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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五年，哈佛大学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讲座教授扬·茨奥科夫斯基（Jan M. Ziolkowski）先生发表了题为《超语文学》的长篇书评，同时对汉斯·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语文学的力量：文本学术的活力》和塞思·雷勒（Seth Lerer）的《错误与学术自我：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这两部著作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贡布莱希特和雷勒都是当今美国文学研究界的大人物，各有各的优秀。贡布莱希特曾是尼采式的德国天才，二十六岁就当了德国波鸿大学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始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讲席教授，直至近年荣休。他的学术领域极其宽广，时间上从中世纪跨越到当代，范围上从语文学、哲学到比较文学、符号学、文艺理论和当代政治等。雷勒与茨奥科夫斯基的年龄和学术背景相仿，其专业领域也跨越中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研究、比较语文学、儿童文学和学术史等多个领域，特别擅长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历史分析，先后在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担任英语文学教授，二00八年始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文学院院长。颇令人震惊的是，茨奥科夫斯基毫不顾及这二位学术同行的情面，对这两本语文学著作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甚至不屑;他不厌其烦地在书中挑各种错漏，对作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水准提出了犀利的批评，或嫌吹毛求疵，但却针针见血。
首先，茨奥科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批评贡布莱希特的《语文学的力量》一书或是“有关语文学的著作中最不语文学的一种”，它的范围和做派可以“超语文学”“泛语文学”“假语文学”和“伪语文学”等名称来界定，但绝不是正宗的语文学。它更像是一种philoblogging，即“热爱-写博客”的网文类作品。尽管这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语文学的核心实践，即如何收集、整理（编辑）、评注、历史化和教学文本等，但尽是泛泛而论，浅尝辄止，没有提供足够的实例引导读者去深入了解语文学的具体做法。而书中对所诠概念之定义的模糊和不一致、写作手法的随意和不规范、援引资料的片面和不准确等，都正好走向了语文学的对立面。
为了说明这本书在语文学意义上的不学术和不严肃，茨奥科夫斯基还特别列举了两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一、附于书末的作者简介中称“他的超过五百种的出版物，已经被翻译成了十九种语言”，然而，见于封面的作者简介中却说“他的超过四百种的出版物，已经被翻译成了十七种语言”。此或即是说，在出版社设计好封面等待作者提交定稿后付梓这段时间内，贡布莱希特又有至少一百种学术作品出版，被翻译的语言中又多出了两种，他肯定是一位罕见的学术“超人”（?bermensch）;二、《语文学的力量》总共不过八十七页，然而其中绝大部分章节已多次见于不同语言和形式的出版物中，而且其内容也没有任何修改。看起来，作者对出版和再版自己的著作有着不知疲倦的热情，而这绝不应该是一位严肃的语文学家的做法。
茨奥科夫斯基觉得，贡布莱希特虽然著作等身，但更像是一名公知，本没有能力和资格写作一部有关语文学的著作，更没有必要出版这样一本已经重复发表多次的小书。记得此前二十余年，著名文艺理论家、耶鲁解构主义“黑帮”的大佬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 -1983）也曾发表过《回归语文学》一文，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可是，不管是德曼，还是贡布莱希特，他们最在意的都不是语文学，他们说的和做的或是一种“超级语文学”。对于一名大学教授来说，语文学家的名头至少可以是一张引人注目、敬畏的虎皮，所以，贡布莱希特学着“像德曼一样，如果他们不能做成一名合格的哲学家，他们会把自己想成是一名语文学家”，狐假虎威了一把。
