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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众和大地的“新的战栗”
——为《李瑛诗文总集》出版座谈会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论及了从李瑛于1940年代后半期发表的关于穆旦、郑敏、绿原、冯至等诗人的评论里，看出李瑛走进诗歌创作时思想取向和艺术选择所体现的某种先锋性，为他后来诗歌艺术创作的弥久不衰、日渐升华，提供了怎样一个较高艺术“起点”的基础。这里，我想另就李瑛40年代发表的一些新诗作品，以及近年来创作追求的踪迹，来继续探索他的那些“起点”蕴含的艺术追求，在创作上如何得到体现，并由此给新诗带来了怎样一些启示。
刚过了20岁的年青诗人，充满了真诚贴近民众和叛逆精神性格的北大校园诗人李瑛，在他初期的诗作里，很早就已经有这样一种自觉的艺术意识：写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创造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发现、选取、提炼那些来自生活的具象，但同时也必须要进行艺术的升华抽象。因为有了富有个人生命感和现实生活气息的具象，才有了区别于当时某种流行新诗以政论口号直接抒情的散文式说教；因为进行了与具象紧密结合的抽象，才能够使所书写诗歌意象的蕴涵，得到更高的富有哲理性质的升华，产生出一般浮泛抒情和直露呼喊的诗所缺乏的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读李瑛当时的一些诗，感觉到其诗作的外壳很现代，有的甚至很朦胧，但诗的内在，却饱含着最现实、最阔大的人类爱、民众爱的襟怀，饱含着一个青年的诗心对于那个不公平的世界所蕴含的“神圣的愤怒”，正由于此，他的一些优秀诗作里，大都蕴藏着沉甸甸的锐利而深刻的人类的爱与憎的思想和情绪。它们可以紧扣时代脉搏而又具有永久的超越性。至今读他的那些诗篇，我仍然可以获得一种走进真实历史生活的感觉，仍然可以产生一种共鸣和感动，借用雨果褒赞波特莱尔的一个著名用语，我们可以说，李瑛贡献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是他的诗里带给读者的那种为中国底层民众和苦难中国大地呼号抗争的一种艺术的“新的战栗”。
例如，《鹰》、《圆圆的露珠滴下来了》这两首诗，里面都提到了为一切叛逆人类所赞美的普洛米修士为人类盗取天火隐含的悲壮献身具有的永恒性质的精神意义。从他所创造的不同意象和抒情构思，或深或浅的隐匿地告诉人们：真正的人的最伟大的悲悯和牺牲，都包含着为人类的最壮丽献身的无边大爱与自我奉献。
《鹰》写于1947年春天的北大。这是个黑暗光明激烈交战的黎明前的时刻。他在《鹰》的小序里说：“我不相信，当大神宙斯把窃火者普洛米修士缚在高加索山脚下的时候，你们会成群地剥啄他的脑壳和肺叶。”诗人逆向历史神话的思考，显然为了对于鹰的意象进行更新意义的开掘，以完成自己塑造一种叛逆性意象并进行热诚的抒情。他赞颂鹰的美丽矫健和健康勇敢，而且用许多升华性的“抽象”书写，把人们引向另一种更让人灵魂震撼的深思，即他所着重凝视并倾情抒写的鹰的另一种智者的灵敏和姿态：“你不是该感到骄傲么/因为，只有你清晰地听见地球/在寒冷里急促转动的声音/和那些星云之间的/磨擦，击撞，牵引/落在地球上的两块石头/以怎样的姿态相守着孤寂/相守着秘密和贫穷/而拥挤在赤道下的沙砾们/会怎样因太阳焦炙地燃烧而疾跳。”鹰所清晰听见的“寒冷里”转动的声音，所看到的为星之磨擦击撞而落下的石头之间相守的“孤寂”与“贫穷”，拥挤的沙砾们被焦炙地燃烧下的痛苦，这些看似陌生模糊的意象和诗句里，显然蕴含了人间的被摧残者被压榨者无边苦难的处境。正是通过这样长长的暗喻象征式的书写之后，作者才于诗末迸发出如此沉痛悲悯、如此愤怒倔强的“为了生命的沉压而惊动”的声音：
为此；为这些，/我不能不悲伤着哭泣/因为一个生命只有一颗心/只有一份血浆和眼泪/而且我痛苦地理解/一切都为了生命的沉压而惊动
这些看似绕弯地抒发隐而不露的“哭泣”和声音，由具象和抽象纠结而成的诗句，隐藏地传达出了诗人深埋心底令人战栗的愤怒和赞美之情。
几乎同时创作的另一首诗《圆圆的露珠滴下来了》，诗人写了露珠向痛苦的土地，向无知的禾苗洒下的爱怜多情，但很快就像“多情的哭泣，述说一个短暂的命运”，由此他发现，从土地、禾苗的干枯，对露珠仅仅带给人间短暂的滋润，一方面认为“露珠是最危险的一种”，但同时又看到露珠这微小生命短暂的美丽所蕴含的人类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小小的露水/像每个神奇的星球/夜空上，各有自己的星座/在他们彼此的匆忙中/吸引、旋转、运行/揭不透宇宙的秘密/像谣言又像真理
（孩子的胰子泡渐渐高升了/一半接近美丽/一半接近死亡）
这里已经转入全力赞颂露珠的神奇美丽而又迅速消失，它所象征的，也是一种生命的牺牲与升华。然后，诗里继续写到，由和爱人一起告别死亡丧仪归来，记起一段古代神话传说，说坟头草尖的露珠是“个个智慧的伊甸”，渴望它可以让自己的爱躲避死亡的“完美的世界”。由此而进入这样的书写：
于是我想起郊野/水里有无数无数粒珍珠/山里有无数无数粒石子/而且我想起了农园/夏天有无数无数颗露珠/秋天有无数无数粒谷米/那些都是数计不清的
（于是在我心上/便沉落了一个一个的影子/那是普洛米修士滴下的眼泪）
诗人在这里，将具象的描绘和抽象的升华，进入于自己的抒情构想中，隐隐传达这样一种生命哲学：露珠以自己微小生命消亡的奉献，带来秋天谷粒丰收的获得。由此进一步升华地暗示传达出了自己对于为人间盗火的伟大牺牲者普洛米修士，怎样以奉献自己生命为人间获取永久的果实中所体现的大爱精神的赞美：无数小小露珠带给诗人灵感的大启示：他从自己心里沉落下一个一个的“影子”里，惊讶地发现，原来“那是普洛米修士滴下的眼泪”。
我们可以说，诗人李瑛内心诗的优势，来自对于人类，对于民族，对于最广大底层民众的精神美与深重苦难，进行最深的开掘。这些开掘，为他新诗的书写美学，所提供的是与波特莱尔《恶之花》象征诗所带给接受者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新的战栗”，它属于奉献给渴望光明与美丽生命的人类的声音，属于别一番世界的一个新生人群的声音，更属于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广大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湿漉漉抹布”者们的声音。从这些“一半是死亡，一半是美丽”的象征性呼唤，带给一个曙光即将来临时代更多的渴望者们，即将获得拯救者和正在进行搏斗的抗争者们，所能够感受和体味到的一种新的期待和刺激，一种与波特莱尔诗所给予的全然不同的“新的战栗”。 李瑛诗歌创作带来的这种“新的战栗”，属于人们精神世界开掘传达的新收获，也属于新诗艺术美学探索的新拥有。它奠定了李瑛一生诗歌创作探索的一个坚实的起点。这样的诗歌探索美学“起点”，从两个方面，带给李瑛自身创作审美选择的“自控意识”。
一个是他将诗歌凝视的眼光，投向那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生活与命运的深处，那些微弱渺小的生命和存在，在那里面，发掘人间的不幸与诗意、悲剧和美。从他早期与友人合出的诗集《石城底青苗》（1945年5月河北唐山出版）和个人诗集《枪》（《星》诗丛之一，1948年冬在青岛出版），以及当时未曾发表而今天收在《诗文总集》中的《布谷鸟初鸣》、《为生与未死之间的歌》两部诗集里的作品（其中包括早期曾刊发却“多数已遭散失”者之外“迄今为止所寻到的部分及少数当时未能发表偶然保存下来的作品”见《李瑛诗文总集》编纂说明）里，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属于这样一类悲悯抗争的诗篇。如在恐惧和忍耐中生长，和阳光与风雨一起“同装点人类的尊严”的一片“简单”的绿叶（《树叶》），那些“再没有生命和历史”，“再没有爱”，将被驱逐出境的“抽搐着干瘪的鼻孔”的犹太人（《从菜市上走出来》），在脊背上“燃烧着一群奴隶命运”“竖立着酒店和牢狱”的贫穷者（《脊背》），以及其他一些直接透视社会底层里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称之为被人们蔑视却闪光的“抹布”一类的诗，如《在马房里》、《苍白的颤栗之夜歌》、《娼妓》、《私生子》、《饥饿》、《谣言》、《窗》、《木厂》、《北平》等。这些诗尽管写的大都是非常现实的题材，书写了为下层人命运不幸的抗争，作者能够避开概念口号的呼喊和空泛平淡的抒情，大多能够在具体新颖意象中熔铸进或深或浅的诗意，成为留给后人走进历史思考的艺术文本。
另一个是诗人在阅读穆旦、郑敏、绿原诗系过程中，经过理性沉思，将一种属于现代性很强的哲学思辨和诗歌语言陌生化的紧张与抽象，引进自己抒情的凝想化和沉思性的过程。使得一些诗作的创造，呈现抽象升华与现实具象融合为一的特色。看得到学习模仿的些微痕迹，却带有李瑛自己的抒情特色。李瑛诗作“起点”中，明显带有穆旦诗艺术影响的影子。他写过论穆旦诗的理论批评文章。较好理解和把握了穆旦诗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以意象的“交织矛盾与纠结”，抽象和具象巧妙配合，形成抒情气势及语言的紧张和张力。如读一下《死和变》、《沙》、《暴风雨之前》等诗，就可能明显地看出李瑛与穆旦诗作之间这种艺术影响与接受之间内在联系的脉络和痕迹。这是《暴风雨之前》：
一
偌大的天空失却了形体，/一切沉沉的感觉，沉沉的呼吸。/群山大声地咳嗽，壮强胆子，/海水痛苦地要抓破自己。
而这一刻都变成了仇敌，/树与树的头发都纠缠在一起，/一只只麻雀都觉得奇怪，/抽筋似的飞去跨不出距离。
所有的都在等待着承受，/离开来的一点悲哀和一点欢喜，/野狗向天空狂吠两声/挤不出眼泪又疯狂的躲避。
有数不清的火蛇在云层里钻，/一切在支离又拼成整体，/沉闷后的汁液泼流下来，/干裂的地球变成了一团烂泥。
二
这是一场庄严的葬仪，/无数的教皇和国王都不能同它比，/有声色的仪仗队走在前面，/遵从着自然的指挥，简单的法律。
疾病太快地割断了它的生命，/没留下遗嘱，没留下死前的眼泪，/科学家实验室的晴雨表，/接到了第一份讣闻，又发布出去。
大地准备好盛装的祭礼，/颤栗中，等待着，又哭泣，/灰暗的铁床翻倾下来，/倒泻出破碎的、变冷的尸体。
这首诗写暴风雨来临的前夕，自然万物中所呈现的风狂、混乱、死亡与新生急剧蜕变的状态。以自然的骤变暗示时代蜕变的即将来临的渴望。诗里面充满了极端的破裂、慌乱、无助、绝望、等待、承受、死亡、颤栗、天空和大地的最后的悲哀。用对于自然现象想象集中浓缩的描绘，象征暗示了时代骤变来临之前人类的复杂感情。它是一种预言，一种诅咒，也是一种大的渴望和呼唤。诗里色彩强烈意象的选择，紧张结构的句式，尖锐矛盾而富有张力的抒情，如“抽筋似的飞去跨不出距离”、“挤不出眼泪又疯狂的躲避”、“一切在支离又拼成整体”、“接到了第一份讣闻，又发布出去”，抽象书写和具象抒情纠结缠绕在一起，构成一种紧张的抒情氛围等等，这一切，都明显带有接受穆旦诗语言影响的痕迹。
