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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英语世界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或词汇，这就是“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这一专业术语是由国际投行巴克莱资本公司于2013年6月底提出的，特指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巴克莱所提的“李克强经济学”只是一个初略的概念，它大致把握了李克强总理上任三个月的经济思路和经济政策取向，并非完整的经济政策体系。后来，“李克强经济学”这一概念又经过了国内外学者的进一步解读，并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
“李克强经济学”核心内容包含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也被解读为“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1）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2）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3）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2014年5月，“新常态”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之中。当时，习近平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人们一般简称为“习近平新常态”（Xi Jinping's new normal）。
2014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问计当前经济形势，再次提到“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8月4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刊登特别报道及评论员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多角度阐释。
事实上，“习近平新常态”与“李克强经济学”在对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及政策理念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认定30年来中国GDP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低于8%，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将成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中。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一直保持年均10%以上的GDP增长，曾经是一种常态，那么，将来转入7%左右的GDP增长则是另一种“新常态”。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十分丰富，但抽象起来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放弃过去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集约化、内涵式、质量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追求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均衡。二是摒弃过去GDP挂帅的单一政绩考核理念，将生态环境与民生福利放在重要位置，10%以上的GDP高增长已成为历史，7%左右的GDP增长将成为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间，中国GDP增长了155倍，名义GDP年均增长15.5%。按名义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在如此庞大的“基数”面前，中国要想继续保持10%以上的GDP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很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带来了GDP的一路狂奔、高速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的代价是巨大的。
首先，重工业化与产能过剩。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化工业的飞速发展（参见表1），其实质是“重工业化”。它主要表现为重化工业产能的无度扩张，直至重化工业产能的全面过剩，随之而来的便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枯竭、环境及生态遭到严重破坏。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粗钢产量是世界前25大产钢国的总和，为此，中国消耗了世界铁矿石的70%，其中，60%的铁矿石依赖进口。与此同时，中国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两国总和，低端汽车的大扩容、大普及，不仅造成城市交通拥堵，而且更是造成大气严重污染的元凶。1980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169万桶，2012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1028万桶，其中60%的原油依赖进口。
其次，大城市化与房地产泡沫。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未有效带动常规的城市化进程。由于重化工业主要在大城市扎堆，伴随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经济变得更加空虚和脆弱，城乡分割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然而，十年房地产大开发、大泡沫，极好地迎合了大城市的“地皮扩张”及城市居民的炒房囤房激情，十年间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变成了“特大城市”，也就是说，房地产大开发使得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越变越小，农村似乎变得越来越落后。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两个“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大小城市两极分化。
第三，微笑曲线低端的贸易大国。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几乎没有多大规模的商品进出口，而且一直处在贸易赤字状态。2011年和201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分别突破3万亿美元和4万亿美元大关。为此，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确立，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尽管如此，在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中，我们仍是一个服务贸易的赤字国，即便在货物贸易中，我们出口换汇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跌价型产品为主，比方，服装、纺织品、皮鞋布鞋、玩具、塑料制品等；而在中国进口商品中，则大多为资源型、高附加值、涨价型产品，比方，原油、成品油、铁矿石、小麦、大豆、飞机、豪华小轿车等。尤其是在国际分工的微笑曲线中，中国仍处在“代工厂”或“加工中心”的产业链低端，而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产业链则撑控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包括研发、设计、渠道和服务等环节。这很显然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符。