雷勒的《错误与学术自我：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探讨的是文学研究的职业化与界定错误之间的共生关系，而后者即是学术的关注中心。作者讨论强调批判和正确的学术写作风格，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中，特别是在“错误”中去寻找。这本书在一些流亡者、移民、异见者和疏离于社会之外的人身上花了很多笔墨，对他们如何漂泊和彷徨的故事有很多精彩的叙述，这些人对在现代美国大学中建立语文学、修辞学、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等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认为正因为这些人能带着批判的眼光游离于社会之外，并自觉地退隐到象牙塔之中，才使他们既体会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对其职业身份的认可。
《错误与学术自我》既是一部“高大上”的比较文学和语文学的学术著作，文风也幽默风趣，作者常常自嘲和諷刺他人，所以读来也特别引人入胜。它还获得了二00五年度美国比较文学协会颁发的哈利·莱文奖（Harry Levin Prize），表明它也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同。可是，就在这篇同年问世的书评中，茨奥科夫斯基却异常严厉地对作者的学术态度和语文学水准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在这个号称“作者已死”的后结构时代，每本著作都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体，意义有自己的意志，对错也有自己的逻辑，人文科学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能否再生或重现;但是，茨奥科夫斯基坚持认为避免错误和找出错误依然是作者，而不是读者的责任，学术著作常以别人的著作为依据，所以在恰当的地方，作者必须准确地标明其观点的依据和出处，以便读者能够验证这些说法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者不应该将读者的赞扬释为“善意”，将批评斥为“卖弄学问”。茨奥科夫斯基对《错误与学术自我》中随处可见的打字错误、引文错误、翻译错误，以及各种与实际的证据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相违背的事实、判断等，都挑选出典型的例子，对它们做了细致，乃至琐碎的说明和纠正，指出雷勒的书中出现了足够多有意和无意的、严重和次要的错误，足以令人对书中表述的那些核心观点的可靠性产生十分严重的怀疑。
例如，雷勒按照《被禁止的星球》中扮演欧洲语文学家的那位演员的漫画形象，结合他随意地在几十甚至上百部欧洲语文学家的颂寿文集中所见到的人物肖像，总结出他们最典型和普遍的形象是“脸色黝黑，做沉思状，并留着山羊胡子”。可是，茨奥科夫斯基认为这种普遍化的说法很不靠谱，没有人能证明最伟大的欧洲语文学家奥尔巴赫、施丕策（Leo Spitzer， 1887-1960）和柯提乌斯（Ernst RobertCurtius ， 1886-1956）等人流亡美国时是否也都留着山羊胡子。当然，这样的错误或无伤大雅，可雷勒书中还有太多诸如此类的笼统说法，却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茨奥科夫斯基对雷勒书中出现的大量语文学的错误，特别是对拉丁文语词的误解和拉丁文文献的错引、错译，以及与它们相伴而生的种种错误观点、诠释做了细致的订正和犀利的批评。 不论是对德曼“新语文学”的批评，还是对继承发扬这一理念的贡布莱希特，和想跳跃出基础语文学的雷勒的揭穿，孜孜不倦于拉丁语文学实践的茨奥科夫斯基，对挂着语文学的羊头，却卖着文学理论的狗肉，企图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再拾文艺理论之往日辉煌的这些文学理论家，难抑心中的怒火。他慧眼独具，看出隐藏在这一波“超语文学”浪潮背后的一个事实是：语言文学在与电影、音乐等相应的人文学专业的对比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相较于社会科学和工科专业，人文学科又在整体地急速衰退。因此，语言文学的教授们感到被边缘化了，不像从前一样受到尊重了。于是，这些文学理论家们开始将“语文学”作为救命的稻草，大声疾呼的“回归语文学”其实更像是一场后现代的表演，而不是对作为人文科学基石的语文学，对于当下学术和教育进步发展有深切的理解。
阅读这篇长达三十余页的书评，让我真的经受了日本人所说的“冷汗三斗”的体验，由衷感叹语文学之难，难于上青天！学问之广大、地位之崇高，如贡布莱希特和雷勒者，他们的语文学著作依然可以是如此的千疮百孔，不堪一击，吾等哪还敢大言不惭，把自己也列入三脚猫的语文学家行列呢？读这篇书评，我很快联想起当年德国古典学者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尔夫（ Ulrich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 对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书评—《未来语文学》。这篇长篇书评，分成上、下两个小册子，作者异乎寻常地用十分具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尼采（古典语文学教授）这部完全脱离了语文学轨道的学术著作做了激烈的攻讦和彻底的否定。所谓“未来语文学”与茨奥科夫斯基这里所说的“超语文学”异曲同工，意思是“伪语文学”，是错误的语文学。
