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正身”教学艺术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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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孔子在教育教学中注重“正身以俟”“以身立教”,取得了教育教学的成功。他所主张的“身教观”是深刻的,其身教艺术是高明的,主要表现在好学敏求、改过迁善、以友辅仁、立志乐道、克己内省、礼乐之道等方面。孔子的身教艺术对其弟子和后世教育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身教成为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之一。
  【关键词】正身;孔子;《论语》;教学艺术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14-0021-05
  【作者简介】李如密,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南京,210097)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教育者通过“正身”来教人,即是身教。汉代刘向《列女传·鲁之母师》中载:“夫人诸姬皆师之,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后以“身教”谓用自身的行为教育别人。宋代李吕《师正堂》中有诗句:“物我虽殊理本同,算来身教易为功。”陈世宜的《孟硕入狱不获探视诗以慰之》也说:“文字立教寻常耳,君独身教追如来。”其实,若从教育思想的源头考察,就会发现春秋时期的孔子早就在其私学中自觉地运用了“身教”,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堪称教学艺术。这正是孔门教学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对于孔门弟子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值得研究和借鉴。
  一、孔子的身教观
  从根本上来说,人的道德修养是践行的,不是认识的。也就是说,一个君子的修养应该是落实到实际行动上的,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孔门私学对弟子进行的主要是道德教育,目的是提升弟子们的道德修养,所以孔子特别注重做一个道德修养的实践者,而不是只说不做的伪君子。自己这样做,也引导学生这样做。
  首先,身正才能正人。常言道“正人先正己”,就是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这既是对从政者的要求,也是对教育者的要求。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即为政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其本身行为不正当,纵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意即假若端正了自己,治国理政有什么困难呢?要是连本身都不能端正,又怎么端正别人呢?“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即君子的作风好比风,小人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在孔子看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而教育教学的道理与从政的道理是一样的,正身是正人的前提条件。以身作则,就是最重要的教育法则。
  其次,行动胜于语言。《论语·阳货》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子贡道:“您假若不说话,那我们传述什么呢?”孔子道:“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天说了什么呢?”有人认为孔子所谓“无言”是一种消极的思想,其实这是对孔子的误解。孔子是以自然为例,阐述“行勝于言”的道理。实际上做得好,比口头上说得好还要重要。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自己不想做的,就不要强加于人。常言道:“身教胜于言教。”在教育教学中,和言教相比,身教更有说服力。所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实乃一言道出教育的真谛。之所以身教更形象、直观,更容易模仿学习,是因为教育者直接提供了如何做的示范。所谓“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就是这个道理。《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而使人继其志的最好方法,就是“身教”。教育者身上的优秀品质,直接投射到弟子们的身上,变成他们的优秀品质。身教可以脱离言教而独立进行,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结合言教进行。在道德修养的教育中,只有身教是可以的,但只有言教是危险的。言教与身教最好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至理想的效果。
  二、《论语》所载孔子身教艺术实践
  作为教育者,需要时刻牢记:自己主张的观点,自身要勇于付诸实践;能够言行一致,才是真君子。把要求于学生的,自己先做到;能够由己达人,方为真教育。孔子在其弟子面前树立了道德学问的师表形象,这是孔门教育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
  1.好学敏求。
  孔子本人是好学敏求的,因为他很早就觉知自己虽有贵族血统,但不如通过学习成为人才更重要,所以才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而且乐在其中。至于究竟怎样才算“好学”?孔子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他很自豪地宣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好学体现为好问。孔子本人就奉行“疑思问”,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孔子的好学精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受孔子的影响,孔门弟子普遍好学。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颜渊,他也像孔子一样好学。孔子为此曾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有一次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渊的好学也得到同门弟子的肯定。如曾参就曾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子贡对好学的颜渊也非常推崇。《论语·公冶长》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知二。”孔子听后深表同意,甚至还说:“吾与女,弗如也。”
  2.改过迁善。   孔子非常重视改过迁善在个人修养中的作用。他认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一个人有了过错,应当及时纠正:“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并且强调“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子罕》)“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对于能及时改过的人,孔子是非常赞赏的。《论语·宪问》载:遽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他自己也曾表示:“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
  像孔子一样注重改过迁善,是弟子们修养生活中的常态。其中颜回的表现最为突出。《论语·雍也》载: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是孔子对颜回的由衷称赞。无独有偶,类似的评价在《易·系辞》中也出现过,说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另一著名弟子子路,也拥有“闻过则喜”的品质。《孟子·公孙丑上》载:“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由“人告之以有过”可知,子路交到了所谓诤友,为了朋友的修德不怕得罪朋友,敢于将发现的过错告知子路;由子路闻过“则喜”可知,子路对待“诤友”的胸怀和态度,如此则朋友间即可切磋琢磨而不会心存忌惮了。清代学者钱大昕对此评论道:“过者,圣贤所不能无也。自以为无过,而过乃大矣。自以为有过,而过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言大过而不言小过,是圣人犹未敢言小过之必无也。颜氏之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故能不贰过而入圣域。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圣贤之学,教人改过迁喜而已矣。后之君子,高语性天,而耻言改过。有过且不自知,与圣贤克己之功远矣!”诚可谓肺腑之言。
  3.以友辅仁。
