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一个国家可以凭借其有利的自然禀赋或有利的后天生产条件，输出本国优势产品，输入劣势产品，这就产生了国际贸易。国际分工是各种分工形式中的最高形式，它是社会分工从国内向国际延伸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表现。
　　生产力的提高是国际分工发展的物质基础。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的地理大发现是社会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化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出现了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分工。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机器大工业的确立为国际分工的形成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分工。19世纪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国际分工进入发展阶段。二战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兴起，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速了生产的国际化进程。殖民体系的瓦解、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区域经济贸易集团的产生、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兴起，使国际分工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并向纵深推进，世界经济出现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国际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分工体系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以自然资源差异为基础的传统的国际分工已逐步让位于以现代新技术、新工艺流程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垂直型国际分工地位下降，水平型国际分工以及水平—垂直混合型国际分工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分工还出现了从商品生产贸易向服务贸易发展，以产品为对象向以生产要素为对象的转变趋势。与此同时，大国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大国发展战略急速调整，国际地缘政治因素逐渐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使得产品价值链被无限细分，国际分工体系也依照产品价值链呈现“碎片化”的格局。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国的比较优势已不再仅仅体现为一个具体的产业或行业及特定的产品，而更多的是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上的某一环节或工序上组织要素投入和生产的能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国际分工变化引起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变化，国家间要求冲破界限和障碍，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配置。这种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难以全部一下子实现，只能在区域范围内逐步解决。于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国际分工密切、地理位置临近、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间应运而生，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合作领域、深度等不断加深。例如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的诞生，使欧洲的商品、劳务、人员、资本自由流通，使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高。目前，欧盟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随着欧洲和亚洲的崛起，美国模式开始丧失光芒。为了应对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巩固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对自身的对外经济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美国力图通过美洲自由贸易区将“拉美后院”纳入自身势力范围，希望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西半球发挥经济领袖作用，加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又如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凭借其自身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巧妙的制衡手法，能动地建立起可与北美自贸区和欧盟相提并论的“小结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以东盟为代表的东南亚的地区主义实践，带有一种东盟特有的温和气质，恰到好处地保存了地区特质，维护了地区利益，而不至于被世纪体系的中心彻底同化。
　　国际分工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讲，谁主宰了国际分工，谁就主宰了国际秩序。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试图强化现有经济格局，主导国际分工，不断获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然而，国际体系的发展有不为主观改变的一面，这不仅表现在东盟等区域组织的建立上，也表现在欧美等国家为了适应新的国际背景，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行动上。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9年至2012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全新挑战，如何充分依靠和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提升中国在未来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与层次，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议题。本期“未来世界分工体系”专题策划，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人，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出发展开深入研讨，敬请读者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