在欧洲古典学、语文学学术史上，维拉莫维茨与尼采之间的这段学术公案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今天人们甚至把“未来语文学”错误地理解为是一种褒义的、指向未来的语文学，并且当时它严重影响了尼采个人的学术生涯，但对十九世纪欧洲语文学的发展却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当时的语文学正是德国人文学术皇冠上的那颗明珠，故在这场争论中，维拉莫维茨代表的欧洲传统语文学显然占了上风。值得一提的是，“未来语文学”这段公案发生时，论战双方都还是少年才俊。尼采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古典语文学讲席教授，他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席时年仅二十四岁;当他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悲剧的诞生》时，也才二十八岁。而维拉莫维茨比尼采还年轻四岁，当时还是波恩大学的一名学生。维拉莫维茨与尼采本有校友之谊，经过这场争论后，两人分道扬镳，但各自走向成熟，维拉莫维茨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古典語文学家，而尼采则被后人誉为“反语文学的超人”，慢慢淡出了语文学界，成就为近代欧洲最激进的虚无主义哲学家。
按理说，在茨奥科夫斯基和贡布莱希特、雷勒之间发生的这场“超语文学”公案，是一场发生在美国东西两岸两所名牌大学中顶级的语文学家论争，是一场关于语文学的高端对决。可是，今日通信手段虽如此发达，但“超语文学”却远不如当年“未来语文学”轰动一时，毕竟语文学对于今日世界学术，特别是美国人文学界，早已风光不再，不再像在十九世纪时的德国学界那么重要，难以引起今日主流学界的兴致也在情理之中。
直至近日我才偶然读到《超语文学》这篇书评，可茨奥科夫斯基、贡布莱希特和雷勒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早在一九八八年，茨奥科夫斯基受德曼《回归语文学》一文的启发，在哈佛发起组织了一场题为“何谓语文学”的学术讨论会，逾二百人参与了这次会议，会后出版了《论语文学》（On Philology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 一书，汇集了十二位发言人及其回应者，对语文学以及它与古典研究、文学研究、文艺理论、女性研究等学科关系的看法，篇幅虽然短小，但寓意深远。茨奥科夫斯基本人是一名研究中古拉丁语语文的专家，几十年来他坚持用传统语文学的方法分析和解读中世纪拉丁语文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文本，造诣非凡，成就卓著，他对雷勒一书的批评最出彩之处就在于揭露后者对拉丁语语词、文本的误解和错译。从《超语文学》这篇精彩的书评中可以看出，茨奥科夫斯基擅长的主要是通过分析语言的形式、结构、语法来探索词义，以达到正确理解文本意义的狭义语文学研究工作。当然，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绝对不是没有思想、不懂哲学，只会故弄玄虚、卖弄学问的书呆子，读过《超语文学》这篇书评的人，大概没有人会把茨奥科夫斯基当作雷勒笔下那种注定会遭人嫌弃的pedantry（卖弄学问的书呆子）。相反，语文学家身上散发出的博学、精致、执著和脱俗的气质，则正是“学术魅力”（academic charisma）之所在。
贡布莱希特于二00三年出版的《语文学的力量》，于我曾无异于一缕清风，故捧读再三。贡布莱希特对语文学的公开倡导，至少使差不多已被人遗忘了的语文学重新回到了学界的视野。人们常常将语文学的衰落归诸语文学家无法将语文学哲学化，没有能力将他们所做学问的意义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所以初读此书时，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领会贡布莱希特如何给语文学正名，如何给一门被世人看扁了的古董式学问从哲学的高度赋予其当代的学术和思想意义上，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部可以用来训练自己语文学技能的书。今天看来，《语文学的力量》在很多方面直接与语文学背道而驰，这对他所倡导的语文学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们习惯于将语文学与哲学、语文学与理论绝对地对立起来，但是，一种哲学或者一种理论，如果完全经不起语文学的实证检验，那么，它又怎能值得人们相信？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早在十九世纪早期，德国著名哲学家、语文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Schlegel， 1772-1829） 就曾经这样说过：“语文学家应该（像这样的）做哲学的研究，而哲学家应该把哲学也应用于语文学。”语文学与哲学本应当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或者排斥。
