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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文学在当代是一个欢呼与质疑并存的话题，当今西方中心论视域下的世界文学观念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而跨文明研究视域下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能够对现有世界文学研究的局限性进行补益。它注重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研究不同文明文学间的关系和变异现象，这种研究方法正在研究实践中得到逐步落实，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为跨文明的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了范式和前景。
关键词：世界文学；跨文明；变异；达姆罗什
作者简介：曹顺庆，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张越，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135-07
世界文学在当代是一个欢呼与质疑并存的话题，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世界文学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响。但世界文学这一范畴确实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与视野，它存在的事实与其研究价值任何人都不能够规避和否认。当下，世界文学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是，世界文学何以在19世纪被提出后，在20世纪后半期再次成为研究热潮？当代世界文学与其诞生时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世界文学如何重寻其价值与立足之地？如何以世界眼光对不同文明文学进行研究？
笔者认为，“跨文明研究”这一新的视野或许可以拯救“身陷重围”的世界文学。“跨文明研究”是由笔者提出的。在2016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21届年会上，笔者又强调了跨文明文学的重要性以及世界文学与跨文明研究的关系，并认为二者虽然产生于相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立场——世界文学倾向于“提供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即“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跨文明研究则基于“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1]由此，基于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拓展了研究视野。
本文旨在发掘跨文明视域下世界文学观念的当代新变，提出世界文学从原来的一维性转向跨文明的多维性，并辅之以世界文学研究实践作为佐证。
一、世界文学观念的转变——从欧洲中心到跨越文明界限
全球化进程中文明间的交流对世界文学的重新兴起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世界文学观念产生于文明间的交流，以歌德（Goethe）的“世界文学”为例，他谈论的“世界文学”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对象，许多人赞美歌德早已提出了真正的世界文学。但是，已有研究纠正了“歌德”作为“世界文学首创者”的谬误，“世界文学”概念最早是由维兰德提出。[2]歌德虽不是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的人，却是响亮欢呼世界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是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生发出此观点，但我们从他被记录下来的言谈来看，他关于世界文学的探讨是感发的、零星的。我们也很难说他真的将欧洲以外的文学当成平等的他者来对待。例如，从以下几段他关于世界文学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德意志民族立场：
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我们德国人在其中可以扮演光荣的角色。
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
现在一种世界文学已经开始，在这一时刻，如果仔细观察，德国人失去的最多，他们将会认真思考这一警告。[3] （P4—5）
正如约翰·皮泽（John Pizer）指出，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首先是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当时欧洲的世界主义意识刚兴盛起来，短暂的和平加速了文学的交流，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强并立之下势头较弱，因而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仍然是基于本国形势提出的，是他德国统一的愿望在文化层面上的显现。也正如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所说，“（歌德）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同胞参与作品的国际流通”，“在某种程度上，歌德的观点显示出帝国的自我保护”[4]（P9）。因而，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虽然引入了跨东方文明文学比较研究，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世界文学。
在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中，也谈到“世界文学”。1886年，波斯奈特（H M Posnett）在《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中将世界文学加入比较文学体系，并在书中探讨了世界文学起源和异质文明的关系。相比歌德感发式的探讨而言，波斯奈特从理论和个案研究层面对世界文学的特征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他不仅将世界文学视作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模块之一，也将东方文明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内。例如，他在“世界文学”一章中认为，世界文学起源于四大文明古国：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希伯来，并且它们各自独立生长发展、互不影响。在“世界文学在印度和中国”一章中，他阐述了中印文学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将中印戏剧进行对比后，发现了它们与欧洲戏剧的巨大差异。[5]（P235—289）