第四，产业结构落后与扭曲。从经济结构来看，30多年来的GDP高增长，却并未有效推动产业升级。中国GDP结构与就业结构不仅产业层次较低，而且极不对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相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与就业在三大产业结构上，表现出了低层次及不对称的特点。截至2013年底，中国33.6%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仅创造了10%的GDP，这表明了中国农业的低效与落后；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创造了GDP的约44%，但仅吸纳了30%的劳动力，这表明“产值工业化”并不能拉动同比例就业；2013年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仍只有46%，不足50%，这表明中国快速工业化并未同步推动城镇化及第三产业大发展。
第五，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大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成本也在不断地提高。一方面，劳工人权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与保护，雇员福利包括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两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成为职工维权的主战场，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另一方面，地皮价格及房租的不断上涨，以及排污成本和治污成本高企，都在考验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及研发创新能力。
李克强总理对经济新常态的表述和主张，更多地集中在“新货币政策”理念与导向上。其中，“保持定力”是李总理对新货币政策特征的精准表达和形象描述。
在2014年初“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了新货币政策的“三不原则”，他指出：“去年上半年，国际上出现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声音，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去年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广义货币M2增长13.6%，符合调控需求。”
2014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出席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对话交流时，再次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新货币政策的明确态度，他指出：“中国去年以来一直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因为池子里货币已经很多了，我们不可能再依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今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只有12.8%，在控制范围之内。”
很显然，从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将“新货币政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16个字：保持定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不乱放水。新政策目标就是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货币政策要求我们转变传统思路，开启新思维。可以预言，新货币政策环境将会呈现出以下几大趋势：
第一，中国将由商品输出大国转向资本输出大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大量引进外资，不但很快摆脱了外汇资金短缺的局面，而且成为了世界最大商品输出国及外汇储备国（参见表2）。20世纪80年代，我们基本上是外汇零储。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95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比世界第二的日本还高出两倍。此外，中国黄金储备在30多年间也增长了将近两倍。庞大的国际储备，意味着中国拥有了“走出去”的足够信心、勇气和资本。
外汇储备及黄金储备的巨额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品出口创汇，二是引进外资。自改革开放初期外资首次进入中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从数十亿美元到数百亿美元，再到现在的1000多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入大国，但自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迫使大量国内资本“走出去”，寻找海外投资新机会。金融危机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规模不足百亿美元，但最近短短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100多亿美元剧增至现在的1000亿美元左右，几乎与实际利用外资年度规模持平，似乎在转瞬之间中国已成为了世界资本输出大国。
产能过剩必然伴随资本过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可以在国外直接投资办厂，而且更可以兼并收购外国企业。除了中国并购世界的新趋势，同时还出现了中国消费世界的新景象。随着近十年小轿车大普及以及房地产大开发，居民收入节余剧增，出国旅游、境外购物，甚至移民海外已成为富有的中国人走出去的巨大冲动。这一切都将改变过去资本净输入，并将构筑一个资本输出大国的新格局。
第二，外贸平衡、资本输出必将对冲外汇占款规模，为货币被动发行减压。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严格的外汇管制，而且汇率生成机制尚不能真正市场化，在外贸顺差及资本顺差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确保出口导向战略不动摇，中央银行被迫从银行间外汇市场源源不断地大量买入外汇，它一方面导致了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则通过“外汇占款”被动过度发行人民币（参见表3）。这正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制度根源。这虽是一种“国家比较利益”的被迫选择，但它不仅造成了外汇储备的大量闲置与损失，而且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国内购买力下降。
出口导向战略作用的充分发挥，我们不得不通过巨额的出口退税及财政补贴鼓励出口，其实质是拿财政的钱来补贴进口国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政策作用的结果，不是扩大内需，而是刺激了国外消费者，提高了外国居民的消费质量，反过来，约束了国内消费，降低了国内居民的消费质量。
因此，随着中国并购世界、中国消费世界格局的出现，在货物贸易及资本流动上就会表现出更加均衡、对称的特点，这将有利于中国扩大商品进口，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同时借助资本输出缓解外汇储备无度增长，从而能有效消减“外汇占款”，并能有效化解人民币被逼投放的风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保持人民币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的高度统一，进而顺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三，提高货币存量使用效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2008年初，央行定下当年新增贷款目标不能超过上一年，即控制在3.63万亿元，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年实际执行的结果为4.91万亿元，远超年初目标。4万亿的救市计划使得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高达9.59万亿元，较上年几乎翻番，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2010年新增贷款继续维持高位，达7.95万亿元。2011年7.47万亿元，2012年8.2万亿元，2013年8.89万亿元。五年间银行累计新增贷款接近50万亿元。这是中国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也是银行资产飞速扩张的主要原因。