李瑛的这首诗，写于1947年10月30日的北大西斋。在写作此诗的三天前，刚满21岁的李瑛，在1947年9月27日出版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了题为《读〈穆旦诗集〉》的那篇九千余字的长文。在文章中，李瑛热情赞美穆旦、杜运燮、郑敏等西南联大的一些年轻诗人，“他们都是在自我主观的尊重下把庄严和诚恳，谨慎地放在完整的艺术里面，得到进取”。穆旦个人拥有的独特生活经历和内敛性格，给他的诗带来了一种别人无法复制的格调和色彩。“他像是急促地穿行在‘时间’与‘空间’之间，为的尽量捕捉映在他心的网罟上的一点点可珍的影像。他思索、糅和、舐润，像老蚌磨琢它的珠子，吐出它的纤丝，在辛苦与忍耐中，完成一首真实的歌”。“环境的铸造使他性格上见出‘向内’与‘向外’的错综，所以他感到内在的矛盾。他有时要保守，但有时也要突破。有时把自己囿于黑暗里，但却又渴望看见光明”。穆旦以深湛的抒情写出来的诗作，常常显露出他“经验、思想和情感三者赋予他的作品以一种惊人的溶解综合力”。对于穆旦的诗，李瑛提出的深刻认知，同样也以自己理解和创造的风格，表现在《暴风雨之前》等一些诗作里面。它们给予接受者的，确然也是新与旧、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战中所拥有的一种复杂而又紧张，矛盾而又统一，爆烈而又深警，狂放而又内敛这样复杂思想情感交织而成的“一种惊人的溶解综合力”。
李瑛以这样的艺术“起点”，穿越历史，完成了他为时代、为军旅、为广大人民歌唱的艺术之路。虽然因为时代的变幻多舛，文艺风云气候的调控制约，使他不可能一直沿着自己这条富有“溶解综合力”的艺术道路，进行全部诗歌“高层次”的创作，也不免会出现了一些以更多政治色彩代替悠久性艺术探索的曲折，也产生了一些不那么具有深厚艺术生命的作品，但是，因为艺术“起点”所潜隐的视创造为生命的意识，或强或弱地仍时时在向他内心发出呼唤，并给予他一种创作的制衡和呼唤，这就使他即使是在面临最政治化的主题的时候，也能够葆有自己构思运象时宝贵的迂回余地，因此能够以带有某种超越性更深锐的诗的发现眼光，写出一些超越于当时那种时代艺术氛围流行的一般空泛政治抒情之上的坚实性作品来，如诗集《枣林村集》。当进入新时期之后，诗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因此也迈进了一个由自我艺术坚守而进一步自由升华为诗歌写作灵感与艺术迸发的“黄金时代”。他所贡献的许多诗作，也由既有的沉潜性探索之路，走进了更富有沉思、睿智、具象、凝练特色的艺术新境界。无论是迈出国门，书写国际政治抒情和写景书怀的题材，无论是关注国内现实生活、广大民众命运心声的思考凝视，他的诗都能不断超越一般创造可能性也不断超越自己原有的范囿，产生了一些“杰作”性质的诗篇，它们不仅给人以真实生活力量的激励鼓舞，也同时给人以心灵美的凝想沉思。即使是在一些应现实任务之约，涉笔于一些重大题材的时候，他依然多是不随着习惯思维和平冗构思，轻易地送给人们一些看似闪光而实则空泛的“礼物”，而是认真构想锤炼，经得起咀嚼，经得起品味，经得起历史老人无情眼光审视的美的精品。我反复读过的李瑛先生晚年的一些新作，如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写的《鲁迅》、为纪念共和国诞生60周年而创作的给祖国母亲的倾诉，都从中看到了坚凝的意象和沉厚的真情，一颗忠于时代也忠于艺术的诗心的跃动和闪光。我想，今天祝贺《李瑛诗文总集》的出版，回顾李瑛走过近60年的创作道路，启示于我们今天和未来思考的，艺术生命“起点”高度和丰厚的深刻意义，忠于人民和忠于艺术融而为一的诗心，在一位诗人整个创造生命中，与他的所坚守，所获得的艺术成就之间，有着怎样重要的不可分割的潜深的联系，是一份怎样珍贵的精神遗产。 2011年1月10日于京郊蓝旗营
“在实践中冲出一条可走的路”
——为《曹辛之集》出版座谈会
《曹辛之集》的出版，是中国诗歌界、文学艺术界一件非常值得纪念与庆贺的盛事。
曹辛之先生是我非常敬慕的一位卓越的诗人和艺术家。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自己为要给北大中文系1977、78级学生讲授中国新诗流派史，特别是对于过去被贬抑忽略的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潮流，注视较多，因而也就开始较深地接触了辛笛、穆旦、杭约赫、郑敏、袁可嘉等“九叶”诗人们的作品。对于他们的创作经历，艺术探索，所经磨难，复出后的探索成果和多样姿态，产生了更深接触、理解和探求的欲望。《九叶集》出版后，曹辛之先生盛情寄赠给我一部，并约我为这本诗集写一篇短的评论。这篇短文，后来在《文艺报》上发表了。
在此前后，直到90年代里，我与曹辛之先生，在他帅府园校尉胡同的家里，在他工作的美术出版社，在许多现代诗歌学术研讨的会议上，见面机会多起来。我往他家里拜访时，他还与夫人赵老师一起，亲自动手包饺子，请我在小院那间平房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后来我更多知道了他所经历过的很多政治生活的磨难。对于过去的恶梦带给他的痛苦，他那样坦然，淡然，乐观，潇洒，而对于新诗创作，装帧设计，书法创作，金石篆刻，又是那样激情满怀，凝神创造，怀有很多美丽的遐想。先生读了我《文艺报》上评论《九叶集》的那篇短文，热情给予肯定，但又非常直率地指出我理解不到位的地方。如我文章里说到，我很喜欢《题照相册》那首小诗，特别作了评析，但对诗里面的断句转行形式，却不甚理解。
把捉一线光，一团朦胧，
让它在这纸片上凝固。
凝固了你的笑，你的青春。
生命的步履从这里再现，
领你来会见自己。
这样一段诗，我说将“青春”二字，硬分开两行排列，不尽符合中国读者审美习惯。先生当面耐心给我说明，将“青春”、“从这里再现”等诗句或词语，有意突兀地分开，断行排列的特殊艺术用意。使我明白了，这种方法，是有意运用语言的安排，来加强诗里所抒发情感冲击力和强化嵌入印象的一种艺术尝试。从先生的许多讲述里，我明白了他们在探索诗的现代性艺术表现方面的很多苦心。以后，我为《文艺报》所写连载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回顾与评析》，之后由此拓展而撰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都得到曹辛之先生给予我或当面、或电话、或便函的多方指教，获得先生很多的激励和肯定。在我多年来关于中国新诗研究的过程中，倾注了曹辛之先生对于一个晚辈学生的热忱和心血。曹辛之先生后来还特意刻了一枚图章，送给我，并送我一本《曲公印存》，这些盛情的馈赠，至今成为我最珍贵的纪念。我与辛笛、穆旦等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体之间，当时和后来的密切来往，认真阅读和研究他们的作品，和他们中几位诗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写了一些关于这个诗人群体的文字，这与曹辛之先生对于我这种热心的关怀和指教分不开的。
最早接到曹辛之先生赠送《九叶集》的时候，为感激盛情，我当时回赠了曹先生一首小诗，表达一个新诗爱好者，对于这个为诗而探索也大多为诗而受难的诗人群体的敬佩和感激之情。这里我愿把这首小诗，再次抄录如下，在恭贺《曹辛之集》出版的时候，祭奠先生的在天之灵：
无题
——致曹辛之暨“九叶”诸诗人
成熟的季节里有多少春意
九片叶子飘来九个天地
湿润的路闪着湿润的眼睛
最甜的歌酿自最初的蜜
你们的歌是一曲绿色的梦
流过黄昏，流过寒冷的记忆
古刹的尘土锁不住盼望
金黄的稻束挂满静默的谷粒
曹辛之先生和他的诗友们，他们勇敢而簇新的艺术探索精神，他们那一颗颗为诗而跃动的心，他们留下的那些精彩的诗作，是一曲永远的“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对于曹辛之先生的诗集《撷星草》、《噩梦录》、《火烧的城》和长诗《复仇的土地》等大作，我从新诗历史发展研究的角度，都曾经认真阅读过。他作品里所体现的强烈的现实感、社会使命感、为人民大众命运和饥苦那种心贴心充满火焰一般的呼喊，他诗里面对于新诗艺术进行的种种簇新探索，这里就不讲了。我这里只想强调说一点，1940年代末，曹辛之先生参与编辑《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新诗发展呕心沥血，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特别是那份只出了五期的《中国新诗》杂志，他是最主要编辑者之一。他与辛笛、穆旦、陈敬容、郑敏、杜运燮、唐祈、唐湜、袁可嘉等诸多诗友们，所体现的为中国新诗艺术走向的深刻思考和大胆探索，在近百年来新诗的历史发展中，至今还具有一种不能让人忘记的永久性和未来性。
1948年7月出版的《中国新诗》第二集最后一页，有这样一篇题作《编辑室》的编者后记，署名是“约·祈”。这是杭约赫和唐祈两人。曹辛之先生曾经对我说过，这份文字，主要执笔者是他。这里面，先是引了一位刊物同仁的来信，铺垫地阐述了他们所坚守的编辑思想和态度：怎样以求真的态度，认真刻苦的探索、寻求，期待自己沉默的工作，“会逐渐被发现它所放射的光辉”来。然后，他进一步表明：对于《中国新诗》，这仅是一种可贵的编辑态度，“我们还想进一步对自己要求：在内容上更强烈拥抱住今天中国最有斗争意识的现实，纵使我们还有着各式各样的缺陷，但广大的人民道路已经指出了一切最复杂的斗争的道路，我们既属于人民，就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怎样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而诉诸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们既非夸张的宣传主义，或市侩式的投机的‘农民派’，也更非畏首畏尾中国式的‘唯美派’的空喊斗争。我们愿意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最复杂的现实生活里，我们从各方面来参与这艰苦而光辉的斗争，接受历史阶段的真理的号召，来试验我们对于新诗的写作。今日的诗坛，早有论者指出充满着堕落的气氛和迷雾，我们要在实践中冲出一条可走的路”。 骆英过去出的几本诗集，我做过一点粗浅的评论。拿到这本书以后，我很佩服他，从生活，从诗，我感到都离我的想象距离太大了。从这部《7 2登山日记》里，我看到了他内心世界更多新的诗的闪光、新的艺术追求和更自由洒脱、朴实、平易的多样艺术风格尝试的努力。
读骆英的《7 2登山日记》里那些在极为特殊环境和不平凡经历中写的诗，我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和震撼。攀登世界的七座最高峰，踏进南北极地，诗人以非凡的毅力，历经几个春秋，边走边写，留下了这样一册厚厚的“大书”。这些日记体的诗篇里，不仅真实记录了他攀登跋涉自然界高峰与极地的不寻常的心灵迹痕，也形象镌刻了他在攀登新诗创作的高峰中再一次用血所书写的坚实而闪光的生命历程。从他的这些新诗创作实绩，从他这些卓绝努力的不平凡经历，这些诗美追求与挑战极限融合为一而创造的奇迹和果实，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北大学子，诗歌之子，怎样将他的事业经营、写作新诗和挑战自我完美结合起来，将追求人间的至美和大爱与追求超越极限的精神结合起来，在为实现人生崇高目标的追索中，将一种献身精神，一种坚强意志，一种拼命的劲头儿，一种不达目的永不休止的信念，演绎到了怎样的绚烂和美丽，达到了怎样几乎可以说是后来人难以逾越的高度。
