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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世纪40年代，钱歌川海外归国，从都市中“出走”，流寓西南6年，身份的交织，一方面激起他沉睡的文人济世灵魂，另一面从个人气质中定位的“闲人”约束着他成为完全的革命者，多重苦闷纠缠于身，也成就了钱氏西南流寓创作的灵肉撕裂，意外成为中国现代文人创作的亮点。
关键词：钱歌川 文人济世 闲人 灵肉撕裂
依据中国现代文学史，大概能够给现代知识分子画像：“五四”时期的启蒙者、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革命者。整个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围绕着“启蒙”和“革命”，不断转换着“自我”，寻找最适合的身份定位。20世纪40年代，国家危亡时刻，以上海都市流寓转至大后方的海派作家为代表，个体与时代的冲突，反映了社会变革中个体与社会的“遥望”关系。或许是钱歌川的翻译成就太过于卓越，使其难以在现代散文领域占有重要席位。从文风来看，现代散文创作谁能超过鲁迅文笔的辛辣，冲淡平和气质又尤以周作人为代表，但钱歌川的散文风格不专型，顺时而变，不极端，也不中庸，既有文人的一份倔强气质，又杂糅一缕市民的烟火气，看似不争不抢，却尽显普罗大众生活姿态。
1939年，钱歌川从新加坡归国，承好友之邀担任时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2年至1945年将工作重心转至陪都重庆，先后任《世说》主编、《新中华》杂志编辑，同时在好几所学校兼职任教，直到抗战胜利随团往日本。钱氏流寓西南分成两个创作阶段，两部散文集《偷闲絮语》和《巴山随笔》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前期主要是在武汉大学（乐山）任教，不论是文章内容选择还是对时事的看法，都偏学院派，《偷闲絮语》中的篇目大多关于大学课堂教学知识，钱氏将文人特有的诗意带入自己的散文，作品还带有都市精英气质。后来流寓至重庆，《巴山随笔》创作时间已是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也逐渐崩溃，都市职业精英也在颓败的经济环境中褪下光鲜的身份认知，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在作品中倾诉自己的“家长里短”，书写生活日常性。
钱歌川流寓西南6年，历史推着他不断走向时代的核心，与其个性发生碰撞，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其天然的独立性在灵魂上赋予了他家国情怀和批判使命。另一方面，从钱歌川个人气质来说，他的精神却从未在自我定位上迷失过：他就是一个都市中“出走”、“偷闲”写“絮语”的“闲人”。两种身份意识的交织，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包括钱歌川在内的海派作家，必须面对的庸常处境：难弃的都市气息、原生的济世情结、困窘的个体生活。多重苦闷纠缠，竟也以一种灵肉撕裂的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
一.诗意文人钱歌川
（一）济世文人
回归祖国，流寓西南，是钱歌川济世情结的关键一步，是他从都市出走的第一步，但他还是带着精英文人的气质，又有属于钱歌川特殊的诗意。1939年，钱歌川放弃异国舒适的工作生活環境，怀着文人济世情结，执意回到已残破不堪的祖国，他说：“我住在新加坡，有固定职业，生活相当舒服，本可苟安一时，但心里总想着回国去，投身于那个大时代的核心，以尽国民的一份职责。”[1]“然而这是中国的土地，无论它怎样黑暗，怎样狭小，怎样肮脏，我都感着一种爱慕与依恋，在外国虽有物质上的享受，然而远不及这种精神的慰藉来得舒贴。”[2]钱歌川盛名于1930年代的上海，广泛结交各界人士，丰子恺、叶圣陶、施蛰存等是他的好友。在参加活动过程中，与政界人士也有联系，如顾维钧、朱世明等。在重庆期间，他经常参与朋友们的讨论，“虽然对政治没有野心，对他们谈国事也颇感兴趣，所以每会必到”。
