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获奖作品一直力图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来表现美好人性的歌颂和赞美，同时也试图通过“表现人物突破做‘人’的基本规范和到底底线之后的动物性、人物性格中的邪恶虚伪狠毒因素的逆历史性、人物不正当的生存活动对人类美好理想的破坏性等等现象来唤起读者的价值判断”[1]，达到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在获奖作品众多的人物谱系中，主要塑造了三类人物形象。
　　第一类是拥有“正面能量”的人。所谓拥有正面能量的人，就是这类人的人生态度是积极乐观的，他们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在大是大非面前具有正确的判断力，无论前路艰难世情险恶，都能有坚定的信念和人生目标，能够感染人、带动人。这类人身上所迸发出的力量，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这类人物在茅盾文学奖中是占主流地位的，如《将军吟》中刚直不阿的彭其将军，《沉重的翅膀》里改革的开拓者郑子云、《白鹿原》中坚守仁义道德的白嘉轩，《抉择》中正义凛然的李高成，《尘埃落定》中顺应历史进程的掌权者……虽然他们身上会有一些不太“阳光”的因素，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其他人起到的仰视、震慑和带动作用。比如《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必达，他是一个草莽汉子转变为革命英雄的传奇人物，在成为英雄之前他并没有什么政治觉悟，而是误打误撞地加入了八路军游击队，甚至差点因为吃不了苦而成为逃兵，而促使他留下来的原因也似乎那么高尚，他是因为爱上了八路军中的东方闻音姑娘，历史的偶然性使他不仅成为了抗日英雄，而且还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
　　当然，正面能量的人物不一定只有英雄伟人身上才能得以表现，有时候蕴藏在普通人身上的正面能量更能温柔而深刻地侵入到人的心灵。《白门柳》、《东藏记》中禀性高傲，不奴颜媚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乱世里的一条清流，虽未处同一时代，却具有共同的人格气节，手无寸铁的他们在战乱时期表现出来的民族大义让人心灵受到震撼；《茶人三部曲》中的女人们既温柔又坚韧、既娴静又泼辣，安静平和又敢爱敢恨，在杭氏家族五代茶人的命运沉浮中她们深明大义、坚强果敢地挑起了家族大业；《天行者》、《推拿》中的民办教师和盲人按摩师是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和都市弱势群体的代表，但即使是弱势群体，他们身上依然温婉地体现出了消费时代里人们内心高尚的良知和最纯净的尊重与爱……这种宁静和谐的正面能量使合目的性的理想与合规律性的历史进程完满地浑然交融，让人们在自由领悟正面价值的同时增添着赏心悦目的快感。
　　第二类是拥有“负面能量”的人，这类人是相对于“正面能量”的人来说的，概括起来就是内心邪恶，道德败坏，有着阴暗的自私自利之心，缺少社会良知，任由人格和肉体的堕落而不知廉耻，包含着阻碍人类进步的恶性因素。这类人在获奖作品中大部分是站在“正面能量”的人的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衬托“正面能量”的人的作用，但作家们显然更愿意通过对此类人物的描写，批判和揭露人性的丑恶，唤起人们的良知。如《冬天里的春天》里两面三刀、阴险狡诈的王维宇丝毫没有道德底线；《英雄时代》的陆承伟，本是“红二代”的他却没有继承父亲身上刚正不阿，反而不道德地钻了改革的空子一夜暴富，不择手段地玩弄女性，精神和肉体双双堕落；《湖光山色》中的村主任詹石蹬，钻营权力，横行乡里，对朴素善良的暖暖进行精神的迫害和身体的侮辱，利用权力胡作非为……这些“负面能量”的人展现了人性的丑恶和世间的阴影，作品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表达对人类负面价值的批判与反思，使人们在强烈的对比中对恶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唤起人们对“正面能量”的向往和追求。
　　第三类是“中间人物”，可以说他们是“正面能量”的人与“负面能量”的人的“混血儿”，他们身上有一种深在的民族惰性。这种惰性体现为他们看到了时代的进步，观念也随之顺应了一些变化，但是却改变得并不彻底，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要改变，或者是随大流的改变了但是内心却依然保守并且有所不甘。最典型的莫过于《穆斯林的葬礼》里的韩太太，她和假回回韩子奇的婚姻本来就是悲剧的，但是当她的女儿韩新月和楚雁潮相爱、儿子韩天星与师妹互生好感时，她又以民族和宗教的差别拼命阻挠，想方设法地拆散，剥夺了不同宗教文化年轻人爱的权力。结果韩新月病逝的时候楚雁潮没有机会看上最后一眼，韩天星被她设计与自己不爱的女人结了婚，虽然韩太太在女儿葬礼上看见楚雁潮痛不欲生的样子内心有所触动，但是她始终固守着个人信仰并不遗余力地去拿着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去衡量、禁锢别人。这样的“中间人物”在社会进程中其实是很可怕的，他们不声不响地固守自封，与先进文化思想有着本能的抵触，有时显得愚昧而麻木，有时则是自私而昏庸，影响着身边的人对正面价值的追求。作家们对这样人物的刻画，也是为了反省在历史前进的征途中的落后因素。
　　参考文献：
　　[1]任美恒.论茅盾文学奖[D].兰州大学，200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