  孔子非常重视交友,对交友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因为他认为朋友对个人道德修养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择友不可不慎。他提出,“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主张朋友之间应互相“忠告而善道之”(《论语·颜渊》)、“朋友切切偲偲”(《论语·子路》)。并进一步指出朋友有不同的类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与此相应就应该“乐多贤友”,才是有益之乐。
  孔门弟子都注重交友,应该是受到孔子的影响。《论语·子张》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可见,子夏主张交友应慎重而有所选择,而子张则主张广泛地结交朋友。子夏的交友观也影响其他同门。如《论语·颜渊》载: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而子贡的交友要比子夏更广泛些。《孔子家语·六本》载:孔子曰:“吾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曾参对此大惑不解,就问:“何谓也?”孔子解释说:“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悦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焉。”可以说,以友辅仁在孔门弟子的修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立志乐道。
  孔子重视“立志”在品德修养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孔子要求学生树立“远大”“高尚”的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求他们“志于道”,强调把道作为誓死追求的目标。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的弟子曾参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志于道”,他在学习上和具体行动上才会“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一个人只有“志于道”,他才会“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才会不“耻恶衣恶食者”(《论语·里仁》),即不去贪图个人的物质享受。
  孔子为帮助学生们立志乐道,常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亲身体会去教育学生,也经常采取各种方式去了解学生的志。要求学生“三年学,不至于谷”(《论语·泰伯》),要坚定不移地去实现自己的志向,在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乐道的志向。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论语·阳货》),“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孔子要求弟子“志于道”,并且要达到“乐道”的境界,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信念而献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立志方面,孔子曾多次以身示范,影響众弟子。
  孔门弟子多是有志向之人,虽然各自的志向并不完全相同。如在《论语》中就有多位弟子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志向:颜渊之志。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之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之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之志。“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曾晳之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见,孔门弟子多是有志之才。   5.克己内省。
  孔子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在他看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如果能够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所以,孔子就在道德修养上严以律己。如,子之所慎:弃、战、疾。(《论语·述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
  在这方面,孔子弟子曾参完全得到孔子的真传。《论语》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说曾子修养的主要方法就是反躬自问、自我督查。他为人谨慎小心、慎始慎终。曾子年老生病的时候,把其弟子召来反复叮嘱:“启予足!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这既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是对其弟子的言传身教。曾子甚至提出修养要达到“慎独”的境界。即当别人不在(或不知)而自己单独处理事情时,也不要做损人利己或伤天害理的事情,而要求处处都要符合儒家的各种道德规范。《大学·释诚意》章中,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其严乎!富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可见,曾子的“慎独”和“正心诚意”,都是严以律己的修身功夫。后来,“慎独”成为儒家道德修养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
  6.礼乐之道。
  孔子非常重视礼乐的学习,《论语》对此多有记载。如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将礼乐之道看作君子修养的必经之途和应达之境。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礼乐就是仁德的载体,实行礼乐,即是实行仁道。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也就是说,礼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标准,许多好品德都需要礼的支持与配合,一旦“无礼”就会产生相应的弊病。孔子不仅是礼学大师,同时更拥有深厚的音乐修养。他曾努力学习音乐,“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孔门弟子对于礼乐的学习也非常用心。《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从中可见,孔子对其儿子和弟子是一视同仁的,都是以礼乐之道相要求,这点深深感动了他的弟子。弟子们不仅师从孔子学习了礼乐之道,更在从政实践中践行礼乐之道。这是尤为可贵的,足以令孔子倍感欣慰。如《论语·阳货》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是一生饱经沧桑的孔子为数不多的满意之“笑”。
  三、孔子的身教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的正身教学艺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直接影响了其弟子的身教实践。如其弟子曾参就深受孔子身教思想的影响,并反映到他对子女的教育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这个信守承诺、杀猪教子的故事,成就了我国家教史上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一段佳话。
  其次影响了后世许多教育家的思想。如教育家孟子就非常推崇孔子的身教艺术。他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孟子·万章上》)自己不正,是没有资格和能力去正人的。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南朝时范晔的《后汉书·第五伦传》中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宋代教育家朱熹指出,道德教化要求教化者首先必须对道德躬行践履,为民先导,为民表率。“如必自尽其孝,而后可以教民孝;自尽其弟,而后可以教民弟。”(《朱子語类》卷二十三)自己首先做到孝悌忠信,才有资格教人孝悌忠信。“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只有教化者自身有善行,才有资格要求他人立善行;只有自身无恶行,才有资格纠正他人不符合道德的行为。明末清初的教育家王夫之曾指出,教师必须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与弟子的交往“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四书训义》卷三十二)。正是历代教育家对孔子身教思想的传承和坚持,终于使身教发展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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