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完成脱贫任务后，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从扶贫到防贫，不仅仅是名词的变化，更是理念的转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让14亿人都能有饭吃、有衣穿，全部脱贫，一起奔小康，这个中国梦，在2020年即将成为现实。然而，都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脱贫攻坚战胜利了，如何保护胜利成果，“防止返贫”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止返贫和继续脱贫攻坚同样重要，已经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成果要继续巩固，增强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那么，防贫是什么呢？
　　打个比方，如果扶贫是用一只温暖的手捧起底层的砂砾，那么返贫就是指间沙，点点滴滴都在漏。返贫不仅拖了扶贫的后腿，而且是扶贫工作中难以破解的难题。基层扶贫干部最愁的是，好不容易把乡亲们拉出了贫困的泥潭，但意料不到的变故又把他们推回贫困的沼泽。毕竟，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谁也无法预料会遇到什么意外，比如突如其来的大病，比如不可预知的天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风雨飘摇。
　　那么，如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有效识别这些悬崖边的家庭，不让他们掉下去，成为脱贫攻坚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019年10月17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攻坚的力量：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特别节目》，对获得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颁奖。在获奖名单中，笔者注意到了一家保险企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太保产险）凭借“防贫保”项目荣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我们知道，脱贫攻坚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可以解决的事情，而是全国动、全党动、全民动的大行动，其中，国有企业是脱贫攻坚战的一支生力军，发挥着重大作用。2016年6月2日，中國保监会、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随后，中国保监会办公厅第49号文件，印发了《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有关政策措施分工的通知》。从此，中国保险业助力脱贫攻坚的战斗拉开序幕。
　　那么，中国太保产险的“防贫保”到底是个什么项目？贫困老百姓能从中得到什么实惠？小康路上落下的人们能用它兜住底吗？通过解剖“防贫保”，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防贫长效机制的建立，对中国的脱贫攻坚意义重大。

遍地楚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听一听这楚歌，多豪阔，多激昂！
　　2018年3月15日，周厚钬就任中国太保产险湖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周厚钬是广东潮汕人，此前长期在中国太保产险深圳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潮汕文化自古就是敢为天下先。到哪山唱哪山歌，周厚钬来到湖北，要唱什么歌呢？
　　在从深圳开往武汉的火车上，周厚钬打开手机上的卫星地图，以武汉为核心查看着湖北地图。湖北的四角都是山，鄂东大别山，鄂南幕阜山，鄂西北大巴山，鄂西南武陵山，中间是富饶的江汉平原，繁华的大都市与落后的大山区并存。这里地域辽阔，但发展不平衡。以2015年为例，湖北地区国民生产总值逼近三万亿元，人均GDP达到8135美元，全国排名第八。同年，湖北128万人脱贫，但全省还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90万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周厚钬一到湖北上任，就旋风般开始在省内各个三、四、五级机构调研。调研过程中，他的足迹遍布鄂东大别山区及鄂西老少边穷地区。作为一家国企分公司的负责人，在做好保险主业的同时，怎么体现企业担当、家国情怀、保险大爱，也是周厚钬必须思考的问题。
　　以往，公司履行企业责任，助力扶贫攻坚，通常是通过捐资捐物、派工作队驻村帮扶等形式开展的。但是此次通过调研，周厚钬发现：湖北一些地方出现了“边扶边增”、“边脱边返”的现象，而返贫人员绝大部分来自处于贫困边缘的农村低收入户和人均收入不高不稳的脱贫户两类临贫易贫人群。周厚钬深刻地认识到，脱贫攻坚既要集中攻克存量贫困人口，又要集中防范新增和返贫人口。那么，能否利用自己企业的专业优势，建立一种第三方长效机制，为湖北老百姓上一份防贫保险呢？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艰难，周厚钬在寻找一个突破口。2018年6月4日，中国太保产险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全国“防贫保”推广现场会。周厚钬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由于与省政府其他会议时间冲突，他只好邀请了湖北省扶贫办领导参会，并委托时任中国太保产险湖北分公司副总经理的雷大鹏，带领分公司的有关人员一起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雷大鹏第一时间向周厚钬汇报了“防贫保”的情况。河北是贫困大省，这些年来为扶贫摸索出不少管用的新招儿，在金融扶贫领域，河北就曾推出过“政银企户保”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在进一步的推广过程中，河北魏县的领导们发现，仅仅针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无法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返贫问题。因此，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太保产险河北分公司本着公平、公正、公益的原则，运用保险的精算原理设计了这款“防贫保”。这款保险的优势在于，由政府出资投保，而防贫对象不事先确定，只按照防贫预警线实时监测进行框定。当防贫对象因病、因灾、因学而致贫、返贫时，可凭借申请表、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以及住院小结和住院结算单等单据向太保产险申请理赔，经过保险公司的审查，符合条件的便由防贫保险予以救助。