截至2013年底，中国货币存量（广义货币M2）高达110万亿元，相当于GDP的两倍；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更是高达150多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66倍，接近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两倍！
然而，尽管如此，2013年上半年，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度异常升高，市场惊呼“银行差钱”、“银行钱荒”。在如此庞大的货币存量之下，银行居然“差钱”，原因何在？第一，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信贷规模一直保持高速扩张，一旦遇到货币投放放缓，银行就会感到明显不适。第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与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它一方面大幅推高了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另一方面则直接造成了银行存款的分流。第三，近十年来，随着房地产大开发、大泡沫，以及重化工业产能的无度扩张，这使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被占用、被沉淀、被冻结，社会资金周转和使用效率大打折扣，这使得相当于GDP两倍的庞大货币存量居然满足不了货币流通的需要。
因此，“保持定力”的新货币政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自然诞生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控制住货币投放的过快增长，才能真正抑制银行信贷的无度扩张，并倒逼银行盘活信贷存量、优化信贷增量，以此解决银行信贷资金的低效周转及不良贷款率的反弹。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货币政策强调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让社会融资多元化、多样化，从而分散银行信贷压力，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及银行信贷结构。这既是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重要体现。
然而，相对银行业（间接融资）而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仍是“短板”，还很弱势。很显然，两者之间极不协调、不匹配。中国的银行业很强势，体量也很庞大，银行业总资产相当于GDP的2.66倍，但国内股票总市值仅占GDP的四成略多，企业债券余额占GDP比重也不足20%。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规模更加狭小，占GDP的比重仅为5%。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规模，既要做大场外市场，更要做强场内市场；既要发展公募市场，也要发展私募市场；既要发展金融现货市场，也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改善社会融资结构及信贷结构，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切实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新货币政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具体体现与落实。“保持定力”是新货币政策的内核，它将通过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增速，倒逼市场主体盘活资金存量，优化资金增量，提高社会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并以此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这是央行在货币超发、产能过剩时代的必然选择。资本市场是盘活存量、结构调整的主战场；控制银行信贷无度扩张、做大做强直接融资，是新货币政策的新起点。
作者为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李克强经济学”核心内容包含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也被解读为“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1）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2）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3）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2014年5月，“新常态”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之中。当时，习近平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人们一般简称为“习近平新常态”（Xi Jinping's new normal）。
2014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问计当前经济形势，再次提到“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8月4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刊登特别报道及评论员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多角度阐释。
事实上，“习近平新常态”与“李克强经济学”在对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及政策理念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认定30年来中国GDP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低于8%，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将成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中。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一直保持年均10%以上的GDP增长，曾经是一种常态，那么，将来转入7%左右的GDP增长则是另一种“新常态”。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十分丰富，但抽象起来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放弃过去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集约化、内涵式、质量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追求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均衡。二是摒弃过去GDP挂帅的单一政绩考核理念，将生态环境与民生福利放在重要位置，10%以上的GDP高增长已成为历史，7%左右的GDP增长将成为新常态。
新常态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间，中国GDP增长了155倍，名义GDP年均增长15.5%。按名义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在如此庞大的“基数”面前，中国要想继续保持10%以上的GDP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很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带来了GDP的一路狂奔、高速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的代价是巨大的。