在今日北美的人文学术语境中，能像雷勒一样坚持用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这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茨奥科夫斯基指出《错误与学术自我》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语文学的错误，这自然不是有意要吹毛求疵，同样也不是为了要全盘否定雷勒这本书的学术成就和价值。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意义是为了让学术变得更好，所以有必要告诉读者做好学术是多么的不易。鲁迅曾经说过：“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小说尚且如此，更何况学术呢？语文学研究，要做到十分的彻底，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需要一代代学者前仆后继的努力。记得专门研究尼采和“未来语文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古典学教授珀特（James I. Porter），对维拉莫维茨的《未来语文学》做过十分仔细的审查，得到一个惊人的发现：如此激烈地批评尼采不够语文学的维拉莫维茨，他自己对希腊古典悲剧原典等文本的引用同样漏洞百出，其中出现了难以计数的语文学错误！
茨奥科夫斯基于《超语文学》的结尾说：
在一个节骨眼上，当许多学术出版机构无法遵循过去的常规，为书稿的初审和后期编辑做很多工作的时候，不管我们将自己称为语文学家、比较学家、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文化史家、中世纪研究学者，还是任何其他什么东西，且不说是对语文学的回归，只要我们能够承诺将开始重新小心谨慎地对待学术，那么，一切都还会不错。也许别人会觉得我还有这样的信念是过时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只有对言语、事实和观念等同样地显示出我们的关心，方才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学问的分类和我们表述的思想，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得起文学。假如我们必须“重新语文学化”语言和文学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开始做。不管我们正在做语文学还是超语文学，让我们热爱语文（let us love the logos）。
诚哉斯言！“热爱语文”是语文学的本质，也是人文科学实践的核心。茨奥科夫斯基曾转述他的哈佛同事斯文升库（Ihor Sevcenko，1922-2009）教授说过的一句名言：“语文学是一个很窄的东西，然没有它，其他一切均无可能。”所以，不管语文学研究是多么的艰难，人文科学研究必须要回归语文学，而不能进入超语文学的歧途。
贡布莱希特和雷勒都是当今美国文学研究界的大人物，各有各的优秀。贡布莱希特曾是尼采式的德国天才，二十六岁就当了德国波鸿大学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始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讲席教授，直至近年荣休。他的学术领域极其宽广，时间上从中世纪跨越到当代，范围上从语文学、哲学到比较文学、符号学、文艺理论和当代政治等。雷勒与茨奥科夫斯基的年龄和学术背景相仿，其专业领域也跨越中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研究、比较语文学、儿童文学和学术史等多个领域，特别擅长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历史分析，先后在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担任英语文学教授，二00八年始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文学院院长。颇令人震惊的是，茨奥科夫斯基毫不顾及这二位学术同行的情面，对这两本语文学著作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甚至不屑;他不厌其烦地在书中挑各种错漏，对作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水准提出了犀利的批评，或嫌吹毛求疵，但却针针见血。
首先，茨奥科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批评贡布莱希特的《语文学的力量》一书或是“有关语文学的著作中最不语文学的一种”，它的范围和做派可以“超语文学”“泛语文学”“假语文学”和“伪语文学”等名称来界定，但绝不是正宗的语文学。它更像是一种philoblogging，即“热爱-写博客”的网文类作品。尽管这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语文学的核心实践，即如何收集、整理（编辑）、评注、历史化和教学文本等，但尽是泛泛而论，浅尝辄止，没有提供足够的实例引导读者去深入了解语文学的具体做法。而书中对所诠概念之定义的模糊和不一致、写作手法的随意和不规范、援引资料的片面和不准确等，都正好走向了语文学的对立面。
