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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春节刚过，成都某初中校长何某突然“失踪”，像水气一样从人间蒸发，但没人惊慌失措。明眼人一猜就知道，他如果不“失踪”，将面临的学校招生问题就是三顾茅庐拜请诸葛，也不得解困妙计。
从去年底起，何校长就开始收到“条子”，最多的一天曾收到10张，递条子的个个都是无法推托的上级和能制约学校的企事业单位。怎么办？眼看招生就要开始，只好选择“逃亡”。通过几年的“逃亡”经历，他摸索出了“逃亡三部曲”，一是提前“逃亡”的时间，早早地逃离，出奇不意地逃离；二是全家“大逃亡”，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租屋居住；三是换掉手机号码，除了个别人外，和外界联系一律断绝，直到开学才返回。这招很灵，大家找不到他，虽恨却也无奈，只能理解。
校长的尴尬：我是官员？还是教师？
“我是官员？还是教师？”面对这样的提问，何校长迷失了。
而像何校长这样迷失的，远不止一个两个。据了解，目前我国有数百万名校长，包括大、中、小学校长，他们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教育发展改革和教育振兴的伟大使命。然而，就是这样重要的一支人力资源队伍，却一直面临着职业定位的尴尬。
陕西洋县一位姓马的中学校长向记者诉苦说，现在来自学校以外的会议太多，每周指名道姓要校长参加的至少一次，多时能达到三四次。他每次都必须去，因为这样的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关系”会。各种检查也不少，除了教育行政部门外，还有卫生、工商、电力、税务、防疫等部门，哪一个他都得陪。不然，随时都可能“因校长不恭”出岔，叫他以后花上10倍的时间去补漏。此外，许多能影响校长、影响学校的关键人物，也得专门列出计划，时常走动拜访。他现在每周抓教学的时间连正常的1/3都不到。
“我在怀疑，我究竟是一个官呢还是一个老师？说是官，我又没有官的权利；说是老师，我又游走在课堂外。”马校长不禁这样问自己。
而大学的官方色彩更加浓重。在我国，大学有行政级别的区分，最高级别的大学是副部级大学，如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这些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属副部级干部，其人选由中央直接任命。办学历史较长的普通高校，属于正厅级高校，这些学校的书记、校长由省级党委或政府任命。一些近年来升格的本科高校（包括一些老牌的专科院校），级别属于副厅级。另外，正处级高校，包括由中专升格的职业技术学院，书记校长就是正处级干部。
业内人士指出，“在公立大学中，几乎没有从本校教师中选任校长的先例，也尚未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学校长不是作为一名教授、教育家，为了实现崇高的教育理想而兴办高等教育，而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贯彻既定的教育目标而管理一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一项调查表明，许多校长认为，自己的职业就是教师，校长不过是教师职业中的一个职位而已，认为校长是一种职业的只有极少数人。但现实中，校长们又只能无奈地应付上级政府官员的各种会议、审查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充当的角色更多地倾向于政府的公务人员。这无疑反映出我国校长群体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处于模棱两可的尴尬状态。
我们需要怎样的校长？
现在人们在谈到中国校长，特别是中国大学校长这个的群体时，更多的是用“曾经辉煌”来界定。人们的记忆中更多的是中国早期大学的校长。诸多故去的耳熟能详的大师交相辉映，构成了民族文化精英的群象。世纪之交，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教育，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痛苦。面对当下教育的种种批评和抱怨，我们需要思索，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校长？是“官员校长”、“教育家校长”还是“职业校长”？
让时光倒流到七年前的哈佛。据报载：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选聘新校长时，有人推荐即将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当时的民意显示，两人当选的呼声都很高。但出人意料的是，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对此类呼声根本不予理睬。为什么？校方解释说，像克林顿和戈尔这样的政治精英，可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领导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丰富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涵养，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条件。
早在八十多年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先知般说出了同样的话。1926年，在其《整个的校长》一文中，他说道：“国家把整个的学校交给你，要你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在校长职业化探索的道路上，陶行知先生作出了第一次呐喊。
七十六年后，《光明日报》刊登了张兆林的《时代呼唤职业校长》一文，“校长职业化”一词从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2001年，清华大学“校长职业化研修中心”的成立，更是掀起了校长职业化的热潮。此后，学者和研究人员积极响应，大量论文先后见诸于各报刊。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指出，“校长职业化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大学现代化管理的需要。”他认为，“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虽然大学校长一般都是由专家、院士转型而来，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少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常常习惯性地以一种学术的思维、实验室的思维来管理学校。”