早在1930年代，钱歌川刚以《北平夜话》闯入文坛不久，他原生的济世灵魂就已被激发。《新中华》杂志原是商业竞争的产物，所以杂志整体运营首先考虑读者市场因素，但包括钱歌川在内的杂志同人们也奋力将他们的济世情怀嵌入狭小的商业缝隙中。发刊词如此写道：“本社同人，极愿集合海内外之关心国事者，共谋介绍时代知识于大众之前，以尽匹夫之责，而共负此第一重之使命。”杂志的宗旨定为“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这是一个信息普及阵地，也是传袭“文人论证”传统的公共空间。1943年杂志再次复刊，为了适应当时全中国的抗战环境，《新中华》杂志主旨也随时代发生了改变，改为了“发扬民族精神，灌输现代知识，提倡学术风气，注重战后建设”。[3]杂志编辑为公众言论创造一个“公共空间”，刊发公共言论是代表群体意志试图影响舆论。钱歌川在英国新闻处任职，后又因为兄长介绍辞职转任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经济情报分析处翻译中心译员，为美国军方翻译拦截到的日军电报，并在多个大学兼职，闲时写作，他的职业给了他接近时代中心的机会，有意无意间，竟也助力他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淑世救国使命。
（二）异类文人
抗战使得大半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聚集于西南地区，大部分的文学思想都带有口号性，一味的强调文学宣传而忽略了文学审美性。当时的钱歌川就像一个异类，关注已经“过去”的“文学革命”，呼唤着文学的内部变革。钱歌川用纯文学的角度审视当时的文学，倾注了他“异类”的文艺观。
他选择最容易袒露灵魂的散文文体进行创作，是他认定了散文是最能靠近心灵的一种文学书写方式。作为文人，钱歌川将批判职能发挥在刀刃上，他是一名小品文作家，他对文学本质，尤其是小品文特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自己对新文学传承责无旁贷：“当今许多文人，只知一味轻视国故，等到自己动起笔来，便感到词藻的不足，而要拼命地搜索枯肠，或向故纸堆中去乞援，结果弄得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误人误己，使得中国的新文学，蒙上了一重暗影，遮断着光明的前途。爱护新文学的人，实在不能再坐视不顾了，我希望他们能起来，一面充实自己的修养，一面以春秋之笔，来清除一下这些障碍，以便使我们的白话文健全起来，而成为表现新文学的健全有力的工具。”[4]钱歌川一直都甘于做一名文学的“留守者”，即便抗战时期主流的宣传文学锣鼓喧天，他却“岿然不动”，能理智沉静地思考文学的本质。他认为，“一切的文学作品都是宣传文学，但一切的宣传文学未必都是文学作品。我们抗战宣传文学，就很少有文学作品，现在流行的抗战八股，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老话，已经没有人要读了。”[5]“不能专喊空口号，一定要有事实去做题材。……这样一来，我们虽不直接宣传，却能收宣传之效于无形。”[6]谈新诗，他指出：“我们今日写新诗，当然要以现代语为主，不宜采用文言文或前朝的白话……而且要尽量地把现代的新名词和新事物织进诗里，以反映出我们的时代来。新诗应当采用活的言语，才能使现代人的生活活跃纸上。……新诗一定要具有现代性……”[7]他还专门谈“写信的艺术”，谈藏书与读书，甚至谈春画……这一切似乎与当时中国主流抗战观念格格不入，但他却乐在其中。他的文学观念是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上，无形中就要为中国本位文化“打广告”。说国语，他认为，中国本来没有的东西选择外来音译是可行的，但是“邮票一定要叫士担，罂粟一定叫波华”，这就不敢苟同了。[8] 流寓西南6年，职业与环境赋予钱歌川时代职责，一方面肩负着文人济世责任，为祖国抗战作出贡献，一方面时代文学的变化又让他不得不表明自己对文学本质的见解。期间，钱歌川完成了文人在特定时代中应该持有的济世情怀，成就了属于他的文人诗意，但这不是完整的他，或者说这不是钱歌川最想表达的自己，他自我定义中的终极使命依然还是“闲人”，而在祖国西南，他就是从都市归来的“闲人”。
二.都市归人钱歌川
抗战时期的祖国西南，聚集了当时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抗战环境外在构建了他们的主流世界观，政治性渗透至文学创作深处，时刻彰显家国崇高格局，日常性被时代边缘化，个体“人”的特征被无限削弱。流寓西南的钱歌川深谙中国文化精髓，也深谙西方文化运行规则，他身负文人使命，却更愿意自我定义为“闲人”，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夹缝中书写个体生活的日常，稀释知识分子的精英气质。他身上集合的诗意与烟火又不是中庸气质，是一种文人屈伸域（张力）的彰显。
钱歌川的家族只是期望他“做一个自食其力有出息的人”，他到日本留学，考取公费学校，也只是为了出息，出人头地，换句话说，这不过是对“谋生”的高级式表达。钱歌川虽出生在湖南芷江，却学在日本，鸣于上海，游历英伦，20世纪40年代归国流寓抗战大后方，他的行迹和散文作品都证明了这是一位真真切切的都市归人。即便他的作品还带些许精英印迹，也逐渐在生活写作中磨去了知识分子可望不可即的崇高感。无论他在作品中用了什么黑色幽默手法“戏弄”那个时代，《巴山随笔》这部散文集还是处处可见这位学者型作家身在乱世的沧桑与无奈。