前一段我们开了一个新诗与浪漫主义的讨论会，讨论所谓被现代主义遮蔽的浪漫主义问题，大家对浪漫主义和诗，有了一些新的冷静的认知。我觉得这部诗集很好回答了这个问题。问题不是遮蔽不遮蔽，不是以谁为主，而是如何把它们整个糅合起来。真正写得好的诗，很难说它是什么主义。可以这样说：骆英这部诗集里，努力集浪漫主义的激情、现实情怀的清醒、现代主义的超越性于一体，将奇异丰富生活的开阔视野和冷峻沉思，诗歌创作的多样探索与攀登极限的永不止步精神，凝成了一首首诗作，一行行诗句的朴素新颖和无限风光。从题材的独有体验，到传达的不拘一格，他给中国当代新诗创作园地，带来了一种别人无法涉足的题材领域和诗美世界。古人讲“登高壮观大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读了这些风格多样而如未经雕琢璞玉般亲切的登“峰”越“极”的“日记体”诗作，确实有一种“白波九道流雪山”的感受，感觉到诗应该具有那种生活和艺术的沉甸甸的分量。
特别是在一些诗作里面，诗人传达的那种对于祖国无比眷念而又十分清醒，目睹现实中怪异丑陋现象后所产生的交织着热烈也深蕴着痛楚的襟怀，让我读了之后，内心受到深深的触动。这里我一定要念他写祖国和国人的两首诗。因为读到这些以后，我想起这些年来，我们往往羞于谈祖国，甚至谈起祖国字样，别人还会嘲笑，讲到这个题目，好像也不愿意听，我为此常常很痛苦。他登厄尔布鲁士峰时写的一组诗里，有两首诗我非常喜欢，都是关于思考祖国和中国人的题材。这两首诗是：
祖国，其实只是一面旗帜/你只需要带着她/她就与你日夜同行/夜深人静时你可以将她浪漫展开/仔细审视你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在你被伤害的日子你可以哭泣/一个祖国的伤害你也许是你的至喜/也许你只是太自我多情/一个祖国根本不在乎你的归来与离去/祖国像一个巨大的球体浪漫旋转/她吸引渣滓也抛弃物体/你以为酒后可以为祖国忧郁/可是祖国从来没有在意她的领土多了一滴滴眼泪/祖国会慢慢生长渐渐古老/你只是他表皮的草枯枯荣荣/祖国会派出警察来抓你酒后开车/祖国会清点你的钱仓命令你纳税/祖国会追踪你一生一世/只要你时刻背着你的国旗/祖国会等着你死亡然后把你埋葬/然后把你保存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祖国会在你登顶后突然出现/你会发现其实祖国一直跟着你行军/当你归家扑进爱人的怀里/你的祖国依旧包裹在你的行囊中/祖国是你前生前世的选定/她是你深夜的惊魂/清晨的恐惧/以及黄昏的无奈/你只是她的玻璃酒杯中漂浮的瓢虫/这么说吧/祖国其实就是一把巨大的伞/当你撑开时/你就一世也不能再收拢
——《关于祖国的定义》
中国人现在学会了摇摆/他们一大群一大群的来了/需要开水时他们就大喊/他们走路像大爷/从不让路或者说道歉/他们敞开衣领像绿林好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有钱/他们无视侍者鄙视的目光/坐在椅子的边缘前仰后合/可怜的俄罗斯女孩躲在柜台后面/中国的大爷打响指呼唤/他们颠着双腿斜着双眼/看着俄罗斯美女的胸和脸/一个中国姑娘冷眼旁观/说这算什么中国好汉/是的/我想我也是一个中国坏蛋
——《关于中国人》
这本书里，关于祖国，关于中国人，他在许多诗里写过。第二首诗里讲到的那些现象，我外出旅行时，也多次看到过，几乎到处都是，屡见不鲜。我能体味到诗人骆英当时的这种感情。骆英在他的许多诗里，敏锐而沉重地思索，并将之付诸文字：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自然，对于祖国，对于人与万物和谐的追问和思考，对于当今民族的物质富有与精神丑陋的强烈反差的惊诧，特别是诗里包含的一个远离国家土地登临山巅绝境的异样生活中的人，对于自己祖国的那种刻骨眷恋与思念，那种特有的环境中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所拥有的无法言说的感情，那种面对国人一些丑陋现象惭然与愤怒交织的复杂感情……，读了这些在今天一些诗人看来可能会认为过于直白而不屑一瞥的诗句之后，我真的被他那些真挚热诚，坦率自豪，自省自惭，而又充满如此执拗痛楚的声音所感动了：“这么说吧/祖国其实就是一把巨大的伞/当你撑开时/你就一世也不能再收拢”。骆英在攀登厄尔布鲁士峰时写下的几首如《关于中国》、《关于祖国的定义》、《关于回家》、《关于中国人》等这些诗，有一种特别的深度，有一种特别的诗味，有一种特别的复杂感，有一种特别的冲击力。
从这些诗中我清晰谛听到了，一个诗人怎样将自己的心灵良知与反思理性同攀登者坚毅精神融汇为一体的真实沉静，冷峻思索，甚至是充满一种怎样内心痛楚的歌唱。这些声音所激起的，应当是当下更多清醒者对于自己祖国无法离弃的深情，对于我们的民族物质富有却灵魂贫陋这一趋向痛苦深刻的反思。他真实表达了整个民族精神建设中当今共有的一些值得沉思的认知和理性。这是一种“真人”的诗性的自惭和呼唤。听听这些从诗人从世界和灵魂的最高处和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的话：一个不知精神上的自强自省甚至没有耻辱感的民族是真正没有希望的民族！ 2011年11月5日深夜
“宁静中思考”收获的美的结晶
——为《郑敏文集》出版
暨创作70周年学术研讨会
从《九叶集》出版之后，我才开始更多接触郑敏先生的诗歌创作。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我一直关心郑敏对于诗的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群体在世的诗人中，郑敏诗作的艺术探索，是最富有先锐性，最富有创新品格，成果也最丰厚新异的一位。至今，“九叶”群的其他诗人们，先后都凋零了，唯有这一片叶子，还在不断送出新的姿态和声音。今天，能够参加郑敏先生的《文集》首发式暨诗歌创作70周年座谈会，我衷心表示祝贺！
郑敏自1942年开始进行诗美创造的探索。在五、六年时间里即结出许多才华横溢的美丽果实。1948年初，《诗集1942—1947》还没有出版时，当郑敏最初以一个诗歌群体一员的姿态，亮相于《中国新诗》杂志这个园地的时候，袁可嘉就肯定地说：她给新诗送来了一个“沉思的宇宙”，“她将圣雄甘地所代表的真理（《最后的晚祷》），对于知识的价值（《求知》），对于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旅程》）的有力的肯定”，“郑敏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为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的柔和，在在使人心折”。（袁可嘉：《诗的新方向》，《新路》周刊1948年第17期）在这个非常简约的评骘里，已经道出思考郑敏诗美的最重要的“创作的真义”。郑敏在西南联大是学哲学的，她又受到冯至、冯友兰的直接指教熏陶。她的诗富有一种哲学沉思的特色。袁可嘉说她的诗是“沉思的宇宙”，我理解其核心就是能将关于人类意识和生命哲理的沉思，熔铸于或凝定或流动的美的意象，使她的诗能够呈现出一种“沉潜”的特征。所谓“沉潜”，应该是诗的一种审美品格和审美境界。在具有这些审美品格或境界的诗篇里，深刻的人生哲理沉思与完美的艺术表现得到了内在的融合。它包含了哲理思考的深度与艺术传达的深度的结合。在作者方面，诗人能够以“意象的夺目闪耀，给死的抽象观念以活的诗的生命”；在接受方面，读者能够在感动中“引起对所表达观念的沉思”，“至少在若干分秒钟内或多或少脱离原形，进入诗人与哲人的境界”。（袁可嘉：《诗与主题》）
自80年代开始恢复歌唱，一直到今天，在这近30年时间里，郑敏先生所写的大量诗作，依然保持这样的传统，并不断突破自己，在关注现实生活、开掘生命体验的大背景下，不断开拓一条将探索内心与认识事物如何巧妙结合的新诗创作之路，获得了品格多样、艺术层次很高的作品。袁可嘉说：“有一类比较内向的作者，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的。”（《新诗戏剧化》）郑敏先生也这样自白：“让‘我’对世界进行客观、冷静、深刻的观察”，之后，我“再回到宁静中思考”。（郑敏：《英美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从人类复杂多变的生存处境，个人创作的精神突围，一直到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到最终人生走向死亡的认知、沉想，都成为她思考表现的哲学主题。她的哲学素养、思考深度、学院传统，驱使她在诗的“沉思”中，努力做到像里尔克那样，“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在这种探索中，郑敏非常注意如何处理好诗与哲学的关系，不断警惕和避免以诗的形式肤浅表达“诗中哲学的危险”。这是郑敏先生30多年来对于新诗艺术探索最重要的贡献。
郑敏先生对于诗的传达与接受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也给予很多的关注。由于郑敏的诗，坚守以富有隐藏性的象征意象暗示传达自己的情怀和思想，诗的传达有一种新奇超俗的曲折性和很深的隐藏度。与一部分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拉开较大的陌生化的距离。一些诗的抒情内涵，理解上就具有很大的难度。于是在接受中，就可能产生或轻或重的误读。那首《心象组诗·三渴望：一只雄狮》，就是我亲自接触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里围绕《渴望：一只雄狮》这首诗，谈一下我对于鉴赏中误读者的批评和先生给我的一封阐释自己诗作内在意义的信。郑敏的诗是这样的：
在我的身体里有一张张得大大的嘴/它像一只在吼叫的雄狮/看着桥下的湍流/那静静滑过桥洞的轮船/它听见时代在吼叫/好像森林里象在吼叫/他回头看着我/又走回我身体的笼子里/那狮子的金毛像日光/那象的吼声像鼓鸣/开花样的活力回到我的体内/狮子带我去桥头/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
1992年《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为纪念《诗集1942-1947》出版50周年，组稿并刊发了评论郑敏先生诗歌创作的几篇文章，其中有我的一篇《郑敏：攀登不息的诗人》。我在文章里解释了郑敏先生《渴望：一只雄狮》一诗。看到文章为一本《新诗鉴赏辞典》对这首诗非常荒谬误读文字的引述而进行的驳析，郑敏于10月5日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在电话里肯定了我的见解，对于那种完全从渴望“性解放”的观点来具体解释《渴望：一只雄狮》的“鉴赏”，颇有慨叹地说：“简直是痴人说梦，以后我再不看那些鉴赏我诗作的文章了。”郑敏先生给我这封信的全文，作为我写的解诗学理论文章的一条最重要注释，初刊于《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再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第3期）。这封信的内容为：
孙玉石先生：
拜读了您关于我的文章。十分感谢您对我的诗作的肯定。您如此认真仔细地读了我的诗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令我惭愧，有负您的赞誉。对您学风的严谨十分敬佩。
