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爱读韦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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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韦睿的作风和品行,毛泽东甚为钦佩,赞叹不已。先后批注了“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和“劳谦君子”等赞语,反映了他对这位历史名将的赞扬与钦敬,其中也寄寓了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与期冀。
  
  毛泽东一生爱读史,他尤其爱读《南史·韦睿传》,批注竟有25次。据统计,这是毛泽东读史过程中,评点最多的一位历史人物。毛泽东特意赞扬韦睿善于打仗,注重调查研究,能团结将领,作风朴实,谦虚自律,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自古但凡掌兵者,莫不追求五者兼备。韦睿不仅勇武果敢,谋略过人,治军严整,而且仁爱无私,豁达大度,恭上恤下,既有武将的胆识,又有儒者的雅量,可谓智、信、仁、勇、严五者俱全,堪称一代名将。
  今天品读韦睿,又能有哪些新的感悟和收获呢?
  
  仁者必有勇
  
  古之为官执政者,莫不秉持孝悌仁爱之道,以恩惠为本,正所谓“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韦睿不仅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慈父良友。他性情仁孝,为人友善,体恤下属,勤俭自律,《南史》称其为“莅人以爱惠为本”的仁者。
  韦睿出身京兆韦氏名门大族,受家学礼教濡染,自幼养成了良好的品行修养。韦睿年幼丧母,他年少时就因对继母十分孝敬而受到乡人的褒赞。韦睿的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邀韦睿和他同去。梁州(今陕西汉中)当时十分富饶,在那里为官之人多因贪财而落马。韦睿年纪虽小,却独以清廉闻名。韦睿还常把所得俸禄和赏赐,分送给亲戚、故友,家无余财。临死还遗言薄葬,梁武帝闻后,对韦睿是既伤心又敬重。
  韦睿为人慈爱,抚养孤兄儿子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他的儿子韦放、韦正、韦棱、韦黯,族弟韦爱皆在正史立传,名扬史册。毛泽东在批注韦放的事迹时,也称“韦放有父风”,可见对韦睿的赞扬。
  韦睿虽治军严整,但对将士体贴入微,处处身先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士兵的营帐没有搭好,他决不先就寝;士兵做饭的井灶没有造好,他决不先吃饭。他所到之处住的地方,房屋围墙都合乎规制,毫无僭越之处。韦睿的言行举止为世景仰,士卒无不效死力。
  506年,北魏以中山王元英率军侵入梁境,大军号称百万,连城40余座,围北徐州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梁武帝先是派大将曹景宗前去解围,但曹畏敌如虎,于邵阳洲筑垒防守,不敢再进。武帝无奈,继派韦睿增援。韦睿自合肥取直道而行,无论是途经大泽还是山涧,日夜兼程。但部属畏魏军兵盛,劝他缓行。韦睿则认为情况危急,下令加快行军速度,仅十天就赶到前线,并连夜率众挖长堑安营,距魏军城堡仅百余步。拂晓魏帅元英见后,不由惊呼:“是何神也?”感叹韦睿进军之速。钟离之战,韦睿根据魏军不习水战的弱点,坚守疲敌,适时反击,最终以少胜多,歼敌二十余万,取得了对北魏作战的一次大捷。对韦睿临危不惧,敢于以寡敌众的英雄气概,毛泽东称他“敢以数万敌百万”。
  正因韦睿始终坚守仁爱、勤政、自律的做人为官的“仁者”本分,所以才能在之后的作战和处事中取得非凡功绩,正可谓仁者必勇,仁者和人。
  
  躬自调查研究
  
  韦睿虽为武将青史留名,但他本是儒生,平时只穿儒者衣服,临阵交锋,常常是缓服乘车,手持竹如意,身先士卒,指挥进退,可称儒将,无人能及。他智勇双全,勇武果敢的威名,被敌人称为“韦虎”。故此,毛泽东也赞扬韦睿“有刘秀、周瑜之风”。今天再来回首梁魏历次大战,依然可遥想当年韦睿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挥斥方遒。
  公元505年,梁军北伐,韦睿遣部将王超宗、冯道根攻打北魏小岘城(今安徽合肥东),未能攻下。他率部巡行围栅,实地勘查时,发现北魏守军突然有数百人出城。他果断决定攻击,挫其精锐,然后一举克敌。
  小岘城之战,韦睿虽身为统军将帅,却能深入实地调查,并且善于根据战场形势处理突发战况。对此,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天头上连划了三个大圈,写了 “躬自调查研究”六个字,并且在“躬自”两个字旁边加了旁圈。
  506年的合肥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城邑攻坚战的著名战例。韦睿经过地形勘查,决定疏通水路攻取合肥,但他率兵守护的淝水堰坝遭到北魏军的凶猛攻击,手下将领有的提出兵退巢湖,有的提出退保三叉。韦睿大怒,把令旗插在堤下,以示决不退兵。梁军在韦睿的激励和果断指挥下,奋勇攻击,一举攻占合肥。魏军中有歌传唱曰:“不畏萧娘(萧宏)与吕姥(吕僧珍),但畏合肥有韦虎”。读到此段,毛泽东再次写下了“躬自调查研究”的批语,并在“躬自”旁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旁加了单圈。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韦睿“躬自调查研究”的作风,是何等的赞赏和倡扬。
  韦睿在攻下合肥班师回朝时,由于两军相距很近,怕被魏军追击。韦睿就遣辎重居前,自己乘车殿后。魏人服其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所谓仁者无私心,故作战有勇气。从韦睿临阵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的作战作风可知他是名副其实的“敢以数万敌百万”的勇者。
  
  劳谦君子
  
  韦睿身为高位,功绩显赫,却始终谦虚谨慎,胸怀宽广,《南史》称其“雅有旷世之度”。在朝代迭替,人情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妥善处理与上下级的关系,不居功,不贪财,最后得以善终,有坦荡荡君子之风。
  南朝政坛纷乱,疏于法度,官宦穷奢极欲,搜括无度。在这种情况下,韦睿能“独以廉闻”,是难能可贵的。他攻取合肥后,“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所获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统统充作军赏。正因为他无私,所以才能豁达大度,待人以诚,维护军队团结。
  作为将领要处理好上下之间的关系,发挥合力才能获得最大效益。在攻合肥前,韦睿部将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发生矛盾,两人互相忌恨。韦睿知道此事后,把胡景略请来,摆下宴席,亲自把盏,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的道理劝说胡景略,“愿两武勿复私斗”。之后在合肥之战中,两人没有互相斗气,战斗进行得特别顺利。韦睿以诚心成功化解了部属间的矛盾,避免了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读到这段,专门批语“干部需和”。
  南梁武帝萧衍当时崇尚佛教,全国都受到影响,韦睿位居大臣,却不愿随波逐流,所作所为一如往日。韦睿在朝中谦虚谨慎,从不表现出居功自傲的神态,梁武帝对他十分尊重。大将曹景宗为人争强好胜,在公卿面前也从不谦虚恭让,唯独特别敬重韦睿,同宴御筵,也谦逊恭让。这正是“君子之威”。
  韦睿临终前“遗令薄葬,敛以时服”。对于韦睿的作风和品行,毛主席甚为钦佩,赞叹不已。先后批注了“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和“劳谦君子”等赞语,反映了他对这位历史名将的赞扬与钦敬,其中也寄寓了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与期冀。
  (作者单位:滨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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