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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50年10月，当五星红旗升起并飘扬在新中国大地上仅仅一周年的时候，开国元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任弼时却英年早逝！日月失色，草木含悲。中共中央评价他在短短46个春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因而“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为他的逝世题词。叶剑英更是形象地礼赞他是“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今年是任弼时诞辰110周年。本刊特约请本刊特约撰稿人、曾参与撰写《任弼时年谱》《任弼时传》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宋毅军，陆续推出系列文章，追忆任弼时的革命生涯。本刊第一、第二期将先后刊发文章，专写任弼时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走过的峥嵘岁月，以纪念这位党和人民的“骆驼”。
任弼时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来到赣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先后在宁都、瑞金、兴国等地，参与领导反“围剿”、筹备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复杂曲折的宁都会议等革命活动，在赣南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筝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他从中央绝密交通线进入赣南，肩负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工作的重任
1931年2月初，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几次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研究，认为全党目前有两件大事：一是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二是改变城市斗争方式。远东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派60%的干部去苏区领导巩固工作；军事干部在国内外学过、做过军事工作的，90%以上的应该派往苏区，充实对红军的领导，并尽早成行。
为此，中央政治局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做出决定。第一，关于党的领导机关。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已经宣布成立。2月6日，即将奔赴苏区的任弼时在政治局会上建议：中央苏区任务重，“过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来去苏区有困难，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王稼祥“必须去”，以利于加强理论工作；在苏区的中央委员也应加入。周恩来表示他准备去但不能马上成行。于是，会议先是确定中央局成员7人：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共青团（顾作霖）和苏区各1名。项、毛、任、王为常委，任管组织，王管宣传，毛管军事。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说：周两个月后可出发，为中央局书记，目前由项英暂代书记。2月13日，政治局会议就此做出初步决定，同时决定成立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确定赣东北、湘鄂赣、闽西3个特委的负责人。第二，苏维埃军委由周兼任，军委委员20余人。常委由毛、朱、周及有关军长等共8至9人组成。第三，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筹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明确了中央政府主席应该具备有全国威望和在苏区工作这两项基本条件。经过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任弼时等确定进中央苏区的人员先后成行。
这时，在江西大敌迅速压境的危急时刻，却发生了红军内部自相冲突的“富田事变”。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对事件真相一时还不清楚。任弼时临行前，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起草了指示信，指出：“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鉴于情况紧急，3月4日，政治局最后决定：任弼时5日必须走，王稼祥7日走；去鄂西、鄂东北的人，本周内必须走，其余去各苏区的人，3月份以内走完。就这样，27岁的任弼时受命为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苏区代表团的负责人，他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这时，妻子陈琮英因预产期临近，只好暂时留在上海，待分娩后再成行。随后，任弼时由中央特科交通科安排，先坐海轮到香港，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之后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瑞金。
1931年3月15日，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闽西永定县虎岗——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约在4月4日继续北行，经长汀（旧称汀州）的四都坪到江西瑞金。4月17日，他们赶到宁都县青塘，和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当即就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了彭德怀等5人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一面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会议决定，一面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工作。代表团和与会同志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对总前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当然，他们对苏区中央局的批评也有偏颇。
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步步逼进，而中央局和总前委对战略方针出现了分歧。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后来在1945年6月10日的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说，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深感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后来他于1943年11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而代理书记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于是5月24日，中央局决定，恢复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毛为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后又向中央报告：代理书记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
经过反“围剿”斗争打退敌人以后，苏区中心地带战事相对平静，中央局机关和一方面军的留守处便离开战斗部队，固定在兴国，组织局工委在东固以南的农村。随着中央代表团到达后人员逐渐增加，苏区工作日益向前发展。主要是：第一，调整党组织；第二，整顿和加强地方武装；第三，建立苏维埃，分配土地；第四，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布公告：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会原定8月1日在江西苏区召开，因为选举代表需要时间，加以全国各苏区之间交通困难，后通令延至11月7日（10月革命纪念日）召开。7月20日，任弼时派中央局秘书长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到苏区了解的情况：“中央局目前的状况，朱、毛、周、彭、林等均在前方，陈毅到赣南特委担任书记去了，现在中央局只有弼时、稼祥、项英三人”，“中央局的工作人员甚少，连技术工作都成问题”。 尽管如此，任弼时还是全力以赴地参与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7月，他在《战斗》报上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一文，要求在整个选举运动中，“必须与加紧准备第三次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的中心任务极密切的连接起来”，同时，和新区的分配土地和原有苏区实行“抽肥补瘦”政策等工作结合起来。8月，他又在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苏区党的区委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独立领导全区工作的能力，对于上级党部的依赖性非常浓厚”，组织成分上“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分子”，工作作风上，“个人包办、家长式、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还很普遍地存在着”。