　　雷大鹏还转达了中国太保产险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毓华的话：“河北魏县创新的这个‘防贫保’产品与湖北各级地方政府脱贫攻坚需求高度契合，这不就是周厚钬一直在寻找的那种防贫模式吗？我建议你们在这边把所有材料都找全，回到湖北后立即跟周总汇报，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在全省推开。” 　　周厚钬听到雷大鹏的汇报后激动不已：“这款‘防贫保’太好了，我们湖北马上也要开展起来，而且要有我们湖北的特色。”
　　为学习河北魏县“防贫保”模式经验，周厚钬召集部分有开办意愿的市县扶贫办相关领导及中心支公司相关负责人一行二十余人，于2018年7月25日再次赶往河北魏县实地观摩调研，学习防贫保项目。
　　回到湖北后，周厚钬马不停蹄来到湖北省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找到扶贫办领导当面专题汇报防贫保项目，很快达成协议，由省里下文件，从上而下贯彻落实。2018年10月10日，中国太保产险湖北分公司与省扶贫办联合下发了《湖北太保产险防贫保工作实施方案》，为湖北省防贫保的开展和推进提供指导。
　　脱贫攻坚是一场特殊的战斗，特殊的战斗就得用特殊的办法。中国太保产险湖北分公司以军事作战机制，推进脱贫攻坚的防贫保战役。一场没有硝烟的扶贫脱贫攻坚战，就这样悄然地在荆楚大地上打响了。

蘑菇战

　　国家的事情有大有小，都是国事。但“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脱贫攻坚不但是“国是”，而且是举国皆动之大事。国家的大政方针很明确：脱贫路上不落下一个人。
　　阳光普照大地，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角落。
　　贫困地区通常与“老少边穷”四个字息息相关，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全县总面积1140平方千米，总人口53万，农村户籍人口39万，2014年全县贫困发生率26%，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老百姓是贫困户。
　　到2019年底，通城县贫困发生率降到了026%，没有脱贫的只有498户1171人，达到了全县整体摘帽的标准。山乡巨变的原因很多，防贫保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防贫保落地咸宁市通城县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湖北太保产险防贫保工作实施方案》下发之后，中国太保产险咸宁中心支公司与咸宁市扶贫办也联合发文，向各县推广。中国太保产险通城支公司经理李伍才看过红头文件后，非常兴奋。
　　四十三岁的李伍才是通城县大坪乡人，兄弟五人，他在家排行老小，却是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李伍才此前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高中毕业后自学考上大专，开过大货车，在通城县做过煤炭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也有千万家产，在当地算是数得着的风云人物。
　　风云人物的人生一般都跌宕起伏，李伍才的人生也是如此。因为政策调整，加上经营不善，李伍才的千万家产很快变成两手空空。没了钱，没了生意，也没有多少人理他了。从人生巅峰跌落到平地，李伍才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消沉了一段时间。父母兄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也毫无办法。看着年迈的双亲，李伍才突然意识到这么混下去不是个事儿。
　　听说太平洋保险公司招聘查勘员，他仗着在通城地面上熟悉，就应聘当上了查勘员。
　　中国太保产险通城支公司负责人知道李伍才是走投无路才找过来的，根本不想要他，但李伍才说：“我不要工钱，白给你干，管饭就行。我就是想试试，我李伍才还能不能干正事！”
　　当时的负责人看到李伍才坚决的样子，决定还是给他一次机会。
　　李伍才到太保一年后，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不但做好本职查勘工作，还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大量拓展业务，年底一结算，李伍才一个人竟然完成了通城支公司全年业务的一半。负责人对李伍才说：“你这么能干，我是不是应该上报咸宁中支公司，给你升职做我的副手啊？”
　　没想到李伍才一口回绝：“我什么领导都不干，当业务员自由自在地赚钱多好，我可不愿意管一摊子事儿。”
　　李伍才就这样当了好几年业务员，业务没少做，收入也不错，就是不愿意当官。后来太平洋保险公司业务分为寿险和产险的时候，通城需要找个产险支公司经理，咸宁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宫贵平来通城考察之后，力荐李伍才担任中国太保产险通城支公司的经理。
　　李伍才刚开始还不想干，宫贵平说：“想做事，就要敢于擔责任。”
　　李伍才被将了一军，对于他来说，不敢就是怂，他李五才从来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怂人。于是，李伍才走马上任通城产险支公司经理。
　　李伍才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都在农村，现在上面要求推广防贫保业务，他看到防贫保是“政府主导、社会经办，框定人数、总额投保，个户申请、政保联审，约定盈亏、年度核算”的模式，觉得这对贫困乡亲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这样的好事他怎能不积极呢？
