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年纪就容易怀旧。那天偕妻途径成都北路，在高架下穿行，昔日景象荡然无存，走到路的尽头，居然未见原先寄寓过的那条弄堂，只见一大片绿地及鳞次栉比的大厦，不禁感慨沧海桑田，人事变迁。
　　1959年，我意气风发地成为上影人，原以为厂里有宿舍可供住宿，不料“上影”由于历史原因，不同于“北影”“长影”等，他们的创作人员聚居厂内并辟有生活区，而上海历来是散居的。单身的我被安排在位于淮海中路电影局侧畔的一幢大楼的电影局招待所暂住。招待所是专供外地来沪公干或过埠人士暂时栖身的，电影系统工种繁多，故除了支付不菲的费用外，我还面临三天两头应对匆匆过客的苦恼。仅有一次最愉快的经历是与“八一”厂演员王心刚同住，他是谢晋请来拍《红色娘子军》的，因同为演员，故有共同话题，加之他十分随和，易于相处，更可敬的是夜晚不打呼噜；可惜不足半月，去海南出外景了，又换人进驻，每晚鼾声震天，不胜其扰，实在难以忍受，决意逃离此地。
　　高中阶段，在京剧票房中结识了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虞君，他长我四五岁，那时已在城市规划设计院任职，是个戏曲发烧友。他常邀我去他家吊嗓，当时他双亲健在，待我亲如家人。记得我就读“上戏”时，有年中秋还提着月饼到虞家过节。不料随后几年间，二老相继仙逝，作为独子的虞君孑然一身，十分孤寂，曾多次邀我共住。鉴于此，我索性搬去他家。
　　虞家是虞洽卿的亲戚，家境殷实。成都北路一条里弄中的一幢二层楼房原属他家，1957年公私合营时底楼被工厂征用，保留了二楼的客堂及东厢房，我就住进东厢房。高大的窗，宽敞的房，虞君有了伴儿，我也不再终日漂泊、任人摆布了。
　　黄妈是跟随虞家逾二十年的保姆，是拉扯着虞君长大的，初见她时大约四十开外，操一口浓重的常熟乡音，梳个“巴巴”髻，人倒干净利索，一身略微泛白的香云纱或浅蓝阴丹士林布大褂，是她最典型的装束。我的到来，为一老一少了无生气的日子注入了些许活力，她为我们烧饭、洗衣、打扫……包揽了全部家务活儿，我则大有“宾至如归”之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一切。从此每天早出晚归，自行车飞出飞进，往返于漕溪北路的片场和这个新家，完成了处女作《5l号兵站》的拍摄。
　　黄妈身体硬朗，365天年中无休，偶有小恙也从不离岗。她为人厚道，遇有言不由衷时，即会被自己出卖：脖子会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摆幅和频率与诚信度成正比，仿佛背负一台自制的测谎仪；大凡疑惑、不满、委屈、愤怒——只要情绪稍有波动皆会摆动起来。我初人住时，她一口一个“先生”叫得我受宠若惊，很不自在，几经交涉才改口为当时的时髦称谓“梁同志”，令我身心舒泰。
　　别看黄妈是文盲，脑子倒挺活络。一次福建话剧团一位战友来上海看我，我不在家，他又急于将一本表演札记留交我，黄妈在二楼窗口与站在弄堂中的他朗声对话，由于语言隔阂，好不容易探明来意，却不见人下楼。少顷，只见一只用绳索缚住的小竹篮徐徐由窗口吊下，俨然是手提的简易升降机，既安全又便捷，确实是妇道人家的明智之举！朋友事后打趣说：“你拍地下斗争电影，把你家保姆也训练得像李奶奶接密电码一样！”天晓得，其实这倒是她的原创！不过，黄妈的形象活脱就是高玉倩在《红灯记》中李奶奶的扮相，这话不假。
　　当年，家用电话尚未普及，传递信息大多通过传呼电话，谁家有屁大的事，一经“传呼”，吆喝得半条弄堂“共同分享”，毫无私密可言。一天我回家，黄妈神秘兮兮地告诉税“厂里来电话，让你明天一早去拿脚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诧异中她进而说：“传呼阿姨讲，一定是你厂里生产的脚盆又好又便宜，方便的话托你买两只。”半晌，我才缓过神来，原来当时厂里正在筹拍《鲁迅传》，制片部门通知演员去厂领取剧本。“剧本”和“脚盆”沪语发音相近，以传呼阿姨的知识层面推断，以讹传讹自然顺理成章了。可叹的是当时物资匮乏得连人们对脚盆也萌生了囤积的意识。
　　一年盛夏，一位本地朋友造访，随携两块当时款待宾客用的“光明牌”中冰砖，因我不在，那人留下冰砖走了。当年没有冰箱，黄妈唯恐冰砖溶化，特意用脸盆盛了凉水，用搪瓷碗倒扣于水中，将冰砖置于碗底对着敞开的窗口……待我回家，冰砖自然早已溶成白色液体了，她闻讯后从床上跳将起来，她想不通为什么此举非但不降温反促使其溶化？待我告诉她应置于保暖的饭窝中，她更惊讶了，头摆动得像拨浪鼓似的，怎么也止不住。
　　回想起来，黄妈对我的关爱是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却时时刻刻，点点滴滴，让你在不经意间领略了她宽厚而原始的母性情怀，使我初涉社会就能衣食不愁，无后顾之忧地全身心投身于挚爱的工作。她洗濯的衣物工整平伏，像熨过一般；她的厨艺也媲美饭庄。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票证时期，她也能变着法儿烧出一桌丰盛的菜肴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买菜是件头疼事，每晚临睡前，她都要征询我与虞君，确定次日菜谱，有时我俩互相推诿，使她难以定夺。一次，她突然发飙，把郁积在心中的话和盘托出：“收音机里整天在讲，现在困难时期，‘有啥吃啥’，你们还算有知识的人，横不好竖不好，叫我哪能办？……”“没有知识的人”一番抢白噎得我们面面相觑，异口同声说：“那你买啥我们吃啥好了，问也不要问！”见我们撒手不管，她又不知所措，只见她的头又神经质地摆动起来，像是装了弹簧的无锡泥偶，十分滑稽。果然，从此我们有啥吃啥，不再挑剔，矛盾转嫁给她以后，她反倒每晚口中念念有词，草拟次日菜单，令人莞尔。其实这也算是个互动游戏，为周而复始的机械生活制造一些乐趣而已。别看她目不识丁，对数字倒有几分灵性，买菜算账从不差分毫，偶尔短缺银两，她硬是倚坐床沿，想出来将账轧平才躺下去。
　　印象中黄妈最风光的一次是在1961年10月初。当时《5l号兵站》在沪首映，为了犒劳虞君和她，我特去影协签了条，到国泰电影院提前买了票。观摩当晚，黄妈穿戴得山清水绿，坐在三轮车上一派贵妇模样，俟进了一片漆黑的、已开映的电影院，随着领票员手电筒巡视，居然无一空座；正纳闷间，经理将我们引出大厅，也许是我取票时疏于查看，原来手执的是昨日的过期票。我一时傻眼，经理认出我是影片主演，知我绝非“蹭戏”之辈，加之看我带着老人，所以破例为我们加了座，解我燃眉之急。这是我第一次与观众一起在剧场观看完成片，十分兴奋。我不知她看懂多少，但我知道她是当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来对待的。
　　白驹过隙，斗转星移，如今旧居已拆除得无影无踪，黄妈早已乘鹤西去。但这里的人和事，老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只能寄情于清风明月了。难怪人说年老易怀旧，那是因为有了历练才更懂得感怀生活、珍惜故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