为了说明这本书在语文学意义上的不学术和不严肃，茨奥科夫斯基还特别列举了两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一、附于书末的作者简介中称“他的超过五百种的出版物，已经被翻译成了十九种语言”，然而，见于封面的作者简介中却说“他的超过四百种的出版物，已经被翻译成了十七种语言”。此或即是说，在出版社设计好封面等待作者提交定稿后付梓这段时间内，贡布莱希特又有至少一百种学术作品出版，被翻译的语言中又多出了两种，他肯定是一位罕见的学术“超人”（?bermensch）;二、《语文学的力量》总共不过八十七页，然而其中绝大部分章节已多次见于不同语言和形式的出版物中，而且其内容也没有任何修改。看起来，作者对出版和再版自己的著作有着不知疲倦的热情，而这绝不应该是一位严肃的语文学家的做法。
茨奥科夫斯基觉得，贡布莱希特虽然著作等身，但更像是一名公知，本没有能力和资格写作一部有关语文学的著作，更没有必要出版这样一本已经重复发表多次的小书。记得此前二十余年，著名文艺理论家、耶鲁解构主义“黑帮”的大佬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 -1983）也曾发表过《回归语文学》一文，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可是，不管是德曼，还是贡布莱希特，他们最在意的都不是语文学，他们说的和做的或是一种“超级语文学”。对于一名大学教授来说，语文学家的名头至少可以是一张引人注目、敬畏的虎皮，所以，贡布莱希特学着“像德曼一样，如果他们不能做成一名合格的哲学家，他们会把自己想成是一名语文学家”，狐假虎威了一把。
雷勒的《错误与学术自我：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探讨的是文学研究的职业化与界定错误之间的共生关系，而后者即是学术的关注中心。作者讨论强调批判和正确的学术写作风格，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中，特别是在“错误”中去寻找。这本书在一些流亡者、移民、异见者和疏离于社会之外的人身上花了很多笔墨，对他们如何漂泊和彷徨的故事有很多精彩的叙述，这些人对在现代美国大学中建立语文学、修辞学、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等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认为正因为这些人能带着批判的眼光游离于社会之外，并自觉地退隐到象牙塔之中，才使他们既体会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对其职业身份的认可。
《错误与学术自我》既是一部“高大上”的比较文学和语文学的学术著作，文风也幽默风趣，作者常常自嘲和諷刺他人，所以读来也特别引人入胜。它还获得了二00五年度美国比较文学协会颁发的哈利·莱文奖（Harry Levin Prize），表明它也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同。可是，就在这篇同年问世的书评中，茨奥科夫斯基却异常严厉地对作者的学术态度和语文学水准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在这个号称“作者已死”的后结构时代，每本著作都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体，意义有自己的意志，对错也有自己的逻辑，人文科学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能否再生或重现;但是，茨奥科夫斯基坚持认为避免错误和找出错误依然是作者，而不是读者的责任，学术著作常以别人的著作为依据，所以在恰当的地方，作者必须准确地标明其观点的依据和出处，以便读者能够验证这些说法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者不应该将读者的赞扬释为“善意”，将批评斥为“卖弄学问”。茨奥科夫斯基对《错误与学术自我》中随处可见的打字错误、引文错误、翻译错误，以及各种与实际的证据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相违背的事实、判断等，都挑选出典型的例子，对它们做了细致，乃至琐碎的说明和纠正，指出雷勒的书中出现了足够多有意和无意的、严重和次要的错误，足以令人对书中表述的那些核心观点的可靠性产生十分严重的怀疑。
