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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是联合国系统内最严肃的政治机构。按常理，安理会的会议也应该严肃无比。但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通过细心观察，却像当年哥伦布那样，得到了一个“大发现”，即大家在安理会内并非循规蹈矩，而是活泼有余，不少人在会场内甚至我行我素，搞起了“小动作”！
通常而言，如果安理会当天的会议议题重要，台上发言者级别高，且妙语连珠，座上听者必定精神集中，双耳“高”竖，目不二用。但如果会议只是讨论例行性的议题，发言者级别低，言谈毫无“亮点”，会议最后的结果也不会超出人们的预料，许多与会者就容易思想开小差。这时，大家在会场内便会情不自禁地搞起一些“小动作”。
在安理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与会的大使大都是“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动物”，助手也是公使、公使兼参赞或参赞之类的“中级动物”，但这些常年泡在会场的也是人，在会场内也有“心烦”和“走神”的时候。这时，他们的“小动作”便是五花八门，各有特色。
最常见的是嚼糖果
20世纪90年代，各国代表在安理会内时兴嚼口香糖。这种美国箭牌口香糖25美分1小包，内有5片，也有大包装的，内有17片。但因口香糖嚼后不便随手处理，而且在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时，使节们面对实况转播的摄像机，腮帮子不断在嚼动也不雅观，后来大都改为口含薄荷糖，真有点“和尚含糖果，有甜说不出”。
在纽约市面上出售的主要有两种薄荷糖：一种是小塑料盒装的，内有数十粒比沙粒略大一些的糖果，按白色、绿色、橘黄色、粉红色等分出不同的口味；另一种是管状的，糖果如钮扣般大小，一管有近20粒。粒小的可以细水长流，粒大的自然劲儿冲。当代表们听会时觉得索然无味时，就会从口袋中掏出糖果放入口中品尝。这其实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无奈之举。遇到会议时间太长，发言者又长篇大论，就有代表主动将自己的糖果与邻近就座的同事分享。这时，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战友之情便会在代表们的心中油然而生。大家的关系也因此越嚼越密切。
1997年2月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森大使的会议“小动作”则非常具有“美国特色”。他不喜欢嚼糖果，但每次在安理会听会时，却总爱摆弄桌上的铅笔，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将铅笔的一端放进嘴中叼着。散会后，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收拾会议室时，如果发现铅笔的屁股一端有牙印，就可以肯定这是“美国制造”的。
最繁忙的是看报纸
安理会的全体磋商通常在上午10时开始。许多代表早上多在办公室忙于公务，会前来不及阅读当天的报纸。参加会议时便夹着报纸匆匆走进会场，在座位上趁着别人作长篇发言，便忙里偷闲，一心二用，将当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等浏览完毕。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内还设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将当天世界各大报纸的相关新闻报道复印成册，或将各大网站的消息快讯下载成文，供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阅知。这些代表、副代表和助手则借会议之良机，一边听会，一边对世界大事一览无遗，真可谓一箭双雕。
我在纽约工作期间也近朱者赤，每天利用开会的几寸光阴，将《人民日报》海外版、纽约当地的《侨报》认真阅读了一遍，而且也常利用磋商听会之机，阅读《纽约时报》文娱版中关于卖座电影的宣传广告，选择其中的一两部电影，为周末轻松轻松预作准备。
最有趣的是随意绘画
联合国内的文具实施“供给制”。联合国秘书处在安理会各国代表的桌前都备好一叠巴掌见宽的白纸和三支铅笔，主要供大使们准备发言要点或草拟一段案文什么的使用。
当大使们发现有些议题事不关己时，便会高高挂起，开始用铅笔在纸上随心所欲地练起绘画。有两年是佛得角曾担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其大使尤素斯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基本上是人云亦云，态度随大溜，因此，他开会时必定绘画。两年任期，他的绘画技巧大有长进。每次绘后，都有人向他索要。他离任时大家都觉得依依不舍，话别时在他“外交家”的头衔前又“加封”了“画家”的称谓。这一时成为佳话。