然而，尽管波斯奈特确实认可了东方文明文学的特性和价值，但他阐释世界文学时却仍然是从欧洲视角进行观照，准确说，是从当时的英国视角看待的。他并不赞成当时以巴黎为中心的世界主义，他更推崇英国作为世界主义的观照中心。此外，从他的著作结构来看，是依据欧洲进化论和英国的历史研究方法，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他以氏族文学、城邦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为顺序，将世界文学置于国家文学之前。在他看来，在文学的演进过程中，希腊、罗马对后世欧洲文化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先谈论世界文学比较方便。显然，他的世界文学演进模式不适合研究东方文学，东方文学既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城邦文学”，也没有从“世界文学”到“国家文学”的演進过程。他看似推崇各民族文学的特性，却从方法论上排除了不同文明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世界文学观念在一百多年中总是与欧洲中心主义纠缠在一起。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 20世纪前半期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仍然以欧洲为中心，以至于艾田伯（René Etiemble）在1974年发表的《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中提出了自己对于世界文学的担忧。他发现当时的世界文学书库和作品选中东方文学作品少之又少，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他，认为“假如没有在中国文化中绕一圈，大概我绝不会找到我的真理、我的道德和我的幸福”，他眼中的世界文学应该平等吸纳东西方文明，而不是局限在欧美学者的圈子中。[3]（P105） 进入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加速了文明的交流、冲突与融合，文学的跨文明视野愈发显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学研究不应仅以西方视角、以审视的眼光来欣赏他者文明，或者将他者文明文学以自身文明为中心旋转，来确立自身中心地位。人们开始以真正跨越异质文明的眼光审视世界文学。
例如，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在1984年出版的《世界文学的再现》（The Re-emergence of World Literature）一书的第三章中，明确提出要将比较文学扩大到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他还对“全球文学”和“文化多元主义”进行了详尽阐释，并强调寻求文学的全球性和共享性。[6]（P380—381）再如，安德鲁·琼斯发现莫言、苏童和刘恒等新的实验作家，“比他们的许多前辈更适合‘国际文学评价标准’”[3]（《“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P229）。他指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尚未跳出世界文学堆砌的高墙，被局限在全球文学的边缘区域。“同任何霸权结构一样，‘世界文学’的话语通过提供象征和金融资本来强迫他人妥协。”[3]（《“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P230）
此外，在世界文学专著中，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学者杜里申（Dionz [D][ˇ]uri?in）在晚年对他早年提出的“世界文学”作为“文学理论和实践框架中的最高范畴”这一观念进行了修正。1992年，杜里申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书《世界文学是什么》（[ˇ][C]o je svetová literatúra？），这是目前公认的第一本关于世界文学的专著。“他宣称，这一概念或范畴‘不是由价值判断原则主导，而是包括所有相互联系着、关联着的文学现象’。”[7]他也将世界文学视为由各种文学现象相联系的系统。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取决于以下种种条件：语言上的各多语系统和单语系统，行政上的（在相应的政治制度下）多国文学系统，意识形态上的多种文学系统；它的区分性，殖民和后殖民状况等等”[7]。显然，杜里申也意识到了不同文明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作用，并且他与同时期撰写《东方学》（Orientalism）的赛义德（Edward W.Said）一样，主动将“后殖民”纳入世界文学的考虑范畴。
世界文学从欧洲中心主义向跨越东西方文明的转变，使它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热潮。但学术界对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容易限于“同”与“异”、“共性”与“个性”的二元层面上。如若不跳出这一模式，所谓的世界文学研究也不过是援引一些代表“个性”的异质文明文学来满足谈论“共性”（或“世界”）的需要，最终也只是回到自我中心论而已。
二、世界文学观念的局限及跨文明研究的可能
前文已指出，即便世界文学在当代发生了方向上的转换，但这一概念的另一硬伤在于，它停留在“同”“异”二元模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援引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方法论来修正世界文学陷入的“求同”之圈。比较文学诞生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兴起中，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新的趋势。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在于“求同存异”，涵盖了异质性与变异性。[8]那么，作为比较文学“雏形”的世界文学是否也可以在“求同”和“存异”中关注文学关系中的变异性呢？
具体而言，世界文学“同”与“异”的二元对立模式早已有之。波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中阐述的源于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学与“文学的普遍性”的关系，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但波斯奈特因为世界文学的普遍性掩盖了民族文学的特性就否认了世界文学存在的合理性，还是没有很好地处理世界文学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世界文学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各国文学走向联合的必然趋势。[9]（P276）二人是从整体性上看待世界文学。以资本流通为视角切入分析世界文学固然有道理，但我们也应该明确，物质因素不是贯通、整合世界文学的唯一因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可以在经济上将世界文学扭成整体，但这也会使得各民族、各国文学丢失其特质。
