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能够深切体会到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过相当深邃的思考。例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中国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中间势力，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势力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另一次是1946年旧政协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甚至抗战时期“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按照他生前的看法，如果当时条件下国民党能够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重要的是上述观点的启发意义，尤其是胡先生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因为没有满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势力的愿望而失败，这对于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重新探讨总结中国近代史有重大意义。由此，笔者自然联想到，国民党究竟代表谁?
　　通常习惯套用阶级分析方法，为每一个政党贴上阶级的标签。因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代表资产阶级。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当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大概不会有错。既然国民党的基本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也就自然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论它在大陆实践资本主义的成绩如何，其到台湾后，很快“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应当是这一观点的佐证。然而，胡绳先生如今却告诉我们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搞资本主义，“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说“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那么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就多少成了问题。胡先生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说法，依然强调“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至于何以不搞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比如宋庆龄，至少宋子文、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就多半“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是，“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
　　那么，是否因为国民党的主流派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者干脆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它就不搞资本主义了?这大概也不是胡绳先生的准确解答。因为世界各国，以大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形式掌控政权，大行资本主义之道的例子有许多。胡绳先生生前想到了，需要肯定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进步意义，而对于由此所带来的对传统观点的冲击，却尚未来得及做出更加周密的思考。从他时断时续的十次谈话当中，给我们留下了至少四种并不完全一致的解释。
　　一是：蒋介石主观上就不想搞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蒋即使有过想搞资本主义的运作，也不过是为了拉拢中间派所做的某些“姿态”而已。
　　一是：蒋介石主流派也不是一点不搞资本主义，问题是“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即“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只能“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指1927至1937七年)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
　　一是：搞资本主义就要赞同民主，蒋介石政治上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本来抗战时期“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
　　一是：国民党在大陆搞不成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按照胡绳先生说明的情况，其实蒋介石到台湾后，也还只是“半独立的地位”，照样没有实行民主，但他搞了土地改革，就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是它不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使人产生疑问。一个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共产党也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何以它就成功了呢?胡绳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讲应当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问题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而是“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便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形式。毛泽东眼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应当是社会主义因素。换言之，主张新民主主义，不仅不等于主张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其言外之意，就是主张中国下一步就应当发展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还未开始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建国，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强调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何以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以新民主主义为目标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公开改变方针，决心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更进一步，如果因为强调中国中间势力的倾向具有决定作用，进而得出他们是因为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发现毛泽东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所以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恐怕距离事实就更远了。
　　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也有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蒋氏许多言论文字为证。但这却不是偶然的，与当时条件下中国社会思想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
　　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师法欧美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先后流亡美洲、日本，目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对立之后，极大动摇了以往的想法，转而对欧美、日本的社会主义平等主张和理想抱同情的态度。康有为随后做《大同书》，梁启超在日本疾呼“社会主义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
　　同样情况，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写下了《革命军》的邹容，在陈独秀，在许许多多中国近代革命者身上都曾发生。
　　不难理解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群起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际，恰逢资本主义各国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战争频仍，危机四伏，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比较社会主义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成长为强大国家，人们不免对资本主义抱以怀疑态度。坚持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胡适，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游移。在去过一趟苏联之后，他曾颇为感慨地说：如果中国能够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强大起来，哪怕要暂时牺牲一些自由和民主，他也愿意。直到1947年之后，他才开始公开检讨他对社会主义和苏联二十多年的“梦想”和推崇是一个“错误”。不难想像，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不要说蒋介石，中国多数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恐怕都染上了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资本主义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也不能不是相对发展和变化的。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半不希望看到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并部分地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显而易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受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曾试图找到一条多少不同的道路。