其他代表的“作品”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既有“满天繁星”，也有“淑女头像”，更有“美术字帖”，其中当年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夫罗夫大使(现已为俄罗斯外长)的“立体字帖”颇具特色。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有幸索要了一幅。
在1996年底联合国秘书长换届选举期间，安理会三天两头开会筛选各国候选人。当时，埃及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紧张激烈的磋商中，埃及代表团的一位名叫侯赛因·扎基的二等秘书每次总在会场后排同时搞起“小动作”：散发头一天埃及报纸关于加利秘书长竞选连任受到美国政府百般刁难的漫画复印件。由于漫画生动有趣，极富讽刺意味，大家纷纷索要和争相传看。这种“小动作”显然带有政治意图，说不定还是“奉命”而行的政府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在纽约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首脑会晤。在五巨头的会晤后，有人发现，克林顿总统在近两个小时的会晤中也走了一会儿“神”，因为他在席位前面的白纸上胡乱绘了八个人头像，其中有几个头像是大胡子、长耳朵的，属于“四不像”，谁都叫不出名字。
最热闹的是看电视转播
安理会磋商室外有一间30多平米的休息室，供代表们会外交谈和休息用。室内配备了一台25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整天播送60多个电视台的节目。许多代表在会场内听“腻”或坐累后，就会离座出来散散心，到电视机前看一段电视节目。
有一年，一家体育电视台每天准时转播欧洲杯足球赛，许多球迷大使干脆不务正业，在会议期间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著名球队的比赛，遇到好球时还鼓掌欢呼，遇到臭球时则大声叫骂。这样一来，弄得正在隔壁开会的其他中下级代表也身在曹营心在汉，主持会议的安理会主席也被搞得心烦意乱，干脆以人为本，顺势做个人情，早早宣布散会。
最随便的是会上睡觉
安理会的会议常常从早开到晚。遇到深夜开会，体力不支的代表便会在会场内哈欠连天，甚至堂而皇之地打起瞌睡。这不是会议议题不重要，也不是发言者的讲话不精彩，而是生物钟在作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懂一点礼貌的代表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做掩饰，如戴个变色眼镜，用手托着下巴等。但也有一些代表干脆“明人不做暗事”，屁股往前一挪，身子往椅子后背上一靠，脑袋朝天，眼睛一闭，来个“跟着感觉走”。
有一次，安理会就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发言的国家有50多个。会议一直进行到凌晨才通过一项决议。次日，欧洲一家报纸在作报道时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安理会的快速反应”，下面配了一张记录一位欧洲常任理事国大使在会上仰天大睡的新闻图片，使读者既过目不忘，又哭笑不得。
在我国，人们在学校上课或参加大小会议时，都提倡正襟危坐，不要乱说乱动。我从联合国多边外交的这些实践中却恍然发现，这些做法原来并非“国际惯例”！
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需要具有几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是需要有听会和记录的真功夫。初来乍到的人不知道深浅，听会记录都是认认真真的，生怕有丝毫闪失。但对于在联合国多边领域工作多年的外交官来说，听会却是一门有趣的“学问”，人坐在座位上，时间一长，便可以听出不少“门道”和“味道”来。
听会是讲究窍门的，据说掌握了便能事半功倍，听能听得懂，整理会议记录亦会得心应手。
最通常的听法是掐头去尾。一般发言稿的开头部分无非是感谢某某主席主持会议有序，前面某某大使的发言如何如何不错。这些都是客套话。结尾部分无非是复述稿子提到过的核心内容，或以一些“口号”表达美好的愿望等。听众大可听而忽之，因公因私迟到或早退一点也影响不大。
最轻松的听法是左耳进、右耳出。在联合国的各个会场，许多国家的发言只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至多只是为了体现该国参加了某个问题的讨论而言。有一些国家对某某问题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还未开口已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对于这类发言，听众可以采取“印象派”方式处理，知道某某国家发过言便行了。
最实惠的听法是一心多用，边听边想自己的事儿。各国在联合国会议厅内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为了尊重别人的发言，也是为了例行公事，许多时候各国代表必须到现场坐会。虽然百无聊赖，但身不由己。就算会议讨论的可能只是“一般性”问题，但如果届时甚至某某国家的“一般级别”代表都没有在场内听会，这亦会引起外界或其他国家代表“不一般”的猜测。这时，坐会的外交官应该“过好每一分钟”，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琢磨自己的事儿，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儿女情长。只要双眼不要发呆，脑袋不要后歪，两手不要托腮，不管你如何异想天开，也不会有人来责怪。