刘震云曾写道：“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9]1940年代的中国西南后方，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每况愈下，逐渐崩溃，原本走在国家学术和知识金字塔顶尖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回归平凡，直面需求最底层——生存。钱歌川本就从都市而来，“写文谋生”于他来说轻车就熟，所以他书写生活的苦闷，暗含着对时代的不满——大学教授行走在上班路上，偶见坐洋车赶路人，细看下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学生，辛酸感顿然而生：“想到现时在大学里教书，真不如在大学里读书好。……乘洋车并不是怎样阔绰的事，值不得羡慕，更无从惹起感慨。这在平时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你要晓得惟其是乘洋车并非阔绰，才使我发生感慨，因为我们现在连这种起码的代步工具都雇不起了。教师无钱乘车，而学生倒反可以，岂不是有点反常，而自然要令我感到零落。”[10]20世纪20年代，鲁迅批判国民性是为了“立人”，而解放思想的基本条件是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但在20世纪中期，战争将中国人民的需求倒退至最基本的生存层次，承担着解放思想职责的大学教授竟在发出对于生存的呐喊，这不得不说是对那个时代莫大的嘲讽。还不止于此，《巴山随笔》像记事本，记录了他收也收不住的“牢骚体”：是牢骚，是批判，是怨言，更是钱歌川的黑色幽默。《风雨故人》写道：“……入冬以后是小偷们特别活动的时期。他们几乎是每夜都来的，只要有隙可乘，便将大显身手。我家第一次失窃，是因为窗门没有关好。有了那次失误，我们便异常当心，不仅每个窗子都上锁，窗板上都扣着铁钉，而且还把我的卧室和书房里的窗子都用绳子联系着，然后再在床头悬一响铃。……在十一月下旬一个风寒的黑夜，我们竟第二次被盗了。那几天曼儿生病，她的母亲怕她夜里冷，特把我们自己盖的毛毯，拿去给她盖上。不意那铺毛毯一离开我的床，就落到贼子手里去了。”[11]这就是一位普通民众在向苦诉自己的遭遇，而这也是作家钱歌川。他更是拿自己与历史人物作比，悲叹乱世中“百无一用是书生”：“诗人岑参悲其所遇非时，而有‘早知逢世乱，少小漫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之叹。真的，文人逢到乱世，既不能荷枪杀敌，又无力挽车挑水，只靠一点知识问世，不饿死已算侥幸了。”[12]“兵乱连年事事非，书生瘠瘦贩夫肥;谋身自悔攻儒术，点检行囊鬻旧衣。”[13]乱世也出枭雄，但乱世也埋葬了无数文人的家国理想。钱歌川是自称“闲人”，流寓后方，以市民眼光记录乱世下普通人难以为继的生活困境。《巴山随笔》序言中他这样写：“放翁驴背石湖船，同是游踪遍两川。今日我来风景异，河山知否似当年！”[14]一个“异”字，既写家国河山已不复当年模样，又写此刻书写者的心境已染蒙苍凉，从都市归来的知识分子，要以市民的口吻，将他的生活日常娓娓道来，这看似远离了时代中心，却始终在旋涡里，转不开，脱不去。
一位市民有一种生活，千万市民汇集一个时代。都市归人钱歌川，褪下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外衣，变身乱世中的普通市民，以己为样，纪实性书写个体生活日常，用幽默的方式记录抗战大后方普通民众的普通生活。这或许是钱歌川最想示人的一面，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俯视人间，也没有幽暗世界难以承受的痛楚，他就是乱世里最为普通又最为大众的市民。
流寓西南的钱歌川，是文人，身怀济世使命，在时代中心却也将其灵魂深处的独立和批判精神附着于对文学的态度，这是他作为文人自带滤镜的精神洁癖，也是钱歌川的文人诗意。家国在胸，却在作文性格上从不屈服于主流，“闲人”是对自我身份的一个定位，也是对自身处境的一个暗讽。一个从都市中出走的“偷闲”文人，实实在在成为抗战后方的市民，细细体味生活最基本的琐碎。当文人与市民身份重叠在一个钱歌川身上，从其创作看来，是丰富了文风，但从钱歌川本人来说，或许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性，这这种复杂，是一种灵与肉的撕裂。最终的归结，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知被时代打散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了。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钟叔河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陈啸.“偷闲”絮语——钱歌川散文论[J].名作欣赏.2012年第29期.