例如，雷勒按照《被禁止的星球》中扮演欧洲语文学家的那位演员的漫画形象，结合他随意地在几十甚至上百部欧洲语文学家的颂寿文集中所见到的人物肖像，总结出他们最典型和普遍的形象是“脸色黝黑，做沉思状，并留着山羊胡子”。可是，茨奥科夫斯基认为这种普遍化的说法很不靠谱，没有人能证明最伟大的欧洲语文学家奥尔巴赫、施丕策（Leo Spitzer， 1887-1960）和柯提乌斯（Ernst RobertCurtius ， 1886-1956）等人流亡美国时是否也都留着山羊胡子。当然，这样的错误或无伤大雅，可雷勒书中还有太多诸如此类的笼统说法，却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茨奥科夫斯基对雷勒书中出现的大量语文学的错误，特别是对拉丁文语词的误解和拉丁文文献的错引、错译，以及与它们相伴而生的种种错误观点、诠释做了细致的订正和犀利的批评。 不论是对德曼“新语文学”的批评，还是对继承发扬这一理念的贡布莱希特，和想跳跃出基础语文学的雷勒的揭穿，孜孜不倦于拉丁语文学实践的茨奥科夫斯基，对挂着语文学的羊头，却卖着文学理论的狗肉，企图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再拾文艺理论之往日辉煌的这些文学理论家，难抑心中的怒火。他慧眼独具，看出隐藏在这一波“超语文学”浪潮背后的一个事实是：语言文学在与电影、音乐等相应的人文学专业的对比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相较于社会科学和工科专业，人文学科又在整体地急速衰退。因此，语言文学的教授们感到被边缘化了，不像从前一样受到尊重了。于是，这些文学理论家们开始将“语文学”作为救命的稻草，大声疾呼的“回归语文学”其实更像是一场后现代的表演，而不是对作为人文科学基石的语文学，对于当下学术和教育进步发展有深切的理解。
阅读这篇长达三十余页的书评，让我真的经受了日本人所说的“冷汗三斗”的体验，由衷感叹语文学之难，难于上青天！学问之广大、地位之崇高，如贡布莱希特和雷勒者，他们的语文学著作依然可以是如此的千疮百孔，不堪一击，吾等哪还敢大言不惭，把自己也列入三脚猫的语文学家行列呢？读这篇书评，我很快联想起当年德国古典学者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尔夫（ Ulrich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 对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书评—《未来语文学》。这篇长篇书评，分成上、下两个小册子，作者异乎寻常地用十分具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尼采（古典语文学教授）这部完全脱离了语文学轨道的学术著作做了激烈的攻讦和彻底的否定。所谓“未来语文学”与茨奥科夫斯基这里所说的“超语文学”异曲同工，意思是“伪语文学”，是错误的语文学。
在欧洲古典学、语文学学术史上，维拉莫维茨与尼采之间的这段学术公案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今天人们甚至把“未来语文学”错误地理解为是一种褒义的、指向未来的语文学，并且当时它严重影响了尼采个人的学术生涯，但对十九世纪欧洲语文学的发展却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当时的语文学正是德国人文学术皇冠上的那颗明珠，故在这场争论中，维拉莫维茨代表的欧洲传统语文学显然占了上风。值得一提的是，“未来语文学”这段公案发生时，论战双方都还是少年才俊。尼采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古典语文学讲席教授，他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席时年仅二十四岁;当他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悲剧的诞生》时，也才二十八岁。而维拉莫维茨比尼采还年轻四岁，当时还是波恩大学的一名学生。维拉莫维茨与尼采本有校友之谊，经过这场争论后，两人分道扬镳，但各自走向成熟，维拉莫维茨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古典語文学家，而尼采则被后人誉为“反语文学的超人”，慢慢淡出了语文学界，成就为近代欧洲最激进的虚无主义哲学家。
按理说，在茨奥科夫斯基和贡布莱希特、雷勒之间发生的这场“超语文学”公案，是一场发生在美国东西两岸两所名牌大学中顶级的语文学家论争，是一场关于语文学的高端对决。可是，今日通信手段虽如此发达，但“超语文学”却远不如当年“未来语文学”轰动一时，毕竟语文学对于今日世界学术，特别是美国人文学界，早已风光不再，不再像在十九世纪时的德国学界那么重要，难以引起今日主流学界的兴致也在情理之中。
直至近日我才偶然读到《超语文学》这篇书评，可茨奥科夫斯基、贡布莱希特和雷勒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早在一九八八年，茨奥科夫斯基受德曼《回归语文学》一文的启发，在哈佛发起组织了一场题为“何谓语文学”的学术讨论会，逾二百人参与了这次会议，会后出版了《论语文学》（On Philology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 一书，汇集了十二位发言人及其回应者，对语文学以及它与古典研究、文学研究、文艺理论、女性研究等学科关系的看法，篇幅虽然短小，但寓意深远。茨奥科夫斯基本人是一名研究中古拉丁语语文的专家，几十年来他坚持用传统语文学的方法分析和解读中世纪拉丁语文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文本，造诣非凡，成就卓著，他对雷勒一书的批评最出彩之处就在于揭露后者对拉丁语语词、文本的误解和错译。从《超语文学》这篇精彩的书评中可以看出，茨奥科夫斯基擅长的主要是通过分析语言的形式、结构、语法来探索词义，以达到正确理解文本意义的狭义语文学研究工作。当然，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绝对不是没有思想、不懂哲学，只会故弄玄虚、卖弄学问的书呆子，读过《超语文学》这篇书评的人，大概没有人会把茨奥科夫斯基当作雷勒笔下那种注定会遭人嫌弃的pedantry（卖弄学问的书呆子）。相反，语文学家身上散发出的博学、精致、执著和脱俗的气质，则正是“学术魅力”（academic charisma）之所在。