　　李伍才立即拿着材料来到通城县委大楼，登门拜访分管领导。通城县是贫困县，县委县政府的办公楼虽然位置在县城中心，但却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楼，不是漏风就是漏水。县里贫困的帽子一直没摘掉，也就没钱盖办公楼，凑合着用到了现在。
　　李伍才见面就把防贫保的宣传单递给分管领导，介绍防贫保产品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听完李伍才的介绍，分管领导说：“你说的这个事是好事，但得讨论讨论再说。”
　　任何一个新项目都会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这个道理李伍才懂。防贫保涉及民政、医保、卫健、交管、教育、应急等多个部门，为争取各部门的支持，他要到所有相关部门去游说，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新事物。
　　李伍才来到县扶贫办见领导时碰了钉子：“什么叫防贫保啊？”
　　李伍才急忙把市里的文件递上，耐心解释说：“是一种创新型防贫保险。”
　　扶贫办的领导当即顶了回来：“你说得好听，会不会又是来骗政府的钱啊？不做！”
　　李伍才连忙辩解：“领导，我们是企业，这里还有市里的红头文件，怎么能是骗政府钱呢？” 　　扶贫办领导见多了打着各种旗号来游说的人，说道：“我们马上要开会了，你走吧。”
　　李伍才不得不走，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我们怎么会是来骗政府的钱呢？你们把我李伍才当什么人了？”
　　其实，扶贫办的领导之所以这么说，也是话出有因。两年前有家保险公司以扶贫为名，说得天花乱坠，向政府要了一笔钱，最终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弄得政府有苦难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通城县委县政府领导和扶贫部门落下了病根，再也不愿意跟保险公司打交道，一听说是保险公司，内心就先抵触三分。
　　在这种背景下，要在当地推进防贫保业务注定困难重重。不过李伍才有自己的主意。从那之后，他每天准时来县扶贫办报到。领导白天开会没空，晚上开完会总有空闲吧，李伍才就守在办公室门口等领导散会。
　　就这么磨了两个多月，扶贫办徐书记终于被他的坚持所打动，另外，他了解到李伍才是见过大钱的人，如果想来骗政府的扶贫款也不会有这个耐性，况且他是本乡本土人，骗了政府的钱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于是，徐书记安排了一次上会讨论，然而会上大部分人都不同意，有人说：“这事儿保险公司肯定合适呀，旱涝保收，只赚钱，不赔钱，政府只能给钱。”会议讨论的结果可想而知。
　　第一次“流产”后，李伍才并不气馁，仍然天天来拜访，上会，否决，再上会，再否决。三番五次下来，领导们都被李伍才磨得没了脾气，开会决定搞一点儿试一试吧。
　　就在李伍才觉得大功告成的时候，扶贫办的领导突然对他说：“你说的这个职能调给卫健局了，其他部门都管不了，你去找他们吧。”
　　两个月的奔波等于白忙活，一句话把李伍才支到卫健局了。李伍才只好再去卫健局找领导，一切还得从头开始。
　　为了说服卫健局的领导，李伍才调取了通城县近几年的医疗数据，用三天三夜整理出八十多万条医疗数据，他把这些数据拿给卫健局领导解释说：“通过这些大数据可以找到急需救助的对象，还能估算出政府一年大概投入多少资金就能达到减贫防贫的目的。”
　　李伍才希望靠着真实的数据来说服领导，但领导依旧答复：“我们研究下。”
　　李伍才在卫健局又磨了一个多月，终于等来领导的拍板：“你弄个方案出来。”
　　李伍才急忙起草方案，领导看了之后给了好多修改意见。修改完送上去，卫健局领导又安排其他有关人员看，意见一遍遍提，方案一遍遍改，最终经过前后十八次修改才勉强通过，签订了防贫保合同。
　　李伍才觉得，这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吧。谁知，还没等资金拨付到位，拍板决定的卫健局局长突然调走了。这就意味着，要让新上任的局长重新了解这个项目，得到同意后才能实施。
　　“行，大不了从头再来。”李伍才又开始游说新上任的局长。经过多次汇报沟通，保费终于入账了。
　　钱进了太保的账，这下没问题了吧。当李伍才觉得终于可以松口气的时候，负责防贫保的职能部门又从卫健局调整回了扶贫办，李伍才艰难地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起始点，并且有人告诉李伍才：“领导说这个项目暂时搁置，要重新上会讨论后再办，你可不能动那笔钱啊，动了算贪污，得坐牢。”
　　这防贫保是帮政府分忧，让老百姓受益的事，虽然李伍才知道把好事办好不容易，但他没想到会这么难，此时，他真有些欲哭无泪。那段时间，李伍才几近崩溃，实在没辙了，他干脆背着鱼竿去水库钓鱼了，鱼钩往水里一甩，把一切烦恼不开心抛到脑后。
　　李伍才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他的老家就在农村，妈妈就是在家里穷时患脑溢血去世的，他知道有病没钱治的痛苦，他熟悉那些因病、因灾、因学致贫的家庭求助无门时无望的眼神。所以，他坚信防贫保如果能在通城实施，对自己的父老乡亲是件大好事，这件事他必须做成。
　　李伍才足足过了一天钓鱼的瘾，晚上回来，把鱼竿一放，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宫贵平，当年力荐他当通城支公司经理的就是她，如今自己遇到难处，宫贵平不会不拉自己一把的。
　　“80后”的宫贵平是中国太保产险咸宁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湖北随州人，在农村长大，父亲是村干部，母亲是小学老师，咸宁财校毕业后就入职了太保，也是身经百战了。此时，面对李伍才的求助，她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根据宫贵平的经验，这件事只有做通一把手的工作才能一通百通。但李伍才根本接觸不到县委书记，而宫贵平在通城县也不认识什么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外得知的消息让她有了灵感。那天宫贵平去咸宁市政府办事，闲聊中她意外得到一个消息，听说通城县委书记熊亚平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与河北省魏县县委书记卢健是同学。而魏县正是防贫保的发源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真是如此，那就真是太有缘了。
　　经过反复验证最后确认，熊亚平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与卢健不但是同班同学，而且两人的宿舍紧挨着，平时关系非常密切，还都是踏实干事的基层父母官。
　　宫贵平还了解到，熊书记对魏县扶贫脱贫取得的成效比较了解，但对防贫保的情况并不了解……有了这些信息，就足够了。梳理完情况的那一夜，宫贵平兴奋得彻夜难眠。
