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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路江,同一年出生,我是年尾,入学时不满六岁,她好像是年初的,六岁出点头,个头也高出我一点点。那时我性格内向,害羞腼腆,不喜言语,而她性格外向,能说会道,大胆泼辣。
  刚入小学时,我总被她“欺负”。一次,我终于忍受不了她,鼓足勇气向老师举报:“报告老师,路江扭人腿,还摸人屁股。”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路江的脸上顿时飞起红霞,生气不理我有两三天。
  她很快就与我弃嫌和好,成了亲密小玩伴。此后对我一直非常友善,从不嫌弃我衣衫褴褛,落落大方地和我一起走一起玩,对我的贫寒家庭也不介意,常常主动到我家。
  她多次邀我去她家,我嘴上答应,却一次也没有去过。非不想去,实不能去也;我为自己的衣衫不整而自卑,怕她的家人见我不体面的寒酸样子,不让她再和我相处玩耍了,我不想失去唯一的知己好玩伴。
  路江不仅是好玩伴,还经常充当“保护者”,多次挺身而出,用她柔弱的女孩身体庇护我,使我免遭别的同学欺负。她经常带食品到学校,每次都会分些给我;那些食品是我平时难得一见的,让我在小学时就早早品尝过“仙味无比”的美食。
  我惭愧没有好吃的回馈她,只能捡拾一些奇异的骨头石块之类送她。每次接到我的“礼物”,她总显出异常高兴的样子。
  我小学时的成绩的确很好,回回考试都是“双百”,次次拔得头筹。只有那个母亲是小学老师的孙同学,连续考过三次“双百”,与我等肩并行,可总评下来,我仍保持第一的位置不变。
  路江对我好,大概起自小学第一次期中考试前后。她学习上每有疑问,我会尽其所能毫无保留地帮助她。我喜欢她,大概起自她第一次来我家。
  那天是第一次期中考试后不久,路江经过我家,顺便进来看看,她发现我家有一张带镜框的大照片,十分惊讶地问:“你家也有这张照片呀?”
  我点头笑笑。那是一张建国初期、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的合影照,照片上约有六七十人。
  “这里也有你爸爸吗?哪个是呀?”路江又问。
  我告诉她:“你在上面找,最英俊漂亮的那个就是。”
  路江仔细找了好几遍,最后指出两个人给我看。我当时就笑了,其中一个就是亲爱的爸爸。另一个长得还可以,但哪有爸爸英俊呀;爸爸的剑眉、大眼、隆鼻、大耳,还有那精气神,恐怕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人了。路江指出的另一个人,是她爸爸。我当时就觉得路江慧眼识英雄,对她有好感,喜欢上她了。
  当“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路江和我没有上完小学三年级,就都辍学回家;从此,没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后来,路江和我一样,不用再上小学,直接跳级升到初中一年级;两人恰好分在同一个班里,我坐第一排,她坐在我身后第二排。
  这时的我,开始有点调皮,经常和路江嬉闹起来,不仅互相开玩笑,还彼此给对方起外号。路江见我个头依然矮小,就叫我“小萝卜头”,我也取路江谐音,给她起了外号,就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名丑“小爐匠”。到后来,同学们都不叫路江名字,叫她“小炉匠”。为此,我常常得意窃喜的同时,又心存愧疚。
  上了中学的路江,长得更漂亮了,声音依然非常甜美,更难得的是人仍很仗义,在小学时就一直帮我,上了中学,依然如是,所以我很是感激她。
  刚上初一的那年秋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农村去学农,我和同学们背着“军人一样的背包”,步行来到几十里外的后杭村,那是沂河边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
  虽然我干家务的能力很强,但干重活还是力不从心。在后杭村,我们天天干既重且累的农活,一连几天下来,让我着实吃不消。因此,我天天盼下雨,最好是下大雨,一下大雨就不用下地干重活了。可天不随愿,那些天老是不下雨,即便下雨,也是毛毛细雨。
  我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年龄身材全班最小,个头甚至不比稻捆高;每次扛背稻捆时,走在后面的人,几乎看不到我的身子。同样十二三岁的路江,高我半头,力气也大我许多。每次扛背稻捆时,她总是走在我的身旁,见我累得不行时,会出手托帮一把。吃饭时,也会把她碗里的好菜,拣一些给我。
  一天,我累极了,也困极了,梦中想小便,到处跑呀跑,到处都有人;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没人的草垛旁,大胆放心地尽情排泄,一滴不剩,醒来发现被褥全湿了。
  第二天起,班里同学取笑我是“来尿鬼”,我从此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只有路江不仅没有取笑我,还私下抹着泪,对我表示过同情,并把自己的被褥送给我,而她去挤别的女生被窝。
  学农期间,我们宣传队为当地村民进行过三次文艺演出,每次都是演唱样板戏。其中一次是大队书记从省城回来的那天晚上。
  当时的后杭村,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大篇幅报道过后杭村的先进事迹;大队书记更是妇孺皆知的名人。那天晚上,大队书记好像刚参加过北京的一个重要会议,从省城载誉归来,我们全校师生和村民们一道,列队夹道欢迎,场面非常热烈。我的手都被拍疼了,身边的路江,手拍得比我快多了,也响多了,不知道她的手是否比我还疼。