首先，重工业化与产能过剩。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化工业的飞速发展（参见表1），其实质是“重工业化”。它主要表现为重化工业产能的无度扩张，直至重化工业产能的全面过剩，随之而来的便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枯竭、环境及生态遭到严重破坏。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粗钢产量是世界前25大产钢国的总和，为此，中国消耗了世界铁矿石的70%，其中，60%的铁矿石依赖进口。与此同时，中国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两国总和，低端汽车的大扩容、大普及，不仅造成城市交通拥堵，而且更是造成大气严重污染的元凶。1980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169万桶，2012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1028万桶，其中60%的原油依赖进口。
其次，大城市化与房地产泡沫。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未有效带动常规的城市化进程。由于重化工业主要在大城市扎堆，伴随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经济变得更加空虚和脆弱，城乡分割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然而，十年房地产大开发、大泡沫，极好地迎合了大城市的“地皮扩张”及城市居民的炒房囤房激情，十年间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变成了“特大城市”，也就是说，房地产大开发使得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越变越小，农村似乎变得越来越落后。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两个“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大小城市两极分化。
第三，微笑曲线低端的贸易大国。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几乎没有多大规模的商品进出口，而且一直处在贸易赤字状态。2011年和201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分别突破3万亿美元和4万亿美元大关。为此，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确立，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尽管如此，在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中，我们仍是一个服务贸易的赤字国，即便在货物贸易中，我们出口换汇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跌价型产品为主，比方，服装、纺织品、皮鞋布鞋、玩具、塑料制品等；而在中国进口商品中，则大多为资源型、高附加值、涨价型产品，比方，原油、成品油、铁矿石、小麦、大豆、飞机、豪华小轿车等。尤其是在国际分工的微笑曲线中，中国仍处在“代工厂”或“加工中心”的产业链低端，而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产业链则撑控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包括研发、设计、渠道和服务等环节。这很显然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符。
第四，产业结构落后与扭曲。从经济结构来看，30多年来的GDP高增长，却并未有效推动产业升级。中国GDP结构与就业结构不仅产业层次较低，而且极不对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相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与就业在三大产业结构上，表现出了低层次及不对称的特点。截至2013年底，中国33.6%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仅创造了10%的GDP，这表明了中国农业的低效与落后；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创造了GDP的约44%，但仅吸纳了30%的劳动力，这表明“产值工业化”并不能拉动同比例就业；2013年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仍只有46%，不足50%，这表明中国快速工业化并未同步推动城镇化及第三产业大发展。
第五，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大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成本也在不断地提高。一方面，劳工人权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与保护，雇员福利包括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两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成为职工维权的主战场，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另一方面，地皮价格及房租的不断上涨，以及排污成本和治污成本高企，都在考验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及研发创新能力。
“新常态”的重要内核
李克强总理对经济新常态的表述和主张，更多地集中在“新货币政策”理念与导向上。其中，“保持定力”是李总理对新货币政策特征的精准表达和形象描述。
在2014年初“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了新货币政策的“三不原则”，他指出：“去年上半年，国际上出现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声音，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去年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广义货币M2增长13.6%，符合调控需求。”
2014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出席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对话交流时，再次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新货币政策的明确态度，他指出：“中国去年以来一直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因为池子里货币已经很多了，我们不可能再依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今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只有12.8%，在控制范围之内。”
很显然，从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将“新货币政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16个字：保持定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不乱放水。新政策目标就是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货币政策要求我们转变传统思路，开启新思维。可以预言，新货币政策环境将会呈现出以下几大趋势：
第一，中国将由商品输出大国转向资本输出大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大量引进外资，不但很快摆脱了外汇资金短缺的局面，而且成为了世界最大商品输出国及外汇储备国（参见表2）。20世纪80年代，我们基本上是外汇零储。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95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比世界第二的日本还高出两倍。此外，中国黄金储备在30多年间也增长了将近两倍。庞大的国际储备，意味着中国拥有了“走出去”的足够信心、勇气和资本。