在欧洲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下，郑振铎与泰戈尔为从东方视角观照世界文学提供了研究范式。郑振铎在《文学的统一观》中认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类全体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决不宜为地域或时代的见解所限，而应当视他们为一个整体，为一面反映全体人类的忧闷与痛苦与喜悦与微笑的镜子”[3]（P70）。他从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共同性出发，认为人类文学也应该具有一致性与整体性，并且认为研究者应该将“阻隔文学的统一研究的国界及其他一切的阻碍物”[3]（P75）都打破。他不同意从一国出发的、极不彻底的文学统一观，他再三强调，文学的统一研究是指，“综合一切人间的文学，以文学为主观点，而为统一的研究”[3]（P75）。泰戈尔对世界文学特征的描述也跨越了东西文明。他也认为，文学作品展示了普遍的人性，并且其价值需要超越特定的时空才能凸显出来。他将世界文学比作神殿，领导建造神殿的是具有世界意识的作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他的指挥下劳作”[3]（《世界文学》，P62）。他与郑振铎都真正将东方文明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主体，对东西文明文学进行了观照。
如果说上述学者是基于“求同”层面对世界文学讨论的话，法国学者艾田伯就质疑作为这种总和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他认为德国人H.海塞（Hermann Hesse）在《世界文学书库》（Eine Bibliothek der Weltliteratur）中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其实任何人也不能掌握哪怕是一种文学的总体，更谈不上总体意义上的文学之总和了。另一方面，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为了成为一个全面的人，能够，因此应该自己建立自己的世界文学书库。”[3]（《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P94）
20世纪后半期频频出现“多元”一词，虽然强调差异，却也难以逃出同异对立的模式。例如，美国比较文学学会90年代中期出版了题为《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的論文集，收录了1965、1975、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对美国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全面评估。与前两次评估相比，伯恩海默在1993年发表的《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中就提出：“在文学研究中，针对多元文化的、全球的并且是跨学科的课程所呈现出的进步的变革倾向，在本质上也是比较性的。”[10]再如，第14届与第16届ICLA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题分别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11]和“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传递与超越”（Transitions and Transgressions in an Age of Multiculturalism）[12]。 杜里申发现了作为“文学间进程”的世界文学，并且这种进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文学本身及其学术发展过程中，‘它要经受不断的修正以及内部的重构’”[13]。杜里申认为世界文学难以用某一标准衡量，其原因在于“作为文学和历史的全部或整体的世界文学之最终形成过程，是由遗传—接触关系、类型学上的相似性、文学间共同体或联合体等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13]。他在《世界文学是什么》中认为世界文学包含了两个事业——多语言和多国文学与文学间共同体（interliterary communities） 、文学间中心共同体（interliterary centrisms）。[7]他虽然认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多维性，即难以用静止的或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概念，却还是又回到了对“同”与“异”的讨论之中。
对于世界文学而言，其在二元对立模式中陷入“求同”还是“求异”、“共性”还是“个性”的漩涡中。美国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囿于这一模式带来的弊病，他的研究触及到了世界文学中的“变异”现象。苏源熙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普遍“擅长从两个或几个有联系的部分的表达中发掘公分母”[14]（P60—64），他还认为仅仅将世界文学置于空间中（尤其是广延范围）考察很难适应现在已经成熟的对文学具体性的讨论，目前语义学和隐喻学也不支持只针对文学某一广延领域进行文学研究。在他看来，在此之前对世界文学进行定义的“陈词滥调”有两种：其一，是“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可的经典性天才作品”；其二，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探索”。[15]前者是因为对经典文本的强调，使非经典文本减少了被阅读的机会；后者是因为这种“探索”涵盖了所有文本，所有的文本都受益于相同性，地图一般地“削平了一切”，反而丧失了更多值得争论的东西。[15]
苏源熙认为，世界文学应该具有如下特质。其一，立体的而非平面化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实践取消了时空的限定，文学世界不等于实体空间，它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在两个世界间有一扇沟通的门，实体世界通过它向文学世界转换。因而，文学话语不同于日常话语，我们也不能将世界文学以一个框架来界定。其二，世界文学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不存在单一维度的世界文学，也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经典存在，完全调和一切的经典也不存在。世界文学是在各国、各地区文学经典的对比中存在的。不同地方的人对于世界文学的鉴定也不尽相同，他们的鉴定是受到当时、当地特定条件影响的。[15] 苏源熙指出了将世界文学作为平面意义的概念本身存在的局限，将世界文学放到文学本身来观照，这是他对于比较文学中存在了几十年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世界文学是什么”争论提出的解决方案。[15]
