快到了。但不久他们却亲身感受到了“文革”的灾难。丁玲和陈明从农场招待所被强令搬到当地称为马架子的一间牛棚里，很快丁玲就在这个牛棚里遭到了批斗。1970年4月初的一个半夜，住在集体宿舍的陈明被人叫醒。
陈明：我们一个队长来叫我，刚走出走廊，两个解放军就把我摁住，戴上手铐。到了队部，让我在逮捕状上签字。
被押往囚车的陈明听见有个带队的说“材料都带上了”。他心里知道，丁玲也被抓了。丁玲和陈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丁玲一直不知道陈明也在同一所监狱，陈明则惦记着丁玲，担心着她的腰病，也担心她的精神状态是否能挺得住。
陈明：我在秦城的时候曾经考虑过，万一丁玲不好了，牢里总得通知我去见一面吧？这个时候我见到丁玲该说什么呀？我想了一下，只讲一句话：丁玲你革命到底了。
中央专案组释放丁玲六年摧残蹒跚返乡
1975年春，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几个月后，中央专案组作出了丁玲是叛徒的结论，释放了丁玲和陈明。1975年5月22日傍晚，陈明被遣往山西长治老丁山公社嶂头村，此时丁玲已早一天到达。见到从屋里走出来的丁玲，六年不见，他发现她老了，连讲话的声音都老了。丁玲却笑着说：这个地方好啊。陈明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
丁玲多次向北京的中组部和胡耀邦申诉。1978年7月，丁玲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1979年，他们被批准以看病的名义返回北京。
张凤珠：我心想二十多年了，她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吧，没曾想到一看腿脚非常利索，当然，老是老了，头发也白了，但是眼神什么的根本不是我想的样子。
徐光耀：他一见我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徐光耀你是吃了我的瓜落了，我连累你了。我说不，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一些事情闹成这样子的。
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丁玲就向作协党组提出，希望尽快恢复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党籍。几个月后，作协却仍旧认定丁玲在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有变节行为。为了生计，丁玲被迫在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上签字。
签了字的丁玲仍旧内心不服，继续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为了缓和同周扬的关系，一天，丁玲和陈明主动去医院看望周扬。
张凤珠：周扬见着她就是谈自己“文革”怎么受罪。丁玲很失望。关于丁玲这二十多年，他没有任何的道歉。
直至丁玲最后的日子里，她终于等到了命运的眷顾。1984年8月1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张凤珠：中组部结论下来了，就是维持在延安做的结论。
1986年3月15日，丁玲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红旗向人世告别。红旗上写着四个大字：丁玲不死。
（摘自《纵横》2012.4期）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