要求通过召开各区的代表会改造组织，由工人、雇农分子来负责区委的领导工作，并“站在自我批评精神上去详细检阅区委过去的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召开两个大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8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任弼时还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解决了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当时，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张爱萍后来回忆：“救星任弼时同志来了。”任弼时“把我从由于大革命失败而逃到上海，作秘密工作，又连续被捕入狱；以后又被派入红军工作，又负伤，及被调出作青年工作等等一连串的情形，研究后所作出的结论：‘他不会是AB团的’”。他又谨慎地决定：“‘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来找根据’。”于是，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的顾作霖，被派来到万泰地区检查工作。首先从少共下层组织，然后到上层的工作；从少年先锋队工作，到儿童团工作；从党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了弼时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任弼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兴国县召开团代表大会，他率领少共中央的巡视员五六人出席。
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周爱民回忆：“他扎着皮带，结了绑腿，脚穿草鞋，背支驳壳枪，浑身英姿焕发，朝气蓬勃。”“当天晚上，我邀集团县委几个干部，围坐在一盏菜油灯下，向任弼时同志和巡视员一五一十地汇报团的工作。他不时竖起大拇指称赞说：‘配合革命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把广大青年组织到革命战争的行列中来，这项工作很紧要，也很必要。’”“在会议间歇休息时，他走入代表们中间，谈笑风生，情趣盎然……一边回答同志们的提问，同时一边记下同志们的发问。他听说兴国山歌在鼓动宣传青年人当红军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后，便要当时妇女山歌手、县妇联书记谢佩兰教他唱扩大红军的山歌。他悄悄学会之后，一天在大会上居然操着兴国客家口音唱道：‘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哥呀哥，勇敢杀敌上前线，家中事情莫挂心。’”“在会议结束之后，他不辞劳苦，要我同他到离县城30多里的江背、水南一带作调查”，“后来，我又陪同任弼时同志到赣县田村、白露一带，调查那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与他短短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任弼时同志最大的长处是没有官架子。尽管言语不太相通，但是他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程度”。
？筝作为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他在红都瑞金协助毛泽东筹备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笔者曾经瞻仰了红军总部及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时毛泽东和任弼时一同居住的一座小楼以及召开两个“一大”的会场。自毛泽东回到中央局代替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以后，中央苏区这两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就在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的中央局“负责领导”下进行了。1931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村一个大祠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红军问题、苏区工会运动和青年团工作等五项决议案。大会于5日胜利闭幕。
任弼时在为大会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首先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然而，会议决议中一再提到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
原来，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鲜明而正确的科学论断，提倡面向实际作社会调查，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从而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表述得更加完整。任弼时到苏区后，对毛泽东后来的重要补充没有进行了解，却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学习，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因此，离开毛泽东文章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针对性，片面地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后来，任弼时坦率地不止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评。他在延安整风时说： “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指责]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中共七大前夕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说：“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继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瑞金叶坪村的大祠堂里隆重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的代表共290人，分别代表中央苏区，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一、红三军团，红二、红六、红十六军，各独立师以及全总、海总等均有代表出席。当日，国民党军“有十余机轰炸长汀、瑞金，投弹百余枚，烧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但大会无恙”。原来，会场进行了伪装。结果黎明阅兵，晚间提灯庆祝，会议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瑞金，瑞金改称瑞京。 第一次全苏大会期间，任弼时和代表们广泛接触。清晨，他和代表们一起出操。夜晚，他给代表们讲党课。尽管他这时才27岁，但是因为留着长长的胡子，拿着旱烟斗，穿着草鞋，模样却像个老农民。王震在后来回忆任弼时说：“我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湘赣边区代表团的支部书记，幸运地第一次和您会面。您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湘赣边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您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热情，把我们出席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化为一个训练班；您替我们拟出代表团的学习计划日程上，有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同志的讲课，其中有您亲自讲授党的建设。”
上述两个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在战斗频繁、苏区分割、交通困难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任弼时从指导选举代表、组织文件起草、党政军人事安排，以至大会期间各代表团的学习计划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展示了高度的组织才能，因而被代表们誉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然而，他除了新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继续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外，在政府和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
？筝作为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在意见纷争的宁都会议之前，参与了前后方关于军事方针的争论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面积扩大，纵约750里，横约540里，跨18个县。毛泽东同斯诺曾经这样说：“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任弼时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顾作霖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中央局书记。