提到《渴望·一只雄狮》一诗所引起的离题的阐释，令人啼笑皆非。这首诗确实与内心的压抑有关。由于它涉及到无意识的状态因此是很现代的。但我一直认为弗洛伊特对下意识中的压抑的解释太狭隘，尤其涉及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气质，更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今天的西方，他那种单纯的里比多理论也被认为过于偏狭。中国人在“存在”中所遇到的最大压抑显然是精神方面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追求超越玄远。精神空间的狭窄所引起的窒息感是我写这首诗的动力。当然弗洛伊特关于压抑与创作，升华与解脱方面的理论很能说明我当时写此诗和写后所获得的精神康复。心灵得到复苏，是因为那象征着被窒息的“我”的雄狮能够冲出我的肉体，去和外界及自然（大象、森林、河水、桥、船）取得联系。当它充满了生机后，又回到我的体内，所谓引我去赴一个约会，实在是说将我和自然联结在一起，“自然”对我来说常能驱散沮丧，使我受窒息的心灵获得生命力。在第一次“清污”时，我感到创作力受到极大的挫伤，当这种被囚禁的感觉化成狮子冲破重围后我觉得复苏了。当时黄子平是第一位读过这首诗的人。在最孤寂时自然能和我对话，给我活力。 关于弗洛伊特的学说，我们确实应当有一个更深刻地理解，既不要被它吓倒，也不要盲目地生吞活剥。它的偏狭处今天已得到修正，他对人的无意识，和语言的许多理论是极大的发现，丰富了人对自身的认识。您的许多论述能够给年轻人很多启发和帮助，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人缺少耐心和深度。 祝你笔健！
郑敏
10月5日
这封信为这次出版的《郑敏文集》所未收。它的珍贵意义在于：诗人直接对于自己一首表现复杂的难懂的现代性诗作，从内容到写作社会背景、心理动因和象征意象隐藏的内涵，都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说明，为读诗者拨开“迷雾”，提供了一条理解进入的路径，同时也为现代解诗学理论中作者、读者、批评者（解诗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一个如何“沟通”的范例。它也告诉我们，象征性很强的意象，不能无限度地随意进行阐释，可能具有的多义并不等于没有合理阐释的限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是一种胡乱猜谜的呓语了。作为读者，应该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追踪作者想象。作为诗人，批评者，应该有与读者进行沟通解读的责任。不能承认任何一种阐释都是合理的。作者也无须因担心读者的误解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遗憾的是，诗集《心象》中引起误读的这首诗的最末一句，后来在《郑敏诗集》里，诗人自己将“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一句诗，改为“那里，我去赴与自然的约会”，这样修改后，就失去原来诗整体美丽与蕴藏的味道了。诗人应该有自己艺术追求权利的坚守。为了获得一般读者的理解，放弃了自己精心创造的美丽而蕴涵的结晶，这种修改中的“妥协”，丧失的乃是作者追求的艺术美本身！
2012年6月28日
不停的搏取，永远的诗心
——为《谢冕编年文集》出版
首先我真诚地祝贺谢冕兄《编年文集》大作的出版！今天，我们在这里说，这部《编年文集》的出版是当代中国新诗发展中一件带有历史意义的盛事，应该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几天前，读到谢冕兄寄上的诗作之后，杭州友人骆寒超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一个惊讶：“原来谢冕1947年就开始诗歌创作了！”当时我算了一下，那时候，谢冕才15岁！从1955年起，我与谢冕成了同窗学友。1956年，谢冕参与北大《红楼》杂志的创办和主编工作 ，继续发表诗作，并于1957年思想大解放的高潮中，与张炯联名发表了那篇长篇散文《千树万树梨花开》，用诗一样的语言，报道了北京大学大鸣大放思想活跃的景象。我的一组小诗《露珠集》就是在那一年里，经过谢冕之手在《红楼》杂志上发表的。1958年冬到1959年夏，我、子诚、绍振、登翰、晋培等几位学友，又与谢冕一起，在《诗刊》副主编徐迟的委托与指导之下，参与了《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撰写工作，成为一个喜欢新诗也关注新诗发展的年轻的小群体。进入新时期之后，谢冕又与绍振、子诚、登翰，成为坚定支持朦胧诗“崛起”派的代表人物。自那个时候起，谢冕一直站在代表新诗先锐艺术探索的最前沿。他以历史与现实结合，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交汇，大胆突破樊篱开拓创新的眼光，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种种政治和精神的压力，三十余年如一日，为中国新诗如何迈上迅速现代化的道路，参与同世界诗歌的接轨与对话，结出更多绚烂的果实，而呐喊沉思，奔走呼号，不余遗力地为新诗发展鼓与呼。谢冕的赤心、精诚、良知、热忱和永不疲倦的坚毅精神，为中国新诗的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而燃烧。他是中国新诗继五四之后又一场革命并大胆阔步前行的坚定推动者与呼号者，不屈不挠热力四射的守望人。谢冕的文学生命与中国新诗的生命、新诗的历史，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了。
想到往昔难忘的情景，凝视浸满心血的结集，除了祝贺之外，我此时更多思考的是：面对谢冕兄的如此业绩，如此道路，怎样来认识这样一个人的新诗理论研究和新诗批评文字中所隐藏的学术精神与品格特质呢？我该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和思考，来透视和理解谢冕，来回答自己内心深处叩问的如尼采所提出的那个命题：“看哪，这个人！”
我自己的研究关注，与谢冕的学术研究的学术时段，不尽相同。对于8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的急剧发展和辉煌成绩，我几乎是一个陌生人。就我自己隔着一些距离的观察，谢冕兄的诗学理论与新诗批评，诸多文字业绩的背后，起码可能有这样一些精神品格，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的。
首先是激情敏锐。谢冕是一位感情型的诗人学者。他有艺术家的热烈激情，有诗人的敏锐感觉，又有学者的冷静沉思。这些特质集于一身，成就了一个诗人型的新诗理论和新诗批评大家和学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谢冕在艺术感觉和理论气质上，有一种别人几乎很少可能具备的激情、敏锐和大气。他长期以来，坚持将自己的思考点，放在整个当代诗歌历史急剧变革和纷繁创造的大势的凝视、观察和思考之中。他能够于还在变幻莫测的复杂现实中发现诗的新的生机、发展动向和趋势。他不甘扮演新诗现象历史追随者和阐释者的角色。他总是以自己敏锐的艺术感觉，为那些新诗未来希望的代表者，那怕还是在萌芽状态的代表者，发出最早的肯定赞扬和热情评骘。他于诗的艺术敏锐几乎表现了超常的特质。对于富有期待性的年轻诗人，他总是葆有异常的热情。他不吝惜时间，给予他们热诚的指导，真实的批评、平等的心与心的交流对话。给他们充满诗情的鼓励，也坦率地指出他们的不足。对于诗，对于年轻诗人，葆有如此经久不息的激情，对于诗歌艺术感觉和批评分寸把握的敏感与准确，几乎成为谢冕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所拥有的现实性与永久性结合的生命闪光。
其次是清醒坚守。在30余年新诗发展瞬息万变的情势下，谢冕能有自己清醒的诗学坚守意识。面对来自多方面固守陈规潮流的直接批评和各种气候压力，他能够坦然面对，不妥协，不动摇，不退缩，不为获得某种青睐而见风使舵，也不以扮演一种姿态而沽名钓誉。他冷静地毫无奢望地坚守自己的艺术良知。面对各种新诗潮交替崛起，新理论的频繁迭出，他能够清醒地坚守自我认知的底线，始终保持一种冷静审视新诗艺术发展的客观视野和平常心态。使自己的理论思考与批评文字，尽量做到如老子所说的那样：“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即努力做到将“无欲”地不为主观感情所驱使的“客观”，与“有欲”地静观“其微”的“主观”这两种态度很好结合起来。不追随“风”也不有意炮制“风”。在新诗探索先锐的潮头浪尖中，他始终保持一个新诗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先锐姿态和清醒意识。 再次是包容襟怀。谢冕生长于南国福州大海边的土地上。他有一个如大海一样开阔的胸怀。从大学时代里，我们曾一起编写《中国文学史》，一起撰写《新诗发展概况》，我永远记得“六条汉子”一起挤在和平街作家协会宿舍一间小屋里，自己烧煤炉，常弄得乌烟瘴气，每天一起外出吃饭，像街上的几条快乐的流浪狗一样，走进随便一个小饭馆里“打野食”。对于我们每个人写的稿子，谢冕大都是各随其便，尊重个人的见解，不加更多改动。这些年在新诗所里，在各样学术讨论和研究工作会议上，谢冕也是十分尊重大家的意见。即使在《新诗总系》各卷编辑体例、交稿时间等这样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方面，我没有完全按照集体讨论的规范执行，也不能出席规定参加的集体审稿会议，谢冕也从来没有一句苛责与不满，而是抱着十分宽容和大度的心态。谢冕这种包容和大度，自始至终，都是他的一种襟怀，一种精神。我如今已到垂暮之年，10余年来还愿意在北大新诗研究所这个自由和谐的集体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其他活动，与谢冕兄这种宽大为怀的包容精神，这种理解人，体贴人的襟怀和风度，给予我，给予这个小集体每个人，带来的包容、理解、友情和温馨，是分不开的。
57年的同窗诗友，如此煌煌大著的出版，又适逢谢冕兄的80大寿，想说的话很多。这里就说这些吧。最后，为了理解对于谢冕兄几十年里于诗，于人，于学术，于生活，于诸多坎坷而美丽境界的探索中，那种执著追求大胆创新的精神境界，我想引用谢冕的同乡诗人冰心老人翻译的纪伯伦1926年出版的散文诗集《沙与沫》，开篇伊始的第二段里这样一首至今引我深思，让我猜想不已的文字：
我曾抓起一把烟雾，
然后我伸掌一看，哎哟，烟雾变成了一个虫子。
我把手握起再伸开一看，手里却是一只鸟。
我再把手握起又伸开，在掌心里站着一个容颜忧郁，向天仰首的人。
我又把手握起，当我伸掌的时候，除了烟雾以外一无所有。
但是我听到了一支绝顶柔美的歌曲。
面对面前这套10卷本厚重的沉甸甸的《编年文集》，我真真实实地感觉到，这可以说是谢冕兄用他近60年的岁月辛劳和耕耘心血，更主要是用1978年朦胧诗争论以来35年多的岁月辛劳与耕耘心血，绘制成的一卷长途跋涉者的画卷，一场诗国里寻美者的梦，一束沉甸甸的金黄灿烂的果实，一份留给中国新诗历史发展永远的记忆，一首交织着赞美无限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美丽的散文诗。在这一团如藏着无数往事的诗人历史掌心的“烟雾”里，我相信，我自己和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一个为诗献身而豪情满怀，“向天仰首”的大写的“人”。面对此时此刻所呈现的厚重的学术“长卷”，我们如同听到了谢冕用他一生心血奉献于诗的生命谱写出来的“一支绝顶柔美的歌曲”。我们也读出了闪烁在我们中间的这样一种“谢冕精神”：不停的搏取，永远的诗心！