苏源熙对世界文学的阐述给予我们一个启发，无论是共性还是特性，重要的不在于世界文学的形态是什么，而是我们怎么对它进行研究。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世界文学”各不相同，世界文学不应该被限定于某一维度来命名，而是要在文学关系的研究进程中发现苏源熙所说的沟通文学间的“门”，也就是不同文明文学在“求同存异”中发掘变异现象的过程。
三、跨文明研究视域下的世界文学研究实践——以大卫·达姆罗什为例
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范畴亦或是单一的维度，我们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概念對其进行界定和阐释，它可以在不同民族、国家、区域和文明间具有不同的形态。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不仅仅讨论世界文学“是什么”，也在践行着“怎么做”，而将“怎么做”落到实处的是跨文明比较文学。我们既然认为世界文学研究需要发掘不同文明文学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文学关系和变异现象，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实践落实这一点。
大卫·达姆罗什既是世界文学理论的创新者，也在跨文明文学研究中实践着他的世界文学观。如果说苏源熙是从空间上的多维性来看待世界文学，达姆罗什则将世界文学置于动态流通和实践角度看待。
达姆罗什也意识到，世界文学的实践早已在这个概念被提出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认为这个实践必须依赖孕育其的文学文化背景：“纵观历史，几乎没有哪种文学可以在绝对孤立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远离其原本的语言和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出现。”[16]他更加关注文学产生的本土背景，而非以西方视角远距离审视他者文明的文学。
在《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中，达姆罗什也认为世界文学不能只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多重意义的、多维度的。他认为，从歌德时代开始，世界文学的定义有三种范式：经典、杰作和世界窗口。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世界文学存在于多维空间中，它与以下四个参照系相关：全球的、区域的、民族的、个人的。而且这些参照系会随着时间而不停地变迁，如此时间便成为第五个维度。在时间维度中，世界文学不断地被赋形，并不断地变形。”[17]
事实上，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如何在时间维度上发生变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文本上的分析。在理论上，他重视世界文学的时间维度，也不否认空间维度，照应了他从文学的“流通、翻译、阅读”来动态、立体地分析世界文学。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世界文学下了三个定义：第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第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第三，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4]（P309）他还在书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多变性和多样性，世界文学作品并非一成不变，阅读世界文学作品的模式也各不相同。在他看来，能够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是能够在时间流逝中不断变化的作品。全球化时代下，如何调和文学关系中的本土性与他者性一直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难点，他的“流通、翻译、阅读”的世界文学观尝试从时间和空间上做到这一点，他正是肯定了不同文明文学间的复杂关系和文学在流通中的变异，才对世界文学进行了重新界定。“流通、翻译、阅读”模式可以说是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研究中的基本范式。
在具体的文本研究实践上，他从具体文学作品或世界文学理论入手，在扎实的材料综述的基础上落实自己的世界文学观。他在《后文学时代中的世界文学》中，倡导人们调和文学教学中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如何不仅从语言，更是从媒介入手积极运用经典文本的通行译作。[18] 再如，他还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援引大量的实例来分析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接受，演示本土文学传入异域的过程。他所举的例子涵盖了东西方各层面的文学作品，例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的被发掘和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墨西哥文化在历史上的诗歌中的存留，文学选集的变化，古埃及纸莎草卷诗歌的翻译，《哈扎尔辞典》（Dictionaries of Khazars）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等，大都是讨论以往较少受到西方学者关注的“非经典”作品的全球流通，这也践行了他的“流通、翻译、阅读”的世界文学观，以及他在世界文学作品选择中“超经典、反经典、影子经典”1的意识。《吉尔伽美什史诗》这类作品被达姆罗什称为“scriptworlds”或“global script”，它们“仅与其原始语言或语族相关联，就取得了全球性的、远超其语言基础的接受”[19]。