1932年3月初，任弼时来到闽粤赣省委所在地长汀，出席省第二次党代会。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他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央苏区党代会决议。大会遵照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改为福建省委，由罗明代理书记。3月18日，在巴黎公社纪念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他又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议题，通过土地、劳动、军事、财政经济、苏维埃建设等决议后，选举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即工农民主政府），和江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一起，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对于加强对红色政权的领导，统一政令，推动苏区军民开展革命战争和发展苏区建设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任弼时在长汀期间，出狱不久的妻子陈琮英转道香港，到达闽西苏区。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那天，夫妇俩分别一年后重逢了。但是就在这一年里，陈琮英在政治和生活上遇到了严重考验，而她都经受住了。原来，任弼时离开上海后的第七天，陈琮英生下女儿远志。4月和6月下旬，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陈琮英怀抱着女儿被捕入狱，后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听完妻子的讲述，任弼时对陈琮英说：“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难过，但没有影响工作。我知道你一定会经受住考验的。”又说：“我们是革命夫妻，我们的爱情是融在对党对人民的事业里的。”福建省的两个大会闭幕后，他们一起回到了红都瑞金。
任弼时回顾自己在赣南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时曾说，苏区党代表大会前后，“‘左’倾路线我们的执行也不彻底，故苏区党代会仍被上海中央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这个事实是在他从长汀回到瑞金以后。1932年4月4日，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文章洋洋2万余言，其中，指责毛、任等人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对苏联力量不信任，对世界革命前途消极悲观；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把巩固革命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表示出“浓厚的等待主义”，助长了“农民意识的发展”；在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放弃绝对领导权”，“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等等。总之是“十足的机会主义”，阻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所以，“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称这是“为了打击全党不同意见，贯彻自己的路线而写的一篇向党内宣布全面战争的文章”。10天之后，临时中央又在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强调目前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等等。临时中央的批评斥责，使苏区中央局王稼祥和任弼时既感到压力，又感到不服气，因为大会《政治决议案》是王起草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是任起草的。
最后，在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下，苏区中央局在5月11日、6月27日所作的两次决议中，诚惶诚恐地进一步作自我批评：一是检讨“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从而划清了犯错误的时间界限。既批评毛，又指责任弼时在党代会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二是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项基本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强调集中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将三项基本任务取消，强调作战中心等，这些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对立的。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和中央局的这些决议，是后来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毛泽东的前奏和思想基础。用任弼时后来的话说，是为推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扫清道路”。
中央局两次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均未参加。后来他说：6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开。他知道这是采取缺席裁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中央局“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立场上”的这些决议，他虽不以为然，但也心领神会：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到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从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对行动方针和前方作战的组织问题，通过电台和信件相互磋商。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于是，周恩来在7月29日给后方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从组织上理顺关系对顺利指挥作战的重要性。他建议成立“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他深感毛“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方便之至”，因为主持大计，则与中央局代表或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形成“宝塔式的指挥权”。如按后方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所以他主张由毛担任总政委，“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这就有必要召开苏区中央局的会议。 8月初，任弼时赶到兴国出席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决定：按周恩来的建议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以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8月8日，部队整编结束，中革军委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前方的胜利进军，对后方工作提出了急切的要求：一是立即建立县委，配备干部，打扫战场，搜集战利品；二是亟须补充部队，增加担架；三是组织慰问等。因此，任弼时接连督促各苏区，立即采取措施。9月，他先后在《实话》和《党的建设》上发表文章，即《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号召“每一个党员团员要学苏联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时期那种英勇到前方去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要认识党员是阶级的先锋，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剧烈最高的形式。怕到前方去，怕牺牲，便不配称为阶级的先锋，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每一个到红军中去的党员团员，领导两个非党团员加入红军”。