[4]王嵩.如嚼橄榄 深有余味——钱歌川散文风格论[J].闽江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5]阎嘉.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注 释
[1]钱歌川：《重游新加坡》，《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钱歌川：《空袭一晚》，《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
[3]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6页.
[4]钱歌川：《文人的词藻》，《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0页.
[5]钱歌川：《抗战之宣传与文学》，《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页.
[6]钱歌川：《抗战之宣传与文学》，《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398页.
[7]钱歌川：《谈新诗》，《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3页.
[8]钱歌川：《国语的充实》，《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7页.
[9]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10]钱歌川：《步行偶感》，《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
[11]钱歌川：《风雨故人》，《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3-484页.
[12]钱歌川：《大时代中的小事》，《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13]钱歌川：《大时代中的小事》，《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499页.
[14]钱歌川：《巴山随笔代序》，《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
（作者单位：黔西南州广播电视大学）
关键词：钱歌川 文人济世 闲人 灵肉撕裂
依据中国现代文学史，大概能够给现代知识分子画像：“五四”时期的启蒙者、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革命者。整个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围绕着“启蒙”和“革命”，不断转换着“自我”，寻找最适合的身份定位。20世纪40年代，国家危亡时刻，以上海都市流寓转至大后方的海派作家为代表，个体与时代的冲突，反映了社会变革中个体与社会的“遥望”关系。或许是钱歌川的翻译成就太过于卓越，使其难以在现代散文领域占有重要席位。从文风来看，现代散文创作谁能超过鲁迅文笔的辛辣，冲淡平和气质又尤以周作人为代表，但钱歌川的散文风格不专型，顺时而变，不极端，也不中庸，既有文人的一份倔强气质，又杂糅一缕市民的烟火气，看似不争不抢，却尽显普罗大众生活姿态。
1939年，钱歌川从新加坡归国，承好友之邀担任时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2年至1945年将工作重心转至陪都重庆，先后任《世说》主编、《新中华》杂志编辑，同时在好几所学校兼职任教，直到抗战胜利随团往日本。钱氏流寓西南分成两个创作阶段，两部散文集《偷闲絮语》和《巴山随笔》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前期主要是在武汉大学（乐山）任教，不论是文章内容选择还是对时事的看法，都偏学院派，《偷闲絮语》中的篇目大多关于大学课堂教学知识，钱氏将文人特有的诗意带入自己的散文，作品还带有都市精英气质。后来流寓至重庆，《巴山随笔》创作时间已是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也逐渐崩溃，都市职业精英也在颓败的经济环境中褪下光鲜的身份认知，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在作品中倾诉自己的“家长里短”，书写生活日常性。