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教授曾经撰文指出，校长职业化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必然抉择；职业化的核心是素质和能力的专业化；走向职业化，关键是校长职业角色的认同和职业形象的塑造；其最根本的要求是要校长确立专业领导、专业管理的思想，把学校管理作为校长的本职。校长职业化，其实质和核心就是校长素质和能力的专业化。推进校长职业化，就是要努力提高校长素质和能力的专业水平。
两大瓶颈制约中国校长职业化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校长职业化存在两大瓶颈制约：一是中国校长们必须以官员的身份面对和处理许多琐事；二是没有明确校长应该是职业管理者，还是学术大师。
对第一点，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深有体会。 上世纪80年代，朱清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学校的校庆。让他惊奇的是，主席台上只坐着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和剑桥镇镇长，而所有的教育部及政府高官均坐在台下。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后，他也曾主持过一次校庆。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是，主席台上排满了座位，大约有100多人。参加庆典的有两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另有安徽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以及中科大的原领导，中科大的“院士校友”、中科大的现任领导等。每位领导人有特定的座位，次序不可更改。朱清时说，同样是校庆，但中西方看待的角度完全不同。西方人认为，校庆是本学校的事情，至于其他政府领导人则无关紧要。而中国人认为，来的“官”越大、越多，则代表这一学校的影响力越大。
北京教育学院曾立足北京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校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每周工作6天以上的达58．5%；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达75．5%。80.8%的校长经常在下班后还要召开行政会，处理常规性工作，如巡视校园、整理文件、写工作总结、与教师谈话、接待家长、完成临时性任务等。报告指出，校长的工作方式多是“事务型”、“会议型”、“权力型”，与知识管理和专业化管理不相适应，因此需要向专业化的方式转变。
而“校长应该成为职业管理者，还是学术大师？”这样的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国的诸多校长们。
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说，“美国大学校长上任前就己基本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而做了校长，就必须放弃学术研究。”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教授指出，“为了使校长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学教育法禁止校长在任期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
从去年底起，何校长就开始收到“条子”，最多的一天曾收到10张，递条子的个个都是无法推托的上级和能制约学校的企事业单位。怎么办？眼看招生就要开始，只好选择“逃亡”。通过几年的“逃亡”经历，他摸索出了“逃亡三部曲”，一是提前“逃亡”的时间，早早地逃离，出奇不意地逃离；二是全家“大逃亡”，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租屋居住；三是换掉手机号码，除了个别人外，和外界联系一律断绝，直到开学才返回。这招很灵，大家找不到他，虽恨却也无奈，只能理解。
校长的尴尬：我是官员？还是教师？
“我是官员？还是教师？”面对这样的提问，何校长迷失了。
而像何校长这样迷失的，远不止一个两个。据了解，目前我国有数百万名校长，包括大、中、小学校长，他们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教育发展改革和教育振兴的伟大使命。然而，就是这样重要的一支人力资源队伍，却一直面临着职业定位的尴尬。
陕西洋县一位姓马的中学校长向记者诉苦说，现在来自学校以外的会议太多，每周指名道姓要校长参加的至少一次，多时能达到三四次。他每次都必须去，因为这样的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关系”会。各种检查也不少，除了教育行政部门外，还有卫生、工商、电力、税务、防疫等部门，哪一个他都得陪。不然，随时都可能“因校长不恭”出岔，叫他以后花上10倍的时间去补漏。此外，许多能影响校长、影响学校的关键人物，也得专门列出计划，时常走动拜访。他现在每周抓教学的时间连正常的1/3都不到。
“我在怀疑，我究竟是一个官呢还是一个老师？说是官，我又没有官的权利；说是老师，我又游走在课堂外。”马校长不禁这样问自己。
而大学的官方色彩更加浓重。在我国，大学有行政级别的区分，最高级别的大学是副部级大学，如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这些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属副部级干部，其人选由中央直接任命。办学历史较长的普通高校，属于正厅级高校，这些学校的书记、校长由省级党委或政府任命。一些近年来升格的本科高校（包括一些老牌的专科院校），级别属于副厅级。另外，正处级高校，包括由中专升格的职业技术学院，书记校长就是正处级干部。
业内人士指出，“在公立大学中，几乎没有从本校教师中选任校长的先例，也尚未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学校长不是作为一名教授、教育家，为了实现崇高的教育理想而兴办高等教育，而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贯彻既定的教育目标而管理一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一项调查表明，许多校长认为，自己的职业就是教师，校长不过是教师职业中的一个职位而已，认为校长是一种职业的只有极少数人。但现实中，校长们又只能无奈地应付上级政府官员的各种会议、审查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充当的角色更多地倾向于政府的公务人员。这无疑反映出我国校长群体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处于模棱两可的尴尬状态。