在世界文学教学和阅读实践上，《怎样讲授世界文学》中的36篇文章涵盖了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教学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了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张隆溪以及达姆罗什本人的教学方法。这本书还探讨了课堂上定义、文学史以及文化背景的讲解上的时间安排问题，以及如何才是可供教授的文学作品，怎样讲好这些作品的问题。《怎样阅读世界文学》从创作、翻译、文学本身的演变、文化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世界文学作品阅读的方法和范例。他尤其强调不同文明文学的差异性，认为读者既不应该完全摆脱自身文化中的阅读习惯来阅读跨文化作品，更不能固守自身文化，对异域文学作品进行误读。这本书还提供给读者可供查阅的优秀文学选集、世界文学网站、课程和教材，集理论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给予读者更多阅读、研究世界文学的便利。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实践的跨文明性还表现在他对于世界文学选集的关注上。既然世界文学不止是一个概念，需要回归到文学作品本身，那么世界文学选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世界文学观念的一个表现形式，从具体层面上论证理论的可行性。他编纂了《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以“超经典、反经典、影子经典”为标准选择文学作品，他尤其重视东方、拉美、非洲文学作品的选取。他也在《今日的世界文学：从旧世界到全世界》（World Literature Today： From the Old World to the Whole World）中，对几部世界文学选集的利弊进行了评析。2
正如有学者指出，“达姆罗什等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探讨，就超越了世界文学的文学品质层面，而将关注点投射到民族文学间的动态关系，强调世界文学的生成性、动态性和变异性”[20]，达姆罗什、苏源熙等人将“世界性”与“跨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下沟通起来，他们眼中的世界文学不再是某一话语权的产物，而成为了处理全球视野下不同文明文学间关系的动态支点。在此基础上，各文明的文学话语能够超越话语霸权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桎梏，在翻译中，在尊重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做到对话与融合，为跨文明文学的对话、互补提供可能。
正是跨文明的文学间的对话、融合、变异，使世界文学得以产生并成为热潮，也使世界文学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无论世界文学观念如何变化，世界文学本身就是在实体空间和抽象意义上涵盖最广的范畴，世界文学也是文学研究实践中最高的平台，不应该因为其局限性就否认世界文学的存在。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仍然没有很好地以客观、平等的眼光进行异质文明文学研究，异质文明之间“存异”基础上的共存、对话、融通仍然任重道远。对于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仍是西方文学研究中的凤毛麟角。因而，作为有着悠久中西文明交融背景的中国比较文学，更应该将目光放在自我与他者文明“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变异、互补性研究上，为世界文学和中国比较文学寻找到一片新天地。
参 考 文 献
[1] 王苗苗：《走向世界的中国比较文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
[2] Weitz H J..“Weltliteratur’zuerst bei Wieland”，in Arcadia，1987（22）.
[3]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刘洪涛、尹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 大衛·丹穆若什（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 哈钦森·麦考莱·波斯奈特：《比较文学》，姚建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乐黛云：《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7] 玛利安·高利克：《世界文学与文学间性——从歌德到杜里申》，步朝霞译、朱寿桐校，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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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0] 伯恩海默：《伯恩海默报告：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史冬冬译，载《中外文化与文论》， 2003.
[11] 乐黛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4届年会（加拿大）综述》，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
[12] 斯义宁：《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东方比较文学的力量——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6届年会综述》，载《 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13] 马利安·高利克：《论1992—2015年间“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牛忠光、刘燕译， 载《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
[14] Saussy H.“Comparisons， World Literature，and the Common Denominator”，in A Compan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ited by Behdad A，Thomas D. Wiley-Blackwell，2011. [15] 蘇源熙：《世界文学的维度性》，生安锋译，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
[16] 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颜海峰译，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7] 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李庆本译，载《山东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18] Damrosch D. “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literary Age”，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2013（2）.
[19] Damrosch D，Damrosch D. “Scriptworlds： Writing Systems and the Form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2007（2）.