钱歌川流寓西南6年，历史推着他不断走向时代的核心，与其个性发生碰撞，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其天然的独立性在灵魂上赋予了他家国情怀和批判使命。另一方面，从钱歌川个人气质来说，他的精神却从未在自我定位上迷失过：他就是一个都市中“出走”、“偷闲”写“絮语”的“闲人”。两种身份意识的交织，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包括钱歌川在内的海派作家，必须面对的庸常处境：难弃的都市气息、原生的济世情结、困窘的个体生活。多重苦闷纠缠，竟也以一种灵肉撕裂的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
一.诗意文人钱歌川
（一）济世文人
回归祖国，流寓西南，是钱歌川济世情结的关键一步，是他从都市出走的第一步，但他还是带着精英文人的气质，又有属于钱歌川特殊的诗意。1939年，钱歌川放弃异国舒适的工作生活環境，怀着文人济世情结，执意回到已残破不堪的祖国，他说：“我住在新加坡，有固定职业，生活相当舒服，本可苟安一时，但心里总想着回国去，投身于那个大时代的核心，以尽国民的一份职责。”[1]“然而这是中国的土地，无论它怎样黑暗，怎样狭小，怎样肮脏，我都感着一种爱慕与依恋，在外国虽有物质上的享受，然而远不及这种精神的慰藉来得舒贴。”[2]钱歌川盛名于1930年代的上海，广泛结交各界人士，丰子恺、叶圣陶、施蛰存等是他的好友。在参加活动过程中，与政界人士也有联系，如顾维钧、朱世明等。在重庆期间，他经常参与朋友们的讨论，“虽然对政治没有野心，对他们谈国事也颇感兴趣，所以每会必到”。
早在1930年代，钱歌川刚以《北平夜话》闯入文坛不久，他原生的济世灵魂就已被激发。《新中华》杂志原是商业竞争的产物，所以杂志整体运营首先考虑读者市场因素，但包括钱歌川在内的杂志同人们也奋力将他们的济世情怀嵌入狭小的商业缝隙中。发刊词如此写道：“本社同人，极愿集合海内外之关心国事者，共谋介绍时代知识于大众之前，以尽匹夫之责，而共负此第一重之使命。”杂志的宗旨定为“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这是一个信息普及阵地，也是传袭“文人论证”传统的公共空间。1943年杂志再次复刊，为了适应当时全中国的抗战环境，《新中华》杂志主旨也随时代发生了改变，改为了“发扬民族精神，灌输现代知识，提倡学术风气，注重战后建设”。[3]杂志编辑为公众言论创造一个“公共空间”，刊发公共言论是代表群体意志试图影响舆论。钱歌川在英国新闻处任职，后又因为兄长介绍辞职转任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经济情报分析处翻译中心译员，为美国军方翻译拦截到的日军电报，并在多个大学兼职，闲时写作，他的职业给了他接近时代中心的机会，有意无意间，竟也助力他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淑世救国使命。
（二）异类文人
抗战使得大半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聚集于西南地区，大部分的文学思想都带有口号性，一味的强调文学宣传而忽略了文学审美性。当时的钱歌川就像一个异类，关注已经“过去”的“文学革命”，呼唤着文学的内部变革。钱歌川用纯文学的角度审视当时的文学，倾注了他“异类”的文艺观。
他选择最容易袒露灵魂的散文文体进行创作，是他认定了散文是最能靠近心灵的一种文学书写方式。作为文人，钱歌川将批判职能发挥在刀刃上，他是一名小品文作家，他对文学本质，尤其是小品文特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自己对新文学传承责无旁贷：“当今许多文人，只知一味轻视国故，等到自己动起笔来，便感到词藻的不足，而要拼命地搜索枯肠，或向故纸堆中去乞援，结果弄得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误人误己，使得中国的新文学，蒙上了一重暗影，遮断着光明的前途。爱护新文学的人，实在不能再坐视不顾了，我希望他们能起来，一面充实自己的修养，一面以春秋之笔，来清除一下这些障碍，以便使我们的白话文健全起来，而成为表现新文学的健全有力的工具。”[4]钱歌川一直都甘于做一名文学的“留守者”，即便抗战时期主流的宣传文学锣鼓喧天，他却“岿然不动”，能理智沉静地思考文学的本质。他认为，“一切的文学作品都是宣传文学，但一切的宣传文学未必都是文学作品。我们抗战宣传文学，就很少有文学作品，现在流行的抗战八股，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老话，已经没有人要读了。”[5]“不能专喊空口号，一定要有事实去做题材。……这样一来，我们虽不直接宣传，却能收宣传之效于无形。”[6]谈新诗，他指出：“我们今日写新诗，当然要以现代语为主，不宜采用文言文或前朝的白话……而且要尽量地把现代的新名词和新事物织进诗里，以反映出我们的时代来。新诗应当采用活的言语，才能使现代人的生活活跃纸上。