我们需要怎样的校长？
现在人们在谈到中国校长，特别是中国大学校长这个的群体时，更多的是用“曾经辉煌”来界定。人们的记忆中更多的是中国早期大学的校长。诸多故去的耳熟能详的大师交相辉映，构成了民族文化精英的群象。世纪之交，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教育，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痛苦。面对当下教育的种种批评和抱怨，我们需要思索，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校长？是“官员校长”、“教育家校长”还是“职业校长”？
让时光倒流到七年前的哈佛。据报载：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选聘新校长时，有人推荐即将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当时的民意显示，两人当选的呼声都很高。但出人意料的是，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对此类呼声根本不予理睬。为什么？校方解释说，像克林顿和戈尔这样的政治精英，可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领导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丰富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涵养，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条件。
早在八十多年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先知般说出了同样的话。1926年，在其《整个的校长》一文中，他说道：“国家把整个的学校交给你，要你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在校长职业化探索的道路上，陶行知先生作出了第一次呐喊。
七十六年后，《光明日报》刊登了张兆林的《时代呼唤职业校长》一文，“校长职业化”一词从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2001年，清华大学“校长职业化研修中心”的成立，更是掀起了校长职业化的热潮。此后，学者和研究人员积极响应，大量论文先后见诸于各报刊。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指出，“校长职业化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大学现代化管理的需要。”他认为，“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虽然大学校长一般都是由专家、院士转型而来，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少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常常习惯性地以一种学术的思维、实验室的思维来管理学校。”
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教授曾经撰文指出，校长职业化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必然抉择；职业化的核心是素质和能力的专业化；走向职业化，关键是校长职业角色的认同和职业形象的塑造；其最根本的要求是要校长确立专业领导、专业管理的思想，把学校管理作为校长的本职。校长职业化，其实质和核心就是校长素质和能力的专业化。推进校长职业化，就是要努力提高校长素质和能力的专业水平。
两大瓶颈制约中国校长职业化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校长职业化存在两大瓶颈制约：一是中国校长们必须以官员的身份面对和处理许多琐事；二是没有明确校长应该是职业管理者，还是学术大师。
对第一点，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深有体会。 上世纪80年代，朱清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学校的校庆。让他惊奇的是，主席台上只坐着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和剑桥镇镇长，而所有的教育部及政府高官均坐在台下。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后，他也曾主持过一次校庆。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是，主席台上排满了座位，大约有100多人。参加庆典的有两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另有安徽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以及中科大的原领导，中科大的“院士校友”、中科大的现任领导等。每位领导人有特定的座位，次序不可更改。朱清时说，同样是校庆，但中西方看待的角度完全不同。西方人认为，校庆是本学校的事情，至于其他政府领导人则无关紧要。而中国人认为，来的“官”越大、越多，则代表这一学校的影响力越大。
北京教育学院曾立足北京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校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每周工作6天以上的达58．5%；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达75．5%。80.8%的校长经常在下班后还要召开行政会，处理常规性工作，如巡视校园、整理文件、写工作总结、与教师谈话、接待家长、完成临时性任务等。报告指出，校长的工作方式多是“事务型”、“会议型”、“权力型”，与知识管理和专业化管理不相适应，因此需要向专业化的方式转变。
而“校长应该成为职业管理者，还是学术大师？”这样的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国的诸多校长们。
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说，“美国大学校长上任前就己基本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而做了校长，就必须放弃学术研究。”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教授指出，“为了使校长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学教育法禁止校长在任期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