　　宫贵平要来熊亚平书记的手机号码，开始策划如何与熊书记联系见面。她先是尝试着给熊书记打电话，对方没人接听，随后她给熊书记发了条短信：“熊书记您好！我是中国太保产险咸宁中心支公司的副总经理宫贵平，我有重要的事情需当面跟您汇报，方便时请联系我，谢谢！”
　　“什么事？请讲。”熊书记立即回了短信。
　　“还是当面跟您汇报好。事情急，希望能尽快安排见面时间，谢谢！”宫贵平回复道。
　　但是，工作繁忙的熊亚平并没有再回复。
　　2019年3月27日上午，宫贵平再次给熊亚平书记打电话说：“您好熊书记，我是咸宁市中国太保产险的宫贵平，给您发过短信。”
　　“什么事？”熊亚平很谨慎。
　　“我有重要事情需要当面跟您汇报，想尽快见到您，希望能安排时间。”宫贵平态度诚恳。 　　“我很忙，没有特别时间，最多给你五分钟，今天下午三点来吧。”说完，熊书记就挂断了电话。
　　宫贵平没想到熊书记答应得这么痛快，她马上开车朝通城赶，连午饭都没顾上吃。路上，宫贵平反复琢磨如何跟熊书记说，前几次发短信打电话她只是说有重要事情想当面汇报，没敢提防贫保，她怕提了之后，连跟书记见面的机会都没了。见面后从哪个角度切入？如何引起书记的兴趣？分寸和火候必须拿捏到位，否则前功尽弃。宫贵平思量着每一个细节，不敢有丝毫疏忽。
　　下午两点，宫贵平到达县委时，李伍才已经等候在门口了。两人悄声商量着见面时的每个细节，一直等到下午三点，两人在排队人员中加了个塞，才进了熊亚平的办公室。
　　熊亚平强调说：“说好了，只有五分钟呀。”
　　宫贵平落座后，将防贫保产品的特点，政企合作的优势，对百姓的帮助和为政府的分忧娓娓道来，之后她点明来意说道：“熊书记，防贫保是我们太保跟河北魏县政府联合创新的一种新型防贫模式，是魏县的卢健书记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全国都在推广……”
　　一听到魏县，一直靠在椅子上的熊亚平一下子坐起来，眼睛一亮，打断宫贵平问道：“魏县搞的？你们去过魏县？”
　　“熊书记，我们没去过，但我们湖北分公司领导带好多人去过，省里扶贫办的领导也去过，有些县的领导也去过，太保去年还在那里开过全国防贫保推广会呢。”宫贵平实话实说。
　　“你们不早说啊，魏县的卢健书记跟我是中央党校的同学，他们那里搞了精准防贫中心，我早就想去看看了。”熊亚平一听来了兴致。
　　宫贵平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连忙建议说：“熊书记，魏县能做的咱们通城也能做。”
　　熊书记直视着宫贵平问：“你们能做吗？”
　　宫贵平说：“能呀！”
　　熊书记问：“能做好？”
　　宫贵平充满自信地说：“当然没问题了！”
　　熊书记追问：“你能做主？”
　　宫贵平说：“这么大的事我可做不了主，可以请我们省公司的总经理周厚钬来定。”
　　熊亚平迫不及待地说：“好啊，那就约个时间，我跟你们周总谈谈。”
　　宫贵平立马说道：“省公司领导这边我来约。熊书记，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想请您一起去河北魏县实地考察一下防贫保。”
　　“好，我尽快安排。”熊书记爽快地答应了。
　　接下来，宫贵平精心筹备了为期两天的魏县学习考察之旅。学习了魏县的经验后，防贫保在通城县终于敲开了城门，迈入一个崭新时代。

一枝一叶总关情

　　通过到河北魏县实地考察学习，熊亚平书记深切感受到防贫保给政府和临贫返贫群众带来的好处。如果之前他还在犹豫怀疑的话，那么到魏县的实际调研让他真正下了决心。
　　熊亚平从小在咸宁市咸安区农村长大。到通城任职后，他坚持每月接一次访，接触最多的就是群众反映因病、因灾、因学致贫返贫的问题。而他也清楚，民政部门救助一次不过是三五百元，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通城县的父母官，他经常思考怎样才能彻底地斩断穷根，让百姓走出贫困，再织一张网，罩住贫困的洞口，防止有人再跌落进去。
　　通城县素有“茶叶之乡”“牲猪之乡”“云母之乡”“砂布王国”“天然药库”等美誉，但由于位置偏远，这些产业规模都不大，税收也不多，县里财政拮据，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投入到扶贫防贫中。熊亚平有时也感到力不从心，想办事却没有钱。但从魏县学习考察回来后，熊亚平打开了思路，他决定与太保产险通城支公司合作，对魏县模式进行大胆创新：第一，防贫保的覆盖范围包含全县人口，不限于农村户口成员，还包括城镇人口;第二，资金来源不限于财政资金，整合各方面的资金，尤其是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包括爱心人士的捐款等;第三，成立管委会，建立多方共管的新机制，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包括爱心人士、企业代表等九个层面的各界代表;第四，输血与造血并举，引入产业扶贫，为返贫人员提供工作岗位，到扶贫微工厂、扶贫车间上班，给予创业贷款、扶贫小额信贷等;第五，成立扶贫中心，全程公开办事程序，确保公平公正。
　　熊亚平提出这五条之后，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宫贵平邀请湖北分公司总经理周厚钬到通城来一趟，就有关问题最后敲定一下。
　　宫贵平当即就电话报告了湖北分公司總经理周厚钬：“我是咸宁的宫贵平，我们已与通城县委熊亚平书记洽谈了防贫保的推进情况，想邀请您来通城最后拍板。”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什么时间？”周厚钬回复。
　　“约的是4月10日下午。”宫贵平把约定的时间告诉了周厚钬。
　　“好的，我和刘荣华总一起去。”一听说是防贫保的事情，周厚钬的回答十分干脆。
　　2019年4月10日，一股寒流突袭湖北，当地人都耐不住透骨寒的冷风，纷纷穿上刚换下来的羽绒服。而周厚钬仍按广东的习惯，穿着单薄笔挺的西服，与刘荣华等人从武汉乘坐火车先到咸宁赤壁，再转汽车到通城。一出赤壁站台，周厚钬就连打几个喷嚏，当时就冻感冒了。
　　但天气和感冒都没有影响周厚钬一行人的激情。当天下午，在通城县委县政府老旧的办公楼里，在熊亚平书记窄小的办公室内，周厚钬与熊亚平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很快达成共识：要做就做全国性的创新！
　　熊亚平拍板说：“在河北魏县模式的基础上再创新、再发展，做到防贫保 民政救济 慈善帮扶三合一的模式，把好事办好，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政府拿出三百万投保，而且要成立全省第一个县级减贫防贫中心。”
　　“这个创举好。熊书记有魄力！”周厚钬赞不绝口。
　　“办减贫防贫中心，县里有场地，但装修缺钱啊。”熊亚平望着周厚钬，试探着说出困难。
　　没想到周厚钬一点儿磕巴都没打，爽快地说：“你出场地我出钱，装修资金我们公司出，咱们珠联璧合，大干一场。”