红军如何应敌，在哪里摆开战场？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又出现意见分歧。于是，双方电文你来我往，各陈利弊，从8月底开始的一个月里，争论比较集中的有两次：第一次是8月底到9月初，第二次是9月下旬。由于后方中央局成员没有理解前方作战的合理意见，却又急于挽救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摆脱困境。前方周、毛、朱、王考虑“再四”，坚持原方案。最后提出“无论中局同意哪一种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以确定行动方针，要后方中央局同志30日赶到。后方的同志也坚持原方案。双方各执己见。9月26日，前方再次提出，“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要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会，“日期在十月十日以前为妥”。正在这个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发来要“中央局转”周、毛、朱、王的急电。项英、邓发也已回到瑞金。30日下午，任弼时等一行5人从瑞金出发向北赶路。同行的刘伯承是周恩来在24日来信要求他到前方协助工作的。这时中秋节已过，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就是宁都会议前夕，中央局内部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筝作为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在宁都会议上，显示了“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10月初，任弼时等赶到宁都前线出席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订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这是接到临时中央急电之后，前后方同志都感到“急要”的内容。如果说，在这以前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同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程度，那么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
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反对连续的进攻；主张打“土围子”巩固苏区，反对不顾主观力量的向外发展；反对打赣南重镇赣州和主张向赣东北发展；“不同意”赤化南丰河地区、诱敌深入的《训令》；甚至连漳州战役的胜利，也被指责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是对“进攻路线”的“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
根据周恩来向临时中央的报告记述：会议“集中主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但是“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但是，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向临时中央的报告中则写道：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虽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他自己并没有站在坚定立场集中火力反对前一种错误。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在“左”倾军事路线占压倒多数的气氛下，后方的同志提出召回毛泽东。周恩来鉴于“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积极主张毛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更彻底转变”。于是，他向会议提出两个方案：即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任弼时等后方同志认为“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且后方的动员和领导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同时，周恩来也曾经在致中央局的信中反映：过去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前方组织既不是集中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短”，“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尤令人无所适从”等。因此，这时会上就有召毛泽东回后方的提议。当周恩来提出留毛泽东在前方，或“助理”周恩来或在周恩来监督下负指挥“全责”的两个方案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第一种方案。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的第二方案。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10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电示中央局：要采取进攻路线，具体方向由中央局讨论，“并能与泽东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交汇下，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铸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但是，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对于自己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任弼时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1943年11月，他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致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言中，他又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真诚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错误，也必然会在历史的检验之后，服从真理。任弼时就是这样真诚的革命者。○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任弼时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来到赣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先后在宁都、瑞金、兴国等地，参与领导反“围剿”、筹备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复杂曲折的宁都会议等革命活动，在赣南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筝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他从中央绝密交通线进入赣南，肩负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工作的重任
1931年2月初，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几次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研究，认为全党目前有两件大事：一是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二是改变城市斗争方式。远东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派60%的干部去苏区领导巩固工作；军事干部在国内外学过、做过军事工作的，90%以上的应该派往苏区，充实对红军的领导，并尽早成行。
为此，中央政治局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做出决定。第一，关于党的领导机关。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已经宣布成立。2月6日，即将奔赴苏区的任弼时在政治局会上建议：中央苏区任务重，“过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来去苏区有困难，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王稼祥“必须去”，以利于加强理论工作；在苏区的中央委员也应加入。周恩来表示他准备去但不能马上成行。于是，会议先是确定中央局成员7人：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共青团（顾作霖）和苏区各1名。项、毛、任、王为常委，任管组织，王管宣传，毛管军事。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说：周两个月后可出发，为中央局书记，目前由项英暂代书记。2月13日，政治局会议就此做出初步决定，同时决定成立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确定赣东北、湘鄂赣、闽西3个特委的负责人。第二，苏维埃军委由周兼任，军委委员20余人。常委由毛、朱、周及有关军长等共8至9人组成。第三，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筹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明确了中央政府主席应该具备有全国威望和在苏区工作这两项基本条件。经过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任弼时等确定进中央苏区的人员先后成行。
这时，在江西大敌迅速压境的危急时刻，却发生了红军内部自相冲突的“富田事变”。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对事件真相一时还不清楚。任弼时临行前，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起草了指示信，指出：“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鉴于情况紧急，3月4日，政治局最后决定：任弼时5日必须走，王稼祥7日走；去鄂西、鄂东北的人，本周内必须走，其余去各苏区的人，3月份以内走完。就这样，27岁的任弼时受命为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苏区代表团的负责人，他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这时，妻子陈琮英因预产期临近，只好暂时留在上海，待分娩后再成行。随后，任弼时由中央特科交通科安排，先坐海轮到香港，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之后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瑞金。