2012年6月26日于京郊蓝旗营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为《李瑛诗文总集》出版座谈会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论及了从李瑛于1940年代后半期发表的关于穆旦、郑敏、绿原、冯至等诗人的评论里，看出李瑛走进诗歌创作时思想取向和艺术选择所体现的某种先锋性，为他后来诗歌艺术创作的弥久不衰、日渐升华，提供了怎样一个较高艺术“起点”的基础。这里，我想另就李瑛40年代发表的一些新诗作品，以及近年来创作追求的踪迹，来继续探索他的那些“起点”蕴含的艺术追求，在创作上如何得到体现，并由此给新诗带来了怎样一些启示。
刚过了20岁的年青诗人，充满了真诚贴近民众和叛逆精神性格的北大校园诗人李瑛，在他初期的诗作里，很早就已经有这样一种自觉的艺术意识：写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创造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发现、选取、提炼那些来自生活的具象，但同时也必须要进行艺术的升华抽象。因为有了富有个人生命感和现实生活气息的具象，才有了区别于当时某种流行新诗以政论口号直接抒情的散文式说教；因为进行了与具象紧密结合的抽象，才能够使所书写诗歌意象的蕴涵，得到更高的富有哲理性质的升华，产生出一般浮泛抒情和直露呼喊的诗所缺乏的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读李瑛当时的一些诗，感觉到其诗作的外壳很现代，有的甚至很朦胧，但诗的内在，却饱含着最现实、最阔大的人类爱、民众爱的襟怀，饱含着一个青年的诗心对于那个不公平的世界所蕴含的“神圣的愤怒”，正由于此，他的一些优秀诗作里，大都蕴藏着沉甸甸的锐利而深刻的人类的爱与憎的思想和情绪。它们可以紧扣时代脉搏而又具有永久的超越性。至今读他的那些诗篇，我仍然可以获得一种走进真实历史生活的感觉，仍然可以产生一种共鸣和感动，借用雨果褒赞波特莱尔的一个著名用语，我们可以说，李瑛贡献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是他的诗里带给读者的那种为中国底层民众和苦难中国大地呼号抗争的一种艺术的“新的战栗”。
例如，《鹰》、《圆圆的露珠滴下来了》这两首诗，里面都提到了为一切叛逆人类所赞美的普洛米修士为人类盗取天火隐含的悲壮献身具有的永恒性质的精神意义。从他所创造的不同意象和抒情构思，或深或浅的隐匿地告诉人们：真正的人的最伟大的悲悯和牺牲，都包含着为人类的最壮丽献身的无边大爱与自我奉献。
《鹰》写于1947年春天的北大。这是个黑暗光明激烈交战的黎明前的时刻。他在《鹰》的小序里说：“我不相信，当大神宙斯把窃火者普洛米修士缚在高加索山脚下的时候，你们会成群地剥啄他的脑壳和肺叶。”诗人逆向历史神话的思考，显然为了对于鹰的意象进行更新意义的开掘，以完成自己塑造一种叛逆性意象并进行热诚的抒情。他赞颂鹰的美丽矫健和健康勇敢，而且用许多升华性的“抽象”书写，把人们引向另一种更让人灵魂震撼的深思，即他所着重凝视并倾情抒写的鹰的另一种智者的灵敏和姿态：“你不是该感到骄傲么/因为，只有你清晰地听见地球/在寒冷里急促转动的声音/和那些星云之间的/磨擦，击撞，牵引/落在地球上的两块石头/以怎样的姿态相守着孤寂/相守着秘密和贫穷/而拥挤在赤道下的沙砾们/会怎样因太阳焦炙地燃烧而疾跳。”鹰所清晰听见的“寒冷里”转动的声音，所看到的为星之磨擦击撞而落下的石头之间相守的“孤寂”与“贫穷”，拥挤的沙砾们被焦炙地燃烧下的痛苦，这些看似陌生模糊的意象和诗句里，显然蕴含了人间的被摧残者被压榨者无边苦难的处境。正是通过这样长长的暗喻象征式的书写之后，作者才于诗末迸发出如此沉痛悲悯、如此愤怒倔强的“为了生命的沉压而惊动”的声音：
为此；为这些，/我不能不悲伤着哭泣/因为一个生命只有一颗心/只有一份血浆和眼泪/而且我痛苦地理解/一切都为了生命的沉压而惊动
这些看似绕弯地抒发隐而不露的“哭泣”和声音，由具象和抽象纠结而成的诗句，隐藏地传达出了诗人深埋心底令人战栗的愤怒和赞美之情。
几乎同时创作的另一首诗《圆圆的露珠滴下来了》，诗人写了露珠向痛苦的土地，向无知的禾苗洒下的爱怜多情，但很快就像“多情的哭泣，述说一个短暂的命运”，由此他发现，从土地、禾苗的干枯，对露珠仅仅带给人间短暂的滋润，一方面认为“露珠是最危险的一种”，但同时又看到露珠这微小生命短暂的美丽所蕴含的人类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小小的露水/像每个神奇的星球/夜空上，各有自己的星座/在他们彼此的匆忙中/吸引、旋转、运行/揭不透宇宙的秘密/像谣言又像真理
（孩子的胰子泡渐渐高升了/一半接近美丽/一半接近死亡）
这里已经转入全力赞颂露珠的神奇美丽而又迅速消失，它所象征的，也是一种生命的牺牲与升华。然后，诗里继续写到，由和爱人一起告别死亡丧仪归来，记起一段古代神话传说，说坟头草尖的露珠是“个个智慧的伊甸”，渴望它可以让自己的爱躲避死亡的“完美的世界”。由此而进入这样的书写：
于是我想起郊野/水里有无数无数粒珍珠/山里有无数无数粒石子/而且我想起了农园/夏天有无数无数颗露珠/秋天有无数无数粒谷米/那些都是数计不清的
（于是在我心上/便沉落了一个一个的影子/那是普洛米修士滴下的眼泪）
诗人在这里，将具象的描绘和抽象的升华，进入于自己的抒情构想中，隐隐传达这样一种生命哲学：露珠以自己微小生命消亡的奉献，带来秋天谷粒丰收的获得。由此进一步升华地暗示传达出了自己对于为人间盗火的伟大牺牲者普洛米修士，怎样以奉献自己生命为人间获取永久的果实中所体现的大爱精神的赞美：无数小小露珠带给诗人灵感的大启示：他从自己心里沉落下一个一个的“影子”里，惊讶地发现，原来“那是普洛米修士滴下的眼泪”。
我们可以说，诗人李瑛内心诗的优势，来自对于人类，对于民族，对于最广大底层民众的精神美与深重苦难，进行最深的开掘。这些开掘，为他新诗的书写美学，所提供的是与波特莱尔《恶之花》象征诗所带给接受者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新的战栗”，它属于奉献给渴望光明与美丽生命的人类的声音，属于别一番世界的一个新生人群的声音，更属于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广大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湿漉漉抹布”者们的声音。从这些“一半是死亡，一半是美丽”的象征性呼唤，带给一个曙光即将来临时代更多的渴望者们，即将获得拯救者和正在进行搏斗的抗争者们，所能够感受和体味到的一种新的期待和刺激，一种与波特莱尔诗所给予的全然不同的“新的战栗”。 李瑛诗歌创作带来的这种“新的战栗”，属于人们精神世界开掘传达的新收获，也属于新诗艺术美学探索的新拥有。它奠定了李瑛一生诗歌创作探索的一个坚实的起点。这样的诗歌探索美学“起点”，从两个方面，带给李瑛自身创作审美选择的“自控意识”。
一个是他将诗歌凝视的眼光，投向那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生活与命运的深处，那些微弱渺小的生命和存在，在那里面，发掘人间的不幸与诗意、悲剧和美。从他早期与友人合出的诗集《石城底青苗》（1945年5月河北唐山出版）和个人诗集《枪》（《星》诗丛之一，1948年冬在青岛出版），以及当时未曾发表而今天收在《诗文总集》中的《布谷鸟初鸣》、《为生与未死之间的歌》两部诗集里的作品（其中包括早期曾刊发却“多数已遭散失”者之外“迄今为止所寻到的部分及少数当时未能发表偶然保存下来的作品”见《李瑛诗文总集》编纂说明）里，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属于这样一类悲悯抗争的诗篇。如在恐惧和忍耐中生长，和阳光与风雨一起“同装点人类的尊严”的一片“简单”的绿叶（《树叶》），那些“再没有生命和历史”，“再没有爱”，将被驱逐出境的“抽搐着干瘪的鼻孔”的犹太人（《从菜市上走出来》），在脊背上“燃烧着一群奴隶命运”“竖立着酒店和牢狱”的贫穷者（《脊背》），以及其他一些直接透视社会底层里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称之为被人们蔑视却闪光的“抹布”一类的诗，如《在马房里》、《苍白的颤栗之夜歌》、《娼妓》、《私生子》、《饥饿》、《谣言》、《窗》、《木厂》、《北平》等。这些诗尽管写的大都是非常现实的题材，书写了为下层人命运不幸的抗争，作者能够避开概念口号的呼喊和空泛平淡的抒情，大多能够在具体新颖意象中熔铸进或深或浅的诗意，成为留给后人走进历史思考的艺术文本。
另一个是诗人在阅读穆旦、郑敏、绿原诗系过程中，经过理性沉思，将一种属于现代性很强的哲学思辨和诗歌语言陌生化的紧张与抽象，引进自己抒情的凝想化和沉思性的过程。使得一些诗作的创造，呈现抽象升华与现实具象融合为一的特色。看得到学习模仿的些微痕迹，却带有李瑛自己的抒情特色。李瑛诗作“起点”中，明显带有穆旦诗艺术影响的影子。他写过论穆旦诗的理论批评文章。较好理解和把握了穆旦诗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以意象的“交织矛盾与纠结”，抽象和具象巧妙配合，形成抒情气势及语言的紧张和张力。如读一下《死和变》、《沙》、《暴风雨之前》等诗，就可能明显地看出李瑛与穆旦诗作之间这种艺术影响与接受之间内在联系的脉络和痕迹。这是《暴风雨之前》：
一
偌大的天空失却了形体，/一切沉沉的感觉，沉沉的呼吸。/群山大声地咳嗽，壮强胆子，/海水痛苦地要抓破自己。
而这一刻都变成了仇敌，/树与树的头发都纠缠在一起，/一只只麻雀都觉得奇怪，/抽筋似的飞去跨不出距离。
所有的都在等待着承受，/离开来的一点悲哀和一点欢喜，/野狗向天空狂吠两声/挤不出眼泪又疯狂的躲避。
有数不清的火蛇在云层里钻，/一切在支离又拼成整体，/沉闷后的汁液泼流下来，/干裂的地球变成了一团烂泥。
二
这是一场庄严的葬仪，/无数的教皇和国王都不能同它比，/有声色的仪仗队走在前面，/遵从着自然的指挥，简单的法律。
疾病太快地割断了它的生命，/没留下遗嘱，没留下死前的眼泪，/科学家实验室的晴雨表，/接到了第一份讣闻，又发布出去。
大地准备好盛装的祭礼，/颤栗中，等待着，又哭泣，/灰暗的铁床翻倾下来，/倒泻出破碎的、变冷的尸体。
这首诗写暴风雨来临的前夕，自然万物中所呈现的风狂、混乱、死亡与新生急剧蜕变的状态。以自然的骤变暗示时代蜕变的即将来临的渴望。诗里面充满了极端的破裂、慌乱、无助、绝望、等待、承受、死亡、颤栗、天空和大地的最后的悲哀。用对于自然现象想象集中浓缩的描绘，象征暗示了时代骤变来临之前人类的复杂感情。它是一种预言，一种诅咒，也是一种大的渴望和呼唤。诗里色彩强烈意象的选择，紧张结构的句式，尖锐矛盾而富有张力的抒情，如“抽筋似的飞去跨不出距离”、“挤不出眼泪又疯狂的躲避”、“一切在支离又拼成整体”、“接到了第一份讣闻，又发布出去”，抽象书写和具象抒情纠结缠绕在一起，构成一种紧张的抒情氛围等等，这一切，都明显带有接受穆旦诗语言影响的痕迹。