　　“太好了！”熊亚平没想到周厚钬这么痛快，两人当场拍板。 　　实际上，周厚钬来通城之前就早已设想，如果在这么穷的通城县能推开防贫保，势必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一听熊亚平书记说希望太保帮助建立防贫中心，周厚钬便爽快地答应下来。两个具有家国情怀、实干与创新精神的中年男人，就这么愉快地确定了合作。
　　2019年6月28日，通城县成立了湖北省第一个减贫防贫服务中心。作为县扶贫办的二级机构，县里特批了三个事业编制，与太保公司联合办公。而通城县的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就设在中心的楼上，办事核查都很方便。
　　通城县的防贫保对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申请申报，乡村申报、驻村干部申报、个人申请，都可以;二是大数据监测识别，主要从县医保局、教育局、交警、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的数据库采集数据中发现需要资助的对象。
　　防贫保在通城县落地后，李伍才的主要任务就转到了查找、核查资助对象，让防贫保的资金抵达真正需要的老百姓的手中。
　　2019年7月29日下午4时许，一辆小轿车从咸宁温泉返回通城，刚过崇阳县白霓镇，因车后轮爆胎导致车辆侧翻，致两人轻伤，四人重伤。
　　事发时，正巧通城县委书记熊亚平、县长刘明灯从咸宁乘车返回通城，途经事发地点。两位父母官见状立即停车，让司机将伤者送往就近的崇阳县人民医院救治，并联系通城县人民医院的专家队伍进行支援。
　　经全力抢救，四名重伤人员均脱离生命危险，但全家医疗费花掉近四十万元。更要命的是，这辆二手车只买了交强险，没买车上人员座位险，车险无法赔付。一场车祸，毁掉了这个小康之家。熊书记电话通知县民政局、县减贫防贫服务中心介入此案。
　　2019年9月18日，李伍才带领县减贫防贫服务中心业务员王素、吴琼到这次车祸者家中进行入户调查。
　　李伍才的调查非常详细：这个家庭的户主是老父亲郑文通，1950年生，农民;母亲王玉玲，1951年生，退休教师;儿子郑英豪，四十岁，在县城的建材市场上班，每月收入五千元;儿媳妇吴雅三十七岁，同在县城的建材市场上班，每月有三千元左右的收入;两个孩子在校读书无收入。
　　综合考量后，李伍才签署了理赔建议，经评审团评议、公示后，报县减贫防贫服务中心审批。之后，中国太保产险通城支公司防贫保划转救助款项，把9817元打入郑文通的银行卡账户。
　　从入户核查到拿到赔付救助金仅十天时间，速度之快令郑文通一家感动。郑文通老汉紧紧握着李伍才的手，感激地说：“谢谢政府！谢谢太平洋！”

春风入户

　　通城县的药姑山横跨鄂湘两省，是鄂南通城、崇阳、赤壁与湖南临湘之间的界山，峰峦叠嶂、洞深涧幽，有“三关九锁之险，七十二峰之秀”的美誉。
　　药姑山下的湖北省通城县大坪乡，有一户三世同堂的六口之家，多年来一直过着平静祥和的日子。他们家的两层小楼，与十几户邻居并排而建。楼房前面有一口大鱼塘，鱼塘前面有菜园与大片的稻田。在山外人看来，这里“春有花，秋有果，塘里有鱼，园里有菜，田里有五谷”，犹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八十二岁的爷爷胡立春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也是村里的老党员，在村委会和乡镇企业干了一辈子。八十一岁的奶奶吴春梅，几十年相夫教子，贤惠能干，种田种菜、操持家务，样样是好手。
　　这个六口之家的顶梁柱，是胡立春夫妇的长子胡伯明与儿媳黎山红。胡伯明在武汉打工时结识妻子黎山红，婚后生育胡小龙、胡小虎两个儿子。生活压力陡然增大，為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胡伯明夫妻二人只好南下广东打工。
　　2000年，胡伯明夫妻用打工积攒下的十万元在村里建起了一栋二层的楼房。2010年，胡伯明夫妻拿出自己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二十万元，又建起一栋两层的房子。因为资金紧张，两次建房都是胡伯明起早贪黑，自己去买材料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建好了，他自己累得脱一层皮。
　　夫妻二人长年在外打工，孩子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胡伯明的大儿子胡小龙从小学习成绩优秀，高中毕业时考上了湖北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福建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小儿子胡小虎性格内向，懂事，见家里经济困难，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补贴家用，资助哥哥求学深造。
　　2017年，胡伯明的大儿子胡小龙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农家娃考取了中科院博士！”喜讯传开，胡伯明一家顿时成了药姑山下远近闻名的“博士之家”。
　　儿子考上了博士，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操劳一辈子的胡伯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谁知，无情的病魔却向毫无防备的胡伯明扑来……
　　2018年4月，胡伯明所在的广东省中山市的工厂组织员工检查视力时，查出胡伯明的眼睛有问题，而且严重影响了工作。单位担心胡伯明视力会继续恶化，赔偿他三万元后解除了劳动合同。
　　失掉工作之后，胡伯明赶到武汉，在弟弟的陪同下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复查视力。弟弟希望他做个全身检查以便查明病因，但胡伯明没听弟弟的劝说，拿着医生开的治疗眼睛的药回到了老家，一边休养一边干点儿农活，指望能尽快恢复视力。
　　2018年9月初的一天，胡伯明跳进家门前的鱼塘中捉鱼，受凉感冒后一病不起。9月27日，胡伯明病重，被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此时的胡伯明异常消瘦，全身黄黑，虚弱乏力，黄疸指标高达六百多。经专家紧急会诊，确诊胡伯明是慢性乙肝导致的肝硬化及亚急性肝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
　　看到诊断书，两个在武汉工作的弟弟心情沉重，当即电话通知在北京读博士的侄儿胡小龙。当时，正在读博士二年级的胡小龙才跟导师确定了研究方向，刚刚开题做实验，准备下功夫大干一场。如果现在回去，前期实验的数据、所做的准备都将白费，然而父亲病危，他别无选择，连夜赶到武汉父亲的病床前。胡伯明看到儿子，艰难地露出笑容，口里却说：“你怎么来了？学习耽误了怎么办？”胡小龙听后再也忍不住，眼泪奔涌而出。
