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斩崔宁》是宋人话本中的名篇，见《京本通俗小说》（即《宋人词话》）第十五卷。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把这篇话本收编入《醒世恒言》改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错斩崔宁》以低沉的笔触、黯淡的色调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悲剧。一个名叫刘贵的人因家中贫穷，从丈人处借得十五贯钱，晚上回家时因喝醉了酒，又嫌其妾陈二姐开门迟了，就跟陈二姐开了个玩笑，说这十五贯钱是把她典当给别人所得。陈二姐信以为真，当晚偷跑出来，住在一个邻居家。第二天在回爹娘家的路上，碰上一个卖丝的青年崔宁，两人结伴而行。不料刘贵在家被盗贼杀死，十五贯钱也被盗走。邻居发现后，追赶陈二姐。因崔宁卖丝所得的钱也是十五贯，邻居就以为崔宁是陈二姐的奸夫，是他们合谋杀死刘贵。临安府尹以为这就是真赃实犯，不作调查研究，不推理详情，而是将崔宁和陈二姐屈打成招，一个被“处斩”，一个被“凌迟”，造成了两条人命冤案。后来，真正的凶手静山大王吐露了真情，此案才得以昭雪。
　　这篇话本，情节曲折生动。作者认为，刘贵的杀身破家，崔、陈的冤死，都由刘贵酒后戏言造成。很显然，造成这件命案原因很多，然而，话本作者却偏偏抓住了“不该说笑话”这个非本质的原因，而抹杀了本质的原因。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探讨造成崔、陈惨剧的本质原因。
　　一．封建社会压制妇女的宗法制度是酿成悲剧的催化剂
　　请看刘贵说把陈二姐典给一个商人后，“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日与我没有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陈二姐听了刘贵的戏言后“疑狐不决”，她不信，但又不能不相信刘贵“下得这等狠心辣手”。尽管封建社会丈夫有随意处置妾的权力，可是在决定之前理应通知其父母。小说非常巧妙地通过陈二姐的一连串提问，透露出她的疑而不信，信而又疑，以及紧张不安的心理，从而反映出作为一个“妾妇”，地位卑微，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哀。我们试想：如果不是封建社会崇尚“三从四德”，女子出嫁后要服从丈夫，丈夫有典卖妻妾之权，那么刘贵即使说的不是笑话，二姐也不会认真。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陈二姐逆来顺受、老实胆小的性格弱点让她在面对突发性袭击和社会上罪恶势力时，不会大声辩解，更不会反抗，只能默默地承受。这是一个可怜的、牺牲者的形象，但又是非常真实的形象，她代表了封建社会里一部分妇女的悲惨遭遇。由此可见，刘贵的戏言促成陈二姐出走这一故事发展的关键情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二、社会风气日下导致静山大王在杀人越货后仍逍遥自在是故事发展的客观因素
　　故事结尾四句诗的第一句“善恶无分总丧躯”可以说既是给刘贵作总结（他不该对善良的二姐开这么大的玩笑，导致丧躯），同时也是给静山大王作总结（作盗贼，杀人害命，难逃“恶有恶报”而丧躯）。静山大王因为赌输了钱打算偷些值钱的东西还债,正好陈二姐出走忘记关门，让他有机可趁。他“捏手捏脚，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觉。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围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见一人朝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钱，便去取了几贯”。不难看出，静山刚开始只偷了几贯，并不想害人，不料惊觉了刘官人继而厮打起来，刘官人命丧黄泉。这时的静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剩余的钱一并拿走，从此逍遥法外。这一人物形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那个黑暗腐败的社会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官府的苛暴和社会风气的与日俱下，致使有的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但封建司法机构却无力整治，任由其为非作歹。因此强盗小偷屡屡可见，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丝毫得不到保障。
　　三、封建官吏的瞒盱昏愦是冤案发生的直接原因
　　全篇故事的复杂描写都着眼在一个“错斩”的“错”字上，作者无疑看到了昏官的“率意断狱”是导致陈二姐和崔宁冤狱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他寻觅和探索这幕悲剧的最后根源时，却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而是迷失在次要矛盾中了。他把“错斩”直追到“人情万端”、“世路崎岖”这些表面现象上去，于是得出了“口舌从来是祸基”的错误结论。冯梦龙同样也认为“戏言”是这一悲剧的祸源，因此他在编撰《醒世恒言》时索性把这一话本改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利用戏言和巧祸模糊了人们对真正祸源的认识。
　　不过我们应当承认的是作品在结构情节时运用“巧合”的手法，大大加强了作品矛盾冲突的紧张性，使小说情节发展富于传奇色彩。情节的曲折多变向来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色。《错斩崔宁》就在“巧”上下足了功夫，王氏的父亲给刘贵十五贯钱，而崔宁卖丝所得的也恰好是十五贯钱；刘贵从丈人家回家，王氏偏偏被留下；刘贵一番戏言，二姐躲入邻家，没关家门，恰巧为窃贼提供了方便；杀害刘贵、偷窃十五贯钱的窃贼，碰巧就是劫掠王氏的静山大王，等等。然而，“巧合”艺术手法的运用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偶然性的情节奇特离奇，充满种种变数，使人始终处在新奇的变化中，深深吸引读者，但人们也因此忽略了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试问：如果在一个政治昌明、司法公正的社会，“戏言”又何致于惹出如此大祸？所以，作品将“戏言”认为是悲剧的根源，这也反映了小市民长期在封建统治下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畸形心态。当时社会黑暗，静山大王和昏官多如牛毛，有时飞来横祸就会闹得家破人亡，老百姓没有能力改造或消灭盗贼和昏官，往往就不得不比较现实地从“自我检讨”的角度来设法避祸，从而得出了“颦笑之间，最宜谨慎”这种小市民明哲保身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