李瑛的这首诗，写于1947年10月30日的北大西斋。在写作此诗的三天前，刚满21岁的李瑛，在1947年9月27日出版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了题为《读〈穆旦诗集〉》的那篇九千余字的长文。在文章中，李瑛热情赞美穆旦、杜运燮、郑敏等西南联大的一些年轻诗人，“他们都是在自我主观的尊重下把庄严和诚恳，谨慎地放在完整的艺术里面，得到进取”。穆旦个人拥有的独特生活经历和内敛性格，给他的诗带来了一种别人无法复制的格调和色彩。“他像是急促地穿行在‘时间’与‘空间’之间，为的尽量捕捉映在他心的网罟上的一点点可珍的影像。他思索、糅和、舐润，像老蚌磨琢它的珠子，吐出它的纤丝，在辛苦与忍耐中，完成一首真实的歌”。“环境的铸造使他性格上见出‘向内’与‘向外’的错综，所以他感到内在的矛盾。他有时要保守，但有时也要突破。有时把自己囿于黑暗里，但却又渴望看见光明”。穆旦以深湛的抒情写出来的诗作，常常显露出他“经验、思想和情感三者赋予他的作品以一种惊人的溶解综合力”。对于穆旦的诗，李瑛提出的深刻认知，同样也以自己理解和创造的风格，表现在《暴风雨之前》等一些诗作里面。它们给予接受者的，确然也是新与旧、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战中所拥有的一种复杂而又紧张，矛盾而又统一，爆烈而又深警，狂放而又内敛这样复杂思想情感交织而成的“一种惊人的溶解综合力”。
李瑛以这样的艺术“起点”，穿越历史，完成了他为时代、为军旅、为广大人民歌唱的艺术之路。虽然因为时代的变幻多舛，文艺风云气候的调控制约，使他不可能一直沿着自己这条富有“溶解综合力”的艺术道路，进行全部诗歌“高层次”的创作，也不免会出现了一些以更多政治色彩代替悠久性艺术探索的曲折，也产生了一些不那么具有深厚艺术生命的作品，但是，因为艺术“起点”所潜隐的视创造为生命的意识，或强或弱地仍时时在向他内心发出呼唤，并给予他一种创作的制衡和呼唤，这就使他即使是在面临最政治化的主题的时候，也能够葆有自己构思运象时宝贵的迂回余地，因此能够以带有某种超越性更深锐的诗的发现眼光，写出一些超越于当时那种时代艺术氛围流行的一般空泛政治抒情之上的坚实性作品来，如诗集《枣林村集》。当进入新时期之后，诗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因此也迈进了一个由自我艺术坚守而进一步自由升华为诗歌写作灵感与艺术迸发的“黄金时代”。他所贡献的许多诗作，也由既有的沉潜性探索之路，走进了更富有沉思、睿智、具象、凝练特色的艺术新境界。无论是迈出国门，书写国际政治抒情和写景书怀的题材，无论是关注国内现实生活、广大民众命运心声的思考凝视，他的诗都能不断超越一般创造可能性也不断超越自己原有的范囿，产生了一些“杰作”性质的诗篇，它们不仅给人以真实生活力量的激励鼓舞，也同时给人以心灵美的凝想沉思。即使是在一些应现实任务之约，涉笔于一些重大题材的时候，他依然多是不随着习惯思维和平冗构思，轻易地送给人们一些看似闪光而实则空泛的“礼物”，而是认真构想锤炼，经得起咀嚼，经得起品味，经得起历史老人无情眼光审视的美的精品。我反复读过的李瑛先生晚年的一些新作，如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写的《鲁迅》、为纪念共和国诞生60周年而创作的给祖国母亲的倾诉，都从中看到了坚凝的意象和沉厚的真情，一颗忠于时代也忠于艺术的诗心的跃动和闪光。我想，今天祝贺《李瑛诗文总集》的出版，回顾李瑛走过近60年的创作道路，启示于我们今天和未来思考的，艺术生命“起点”高度和丰厚的深刻意义，忠于人民和忠于艺术融而为一的诗心，在一位诗人整个创造生命中，与他的所坚守，所获得的艺术成就之间，有着怎样重要的不可分割的潜深的联系，是一份怎样珍贵的精神遗产。 2011年1月10日于京郊蓝旗营
“在实践中冲出一条可走的路”
——为《曹辛之集》出版座谈会
《曹辛之集》的出版，是中国诗歌界、文学艺术界一件非常值得纪念与庆贺的盛事。
曹辛之先生是我非常敬慕的一位卓越的诗人和艺术家。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自己为要给北大中文系1977、78级学生讲授中国新诗流派史，特别是对于过去被贬抑忽略的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潮流，注视较多，因而也就开始较深地接触了辛笛、穆旦、杭约赫、郑敏、袁可嘉等“九叶”诗人们的作品。对于他们的创作经历，艺术探索，所经磨难，复出后的探索成果和多样姿态，产生了更深接触、理解和探求的欲望。《九叶集》出版后，曹辛之先生盛情寄赠给我一部，并约我为这本诗集写一篇短的评论。这篇短文，后来在《文艺报》上发表了。
在此前后，直到90年代里，我与曹辛之先生，在他帅府园校尉胡同的家里，在他工作的美术出版社，在许多现代诗歌学术研讨的会议上，见面机会多起来。我往他家里拜访时，他还与夫人赵老师一起，亲自动手包饺子，请我在小院那间平房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后来我更多知道了他所经历过的很多政治生活的磨难。对于过去的恶梦带给他的痛苦，他那样坦然，淡然，乐观，潇洒，而对于新诗创作，装帧设计，书法创作，金石篆刻，又是那样激情满怀，凝神创造，怀有很多美丽的遐想。先生读了我《文艺报》上评论《九叶集》的那篇短文，热情给予肯定，但又非常直率地指出我理解不到位的地方。如我文章里说到，我很喜欢《题照相册》那首小诗，特别作了评析，但对诗里面的断句转行形式，却不甚理解。
把捉一线光，一团朦胧，
让它在这纸片上凝固。
凝固了你的笑，你的青春。
生命的步履从这里再现，
领你来会见自己。
这样一段诗，我说将“青春”二字，硬分开两行排列，不尽符合中国读者审美习惯。先生当面耐心给我说明，将“青春”、“从这里再现”等诗句或词语，有意突兀地分开，断行排列的特殊艺术用意。使我明白了，这种方法，是有意运用语言的安排，来加强诗里所抒发情感冲击力和强化嵌入印象的一种艺术尝试。从先生的许多讲述里，我明白了他们在探索诗的现代性艺术表现方面的很多苦心。以后，我为《文艺报》所写连载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回顾与评析》，之后由此拓展而撰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都得到曹辛之先生给予我或当面、或电话、或便函的多方指教，获得先生很多的激励和肯定。在我多年来关于中国新诗研究的过程中，倾注了曹辛之先生对于一个晚辈学生的热忱和心血。曹辛之先生后来还特意刻了一枚图章，送给我，并送我一本《曲公印存》，这些盛情的馈赠，至今成为我最珍贵的纪念。我与辛笛、穆旦等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体之间，当时和后来的密切来往，认真阅读和研究他们的作品，和他们中几位诗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写了一些关于这个诗人群体的文字，这与曹辛之先生对于我这种热心的关怀和指教分不开的。
最早接到曹辛之先生赠送《九叶集》的时候，为感激盛情，我当时回赠了曹先生一首小诗，表达一个新诗爱好者，对于这个为诗而探索也大多为诗而受难的诗人群体的敬佩和感激之情。这里我愿把这首小诗，再次抄录如下，在恭贺《曹辛之集》出版的时候，祭奠先生的在天之灵：
无题
——致曹辛之暨“九叶”诸诗人
成熟的季节里有多少春意
九片叶子飘来九个天地
湿润的路闪着湿润的眼睛
最甜的歌酿自最初的蜜
你们的歌是一曲绿色的梦
流过黄昏，流过寒冷的记忆
古刹的尘土锁不住盼望
金黄的稻束挂满静默的谷粒
曹辛之先生和他的诗友们，他们勇敢而簇新的艺术探索精神，他们那一颗颗为诗而跃动的心，他们留下的那些精彩的诗作，是一曲永远的“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对于曹辛之先生的诗集《撷星草》、《噩梦录》、《火烧的城》和长诗《复仇的土地》等大作，我从新诗历史发展研究的角度，都曾经认真阅读过。他作品里所体现的强烈的现实感、社会使命感、为人民大众命运和饥苦那种心贴心充满火焰一般的呼喊，他诗里面对于新诗艺术进行的种种簇新探索，这里就不讲了。我这里只想强调说一点，1940年代末，曹辛之先生参与编辑《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新诗发展呕心沥血，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特别是那份只出了五期的《中国新诗》杂志，他是最主要编辑者之一。他与辛笛、穆旦、陈敬容、郑敏、杜运燮、唐祈、唐湜、袁可嘉等诸多诗友们，所体现的为中国新诗艺术走向的深刻思考和大胆探索，在近百年来新诗的历史发展中，至今还具有一种不能让人忘记的永久性和未来性。
1948年7月出版的《中国新诗》第二集最后一页，有这样一篇题作《编辑室》的编者后记，署名是“约·祈”。这是杭约赫和唐祈两人。曹辛之先生曾经对我说过，这份文字，主要执笔者是他。这里面，先是引了一位刊物同仁的来信，铺垫地阐述了他们所坚守的编辑思想和态度：怎样以求真的态度，认真刻苦的探索、寻求，期待自己沉默的工作，“会逐渐被发现它所放射的光辉”来。然后，他进一步表明：对于《中国新诗》，这仅是一种可贵的编辑态度，“我们还想进一步对自己要求：在内容上更强烈拥抱住今天中国最有斗争意识的现实，纵使我们还有着各式各样的缺陷，但广大的人民道路已经指出了一切最复杂的斗争的道路，我们既属于人民，就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怎样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而诉诸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们既非夸张的宣传主义，或市侩式的投机的‘农民派’，也更非畏首畏尾中国式的‘唯美派’的空喊斗争。我们愿意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最复杂的现实生活里，我们从各方面来参与这艰苦而光辉的斗争，接受历史阶段的真理的号召，来试验我们对于新诗的写作。今日的诗坛，早有论者指出充满着堕落的气氛和迷雾，我们要在实践中冲出一条可走的路”。 骆英过去出的几本诗集，我做过一点粗浅的评论。拿到这本书以后，我很佩服他，从生活，从诗，我感到都离我的想象距离太大了。从这部《7 2登山日记》里，我看到了他内心世界更多新的诗的闪光、新的艺术追求和更自由洒脱、朴实、平易的多样艺术风格尝试的努力。
读骆英的《7 2登山日记》里那些在极为特殊环境和不平凡经历中写的诗，我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和震撼。攀登世界的七座最高峰，踏进南北极地，诗人以非凡的毅力，历经几个春秋，边走边写，留下了这样一册厚厚的“大书”。这些日记体的诗篇里，不仅真实记录了他攀登跋涉自然界高峰与极地的不寻常的心灵迹痕，也形象镌刻了他在攀登新诗创作的高峰中再一次用血所书写的坚实而闪光的生命历程。从他的这些新诗创作实绩，从他这些卓绝努力的不平凡经历，这些诗美追求与挑战极限融合为一而创造的奇迹和果实，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北大学子，诗歌之子，怎样将他的事业经营、写作新诗和挑战自我完美结合起来，将追求人间的至美和大爱与追求超越极限的精神结合起来，在为实现人生崇高目标的追索中，将一种献身精神，一种坚强意志，一种拼命的劲头儿，一种不达目的永不休止的信念，演绎到了怎样的绚烂和美丽，达到了怎样几乎可以说是后来人难以逾越的高度。
前一段我们开了一个新诗与浪漫主义的讨论会，讨论所谓被现代主义遮蔽的浪漫主义问题，大家对浪漫主义和诗，有了一些新的冷静的认知。我觉得这部诗集很好回答了这个问题。问题不是遮蔽不遮蔽，不是以谁为主，而是如何把它们整个糅合起来。真正写得好的诗，很难说它是什么主义。可以这样说：骆英这部诗集里，努力集浪漫主义的激情、现实情怀的清醒、现代主义的超越性于一体，将奇异丰富生活的开阔视野和冷峻沉思，诗歌创作的多样探索与攀登极限的永不止步精神，凝成了一首首诗作，一行行诗句的朴素新颖和无限风光。从题材的独有体验，到传达的不拘一格，他给中国当代新诗创作园地，带来了一种别人无法涉足的题材领域和诗美世界。古人讲“登高壮观大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读了这些风格多样而如未经雕琢璞玉般亲切的登“峰”越“极”的“日记体”诗作，确实有一种“白波九道流雪山”的感受，感觉到诗应该具有那种生活和艺术的沉甸甸的分量。