　　此时，胡伯明的病情已非常严重。他明明盖着被子，嘴里却不停地说冷。明明说想方便，胡小龙把他扶起来一步一步挪到洗手间，他却说：“我想睡觉，你怎么扶我到这里来？”胡小龙知道父亲意识模糊了，只觉得自己的心在揪痛！ 　　医生告诉胡小龙，目前有两种治疗方案：一是进行人工肝治疗，二是进行换肝手术。
　　人工肝治疗，就是进行血浆置换 胆红素吸附，医生说很多患者三到五次置换就有明显疗效。虽然每次费用一万多元，但和换肝手术相比，费用低多了。一家人商量后，决定施行人工肝治疗。
　　胡伯明听说治疗费用这么贵，他舍不得。家里积蓄总共只有三十万元，那是他准备给小儿子胡小虎在县城买房子结婚用的。因为早年在外打工，小儿子管得少，总想弥补儿子。如果现在治病把钱用了，自己又辞工在家，今后哪有办法去赚钱？然而病情危急，片刻不容耽误，家人肯请医生以最佳的方案，与时间赛跑抢救胡伯明的生命。
　　胡伯明住院近两个月，共进行十次人工肝治疗。可是，胡伯明的病情依旧没有得到控制。医生最后说，再做血浆置换意义不大，换肝是挽救他生命的最后手段了。
　　2018年11月23日，胡伯明因病情加重转入ICU病房。11月26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专家给胡伯明施行换肝手术。但术后因为感染无法控制，病情持续恶化。12月20日，胡伯明因多器官衰竭病故。
　　住院仅仅三个月，胡伯明的治疗费用高达一百五十多万元，最终仍没有保住性命。结算时，国家医保包括大病医疗支付报销在内，总共报销了四十多万元，胡伯明两个在省城工作的弟弟拿出所有的积蓄帮着还债，最后整个家庭还欠下六十多万元债务。
　　胡伯明病故后，一家人处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八十二岁的老父亲胡立春得知噩耗后摔倒在地，当场骨折后瘫痪在床，加上高血压，从此卧床不起。
　　寒冬的药姑山树木凋零，昔日的“博士之家”，此时陷入绝境。
　　办完父亲的丧事，胡小龙含泪赶回北京，继续自己的博士学业。为了早日还清丈夫治病欠下的巨额债务，五十三岁的妻子黎山红背着行李，独自一人前往江西九江打工。二十七岁的胡小虎，则去了湖南岳阳打工帮家里还债。
　　谈起这个“博士之家”的遭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黎海南感慨道：“农村人没有买保险的意识，胡伯明也不例外。如果胡伯明购买了大病保险，他家就不至于被拖累成这个样子！”
　　“博士之家”的不幸遭遇，党和政府没有忘记。2019年5月，通过正常申报程序，黎山红被定为低保扶贫对象，享受国家低保政策，但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村书记黎海南听说县里成立了减贫防贫服务中心，专门救助因病、因灾、因学而致贫返贫的家庭，他利用进城开会的机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通城县减贫防贫服务中心申报了胡伯明一家因病返贫的情况。
　　2019年9月23日，李伍才等人专程来到胡伯明、黎山红家中进行入户调查。
　　不看不知道，一看惊一跳！“博士之家”的遭遇让李伍才的眼泪在眼窝里打转。两层砖房，外墙仅正面贴了瓷砖，屋内没有装修痕迹，而且有多处漏雨现象。昔日热闹的家现在异常冷清，家中只剩下两个八旬老人。爷爷胡立春躺在床上呻吟，奶奶吴春梅凭着坚强的意志操持家务照顾老伴儿。
　　李伍才回到县城，又到大数据库再次核查，最终确定这个家庭没有商品房，也没有机动车等资产。入户调查摸清基本情况后，李伍才在理赔建议中注明：该户为城乡临贫户，入不敷出，家庭无法承担巨大经济压力，建议予以救助。
　　在提交的材料中，李伍才注明：胡伯明治病有票据的医疗费用就高达625140元，总报销399246元，个人自费225894元，其中个人自费合规费用113627元。根據防贫保因病理赔标准，拟发放救助金79538元。
　　随后，大坪乡组织各级干部、村民代表九人，对胡伯明确定为防贫保救助对象进行民主评议，并获得全票通过。2019年10月8日，村委会对评议结果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无任何人提出异议。大坪乡党委吴红艳签字上报通城县减贫防贫服务中心。2019年11月下旬，中国太保产险通城支公司将79538元防贫保救助款划拨到黎山红的银行卡上。
　　收到从天而降的防贫保救助款，正在九江打工的黎山红激动得泪水直流，连连说：“感谢政府，感谢党的政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
　　2019年12月2日，这个“博士之家”给通城县减贫防贫服务中心送去了一封文绉绉的感谢信，信中写道：“时新政出，县人民政府知予之难，报部分治病之资，解予困苦之境。春风入户，霞光临门，雪中送炭，困中解围。常闻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结草衔环，知恩图报，人岂无之？予乡下妇人，不通文字，遂寻人执笔，成此感谢之信，不足达谢意万一，唯育子成才，以报县人民政府、国家之恩也！”
　　春风入户，霞光临门，厚土中国的老百姓知恩图报，报答的是谁的恩德？黎山红在感谢信里说得很清楚，国家之恩！
　　截至2019年12月，在咸宁市委市政府、市扶贫办、市金融办、各县区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宫贵平的努力下，咸宁所辖的咸宁高新区、赤壁市、嘉鱼县、通城县率先启动防贫保项目，与中国太保产险进行战略合作。咸宁市入户调查累计1962户，符合赔付标准的有231户，支付防贫保救助金43335万元。

悲悯情怀

　　在湖北省防贫保推广过程中，安陆市脱颖而出成为全省第一个防贫保签约落地县市，截至2019年10月，中国太保产险安陆支公司实现防贫保保费收入280万元，实际赔付额210万元，惠及家庭421个，受益人口1500多人。这一切都与中国太保产险安陆支公司经理黄和萍的付出分不开。
　　黄和萍提倡团队合作的狼性精神，但又因为耳大面方慈眉善目，常常被人说是菩萨面相。实际上，她就是这样一个兼而有之的性格，干工作既有雷霆手段，又有菩萨心肠。
　　2019年8月的一天，按照医生的要求，黄和萍到安陆医院做身体复查。黄和萍在别人眼里是女强人，但在丈夫和医生的眼里，却是个危重病人。
　　1996年，27岁的黄和萍与丈夫结婚，婚后生完孩子不久，她就感到自己浑身无力，甚至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她：“你得了慢性肾炎，需要及时用药物治疗来控制病情，避免进一步加重，这个病后期有发展成尿毒症的可能性。从现在开始，你要控制饮食，保持好心态，同时还要终生吃药。” 　　此后，黄和萍与药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到现在也没断过药。下岗之后，丈夫本想让她做个家庭主妇，养好身体，但黄和萍每个月光药费就要花掉丈夫一多半的工资，长期下去家庭生活难以为继。无奈之下，黄和萍就到保险公司当了业务员。她和丈夫都没有想到，能力和命运竟然把她一步步推到了支公司经理的位置上。