贡布莱希特于二00三年出版的《语文学的力量》，于我曾无异于一缕清风，故捧读再三。贡布莱希特对语文学的公开倡导，至少使差不多已被人遗忘了的语文学重新回到了学界的视野。人们常常将语文学的衰落归诸语文学家无法将语文学哲学化，没有能力将他们所做学问的意义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所以初读此书时，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领会贡布莱希特如何给语文学正名，如何给一门被世人看扁了的古董式学问从哲学的高度赋予其当代的学术和思想意义上，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部可以用来训练自己语文学技能的书。今天看来，《语文学的力量》在很多方面直接与语文学背道而驰，这对他所倡导的语文学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们习惯于将语文学与哲学、语文学与理论绝对地对立起来，但是，一种哲学或者一种理论，如果完全经不起语文学的实证检验，那么，它又怎能值得人们相信？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早在十九世纪早期，德国著名哲学家、语文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Schlegel， 1772-1829） 就曾经这样说过：“语文学家应该（像这样的）做哲学的研究，而哲学家应该把哲学也应用于语文学。”语文学与哲学本应当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或者排斥。
在今日北美的人文学术语境中，能像雷勒一样坚持用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这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茨奥科夫斯基指出《错误与学术自我》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语文学的错误，这自然不是有意要吹毛求疵，同样也不是为了要全盘否定雷勒这本书的学术成就和价值。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意义是为了让学术变得更好，所以有必要告诉读者做好学术是多么的不易。鲁迅曾经说过：“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小说尚且如此，更何况学术呢？语文学研究，要做到十分的彻底，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需要一代代学者前仆后继的努力。记得专门研究尼采和“未来语文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古典学教授珀特（James I. Porter），对维拉莫维茨的《未来语文学》做过十分仔细的审查，得到一个惊人的发现：如此激烈地批评尼采不够语文学的维拉莫维茨，他自己对希腊古典悲剧原典等文本的引用同样漏洞百出，其中出现了难以计数的语文学错误！
茨奥科夫斯基于《超语文学》的结尾说：
在一个节骨眼上，当许多学术出版机构无法遵循过去的常规，为书稿的初审和后期编辑做很多工作的时候，不管我们将自己称为语文学家、比较学家、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文化史家、中世纪研究学者，还是任何其他什么东西，且不说是对语文学的回归，只要我们能够承诺将开始重新小心谨慎地对待学术，那么，一切都还会不错。也许别人会觉得我还有这样的信念是过时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只有对言语、事实和观念等同样地显示出我们的关心，方才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学问的分类和我们表述的思想，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得起文学。假如我们必须“重新语文学化”语言和文学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开始做。不管我们正在做语文学还是超语文学，让我们热爱语文（let us love the logos）。
诚哉斯言！“热爱语文”是语文学的本质，也是人文科学实践的核心。茨奥科夫斯基曾转述他的哈佛同事斯文升库（Ihor Sevcenko，1922-2009）教授说过的一句名言：“语文学是一个很窄的东西，然没有它，其他一切均无可能。”所以，不管语文学研究是多么的艰难，人文科学研究必须要回归语文学，而不能进入超语文学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