  在随后的演出中,我和路江作为宣传队的一、二号主角,都登台献艺。在戏中,我俩是“父女”,我当爹,路江当女儿,也就是《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与李铁梅。
  说到文艺演出,不得不絮叨几句;那时社会上风行样板戏,班级、学校都成立宣传队演唱样板戏;路江和我刚进中学时便都被选进了宣传队。在当时,能演好样板戏的学生,是比学习成绩重要多得多的第一特长。路江入选是靠相貌才艺,我的入选是靠一段特殊经历。
  小时候,我家住在戏院、电影院之间;从六七岁开始,就爱看电影爱看戏,可母亲从不给一分钱。每天晚上,我只能早早忙完家务,跑到戏院或电影院门口,眼巴巴地望着入场人们;看到面目慈祥的老年人,就跑过去恳求:“爷爷,奶奶,带我进去吧!”见到和蔼可亲的中年人,也跑过去恳求:“叔叔,阿姨,带我进去吧!”   那时大人们带着小孩入场看戏看电影,小孩子是不用买票的。每天晚上,总有好心人,带我进去看免费的电影或戏剧。久而久之,我对传统戏剧和影片,尤其是八大样板戏,熟悉到了台词能倒背如流,戏中的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了然于心。老师见我对样板戏中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中规中矩、有板有眼,自然就选了我。
  平时排练中,路江在演铁梅向李玉和怀里边哭边扑的时候,她老觉得“李玉和”不够高大,一演就想笑。在后杭村的那晚演出中,路江演得很好,虽然没怎么化妆,依然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明明我是一号主角,却被“二号”的路江抢尽了风头。我那晚之所以演得不好,是因为刚刚戴着“来尿鬼”的耻辱帽子登台的。
  对在后杭村的学农,我的其他记忆不太深刻,只记得干活很累,稻捆最沉,带露水的稻捆扎得脖子很疼很难受,还记得萝卜烧肉和白菜炖粉条是当时最好的美食;当然那件让我羞愧、一直被同学们取笑的梦遗之事,像赶不走的阴影相伴着我的一生。路江对我照顾和友谊,更是永难忘怀的。
  学农回来不久,我家搬到了离县城五十里远的乡下。由于转学事情一时没有办好,我只得在原来学校暂时寄宿;时间不长,大概两月左右。
  这时的路江,对我更加好了。她可能觉得学校食堂的饭食不好,经常从家中带些好吃的给我;这让我感到了难为情,多次劝她不要再带饭菜来,可她总是不听。
  路江带来的饭食确实好吃,至少要比食堂里的好吃十倍。食堂的菜好不好吃,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母亲给的生活费很少,连饭钱都不够,要想吃食堂的炒咸菜,必须以挨饿为代价,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品尝食堂里除咸菜之外的其他菜的味道。
  路江带来的菜,好吃得真是没法说。我每次都舍不得一顿吃完,要分作几顿慢慢享用,常常是路江上次带的好菜没吃完,又有新的饭菜带来了。路江的好,无以回报,只能千恩万谢的同时,在学习上有求必应,尽我所能。
  路江在学习上进步很快,可在宣传队的表现却很一般,排演节目大不如前;可能是不太认真的原因吧,经常心不在焉,练“扑怀”动作,越来越退步了;有人在场,总显得很害羞,动作极不自然,人少时要好些,可向我“扑怀”时,她又总是满脸的红云羞涩。无人时,不知为什么,她微隆的胸部经常贴紧我,发出不该有的急促喘息声,让我“云天雾罩”不自然起来。有几次,她的脸竟触碰到我的脸,让我慌乱不安,六神无主。我那时还是懵懂少年,想不明白她究竟有什么心事,还奇怪她的泼辣性格为何突然间荡然无存了呢?
  当得知我要离开,到乡下学校读书,她流露出不舍难分的神情;面对路江盈满泪水的大眼睛,我也难舍难分,可身不由己,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能带着美好的记忆,心酸地与她分手,结束这段朦胧的少年男女间纯真美好感情。
  当年同班同届的同学,上完高中后,绝大多数到了农村插队,成为最后一批“知青”。大家既没有前几届那样幸运,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恢复高考后,又因受“文革”期间停课的影响,基础知识都太薄弱,没有能力像后来者一样,抓住高考的机会继续深造。路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回城后被分在厂矿企业,辛苦工作多年后,因改制等原因,也像许多同学一样下了岗,过着“寒衣粗食”的辛酸生活。
  我离开路江后,在乡下几所学校辗转,一路磕磕绊绊,后来幸有机会去了外地上学,并在工作之地安家;由于相距遥远,同学之间断了联系,更无相聚的机缘。
  两年前,我似乎與路江偶遇过一次。那天,我“酒足饭饱”从宾馆里出来,迎面相遇一个衣着寒酸容颜憔悴的妇人,在与我对视的一瞬间,她突然低下头,匆匆走开。她眉心的美人痣让我一下想到了路江,多年未见,到底是不是她?我不敢肯定,奇怪的是,她发现我回身凝望时,脚步明显加快了。
  也许那人真是路江,可能为如今的悲苦境遇感到难为情,不愿与我相认。我体谅她,可无论锦衣华服,还是补丁寒衣,我心中的路江永远是最美的。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连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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