外汇储备及黄金储备的巨额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品出口创汇，二是引进外资。自改革开放初期外资首次进入中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从数十亿美元到数百亿美元，再到现在的1000多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入大国，但自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迫使大量国内资本“走出去”，寻找海外投资新机会。金融危机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规模不足百亿美元，但最近短短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100多亿美元剧增至现在的1000亿美元左右，几乎与实际利用外资年度规模持平，似乎在转瞬之间中国已成为了世界资本输出大国。
产能过剩必然伴随资本过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可以在国外直接投资办厂，而且更可以兼并收购外国企业。除了中国并购世界的新趋势，同时还出现了中国消费世界的新景象。随着近十年小轿车大普及以及房地产大开发，居民收入节余剧增，出国旅游、境外购物，甚至移民海外已成为富有的中国人走出去的巨大冲动。这一切都将改变过去资本净输入，并将构筑一个资本输出大国的新格局。
第二，外贸平衡、资本输出必将对冲外汇占款规模，为货币被动发行减压。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严格的外汇管制，而且汇率生成机制尚不能真正市场化，在外贸顺差及资本顺差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确保出口导向战略不动摇，中央银行被迫从银行间外汇市场源源不断地大量买入外汇，它一方面导致了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则通过“外汇占款”被动过度发行人民币（参见表3）。这正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制度根源。这虽是一种“国家比较利益”的被迫选择，但它不仅造成了外汇储备的大量闲置与损失，而且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国内购买力下降。
出口导向战略作用的充分发挥，我们不得不通过巨额的出口退税及财政补贴鼓励出口，其实质是拿财政的钱来补贴进口国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政策作用的结果，不是扩大内需，而是刺激了国外消费者，提高了外国居民的消费质量，反过来，约束了国内消费，降低了国内居民的消费质量。
因此，随着中国并购世界、中国消费世界格局的出现，在货物贸易及资本流动上就会表现出更加均衡、对称的特点，这将有利于中国扩大商品进口，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同时借助资本输出缓解外汇储备无度增长，从而能有效消减“外汇占款”，并能有效化解人民币被逼投放的风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保持人民币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的高度统一，进而顺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三，提高货币存量使用效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2008年初，央行定下当年新增贷款目标不能超过上一年，即控制在3.63万亿元，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年实际执行的结果为4.91万亿元，远超年初目标。4万亿的救市计划使得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高达9.59万亿元，较上年几乎翻番，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2010年新增贷款继续维持高位，达7.95万亿元。2011年7.47万亿元，2012年8.2万亿元，2013年8.89万亿元。五年间银行累计新增贷款接近50万亿元。这是中国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也是银行资产飞速扩张的主要原因。
截至2013年底，中国货币存量（广义货币M2）高达110万亿元，相当于GDP的两倍；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更是高达150多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66倍，接近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两倍！
然而，尽管如此，2013年上半年，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度异常升高，市场惊呼“银行差钱”、“银行钱荒”。在如此庞大的货币存量之下，银行居然“差钱”，原因何在？第一，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信贷规模一直保持高速扩张，一旦遇到货币投放放缓，银行就会感到明显不适。第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与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它一方面大幅推高了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另一方面则直接造成了银行存款的分流。第三，近十年来，随着房地产大开发、大泡沫，以及重化工业产能的无度扩张，这使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被占用、被沉淀、被冻结，社会资金周转和使用效率大打折扣，这使得相当于GDP两倍的庞大货币存量居然满足不了货币流通的需要。
因此，“保持定力”的新货币政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自然诞生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控制住货币投放的过快增长，才能真正抑制银行信贷的无度扩张，并倒逼银行盘活信贷存量、优化信贷增量，以此解决银行信贷资金的低效周转及不良贷款率的反弹。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货币政策强调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让社会融资多元化、多样化，从而分散银行信贷压力，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及银行信贷结构。这既是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重要体现。
然而，相对银行业（间接融资）而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仍是“短板”，还很弱势。很显然，两者之间极不协调、不匹配。中国的银行业很强势，体量也很庞大，银行业总资产相当于GDP的2.66倍，但国内股票总市值仅占GDP的四成略多，企业债券余额占GDP比重也不足20%。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规模更加狭小，占GDP的比重仅为5%。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规模，既要做大场外市场，更要做强场内市场；既要发展公募市场，也要发展私募市场；既要发展金融现货市场，也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改善社会融资结构及信贷结构，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切实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新货币政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具体体现与落实。“保持定力”是新货币政策的内核，它将通过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增速，倒逼市场主体盘活资金存量，优化资金增量，提高社会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并以此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这是央行在货币超发、产能过剩时代的必然选择。资本市场是盘活存量、结构调整的主战场；控制银行信贷无度扩张、做大做强直接融资，是新货币政策的新起点。
作者为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