……新诗一定要具有现代性……”[7]他还专门谈“写信的艺术”，谈藏书与读书，甚至谈春画……这一切似乎与当时中国主流抗战观念格格不入，但他却乐在其中。他的文学观念是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上，无形中就要为中国本位文化“打广告”。说国语，他认为，中国本来没有的东西选择外来音译是可行的，但是“邮票一定要叫士担，罂粟一定叫波华”，这就不敢苟同了。[8] 流寓西南6年，职业与环境赋予钱歌川时代职责，一方面肩负着文人济世责任，为祖国抗战作出贡献，一方面时代文学的变化又让他不得不表明自己对文学本质的见解。期间，钱歌川完成了文人在特定时代中应该持有的济世情怀，成就了属于他的文人诗意，但这不是完整的他，或者说这不是钱歌川最想表达的自己，他自我定义中的终极使命依然还是“闲人”，而在祖国西南，他就是从都市归来的“闲人”。
二.都市归人钱歌川
抗战时期的祖国西南，聚集了当时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抗战环境外在构建了他们的主流世界观，政治性渗透至文学创作深处，时刻彰显家国崇高格局，日常性被时代边缘化，个体“人”的特征被无限削弱。流寓西南的钱歌川深谙中国文化精髓，也深谙西方文化运行规则，他身负文人使命，却更愿意自我定义为“闲人”，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夹缝中书写个体生活的日常，稀释知识分子的精英气质。他身上集合的诗意与烟火又不是中庸气质，是一种文人屈伸域（张力）的彰显。
钱歌川的家族只是期望他“做一个自食其力有出息的人”，他到日本留学，考取公费学校，也只是为了出息，出人头地，换句话说，这不过是对“谋生”的高级式表达。钱歌川虽出生在湖南芷江，却学在日本，鸣于上海，游历英伦，20世纪40年代归国流寓抗战大后方，他的行迹和散文作品都证明了这是一位真真切切的都市归人。即便他的作品还带些许精英印迹，也逐渐在生活写作中磨去了知识分子可望不可即的崇高感。无论他在作品中用了什么黑色幽默手法“戏弄”那个时代，《巴山随笔》这部散文集还是处处可见这位学者型作家身在乱世的沧桑与无奈。
刘震云曾写道：“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9]1940年代的中国西南后方，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每况愈下，逐渐崩溃，原本走在国家学术和知识金字塔顶尖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回归平凡，直面需求最底层——生存。钱歌川本就从都市而来，“写文谋生”于他来说轻车就熟，所以他书写生活的苦闷，暗含着对时代的不满——大学教授行走在上班路上，偶见坐洋车赶路人，细看下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学生，辛酸感顿然而生：“想到现时在大学里教书，真不如在大学里读书好。……乘洋车并不是怎样阔绰的事，值不得羡慕，更无从惹起感慨。这在平时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你要晓得惟其是乘洋车并非阔绰，才使我发生感慨，因为我们现在连这种起码的代步工具都雇不起了。教师无钱乘车，而学生倒反可以，岂不是有点反常，而自然要令我感到零落。”[10]20世纪20年代，鲁迅批判国民性是为了“立人”，而解放思想的基本条件是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但在20世纪中期，战争将中国人民的需求倒退至最基本的生存层次，承担着解放思想职责的大学教授竟在发出对于生存的呐喊，这不得不说是对那个时代莫大的嘲讽。还不止于此，《巴山随笔》像记事本，记录了他收也收不住的“牢骚体”：是牢骚，是批判，是怨言，更是钱歌川的黑色幽默。《风雨故人》写道：“……入冬以后是小偷们特别活动的时期。他们几乎是每夜都来的，只要有隙可乘，便将大显身手。我家第一次失窃，是因为窗门没有关好。有了那次失误，我们便异常当心，不仅每个窗子都上锁，窗板上都扣着铁钉，而且还把我的卧室和书房里的窗子都用绳子联系着，然后再在床头悬一响铃。……在十一月下旬一个风寒的黑夜，我们竟第二次被盗了。那几天曼儿生病，她的母亲怕她夜里冷，特把我们自己盖的毛毯，拿去给她盖上。不意那铺毛毯一离开我的床，就落到贼子手里去了。”[11]这就是一位普通民众在向苦诉自己的遭遇，而这也是作家钱歌川。他更是拿自己与历史人物作比，悲叹乱世中“百无一用是书生”：“诗人岑参悲其所遇非时，而有‘早知逢世乱，少小漫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之叹。真的，文人逢到乱世，既不能荷枪杀敌，又无力挽车挑水，只靠一点知识问世，不饿死已算侥幸了。”[12]“兵乱连年事事非，书生瘠瘦贩夫肥;谋身自悔攻儒术，点检行囊鬻旧衣。”[13]乱世也出枭雄，但乱世也埋葬了无数文人的家国理想。钱歌川是自称“闲人”，流寓后方，以市民眼光记录乱世下普通人难以为继的生活困境。《巴山随笔》序言中他这样写：“放翁驴背石湖船，同是游踪遍两川。今日我来风景异，河山知否似当年！”[14]一个“异”字，既写家国河山已不复当年模样，又写此刻书写者的心境已染蒙苍凉，从都市归来的知识分子，要以市民的口吻，将他的生活日常娓娓道来，这看似远离了时代中心，却始终在旋涡里，转不开，脱不去。