[20] 查明建：《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载《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World Literature is a heatedly discussed topic favorably and unfavorably.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with the West as the center is questioned b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today.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Cross Civilization Study Perspective can contribute to present study to reduce its limitation， which is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Theoretical study on World Literature by Damrosch and his practice provides pattern and prospect for this study.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 Cross Civilization， alienation， Damrosch
关键词：世界文学；跨文明；变异；达姆罗什
作者简介：曹顺庆，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张越，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135-07
世界文学在当代是一个欢呼与质疑并存的话题，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世界文学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响。但世界文学这一范畴确实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与视野，它存在的事实与其研究价值任何人都不能够规避和否认。当下，世界文学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是，世界文学何以在19世纪被提出后，在20世纪后半期再次成为研究热潮？当代世界文学与其诞生时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世界文学如何重寻其价值与立足之地？如何以世界眼光对不同文明文学进行研究？
笔者认为，“跨文明研究”这一新的视野或许可以拯救“身陷重围”的世界文学。“跨文明研究”是由笔者提出的。在2016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21届年会上，笔者又强调了跨文明文学的重要性以及世界文学与跨文明研究的关系，并认为二者虽然产生于相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立场——世界文学倾向于“提供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即“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跨文明研究则基于“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1]由此，基于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拓展了研究视野。
本文旨在发掘跨文明视域下世界文学观念的当代新变，提出世界文学从原来的一维性转向跨文明的多维性，并辅之以世界文学研究实践作为佐证。
一、世界文学观念的转变——从欧洲中心到跨越文明界限
全球化进程中文明间的交流对世界文学的重新兴起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世界文学观念产生于文明间的交流，以歌德（Goethe）的“世界文学”为例，他谈论的“世界文学”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对象，许多人赞美歌德早已提出了真正的世界文学。但是，已有研究纠正了“歌德”作为“世界文学首创者”的谬误，“世界文学”概念最早是由维兰德提出。[2]歌德虽不是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的人，却是响亮欢呼世界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是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生发出此观点，但我们从他被记录下来的言谈来看，他关于世界文学的探讨是感发的、零星的。我们也很难说他真的将欧洲以外的文学当成平等的他者来对待。例如，从以下几段他关于世界文学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德意志民族立场：
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我们德国人在其中可以扮演光荣的角色。
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
现在一种世界文学已经开始，在这一时刻，如果仔细观察，德国人失去的最多，他们将会认真思考这一警告。[3] （P4—5）
正如约翰·皮泽（John Pizer）指出，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首先是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当时欧洲的世界主义意识刚兴盛起来，短暂的和平加速了文学的交流，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强并立之下势头较弱，因而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仍然是基于本国形势提出的，是他德国统一的愿望在文化层面上的显现。也正如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所说，“（歌德）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同胞参与作品的国际流通”，“在某种程度上，歌德的观点显示出帝国的自我保护”[4]（P9）。因而，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虽然引入了跨东方文明文学比较研究，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世界文学。
在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中，也谈到“世界文学”。1886年，波斯奈特（H M Posnett）在《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中将世界文学加入比较文学体系，并在书中探讨了世界文学起源和异质文明的关系。相比歌德感发式的探讨而言，波斯奈特从理论和个案研究层面对世界文学的特征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他不仅将世界文学视作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模块之一，也将东方文明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内。例如，他在“世界文学”一章中认为，世界文学起源于四大文明古国：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希伯来，并且它们各自独立生长发展、互不影响。在“世界文学在印度和中国”一章中，他阐述了中印文学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将中印戏剧进行对比后，发现了它们与欧洲戏剧的巨大差异。[5]（P235—289）