1931年3月15日，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闽西永定县虎岗——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约在4月4日继续北行，经长汀（旧称汀州）的四都坪到江西瑞金。4月17日，他们赶到宁都县青塘，和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当即就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了彭德怀等5人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一面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会议决定，一面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工作。代表团和与会同志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对总前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当然，他们对苏区中央局的批评也有偏颇。
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步步逼进，而中央局和总前委对战略方针出现了分歧。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后来在1945年6月10日的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说，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深感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后来他于1943年11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而代理书记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于是5月24日，中央局决定，恢复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毛为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后又向中央报告：代理书记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
经过反“围剿”斗争打退敌人以后，苏区中心地带战事相对平静，中央局机关和一方面军的留守处便离开战斗部队，固定在兴国，组织局工委在东固以南的农村。随着中央代表团到达后人员逐渐增加，苏区工作日益向前发展。主要是：第一，调整党组织；第二，整顿和加强地方武装；第三，建立苏维埃，分配土地；第四，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布公告：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会原定8月1日在江西苏区召开，因为选举代表需要时间，加以全国各苏区之间交通困难，后通令延至11月7日（10月革命纪念日）召开。7月20日，任弼时派中央局秘书长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到苏区了解的情况：“中央局目前的状况，朱、毛、周、彭、林等均在前方，陈毅到赣南特委担任书记去了，现在中央局只有弼时、稼祥、项英三人”，“中央局的工作人员甚少，连技术工作都成问题”。 尽管如此，任弼时还是全力以赴地参与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7月，他在《战斗》报上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一文，要求在整个选举运动中，“必须与加紧准备第三次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的中心任务极密切的连接起来”，同时，和新区的分配土地和原有苏区实行“抽肥补瘦”政策等工作结合起来。8月，他又在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苏区党的区委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独立领导全区工作的能力，对于上级党部的依赖性非常浓厚”，组织成分上“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分子”，工作作风上，“个人包办、家长式、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还很普遍地存在着”。要求通过召开各区的代表会改造组织，由工人、雇农分子来负责区委的领导工作，并“站在自我批评精神上去详细检阅区委过去的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召开两个大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8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任弼时还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解决了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当时，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张爱萍后来回忆：“救星任弼时同志来了。”任弼时“把我从由于大革命失败而逃到上海，作秘密工作，又连续被捕入狱；以后又被派入红军工作，又负伤，及被调出作青年工作等等一连串的情形，研究后所作出的结论：‘他不会是AB团的’”。他又谨慎地决定：“‘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来找根据’。”于是，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的顾作霖，被派来到万泰地区检查工作。首先从少共下层组织，然后到上层的工作；从少年先锋队工作，到儿童团工作；从党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了弼时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任弼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兴国县召开团代表大会，他率领少共中央的巡视员五六人出席。
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周爱民回忆：“他扎着皮带，结了绑腿，脚穿草鞋，背支驳壳枪，浑身英姿焕发，朝气蓬勃。”“当天晚上，我邀集团县委几个干部，围坐在一盏菜油灯下，向任弼时同志和巡视员一五一十地汇报团的工作。他不时竖起大拇指称赞说：‘配合革命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把广大青年组织到革命战争的行列中来，这项工作很紧要，也很必要。’”“在会议间歇休息时，他走入代表们中间，谈笑风生，情趣盎然……一边回答同志们的提问，同时一边记下同志们的发问。他听说兴国山歌在鼓动宣传青年人当红军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后，便要当时妇女山歌手、县妇联书记谢佩兰教他唱扩大红军的山歌。他悄悄学会之后，一天在大会上居然操着兴国客家口音唱道：‘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哥呀哥，勇敢杀敌上前线，家中事情莫挂心。’”“在会议结束之后，他不辞劳苦，要我同他到离县城30多里的江背、水南一带作调查”，“后来，我又陪同任弼时同志到赣县田村、白露一带，调查那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与他短短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任弼时同志最大的长处是没有官架子。尽管言语不太相通，但是他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程度”。
？筝作为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他在红都瑞金协助毛泽东筹备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笔者曾经瞻仰了红军总部及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时毛泽东和任弼时一同居住的一座小楼以及召开两个“一大”的会场。自毛泽东回到中央局代替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以后，中央苏区这两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就在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的中央局“负责领导”下进行了。1931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村一个大祠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红军问题、苏区工会运动和青年团工作等五项决议案。大会于5日胜利闭幕。
任弼时在为大会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首先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然而，会议决议中一再提到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
