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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常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做招待服务。我心目中的朱总司令,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待人厚道、非常令人尊敬的普通老人。
痛斥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
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部分单位有关负责人,共七千余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
大家讲得比较多的:一是浮夸风问题,二是特殊化问题。在小型会议上,朱总司令的即席发言,引起了与会者不断的感叹与自责。关于浮夸风,他说:“大家争着放‘高产卫星’,一亩地只有三四百斤的粮食产量,一下吹到几千斤!好,你一个县粮食多到无处存放的地步,不缴足农业税行吗?结果大量占用农民口粮,弄得许多人没有饭吃,有的村庄连树皮草根都吃了,据说还发生过死人的现象。实在瞒不下去了,又要求上面紧急调粮救济。这种愚蠢的做法,不坚决改正,是要祸国殃民的啊!”
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他越说越气愤:“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是人民头上的老爷。”
将兰花全部送往各公园
朱总司令不仅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严格有加,身体力行。
他在北京和外省视察工作时,抽空也观赏过当地比较名贵的兰花品种。兴趣上来,他还能说出不少有关兰花的知识或典故。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朱总司令喜欢兰花,渐渐地便有人当礼物送到中南海。而这些兰花恰好又是接见外宾或会议场所需要的摆饰。于是警卫局行政处决定,在中南海的西楼院内,搭建一个150平米的凉棚,安放几排木质的阶梯型摆架,上面逐层码着北京和外地送来的600多盆兰花。用意是让居住在附近的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首长一边散步,一边观花休息。但实际效果是:真正有时间赏花休息的不是首长,而是机关工作人员。
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发话了。他对警卫局长汪东兴说:“把颐年堂的盆花都撤掉,我家里什么花也不要。开会、办公的地方,就是开会、办公嘛!我们不学封建士大夫提笼架鸟,摆花赏花那一套。”
朱总司令知道毛主席的批评意见后,立刻通知行政处将600多盆兰花全部送往各公园,供游人参观,自己一盆也不留。他还一再强调:“毛主席批评的对,中南海是中央工作所在地。到处摆花、赏花不好,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
“公私分明,干净做人”
在供给制年代,居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首长,基本上都在西楼大厅就餐,紧贴就餐大厅的有一个大厨房叫总特灶。除了提供就餐外,还承担会议招待和宴请外宾的任务。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后,首长们就在自己家里立灶开伙了。
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因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加上住房又不宽裕,所以家庭厨房就设在总特灶的两间小屋内,但冷库是合用的,各种需要保鲜的食品,基本上都存放在一起。可能是朱德怕他的厨师不注意,会随便动用总特灶的东西吧,他夫人康克清当着首长,比较严肃地对我和厨师邓林讲:一、不准以“照顾首长”名义,无偿动用公家的东西;二、因紧急需要,非动用不可时,一定要告诉总特灶负责人(指我),填表登记,按货论价,月底结账。朱总司令听完,又耐心地指出:“国家每月给我们发工资,就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在经济问题上,我们都要做到公私分明,干净做人。”
(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9月上)B⑨
痛斥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
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部分单位有关负责人,共七千余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
大家讲得比较多的:一是浮夸风问题,二是特殊化问题。在小型会议上,朱总司令的即席发言,引起了与会者不断的感叹与自责。关于浮夸风,他说:“大家争着放‘高产卫星’,一亩地只有三四百斤的粮食产量,一下吹到几千斤!好,你一个县粮食多到无处存放的地步,不缴足农业税行吗?结果大量占用农民口粮,弄得许多人没有饭吃,有的村庄连树皮草根都吃了,据说还发生过死人的现象。实在瞒不下去了,又要求上面紧急调粮救济。这种愚蠢的做法,不坚决改正,是要祸国殃民的啊!”
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他越说越气愤:“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是人民头上的老爷。”
将兰花全部送往各公园
朱总司令不仅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严格有加,身体力行。
他在北京和外省视察工作时,抽空也观赏过当地比较名贵的兰花品种。兴趣上来,他还能说出不少有关兰花的知识或典故。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朱总司令喜欢兰花,渐渐地便有人当礼物送到中南海。而这些兰花恰好又是接见外宾或会议场所需要的摆饰。于是警卫局行政处决定,在中南海的西楼院内,搭建一个150平米的凉棚,安放几排木质的阶梯型摆架,上面逐层码着北京和外地送来的600多盆兰花。用意是让居住在附近的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首长一边散步,一边观花休息。但实际效果是:真正有时间赏花休息的不是首长,而是机关工作人员。
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发话了。他对警卫局长汪东兴说:“把颐年堂的盆花都撤掉,我家里什么花也不要。开会、办公的地方,就是开会、办公嘛!我们不学封建士大夫提笼架鸟,摆花赏花那一套。”
朱总司令知道毛主席的批评意见后,立刻通知行政处将600多盆兰花全部送往各公园,供游人参观,自己一盆也不留。他还一再强调:“毛主席批评的对,中南海是中央工作所在地。到处摆花、赏花不好,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
“公私分明,干净做人”
在供给制年代,居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首长,基本上都在西楼大厅就餐,紧贴就餐大厅的有一个大厨房叫总特灶。除了提供就餐外,还承担会议招待和宴请外宾的任务。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后,首长们就在自己家里立灶开伙了。
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因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加上住房又不宽裕,所以家庭厨房就设在总特灶的两间小屋内,但冷库是合用的,各种需要保鲜的食品,基本上都存放在一起。可能是朱德怕他的厨师不注意,会随便动用总特灶的东西吧,他夫人康克清当着首长,比较严肃地对我和厨师邓林讲:一、不准以“照顾首长”名义,无偿动用公家的东西;二、因紧急需要,非动用不可时,一定要告诉总特灶负责人(指我),填表登记,按货论价,月底结账。朱总司令听完,又耐心地指出:“国家每月给我们发工资,就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在经济问题上,我们都要做到公私分明,干净做人。”
(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9月上)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