然而，尽管波斯奈特确实认可了东方文明文学的特性和价值，但他阐释世界文学时却仍然是从欧洲视角进行观照，准确说，是从当时的英国视角看待的。他并不赞成当时以巴黎为中心的世界主义，他更推崇英国作为世界主义的观照中心。此外，从他的著作结构来看，是依据欧洲进化论和英国的历史研究方法，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他以氏族文学、城邦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为顺序，将世界文学置于国家文学之前。在他看来，在文学的演进过程中，希腊、罗马对后世欧洲文化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先谈论世界文学比较方便。显然，他的世界文学演进模式不适合研究东方文学，东方文学既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城邦文学”，也没有从“世界文学”到“国家文学”的演進过程。他看似推崇各民族文学的特性，却从方法论上排除了不同文明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世界文学观念在一百多年中总是与欧洲中心主义纠缠在一起。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 20世纪前半期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仍然以欧洲为中心，以至于艾田伯（René Etiemble）在1974年发表的《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中提出了自己对于世界文学的担忧。他发现当时的世界文学书库和作品选中东方文学作品少之又少，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他，认为“假如没有在中国文化中绕一圈，大概我绝不会找到我的真理、我的道德和我的幸福”，他眼中的世界文学应该平等吸纳东西方文明，而不是局限在欧美学者的圈子中。[3]（P105） 进入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加速了文明的交流、冲突与融合，文学的跨文明视野愈发显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学研究不应仅以西方视角、以审视的眼光来欣赏他者文明，或者将他者文明文学以自身文明为中心旋转，来确立自身中心地位。人们开始以真正跨越异质文明的眼光审视世界文学。
例如，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在1984年出版的《世界文学的再现》（The Re-emergence of World Literature）一书的第三章中，明确提出要将比较文学扩大到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他还对“全球文学”和“文化多元主义”进行了详尽阐释，并强调寻求文学的全球性和共享性。[6]（P380—381）再如，安德鲁·琼斯发现莫言、苏童和刘恒等新的实验作家，“比他们的许多前辈更适合‘国际文学评价标准’”[3]（《“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P229）。他指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尚未跳出世界文学堆砌的高墙，被局限在全球文学的边缘区域。“同任何霸权结构一样，‘世界文学’的话语通过提供象征和金融资本来强迫他人妥协。”[3]（《“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P230）
此外，在世界文学专著中，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学者杜里申（Dionz [D][ˇ]uri?in）在晚年对他早年提出的“世界文学”作为“文学理论和实践框架中的最高范畴”这一观念进行了修正。1992年，杜里申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书《世界文学是什么》（[ˇ][C]o je svetová literatúra？），这是目前公认的第一本关于世界文学的专著。“他宣称，这一概念或范畴‘不是由价值判断原则主导，而是包括所有相互联系着、关联着的文学现象’。”[7]他也将世界文学视为由各种文学现象相联系的系统。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取决于以下种种条件：语言上的各多语系统和单语系统，行政上的（在相应的政治制度下）多国文学系统，意识形态上的多种文学系统；它的区分性，殖民和后殖民状况等等”[7]。显然，杜里申也意识到了不同文明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作用，并且他与同时期撰写《东方学》（Orientalism）的赛义德（Edward W.Said）一样，主动将“后殖民”纳入世界文学的考虑范畴。
世界文学从欧洲中心主义向跨越东西方文明的转变，使它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热潮。但学术界对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容易限于“同”与“异”、“共性”与“个性”的二元层面上。如若不跳出这一模式，所谓的世界文学研究也不过是援引一些代表“个性”的异质文明文学来满足谈论“共性”（或“世界”）的需要，最终也只是回到自我中心论而已。
二、世界文学观念的局限及跨文明研究的可能
前文已指出，即便世界文学在当代发生了方向上的转换，但这一概念的另一硬伤在于，它停留在“同”“异”二元模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援引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方法论来修正世界文学陷入的“求同”之圈。比较文学诞生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兴起中，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新的趋势。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在于“求同存异”，涵盖了异质性与变异性。[8]那么，作为比较文学“雏形”的世界文学是否也可以在“求同”和“存异”中关注文学关系中的变异性呢？
具体而言，世界文学“同”与“异”的二元对立模式早已有之。波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中阐述的源于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学与“文学的普遍性”的关系，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但波斯奈特因为世界文学的普遍性掩盖了民族文学的特性就否认了世界文学存在的合理性，还是没有很好地处理世界文学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世界文学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各国文学走向联合的必然趋势。[9]（P276）二人是从整体性上看待世界文学。以资本流通为视角切入分析世界文学固然有道理，但我们也应该明确，物质因素不是贯通、整合世界文学的唯一因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可以在经济上将世界文学扭成整体，但这也会使得各民族、各国文学丢失其特质。