原来，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鲜明而正确的科学论断，提倡面向实际作社会调查，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从而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表述得更加完整。任弼时到苏区后，对毛泽东后来的重要补充没有进行了解，却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学习，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因此，离开毛泽东文章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针对性，片面地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后来，任弼时坦率地不止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评。他在延安整风时说： “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指责]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中共七大前夕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说：“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继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瑞金叶坪村的大祠堂里隆重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的代表共290人，分别代表中央苏区，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一、红三军团，红二、红六、红十六军，各独立师以及全总、海总等均有代表出席。当日，国民党军“有十余机轰炸长汀、瑞金，投弹百余枚，烧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但大会无恙”。原来，会场进行了伪装。结果黎明阅兵，晚间提灯庆祝，会议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瑞金，瑞金改称瑞京。 第一次全苏大会期间，任弼时和代表们广泛接触。清晨，他和代表们一起出操。夜晚，他给代表们讲党课。尽管他这时才27岁，但是因为留着长长的胡子，拿着旱烟斗，穿着草鞋，模样却像个老农民。王震在后来回忆任弼时说：“我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湘赣边区代表团的支部书记，幸运地第一次和您会面。您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湘赣边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您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热情，把我们出席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化为一个训练班；您替我们拟出代表团的学习计划日程上，有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同志的讲课，其中有您亲自讲授党的建设。”
上述两个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在战斗频繁、苏区分割、交通困难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任弼时从指导选举代表、组织文件起草、党政军人事安排，以至大会期间各代表团的学习计划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展示了高度的组织才能，因而被代表们誉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然而，他除了新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继续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外，在政府和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
？筝作为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在意见纷争的宁都会议之前，参与了前后方关于军事方针的争论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面积扩大，纵约750里，横约540里，跨18个县。毛泽东同斯诺曾经这样说：“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任弼时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顾作霖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中央局书记。
1932年3月初，任弼时来到闽粤赣省委所在地长汀，出席省第二次党代会。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他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央苏区党代会决议。大会遵照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改为福建省委，由罗明代理书记。3月18日，在巴黎公社纪念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他又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议题，通过土地、劳动、军事、财政经济、苏维埃建设等决议后，选举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即工农民主政府），和江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一起，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对于加强对红色政权的领导，统一政令，推动苏区军民开展革命战争和发展苏区建设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任弼时在长汀期间，出狱不久的妻子陈琮英转道香港，到达闽西苏区。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那天，夫妇俩分别一年后重逢了。但是就在这一年里，陈琮英在政治和生活上遇到了严重考验，而她都经受住了。原来，任弼时离开上海后的第七天，陈琮英生下女儿远志。4月和6月下旬，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陈琮英怀抱着女儿被捕入狱，后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听完妻子的讲述，任弼时对陈琮英说：“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难过，但没有影响工作。我知道你一定会经受住考验的。”又说：“我们是革命夫妻，我们的爱情是融在对党对人民的事业里的。”福建省的两个大会闭幕后，他们一起回到了红都瑞金。
任弼时回顾自己在赣南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时曾说，苏区党代表大会前后，“‘左’倾路线我们的执行也不彻底，故苏区党代会仍被上海中央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这个事实是在他从长汀回到瑞金以后。1932年4月4日，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文章洋洋2万余言，其中，指责毛、任等人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对苏联力量不信任，对世界革命前途消极悲观；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把巩固革命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表示出“浓厚的等待主义”，助长了“农民意识的发展”；在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放弃绝对领导权”，“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等等。总之是“十足的机会主义”，阻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所以，“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称这是“为了打击全党不同意见，贯彻自己的路线而写的一篇向党内宣布全面战争的文章”。10天之后，临时中央又在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强调目前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等等。临时中央的批评斥责，使苏区中央局王稼祥和任弼时既感到压力，又感到不服气，因为大会《政治决议案》是王起草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是任起草的。
最后，在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下，苏区中央局在5月11日、6月27日所作的两次决议中，诚惶诚恐地进一步作自我批评：一是检讨“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从而划清了犯错误的时间界限。既批评毛，又指责任弼时在党代会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二是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项基本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强调集中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将三项基本任务取消，强调作战中心等，这些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对立的。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和中央局的这些决议，是后来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毛泽东的前奏和思想基础。用任弼时后来的话说，是为推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扫清道路”。