一位市民有一种生活，千万市民汇集一个时代。都市归人钱歌川，褪下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外衣，变身乱世中的普通市民，以己为样，纪实性书写个体生活日常，用幽默的方式记录抗战大后方普通民众的普通生活。这或许是钱歌川最想示人的一面，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俯视人间，也没有幽暗世界难以承受的痛楚，他就是乱世里最为普通又最为大众的市民。
流寓西南的钱歌川，是文人，身怀济世使命，在时代中心却也将其灵魂深处的独立和批判精神附着于对文学的态度，这是他作为文人自带滤镜的精神洁癖，也是钱歌川的文人诗意。家国在胸，却在作文性格上从不屈服于主流，“闲人”是对自我身份的一个定位，也是对自身处境的一个暗讽。一个从都市中出走的“偷闲”文人，实实在在成为抗战后方的市民，细细体味生活最基本的琐碎。当文人与市民身份重叠在一个钱歌川身上，从其创作看来，是丰富了文风，但从钱歌川本人来说，或许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性，这这种复杂，是一种灵与肉的撕裂。最终的归结，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知被时代打散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了。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钟叔河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陈啸.“偷闲”絮语——钱歌川散文论[J].名作欣赏.2012年第29期.
[4]王嵩.如嚼橄榄 深有余味——钱歌川散文风格论[J].闽江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5]阎嘉.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注 释
[1]钱歌川：《重游新加坡》，《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钱歌川：《空袭一晚》，《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
[3]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6页.
[4]钱歌川：《文人的词藻》，《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0页.
[5]钱歌川：《抗战之宣传与文学》，《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页.
[6]钱歌川：《抗战之宣传与文学》，《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398页.
[7]钱歌川：《谈新诗》，《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3页.
[8]钱歌川：《国语的充实》，《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7页.
[9]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10]钱歌川：《步行偶感》，《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
[11]钱歌川：《风雨故人》，《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3-484页.
[12]钱歌川：《大时代中的小事》，《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13]钱歌川：《大时代中的小事》，《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499页.
[14]钱歌川：《巴山随笔代序》，《钱歌川文集》（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
（作者单位：黔西南州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