就这一点而言，它与众多中间势力的想法未必有太大的区别。与其说它是因为不搞资本主义，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而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状态的发展道路，使中间势力失去了耐心与同情。历史清楚地显示，中间力量并非不曾寄希望于蒋介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胡绳先生所谈到的蒋抓住了大题目的那个抗战前期，而且也发生在胡绳先生批评国民党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民族资本在此期间有过明显的发展!)的1927到1937年的十年里。只要注意到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在全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他平安返回洛阳和南京的庆贺盛况，就足以了解当年中间力量曾经对蒋在此十年中所做的努力，给予过多么大的肯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由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所选择的。由于受到特定历史环境制约，这种选择当然不见得尽善尽美。经过半个多世纪讳言资本主义之后，转而承认1949年以前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相信“对于国民党统治二十二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应当“重新做出估价”，这种大胆反思和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若由此得出共产党当时更接近资本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更远离资本主义的认识，这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困扰，可以讨论的原因很多。比如：蒋介石说的和做的也许未必一致，只看到他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可能忽略了其政策的实际倾向与后果。又比如：也许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不同，过多地看到五十年代以后的那个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的变革中的资本主义，却可能忽略了蒋所反感的其实是那个充满了太多的私欲、放纵和贫富悬殊的自由资本主义。再比如：可能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有所不同，过分强调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作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方式，其虽确有半封建的一面，但它也具有半资本主义化的另一面。(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就出现过。当时一派人认为中国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另一派则坚决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丝毫改变。)但另一个可能更为直接的原因却在于，一方面注意到历史上的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之间未必能够划上等号，一方面却还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框框。胡绳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突破仅仅在于，他强调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
　　因为历史研究重的是证据，它甚至没必要对国民党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做出回答。即使回答，也应当先就具体时间的具体问题进行考察，看国民党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具体做过些什么，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有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具体对哪个阶级(抑或是哪些阶级)最为有利。过去人们却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只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产生的种种政治结论。结果，因为不同时期国共关系不同，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定性不同，无法得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结论。1924年前后的国民党被说成是四个阶级联合的党；1925年冒出一个“西山会议”派，才开始有所谓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大资产阶级既然已经离开，1926年蒋介石发动“三·二○”事件，通过《整理党务案》，就只好被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民族资产阶级走开后，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就只好被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了；1927年以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长期被定性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抗战开始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有了统战关系，国民党的地主阶级头衔自然被取消，于是得以被重新判定为资产阶级政党；1940年以后国共两党摩擦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遂将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决心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由是国民党“顽固派”又开始与地主阶级相提并论，并被戴上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帽子；等到1946年内战爆发，共产党人逐渐注意到国民党政权手中的国有资本问题，进而将其划入官僚资本的范畴，据此又认定了蒋介石等人的“官僚资产阶级”成分。
　　十分明显，历史上对国民党的这种种定性，更多的是基于瞬息万变的激烈政治斗争的需要，但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当年的共产党人也还要因时因地，依据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具体行动和政策，随时改变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我们今天又怎么能够不加缜密考据，完全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段和历史环境，用一个阶级或一顶帽子就盖棺论定了呢?当然，历史研究不反对“大胆假设”，问题是这种“假设”必须建立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当我们准备提出某种看法和观点，纵使成为老生常谈的观点时，也必须做到胡适先生所要求的：“拿证据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共产党人在1927年把蒋介石归类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一个美国学者却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告诉我们说，蒋介石1927年建立南京政府之后，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其实相当紧张。
　　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极为复杂，尤其是在它成为执政党之后。在目睹了共产党几十年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艰难过程，了解到革命与执政大相径庭的特性和使命之后，我们分析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理应更加谨慎和客观。因为国民党毕竟也曾经是一个有着二十多年执政历史的政党。作为执政党，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它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和大多数国民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此即涉及到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合法性”问题)。何况国民党从来没有共产党人那样强烈的阶级抱负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政治理想。它摆脱革命党的角色，开始扮演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单一阶级利益和阶级目标的执政党的过程，照理远比共产党人要容易得多。
　　当然，笔者并非认为需要改变对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判断。但正如笔者所强调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样去提出问题，包括做出假设，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可惜的是，至今随意使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头衔来定义国民党的人很多，真正深入去研究过国民党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人却寥寥无几。甚至胡绳先生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思考，肯定了国民党不等于资本主义之后，也仍旧无法不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待当年的国民党。
　　也许，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问题相比，这种对一切以往结论全盘照收，不加思考的态度，才是一个更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难道人们真的就如此健忘，真的再不记得历次政治运动中轻信他人，不重证据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了吗?政治生活中是这样，历史研究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摘自《读书》2002年第4期，作者邱路，居仓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