　　由于长期的劳累，黄和萍眼皮浮肿，眼看防贫保已经落地安陆，黄和萍在丈夫的陪伴下，不得不再次去医院检查。做了肾穿刺检查后，医生告诉黄和萍：“你的慢性肾炎已经发展到四期了，属于肾炎的中末期，如果你不注意饮食和运动就会很快变成尿毒症！看你眼里的血丝，一定是劳累过度，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劳累了，不然你的病情会越来越重。”
　　返回的路上，丈夫心疼地对她说：“现在咱家里也不缺钱了，你太平洋的差事就别干了，回家好好养着吧。”
　　正在车上低头翻看朋友圈的黄和萍没有抬头，大大咧咧地答应着：“好好好，都听你的。”
　　丈夫叹了口气，他知道黄和萍已经这么应付了二十多年了，只好无奈地摇摇头。正想再说话，黄和萍却突然抬起头来问：“你学生里，有没有木梓乡的？”
　　“有这个乡的，你问这个干什么？”丈夫不解地问。
　　黄和萍说：“不干什么，我把你送到学校门口，还要去一下单位，中午就不跟你一起吃饭了。”
　　黄和萍把丈夫送到学校门口后就开车回公司。刚进门，助手黄倩伶就抱着厚厚一摞材料走进来说：“黄姐，这是这几天下乡调查的防贫保的新材料。什么时候安排审核一下，你定下时间，我好联系扶贫办和查勘员。”
　　“好，我看完后马上告诉你。不过你现在要先跟我出去一趟，有个急事。”
　　“去哪儿啊？”黄倩伶问。
　　“木梓乡。”黄和萍急匆匆地转身就往外走。
　　在去木梓乡的路上，黄和萍告诉黄倩伶，刚才她翻看手机里的朋友圈，在肾友群里看到一位武汉的肾友转发的一条水滴筹的信息，当看到“王陆安，尿毒症患病十年，湖北省安陆市木梓乡人，母亲杨清芬常年患有肾病”时，她的心猛地颤了一下。
　　不管是同病相怜，还是职责驱使，黄和萍决定要立即找到这个王陆安。如果正在推行的防贫保能够帮助他们，也许能解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所以，黄和萍这才急匆匆带着黄倩伶驱车寻找王陆安。
　　黄和萍并没有在木梓乡找到王陆安一家，有人说他们去了武汉，有人说他们去了安陆，还有人说在雷公镇上看到过王陆安的母亲杨清芬。
　　黄和萍没有放弃，她找了市医保局、市区的医院，又通过大数据查找，最终在安陆市雷公镇上的一栋危楼里找到了王陆安一家。这个家里没有笑脸，痛苦已经伴随他们十个年头了。
　　黄和萍了解到，王陆安1990年出生，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也是全家的希望。王陆安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在武汉一家公司找了一份电脑编程的工作，月工资三千多元。父母用一辈子的积蓄为他在安陆市区买了商品房，以备他将来结婚成家用。
　　应该说，这是一个中国农村最平常不过的家庭，谈不上富裕，但日子也过得充满希望。
　　2009年夏季的一天，武汉乌云密布。王陆安与往常一样，早起吃了一碗热干面后，就骑上自行车去公司上班。在经过一段爬坡路段时，王陆安用力蹬车，突然感到腰间被蜇了一下似的疼痛难忍，脸上顿时大汗淋漓。没办法，他只好去了附近的一家醫院，经检查诊断，他患上了严重的肾病。
　　王陆安没敢告诉家人，也没有住院，只买回些药来吃。由于长时间服用药物，王陆安的身体抗体减弱，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不断加重，之后转为尿毒症，并引发高血压造成心脏主动脉夹层大量出血，被急送到武汉协和医院。
　　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王陆安知道这次是不能再隐瞒病情了，他打电话给母亲，说：“妈，我住院了。”
　　母亲杨清芬接到儿子住院的电话后，立即和丈夫王海宁从安陆坐车赶到武汉协和医院。一路上，兜里揣着刚借来的几千块钱的杨清芬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接下来怎么办才好。家里的全部积蓄都为儿子在安陆买房付首付了，还有几十万的贷款需要月月偿还。
　　可没钱也要给孩子治病呀，到了医院，王海宁找到医生，表达了全家人的决心：“我就这么一个孩子，砸锅卖铁也要救！”
　　王陆安手术后，王海宁让妻子杨清芬留在医院照顾儿子，他回安陆老家继续打工筹钱。他在工地上打工，耽误了活儿要扣钱。收工后，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赶回村里跟亲戚朋友借钱为儿子治病。
　　留在武汉的杨清芬没钱去住旅馆，晚上就找块纸壳子铺在病房的地上睡，舍不得花钱订两份盒饭，她每次都只打一份饭，等儿子吃完她吃剩下的。
　　杨清芬患肾病多年，已经花掉十多万元的医疗费。此时儿子又因肾病住进了医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尽快筹措到儿子的救命钱，王海宁回到村里求爷爷告奶奶借钱。但亲戚朋友一听说他是来借钱给儿子看病的，又知道王海宁家是个无底洞，都委婉地对他说：“我家里也推不开磨啦，要不你去别家问问？”
　　王海宁陷入绝望，不保住儿子的命，他将一生不得安宁。他近乎崩溃地打电话对妻子说：“我借不来钱，我对不起孩子啊！为什么不能拿我的命去换孩子的命啊！”
　　“要不，咱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吧，先救孩子的命。”杨清芬试探着说。
　　其实，杨清芬内心也充满了恐惧，要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他们在村里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可是不卖房子，孩子治病透析的钱从哪里来啊？最终，王海宁和杨清芬含泪卖掉了自家的祖屋，总算勉强渡过了难关。
　　回到家的王陆安靠不断透析维持生命，杨清芬在家照顾儿子，王海宁则四处打零工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就这样一晃十年过去了，除了勉强糊口之外，王家花费的医疗费达三十余万元，这些钱都是四处借来的外债。
　　每到年关，就是亲戚朋友不开口要债，杨清芬也要拿出账本来看看，算一算还有多少债需要还，每看一次就揪心好长时间，愁得她头发早已花白。 　　见妻子天天愁眉苦脸，王海宁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他说：“要不卖掉安陆城里的房子还债吧。”
　　黄和萍和同事总是以顺路的名义专程开车接送王陆安去做透析
　　杨清芬一听就哭了，她哽咽着说：“城里的房子卖了，儿子这辈子也娶不上媳妇了，老王家也就断后了……”
　　王海宁只好安慰她说：“救命要紧啊，哪里还顾得上娶媳妇啊！除了卖房，也没别的办法呀！”
　　卖掉城里的房子，老家也回不去了，儿子还要每隔几天透析一次，一家人便在离安陆市十七公里的雷公镇上找了一处破旧的危楼，用极低的价格租下了一间房子栖身。
　　这是座摇摇欲坠的危楼，楼房檐破了一个大洞，王陆安一家就住在这个破洞下边的一间房子里，他们也是这座危楼里唯一的住户。