最健康的听法是时坐时立时走动。坐会需要耐力和体力。在半米见方的席位上长时间不动，几年下来不闹出点颈椎或腰椎病就算是“上帝保佑”了。许多懂行的代表在联合国大楼的会场内听会，都会注意自身保健。好在联合国的会议没有“不许离场、必须鼓掌”等硬性规定，代表们坐累了，听烦了，都可以离开座位，在会场后站立一会，或在会场外的走廊内抽几口名牌香烟，甚至到室外吸几口新鲜空气。
最难言传的听法是听懂说话。每次会议都会有许多代表发言，对于不同语种的发言，还需要通过联合国六种语言的译员转译才能听懂。如果发言人简明扼要、层次分明，听后自然容易领会，记录亦会省心不少，事后书面归纳也会快捷迅速。如果发言人发言不清、拖泥带水、含蓄隐晦，听后便会感到不知所云，无从下笔。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经常在会场内听到有代表在发言时，将“三十”（thirty）读作“肮脏”（dirty）。
如果遇到译员偷工减料、丢三落四，所谓会议总结就只好靠“演义”了。总之，在多边领域的会场内，耳尖手快的行家里手都是通过长年累月的大量会务实践，才修炼成“精”的。
最迥然不同的是发言风格
俗语说得好：“一个铜板有两面。”准备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亦是有窍门的，据说掌握了便会有的放矢，打动人心。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虽然针对同一个议题，但他们的发言却风格迥然，各有侧重。各国代表在准备发言稿时，也是用尽心机的。有人粗略地将各类发言分为几个有趣的类型。
首先是数学家型。这种做法是大量引用数字，以数字说话。世界上许多人的脑袋并不是电脑，难以熟记数字，也对数字产生畏惧。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效果，有些代表发言时，便有意长篇大论并罗列一大堆数字。这时，在场的所有听众大都会被搅得晕晕糊糊的。
其次是哲学家型。这类发言通常提出各种各样发人深省的问题，目的是让听众扪心自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还有就是历史学家型。这类发言多为借古喻今，旨在让听众有所启迪，从历史经验当中寻找现实的结论。
再者就是文学家型。这类发言主要通过深刻的文学修辞比喻来表达自己对世事的看法。
另外，还有研究专家型。这类发言大多旁征博引，以说明其论点是有充分论据的。
对于会场内的听众来说，会听的，将发现到处是“宝”；不会听的，自然就是随地是“草”了！
责编:潘天翠 雷向晴
通常而言，如果安理会当天的会议议题重要，台上发言者级别高，且妙语连珠，座上听者必定精神集中，双耳“高”竖，目不二用。但如果会议只是讨论例行性的议题，发言者级别低，言谈毫无“亮点”，会议最后的结果也不会超出人们的预料，许多与会者就容易思想开小差。这时，大家在会场内便会情不自禁地搞起一些“小动作”。
在安理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与会的大使大都是“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动物”，助手也是公使、公使兼参赞或参赞之类的“中级动物”，但这些常年泡在会场的也是人，在会场内也有“心烦”和“走神”的时候。这时，他们的“小动作”便是五花八门，各有特色。
最常见的是嚼糖果
20世纪90年代，各国代表在安理会内时兴嚼口香糖。这种美国箭牌口香糖25美分1小包，内有5片，也有大包装的，内有17片。但因口香糖嚼后不便随手处理，而且在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时，使节们面对实况转播的摄像机，腮帮子不断在嚼动也不雅观，后来大都改为口含薄荷糖，真有点“和尚含糖果，有甜说不出”。
在纽约市面上出售的主要有两种薄荷糖：一种是小塑料盒装的，内有数十粒比沙粒略大一些的糖果，按白色、绿色、橘黄色、粉红色等分出不同的口味；另一种是管状的，糖果如钮扣般大小，一管有近20粒。粒小的可以细水长流，粒大的自然劲儿冲。当代表们听会时觉得索然无味时，就会从口袋中掏出糖果放入口中品尝。这其实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无奈之举。遇到会议时间太长，发言者又长篇大论，就有代表主动将自己的糖果与邻近就座的同事分享。这时，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战友之情便会在代表们的心中油然而生。大家的关系也因此越嚼越密切。
1997年2月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森大使的会议“小动作”则非常具有“美国特色”。他不喜欢嚼糖果，但每次在安理会听会时，却总爱摆弄桌上的铅笔，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将铅笔的一端放进嘴中叼着。散会后，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收拾会议室时，如果发现铅笔的屁股一端有牙印，就可以肯定这是“美国制造”的。