中央局两次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均未参加。后来他说：6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开。他知道这是采取缺席裁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中央局“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立场上”的这些决议，他虽不以为然，但也心领神会：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到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从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对行动方针和前方作战的组织问题，通过电台和信件相互磋商。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于是，周恩来在7月29日给后方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从组织上理顺关系对顺利指挥作战的重要性。他建议成立“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他深感毛“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方便之至”，因为主持大计，则与中央局代表或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形成“宝塔式的指挥权”。如按后方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所以他主张由毛担任总政委，“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这就有必要召开苏区中央局的会议。 8月初，任弼时赶到兴国出席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决定：按周恩来的建议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以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8月8日，部队整编结束，中革军委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前方的胜利进军，对后方工作提出了急切的要求：一是立即建立县委，配备干部，打扫战场，搜集战利品；二是亟须补充部队，增加担架；三是组织慰问等。因此，任弼时接连督促各苏区，立即采取措施。9月，他先后在《实话》和《党的建设》上发表文章，即《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号召“每一个党员团员要学苏联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时期那种英勇到前方去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要认识党员是阶级的先锋，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剧烈最高的形式。怕到前方去，怕牺牲，便不配称为阶级的先锋，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每一个到红军中去的党员团员，领导两个非党团员加入红军”。
红军如何应敌，在哪里摆开战场？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领导人，又出现意见分歧。于是，双方电文你来我往，各陈利弊，从8月底开始的一个月里，争论比较集中的有两次：第一次是8月底到9月初，第二次是9月下旬。由于后方中央局成员没有理解前方作战的合理意见，却又急于挽救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摆脱困境。前方周、毛、朱、王考虑“再四”，坚持原方案。最后提出“无论中局同意哪一种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以确定行动方针，要后方中央局同志30日赶到。后方的同志也坚持原方案。双方各执己见。9月26日，前方再次提出，“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要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会，“日期在十月十日以前为妥”。正在这个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发来要“中央局转”周、毛、朱、王的急电。项英、邓发也已回到瑞金。30日下午，任弼时等一行5人从瑞金出发向北赶路。同行的刘伯承是周恩来在24日来信要求他到前方协助工作的。这时中秋节已过，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就是宁都会议前夕，中央局内部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筝作为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在宁都会议上，显示了“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10月初，任弼时等赶到宁都前线出席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订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这是接到临时中央急电之后，前后方同志都感到“急要”的内容。如果说，在这以前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同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程度，那么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
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反对连续的进攻；主张打“土围子”巩固苏区，反对不顾主观力量的向外发展；反对打赣南重镇赣州和主张向赣东北发展；“不同意”赤化南丰河地区、诱敌深入的《训令》；甚至连漳州战役的胜利，也被指责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是对“进攻路线”的“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
根据周恩来向临时中央的报告记述：会议“集中主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但是“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但是，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向临时中央的报告中则写道：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虽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他自己并没有站在坚定立场集中火力反对前一种错误。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在“左”倾军事路线占压倒多数的气氛下，后方的同志提出召回毛泽东。周恩来鉴于“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积极主张毛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更彻底转变”。于是，他向会议提出两个方案：即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任弼时等后方同志认为“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且后方的动员和领导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同时，周恩来也曾经在致中央局的信中反映：过去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前方组织既不是集中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短”，“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尤令人无所适从”等。因此，这时会上就有召毛泽东回后方的提议。当周恩来提出留毛泽东在前方，或“助理”周恩来或在周恩来监督下负指挥“全责”的两个方案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第一种方案。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的第二方案。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10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电示中央局：要采取进攻路线，具体方向由中央局讨论，“并能与泽东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交汇下，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铸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但是，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对于自己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任弼时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1943年11月，他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致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言中，他又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真诚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错误，也必然会在历史的检验之后，服从真理。任弼时就是这样真诚的革命者。○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