特别是在一些诗作里面，诗人传达的那种对于祖国无比眷念而又十分清醒，目睹现实中怪异丑陋现象后所产生的交织着热烈也深蕴着痛楚的襟怀，让我读了之后，内心受到深深的触动。这里我一定要念他写祖国和国人的两首诗。因为读到这些以后，我想起这些年来，我们往往羞于谈祖国，甚至谈起祖国字样，别人还会嘲笑，讲到这个题目，好像也不愿意听，我为此常常很痛苦。他登厄尔布鲁士峰时写的一组诗里，有两首诗我非常喜欢，都是关于思考祖国和中国人的题材。这两首诗是：
祖国，其实只是一面旗帜/你只需要带着她/她就与你日夜同行/夜深人静时你可以将她浪漫展开/仔细审视你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在你被伤害的日子你可以哭泣/一个祖国的伤害你也许是你的至喜/也许你只是太自我多情/一个祖国根本不在乎你的归来与离去/祖国像一个巨大的球体浪漫旋转/她吸引渣滓也抛弃物体/你以为酒后可以为祖国忧郁/可是祖国从来没有在意她的领土多了一滴滴眼泪/祖国会慢慢生长渐渐古老/你只是他表皮的草枯枯荣荣/祖国会派出警察来抓你酒后开车/祖国会清点你的钱仓命令你纳税/祖国会追踪你一生一世/只要你时刻背着你的国旗/祖国会等着你死亡然后把你埋葬/然后把你保存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祖国会在你登顶后突然出现/你会发现其实祖国一直跟着你行军/当你归家扑进爱人的怀里/你的祖国依旧包裹在你的行囊中/祖国是你前生前世的选定/她是你深夜的惊魂/清晨的恐惧/以及黄昏的无奈/你只是她的玻璃酒杯中漂浮的瓢虫/这么说吧/祖国其实就是一把巨大的伞/当你撑开时/你就一世也不能再收拢
——《关于祖国的定义》
中国人现在学会了摇摆/他们一大群一大群的来了/需要开水时他们就大喊/他们走路像大爷/从不让路或者说道歉/他们敞开衣领像绿林好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有钱/他们无视侍者鄙视的目光/坐在椅子的边缘前仰后合/可怜的俄罗斯女孩躲在柜台后面/中国的大爷打响指呼唤/他们颠着双腿斜着双眼/看着俄罗斯美女的胸和脸/一个中国姑娘冷眼旁观/说这算什么中国好汉/是的/我想我也是一个中国坏蛋
——《关于中国人》
这本书里，关于祖国，关于中国人，他在许多诗里写过。第二首诗里讲到的那些现象，我外出旅行时，也多次看到过，几乎到处都是，屡见不鲜。我能体味到诗人骆英当时的这种感情。骆英在他的许多诗里，敏锐而沉重地思索，并将之付诸文字：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自然，对于祖国，对于人与万物和谐的追问和思考，对于当今民族的物质富有与精神丑陋的强烈反差的惊诧，特别是诗里包含的一个远离国家土地登临山巅绝境的异样生活中的人，对于自己祖国的那种刻骨眷恋与思念，那种特有的环境中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所拥有的无法言说的感情，那种面对国人一些丑陋现象惭然与愤怒交织的复杂感情……，读了这些在今天一些诗人看来可能会认为过于直白而不屑一瞥的诗句之后，我真的被他那些真挚热诚，坦率自豪，自省自惭，而又充满如此执拗痛楚的声音所感动了：“这么说吧/祖国其实就是一把巨大的伞/当你撑开时/你就一世也不能再收拢”。骆英在攀登厄尔布鲁士峰时写下的几首如《关于中国》、《关于祖国的定义》、《关于回家》、《关于中国人》等这些诗，有一种特别的深度，有一种特别的诗味，有一种特别的复杂感，有一种特别的冲击力。
从这些诗中我清晰谛听到了，一个诗人怎样将自己的心灵良知与反思理性同攀登者坚毅精神融汇为一体的真实沉静，冷峻思索，甚至是充满一种怎样内心痛楚的歌唱。这些声音所激起的，应当是当下更多清醒者对于自己祖国无法离弃的深情，对于我们的民族物质富有却灵魂贫陋这一趋向痛苦深刻的反思。他真实表达了整个民族精神建设中当今共有的一些值得沉思的认知和理性。这是一种“真人”的诗性的自惭和呼唤。听听这些从诗人从世界和灵魂的最高处和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的话：一个不知精神上的自强自省甚至没有耻辱感的民族是真正没有希望的民族！ 2011年11月5日深夜
“宁静中思考”收获的美的结晶
——为《郑敏文集》出版
暨创作70周年学术研讨会
从《九叶集》出版之后，我才开始更多接触郑敏先生的诗歌创作。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我一直关心郑敏对于诗的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群体在世的诗人中，郑敏诗作的艺术探索，是最富有先锐性，最富有创新品格，成果也最丰厚新异的一位。至今，“九叶”群的其他诗人们，先后都凋零了，唯有这一片叶子，还在不断送出新的姿态和声音。今天，能够参加郑敏先生的《文集》首发式暨诗歌创作70周年座谈会，我衷心表示祝贺！
郑敏自1942年开始进行诗美创造的探索。在五、六年时间里即结出许多才华横溢的美丽果实。1948年初，《诗集1942—1947》还没有出版时，当郑敏最初以一个诗歌群体一员的姿态，亮相于《中国新诗》杂志这个园地的时候，袁可嘉就肯定地说：她给新诗送来了一个“沉思的宇宙”，“她将圣雄甘地所代表的真理（《最后的晚祷》），对于知识的价值（《求知》），对于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旅程》）的有力的肯定”，“郑敏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为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的柔和，在在使人心折”。（袁可嘉：《诗的新方向》，《新路》周刊1948年第17期）在这个非常简约的评骘里，已经道出思考郑敏诗美的最重要的“创作的真义”。郑敏在西南联大是学哲学的，她又受到冯至、冯友兰的直接指教熏陶。她的诗富有一种哲学沉思的特色。袁可嘉说她的诗是“沉思的宇宙”，我理解其核心就是能将关于人类意识和生命哲理的沉思，熔铸于或凝定或流动的美的意象，使她的诗能够呈现出一种“沉潜”的特征。所谓“沉潜”，应该是诗的一种审美品格和审美境界。在具有这些审美品格或境界的诗篇里，深刻的人生哲理沉思与完美的艺术表现得到了内在的融合。它包含了哲理思考的深度与艺术传达的深度的结合。在作者方面，诗人能够以“意象的夺目闪耀，给死的抽象观念以活的诗的生命”；在接受方面，读者能够在感动中“引起对所表达观念的沉思”，“至少在若干分秒钟内或多或少脱离原形，进入诗人与哲人的境界”。（袁可嘉：《诗与主题》）
自80年代开始恢复歌唱，一直到今天，在这近30年时间里，郑敏先生所写的大量诗作，依然保持这样的传统，并不断突破自己，在关注现实生活、开掘生命体验的大背景下，不断开拓一条将探索内心与认识事物如何巧妙结合的新诗创作之路，获得了品格多样、艺术层次很高的作品。袁可嘉说：“有一类比较内向的作者，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的。”（《新诗戏剧化》）郑敏先生也这样自白：“让‘我’对世界进行客观、冷静、深刻的观察”，之后，我“再回到宁静中思考”。（郑敏：《英美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从人类复杂多变的生存处境，个人创作的精神突围，一直到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到最终人生走向死亡的认知、沉想，都成为她思考表现的哲学主题。她的哲学素养、思考深度、学院传统，驱使她在诗的“沉思”中，努力做到像里尔克那样，“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在这种探索中，郑敏非常注意如何处理好诗与哲学的关系，不断警惕和避免以诗的形式肤浅表达“诗中哲学的危险”。这是郑敏先生30多年来对于新诗艺术探索最重要的贡献。
郑敏先生对于诗的传达与接受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也给予很多的关注。由于郑敏的诗，坚守以富有隐藏性的象征意象暗示传达自己的情怀和思想，诗的传达有一种新奇超俗的曲折性和很深的隐藏度。与一部分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拉开较大的陌生化的距离。一些诗的抒情内涵，理解上就具有很大的难度。于是在接受中，就可能产生或轻或重的误读。那首《心象组诗·三渴望：一只雄狮》，就是我亲自接触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里围绕《渴望：一只雄狮》这首诗，谈一下我对于鉴赏中误读者的批评和先生给我的一封阐释自己诗作内在意义的信。郑敏的诗是这样的：
在我的身体里有一张张得大大的嘴/它像一只在吼叫的雄狮/看着桥下的湍流/那静静滑过桥洞的轮船/它听见时代在吼叫/好像森林里象在吼叫/他回头看着我/又走回我身体的笼子里/那狮子的金毛像日光/那象的吼声像鼓鸣/开花样的活力回到我的体内/狮子带我去桥头/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
1992年《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为纪念《诗集1942-1947》出版50周年，组稿并刊发了评论郑敏先生诗歌创作的几篇文章，其中有我的一篇《郑敏：攀登不息的诗人》。我在文章里解释了郑敏先生《渴望：一只雄狮》一诗。看到文章为一本《新诗鉴赏辞典》对这首诗非常荒谬误读文字的引述而进行的驳析，郑敏于10月5日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在电话里肯定了我的见解，对于那种完全从渴望“性解放”的观点来具体解释《渴望：一只雄狮》的“鉴赏”，颇有慨叹地说：“简直是痴人说梦，以后我再不看那些鉴赏我诗作的文章了。”郑敏先生给我这封信的全文，作为我写的解诗学理论文章的一条最重要注释，初刊于《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再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第3期）。这封信的内容为：
孙玉石先生：
拜读了您关于我的文章。十分感谢您对我的诗作的肯定。您如此认真仔细地读了我的诗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令我惭愧，有负您的赞誉。对您学风的严谨十分敬佩。