　　黄和萍了解到王陆安家十年来的遭遇后，十分震惊。通过与王陆安的聊天，黄和萍感受到他的绝望，王陆安希望被人理解、被人重视、被人关心，希望有渠道发泄自己的情绪。但现在家里被自己的病拖成这个样子，亲戚朋友也都躲着他，他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王陆安的不幸遭遇，让黄和萍联想到自己，她听着听着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她连忙抹去泪水，笑着安抚这个与自己儿子同龄的大男孩儿：“孩子，你要放下思想包袱，我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你的！不管怎么样，活着就是最好的，病痛伤害了你的身体，但不能伤害你的心。我希望你能阳光地生活，不抱怨也不沉沦，人一旦没了希望，就什么都没有了。”
　　从王家出来，黄和萍把王陆安的妈妈杨清芬叫到外边，特意嘱咐道：“孩子的心情不太好，觉得对不起你。所以为了儿子，你也要快乐起来。”
　　杨清芬沉默了许久才说：“孩子生病后，我觉得肯定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老天爷在惩罚我们呢。我这么辛苦把孩子养大，没想到眼睁睁看着他受罪，是我这个当妈的身子弱，才遗传给了孩子啊。”
　　黄和萍说：“我也是个母亲，我的身体也不太好，你的痛苦我理解，但孩子这样情绪低落，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会有心理疾病的，对治疗也不利。我知道你照顾孩子很辛苦，孩子的爸爸每天为这个家的生活而日夜奔波。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能坚强起来！十年都熬过来了，你们并不是生活的弱者，我相信你们能把苦日子开心过。”
　　黄和萍一边说着，一边捂着隐隐作痛的腰部，有些哽咽。杨清芬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她不知道黄和萍也是一位四期肾病患者。“我活得很失败，真想死了算了。”杨清芬说着哭了起来，用一双粗糙的手抹着脸上的泪水。
　　“我也曾有过绝望，也经历过生不如死的痛苦，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地站在你面前吗？活着就有希望，别怪老天爷了，你要做的是让自己快乐起来，这个家才能快乐起来。”黄和萍紧紧握着杨清芬的双手，真诚希望她的生活能再次阳光起来。
　　回到安陆城里，黄和萍叫来黄倩伶和几个查勘员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单位查勘车调整一下路线，每周四争取路过雷公镇一个来回，一定说是路过，捎带着王陆安到城里来做透析，给他家减少一点儿负担。如果确实没法儿路过雷公镇，就告诉我一声，我去接。不管我们是公车私用也罢，还是私车公用也好，都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今天定下一个规矩，以后不管是王陆安还是别的贫困户，只要遇到能帮一把的地方，就一定要帮一把。”
　　黄和萍调查核实后，给王陆安一家发放防贫保救助款48万元。同时，联系村干部与民政部门，为王陆安办理了低保。
　　拿到救助款后，杨清芬脸上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她含泪对黄和萍说：“您真是俺家的活菩萨！是您救了我的孩子，也救了我，我们会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您说您也曾想过要自杀，您这么阳光的一个人，怎么会想到自杀呢？”
　　黄和萍笑着说：“二十多年前我就查出了慢性肾炎，两年前，我双腿肿得很粗，到医院做了穿刺才查出来是四期肾炎，再恶化一点儿就是尿毒症。病痛将我折磨得生不如死，但为了孩子和家庭，我还要坚持活下去啊。我让自己一定要阳光起来，只有心态阳光，才能战胜病魔！”
　　了不起的女人！杨清芬暗暗敬佩起眼前这位妹妹来。望着阳光下微笑着扬手告别的黄和萍，杨清芬、王陆安母子俩深深地弯腰鞠躬。
　　2019年10月，中国太保产险将“防贫保项目先进个人”称号授予黄和萍。

理性解读防贫保

　　2020年1月，中国太保产险的防贫保案例从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八百二十个报送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并被收录进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的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为全球减贫治理输出中国经验。这次活动是由国务院扶贫办直属机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机构共同发起的，旨在全球范围内动员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共同为减贫贡献智慧，以案例为载体，推广分享国内外减贫成功经验。

　　这次获奖再次充分证明防贫保作为国内首款商业防贫保险，其模式得到认可，成效得到检验，不仅为国家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了保险解决方案，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在防贫减贫方面的制度优势，为全球减贫治理输出了中国经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审视防贫保呢？
　　从防贫模式上解读，防贫保聚焦主要致贫因素，做到了应保尽保。防贫保是以地方财政资金为基础，以精准识别和帮扶临贫易贫人群为发力点，利用保险公司的人员和技术优势，构建起良性运行机制。通俗地说，它是由政府根據辖区内防贫人口数和人均出资金额设立防贫保障基金，结合县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上年度国家贫困线两项指标划定防贫预警线，对于贫困边缘人群因病、因灾、因子女上学等可能致贫、返贫的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保险公司利用其专业优势参与项目运作，由各乡镇、村级基层组织配合保险公司开展防贫人员的核实、公示工作，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由保险公司按照标准发放防贫保险金，用保险的办法控制贫困人口增量，确保防贫对象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防贫预警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