最繁忙的是看报纸
安理会的全体磋商通常在上午10时开始。许多代表早上多在办公室忙于公务，会前来不及阅读当天的报纸。参加会议时便夹着报纸匆匆走进会场，在座位上趁着别人作长篇发言，便忙里偷闲，一心二用，将当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等浏览完毕。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内还设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将当天世界各大报纸的相关新闻报道复印成册，或将各大网站的消息快讯下载成文，供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阅知。这些代表、副代表和助手则借会议之良机，一边听会，一边对世界大事一览无遗，真可谓一箭双雕。
我在纽约工作期间也近朱者赤，每天利用开会的几寸光阴，将《人民日报》海外版、纽约当地的《侨报》认真阅读了一遍，而且也常利用磋商听会之机，阅读《纽约时报》文娱版中关于卖座电影的宣传广告，选择其中的一两部电影，为周末轻松轻松预作准备。
最有趣的是随意绘画
联合国内的文具实施“供给制”。联合国秘书处在安理会各国代表的桌前都备好一叠巴掌见宽的白纸和三支铅笔，主要供大使们准备发言要点或草拟一段案文什么的使用。
当大使们发现有些议题事不关己时，便会高高挂起，开始用铅笔在纸上随心所欲地练起绘画。有两年是佛得角曾担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其大使尤素斯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基本上是人云亦云，态度随大溜，因此，他开会时必定绘画。两年任期，他的绘画技巧大有长进。每次绘后，都有人向他索要。他离任时大家都觉得依依不舍，话别时在他“外交家”的头衔前又“加封”了“画家”的称谓。这一时成为佳话。
其他代表的“作品”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既有“满天繁星”，也有“淑女头像”，更有“美术字帖”，其中当年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夫罗夫大使(现已为俄罗斯外长)的“立体字帖”颇具特色。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有幸索要了一幅。
在1996年底联合国秘书长换届选举期间，安理会三天两头开会筛选各国候选人。当时，埃及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紧张激烈的磋商中，埃及代表团的一位名叫侯赛因·扎基的二等秘书每次总在会场后排同时搞起“小动作”：散发头一天埃及报纸关于加利秘书长竞选连任受到美国政府百般刁难的漫画复印件。由于漫画生动有趣，极富讽刺意味，大家纷纷索要和争相传看。这种“小动作”显然带有政治意图，说不定还是“奉命”而行的政府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在纽约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首脑会晤。在五巨头的会晤后，有人发现，克林顿总统在近两个小时的会晤中也走了一会儿“神”，因为他在席位前面的白纸上胡乱绘了八个人头像，其中有几个头像是大胡子、长耳朵的，属于“四不像”，谁都叫不出名字。
最热闹的是看电视转播
安理会磋商室外有一间30多平米的休息室，供代表们会外交谈和休息用。室内配备了一台25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整天播送60多个电视台的节目。许多代表在会场内听“腻”或坐累后，就会离座出来散散心，到电视机前看一段电视节目。
有一年，一家体育电视台每天准时转播欧洲杯足球赛，许多球迷大使干脆不务正业，在会议期间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著名球队的比赛，遇到好球时还鼓掌欢呼，遇到臭球时则大声叫骂。这样一来，弄得正在隔壁开会的其他中下级代表也身在曹营心在汉，主持会议的安理会主席也被搞得心烦意乱，干脆以人为本，顺势做个人情，早早宣布散会。
最随便的是会上睡觉
安理会的会议常常从早开到晚。遇到深夜开会，体力不支的代表便会在会场内哈欠连天，甚至堂而皇之地打起瞌睡。这不是会议议题不重要，也不是发言者的讲话不精彩，而是生物钟在作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懂一点礼貌的代表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做掩饰，如戴个变色眼镜，用手托着下巴等。但也有一些代表干脆“明人不做暗事”，屁股往前一挪，身子往椅子后背上一靠，脑袋朝天，眼睛一闭，来个“跟着感觉走”。
有一次，安理会就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发言的国家有50多个。会议一直进行到凌晨才通过一项决议。次日，欧洲一家报纸在作报道时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安理会的快速反应”，下面配了一张记录一位欧洲常任理事国大使在会上仰天大睡的新闻图片，使读者既过目不忘，又哭笑不得。