提到《渴望·一只雄狮》一诗所引起的离题的阐释，令人啼笑皆非。这首诗确实与内心的压抑有关。由于它涉及到无意识的状态因此是很现代的。但我一直认为弗洛伊特对下意识中的压抑的解释太狭隘，尤其涉及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气质，更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今天的西方，他那种单纯的里比多理论也被认为过于偏狭。中国人在“存在”中所遇到的最大压抑显然是精神方面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追求超越玄远。精神空间的狭窄所引起的窒息感是我写这首诗的动力。当然弗洛伊特关于压抑与创作，升华与解脱方面的理论很能说明我当时写此诗和写后所获得的精神康复。心灵得到复苏，是因为那象征着被窒息的“我”的雄狮能够冲出我的肉体，去和外界及自然（大象、森林、河水、桥、船）取得联系。当它充满了生机后，又回到我的体内，所谓引我去赴一个约会，实在是说将我和自然联结在一起，“自然”对我来说常能驱散沮丧，使我受窒息的心灵获得生命力。在第一次“清污”时，我感到创作力受到极大的挫伤，当这种被囚禁的感觉化成狮子冲破重围后我觉得复苏了。当时黄子平是第一位读过这首诗的人。在最孤寂时自然能和我对话，给我活力。 关于弗洛伊特的学说，我们确实应当有一个更深刻地理解，既不要被它吓倒，也不要盲目地生吞活剥。它的偏狭处今天已得到修正，他对人的无意识，和语言的许多理论是极大的发现，丰富了人对自身的认识。您的许多论述能够给年轻人很多启发和帮助，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人缺少耐心和深度。 祝你笔健！
郑敏
10月5日
这封信为这次出版的《郑敏文集》所未收。它的珍贵意义在于：诗人直接对于自己一首表现复杂的难懂的现代性诗作，从内容到写作社会背景、心理动因和象征意象隐藏的内涵，都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说明，为读诗者拨开“迷雾”，提供了一条理解进入的路径，同时也为现代解诗学理论中作者、读者、批评者（解诗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一个如何“沟通”的范例。它也告诉我们，象征性很强的意象，不能无限度地随意进行阐释，可能具有的多义并不等于没有合理阐释的限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是一种胡乱猜谜的呓语了。作为读者，应该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追踪作者想象。作为诗人，批评者，应该有与读者进行沟通解读的责任。不能承认任何一种阐释都是合理的。作者也无须因担心读者的误解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遗憾的是，诗集《心象》中引起误读的这首诗的最末一句，后来在《郑敏诗集》里，诗人自己将“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一句诗，改为“那里，我去赴与自然的约会”，这样修改后，就失去原来诗整体美丽与蕴藏的味道了。诗人应该有自己艺术追求权利的坚守。为了获得一般读者的理解，放弃了自己精心创造的美丽而蕴涵的结晶，这种修改中的“妥协”，丧失的乃是作者追求的艺术美本身！
2012年6月28日
不停的搏取，永远的诗心
——为《谢冕编年文集》出版
首先我真诚地祝贺谢冕兄《编年文集》大作的出版！今天，我们在这里说，这部《编年文集》的出版是当代中国新诗发展中一件带有历史意义的盛事，应该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几天前，读到谢冕兄寄上的诗作之后，杭州友人骆寒超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一个惊讶：“原来谢冕1947年就开始诗歌创作了！”当时我算了一下，那时候，谢冕才15岁！从1955年起，我与谢冕成了同窗学友。1956年，谢冕参与北大《红楼》杂志的创办和主编工作 ，继续发表诗作，并于1957年思想大解放的高潮中，与张炯联名发表了那篇长篇散文《千树万树梨花开》，用诗一样的语言，报道了北京大学大鸣大放思想活跃的景象。我的一组小诗《露珠集》就是在那一年里，经过谢冕之手在《红楼》杂志上发表的。1958年冬到1959年夏，我、子诚、绍振、登翰、晋培等几位学友，又与谢冕一起，在《诗刊》副主编徐迟的委托与指导之下，参与了《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撰写工作，成为一个喜欢新诗也关注新诗发展的年轻的小群体。进入新时期之后，谢冕又与绍振、子诚、登翰，成为坚定支持朦胧诗“崛起”派的代表人物。自那个时候起，谢冕一直站在代表新诗先锐艺术探索的最前沿。他以历史与现实结合，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交汇，大胆突破樊篱开拓创新的眼光，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种种政治和精神的压力，三十余年如一日，为中国新诗如何迈上迅速现代化的道路，参与同世界诗歌的接轨与对话，结出更多绚烂的果实，而呐喊沉思，奔走呼号，不余遗力地为新诗发展鼓与呼。谢冕的赤心、精诚、良知、热忱和永不疲倦的坚毅精神，为中国新诗的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而燃烧。他是中国新诗继五四之后又一场革命并大胆阔步前行的坚定推动者与呼号者，不屈不挠热力四射的守望人。谢冕的文学生命与中国新诗的生命、新诗的历史，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了。
想到往昔难忘的情景，凝视浸满心血的结集，除了祝贺之外，我此时更多思考的是：面对谢冕兄的如此业绩，如此道路，怎样来认识这样一个人的新诗理论研究和新诗批评文字中所隐藏的学术精神与品格特质呢？我该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和思考，来透视和理解谢冕，来回答自己内心深处叩问的如尼采所提出的那个命题：“看哪，这个人！”
我自己的研究关注，与谢冕的学术研究的学术时段，不尽相同。对于8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的急剧发展和辉煌成绩，我几乎是一个陌生人。就我自己隔着一些距离的观察，谢冕兄的诗学理论与新诗批评，诸多文字业绩的背后，起码可能有这样一些精神品格，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的。
首先是激情敏锐。谢冕是一位感情型的诗人学者。他有艺术家的热烈激情，有诗人的敏锐感觉，又有学者的冷静沉思。这些特质集于一身，成就了一个诗人型的新诗理论和新诗批评大家和学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谢冕在艺术感觉和理论气质上，有一种别人几乎很少可能具备的激情、敏锐和大气。他长期以来，坚持将自己的思考点，放在整个当代诗歌历史急剧变革和纷繁创造的大势的凝视、观察和思考之中。他能够于还在变幻莫测的复杂现实中发现诗的新的生机、发展动向和趋势。他不甘扮演新诗现象历史追随者和阐释者的角色。他总是以自己敏锐的艺术感觉，为那些新诗未来希望的代表者，那怕还是在萌芽状态的代表者，发出最早的肯定赞扬和热情评骘。他于诗的艺术敏锐几乎表现了超常的特质。对于富有期待性的年轻诗人，他总是葆有异常的热情。他不吝惜时间，给予他们热诚的指导，真实的批评、平等的心与心的交流对话。给他们充满诗情的鼓励，也坦率地指出他们的不足。对于诗，对于年轻诗人，葆有如此经久不息的激情，对于诗歌艺术感觉和批评分寸把握的敏感与准确，几乎成为谢冕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所拥有的现实性与永久性结合的生命闪光。
其次是清醒坚守。在30余年新诗发展瞬息万变的情势下，谢冕能有自己清醒的诗学坚守意识。面对来自多方面固守陈规潮流的直接批评和各种气候压力，他能够坦然面对，不妥协，不动摇，不退缩，不为获得某种青睐而见风使舵，也不以扮演一种姿态而沽名钓誉。他冷静地毫无奢望地坚守自己的艺术良知。面对各种新诗潮交替崛起，新理论的频繁迭出，他能够清醒地坚守自我认知的底线，始终保持一种冷静审视新诗艺术发展的客观视野和平常心态。使自己的理论思考与批评文字，尽量做到如老子所说的那样：“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即努力做到将“无欲”地不为主观感情所驱使的“客观”，与“有欲”地静观“其微”的“主观”这两种态度很好结合起来。不追随“风”也不有意炮制“风”。在新诗探索先锐的潮头浪尖中，他始终保持一个新诗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先锐姿态和清醒意识。 再次是包容襟怀。谢冕生长于南国福州大海边的土地上。他有一个如大海一样开阔的胸怀。从大学时代里，我们曾一起编写《中国文学史》，一起撰写《新诗发展概况》，我永远记得“六条汉子”一起挤在和平街作家协会宿舍一间小屋里，自己烧煤炉，常弄得乌烟瘴气，每天一起外出吃饭，像街上的几条快乐的流浪狗一样，走进随便一个小饭馆里“打野食”。对于我们每个人写的稿子，谢冕大都是各随其便，尊重个人的见解，不加更多改动。这些年在新诗所里，在各样学术讨论和研究工作会议上，谢冕也是十分尊重大家的意见。即使在《新诗总系》各卷编辑体例、交稿时间等这样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方面，我没有完全按照集体讨论的规范执行，也不能出席规定参加的集体审稿会议，谢冕也从来没有一句苛责与不满，而是抱着十分宽容和大度的心态。谢冕这种包容和大度，自始至终，都是他的一种襟怀，一种精神。我如今已到垂暮之年，10余年来还愿意在北大新诗研究所这个自由和谐的集体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其他活动，与谢冕兄这种宽大为怀的包容精神，这种理解人，体贴人的襟怀和风度，给予我，给予这个小集体每个人，带来的包容、理解、友情和温馨，是分不开的。
57年的同窗诗友，如此煌煌大著的出版，又适逢谢冕兄的80大寿，想说的话很多。这里就说这些吧。最后，为了理解对于谢冕兄几十年里于诗，于人，于学术，于生活，于诸多坎坷而美丽境界的探索中，那种执著追求大胆创新的精神境界，我想引用谢冕的同乡诗人冰心老人翻译的纪伯伦1926年出版的散文诗集《沙与沫》，开篇伊始的第二段里这样一首至今引我深思，让我猜想不已的文字：
我曾抓起一把烟雾，
然后我伸掌一看，哎哟，烟雾变成了一个虫子。
我把手握起再伸开一看，手里却是一只鸟。
我再把手握起又伸开，在掌心里站着一个容颜忧郁，向天仰首的人。
我又把手握起，当我伸掌的时候，除了烟雾以外一无所有。
但是我听到了一支绝顶柔美的歌曲。
面对面前这套10卷本厚重的沉甸甸的《编年文集》，我真真实实地感觉到，这可以说是谢冕兄用他近60年的岁月辛劳和耕耘心血，更主要是用1978年朦胧诗争论以来35年多的岁月辛劳与耕耘心血，绘制成的一卷长途跋涉者的画卷，一场诗国里寻美者的梦，一束沉甸甸的金黄灿烂的果实，一份留给中国新诗历史发展永远的记忆，一首交织着赞美无限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美丽的散文诗。在这一团如藏着无数往事的诗人历史掌心的“烟雾”里，我相信，我自己和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一个为诗献身而豪情满怀，“向天仰首”的大写的“人”。面对此时此刻所呈现的厚重的学术“长卷”，我们如同听到了谢冕用他一生心血奉献于诗的生命谱写出来的“一支绝顶柔美的歌曲”。我们也读出了闪烁在我们中间的这样一种“谢冕精神”：不停的搏取，永远的诗心！
2012年6月26日于京郊蓝旗营
【责任编辑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