在我国，人们在学校上课或参加大小会议时，都提倡正襟危坐，不要乱说乱动。我从联合国多边外交的这些实践中却恍然发现，这些做法原来并非“国际惯例”！
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需要具有几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是需要有听会和记录的真功夫。初来乍到的人不知道深浅，听会记录都是认认真真的，生怕有丝毫闪失。但对于在联合国多边领域工作多年的外交官来说，听会却是一门有趣的“学问”，人坐在座位上，时间一长，便可以听出不少“门道”和“味道”来。
听会是讲究窍门的，据说掌握了便能事半功倍，听能听得懂，整理会议记录亦会得心应手。
最通常的听法是掐头去尾。一般发言稿的开头部分无非是感谢某某主席主持会议有序，前面某某大使的发言如何如何不错。这些都是客套话。结尾部分无非是复述稿子提到过的核心内容，或以一些“口号”表达美好的愿望等。听众大可听而忽之，因公因私迟到或早退一点也影响不大。
最轻松的听法是左耳进、右耳出。在联合国的各个会场，许多国家的发言只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至多只是为了体现该国参加了某个问题的讨论而言。有一些国家对某某问题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还未开口已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对于这类发言，听众可以采取“印象派”方式处理，知道某某国家发过言便行了。
最实惠的听法是一心多用，边听边想自己的事儿。各国在联合国会议厅内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为了尊重别人的发言，也是为了例行公事，许多时候各国代表必须到现场坐会。虽然百无聊赖，但身不由己。就算会议讨论的可能只是“一般性”问题，但如果届时甚至某某国家的“一般级别”代表都没有在场内听会，这亦会引起外界或其他国家代表“不一般”的猜测。这时，坐会的外交官应该“过好每一分钟”，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琢磨自己的事儿，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儿女情长。只要双眼不要发呆，脑袋不要后歪，两手不要托腮，不管你如何异想天开，也不会有人来责怪。
最健康的听法是时坐时立时走动。坐会需要耐力和体力。在半米见方的席位上长时间不动，几年下来不闹出点颈椎或腰椎病就算是“上帝保佑”了。许多懂行的代表在联合国大楼的会场内听会，都会注意自身保健。好在联合国的会议没有“不许离场、必须鼓掌”等硬性规定，代表们坐累了，听烦了，都可以离开座位，在会场后站立一会，或在会场外的走廊内抽几口名牌香烟，甚至到室外吸几口新鲜空气。
最难言传的听法是听懂说话。每次会议都会有许多代表发言，对于不同语种的发言，还需要通过联合国六种语言的译员转译才能听懂。如果发言人简明扼要、层次分明，听后自然容易领会，记录亦会省心不少，事后书面归纳也会快捷迅速。如果发言人发言不清、拖泥带水、含蓄隐晦，听后便会感到不知所云，无从下笔。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经常在会场内听到有代表在发言时，将“三十”（thirty）读作“肮脏”（dirty）。
如果遇到译员偷工减料、丢三落四，所谓会议总结就只好靠“演义”了。总之，在多边领域的会场内，耳尖手快的行家里手都是通过长年累月的大量会务实践，才修炼成“精”的。
最迥然不同的是发言风格
俗语说得好：“一个铜板有两面。”准备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亦是有窍门的，据说掌握了便会有的放矢，打动人心。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虽然针对同一个议题，但他们的发言却风格迥然，各有侧重。各国代表在准备发言稿时，也是用尽心机的。有人粗略地将各类发言分为几个有趣的类型。
首先是数学家型。这种做法是大量引用数字，以数字说话。世界上许多人的脑袋并不是电脑，难以熟记数字，也对数字产生畏惧。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效果，有些代表发言时，便有意长篇大论并罗列一大堆数字。这时，在场的所有听众大都会被搅得晕晕糊糊的。
其次是哲学家型。这类发言通常提出各种各样发人深省的问题，目的是让听众扪心自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还有就是历史学家型。这类发言多为借古喻今，旨在让听众有所启迪，从历史经验当中寻找现实的结论。
再者就是文学家型。这类发言主要通过深刻的文学修辞比喻来表达自己对世事的看法。
另外，还有研究专家型。这类发言大多旁征博引，以说明其论点是有充分论据的。
对于会场内的听众来说，会听的，将发现到处是“宝”；不会听的，自然就是随地是“草”了！
责编:潘天翠 雷向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