在欧洲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下，郑振铎与泰戈尔为从东方视角观照世界文学提供了研究范式。郑振铎在《文学的统一观》中认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类全体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决不宜为地域或时代的见解所限，而应当视他们为一个整体，为一面反映全体人类的忧闷与痛苦与喜悦与微笑的镜子”[3]（P70）。他从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共同性出发，认为人类文学也应该具有一致性与整体性，并且认为研究者应该将“阻隔文学的统一研究的国界及其他一切的阻碍物”[3]（P75）都打破。他不同意从一国出发的、极不彻底的文学统一观，他再三强调，文学的统一研究是指，“综合一切人间的文学，以文学为主观点，而为统一的研究”[3]（P75）。泰戈尔对世界文学特征的描述也跨越了东西文明。他也认为，文学作品展示了普遍的人性，并且其价值需要超越特定的时空才能凸显出来。他将世界文学比作神殿，领导建造神殿的是具有世界意识的作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他的指挥下劳作”[3]（《世界文学》，P62）。他与郑振铎都真正将东方文明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主体，对东西文明文学进行了观照。
如果说上述学者是基于“求同”层面对世界文学讨论的话，法国学者艾田伯就质疑作为这种总和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他认为德国人H.海塞（Hermann Hesse）在《世界文学书库》（Eine Bibliothek der Weltliteratur）中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其实任何人也不能掌握哪怕是一种文学的总体，更谈不上总体意义上的文学之总和了。另一方面，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为了成为一个全面的人，能够，因此应该自己建立自己的世界文学书库。”[3]（《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P94）
20世纪后半期频频出现“多元”一词，虽然强调差异，却也难以逃出同异对立的模式。例如，美国比较文学学会90年代中期出版了题为《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的論文集，收录了1965、1975、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对美国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全面评估。与前两次评估相比，伯恩海默在1993年发表的《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中就提出：“在文学研究中，针对多元文化的、全球的并且是跨学科的课程所呈现出的进步的变革倾向，在本质上也是比较性的。”[10]再如，第14届与第16届ICLA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题分别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11]和“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传递与超越”（Transitions and Transgressions in an Age of Multiculturalism）[12]。 杜里申发现了作为“文学间进程”的世界文学，并且这种进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文学本身及其学术发展过程中，‘它要经受不断的修正以及内部的重构’”[13]。杜里申认为世界文学难以用某一标准衡量，其原因在于“作为文学和历史的全部或整体的世界文学之最终形成过程，是由遗传—接触关系、类型学上的相似性、文学间共同体或联合体等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13]。他在《世界文学是什么》中认为世界文学包含了两个事业——多语言和多国文学与文学间共同体（interliterary communities） 、文学间中心共同体（interliterary centrisms）。[7]他虽然认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多维性，即难以用静止的或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概念，却还是又回到了对“同”与“异”的讨论之中。
对于世界文学而言，其在二元对立模式中陷入“求同”还是“求异”、“共性”还是“个性”的漩涡中。美国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囿于这一模式带来的弊病，他的研究触及到了世界文学中的“变异”现象。苏源熙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普遍“擅长从两个或几个有联系的部分的表达中发掘公分母”[14]（P60—64），他还认为仅仅将世界文学置于空间中（尤其是广延范围）考察很难适应现在已经成熟的对文学具体性的讨论，目前语义学和隐喻学也不支持只针对文学某一广延领域进行文学研究。在他看来，在此之前对世界文学进行定义的“陈词滥调”有两种：其一，是“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可的经典性天才作品”；其二，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探索”。[15]前者是因为对经典文本的强调，使非经典文本减少了被阅读的机会；后者是因为这种“探索”涵盖了所有文本，所有的文本都受益于相同性，地图一般地“削平了一切”，反而丧失了更多值得争论的东西。[15]
苏源熙认为，世界文学应该具有如下特质。其一，立体的而非平面化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实践取消了时空的限定，文学世界不等于实体空间，它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在两个世界间有一扇沟通的门，实体世界通过它向文学世界转换。因而，文学话语不同于日常话语，我们也不能将世界文学以一个框架来界定。其二，世界文学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不存在单一维度的世界文学，也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经典存在，完全调和一切的经典也不存在。世界文学是在各国、各地区文学经典的对比中存在的。不同地方的人对于世界文学的鉴定也不尽相同，他们的鉴定是受到当时、当地特定条件影响的。[15] 苏源熙指出了将世界文学作为平面意义的概念本身存在的局限，将世界文学放到文学本身来观照，这是他对于比较文学中存在了几十年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世界文学是什么”争论提出的解决方案。[15]
苏源熙对世界文学的阐述给予我们一个启发，无论是共性还是特性，重要的不在于世界文学的形态是什么，而是我们怎么对它进行研究。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世界文学”各不相同，世界文学不应该被限定于某一维度来命名，而是要在文学关系的研究进程中发现苏源熙所说的沟通文学间的“门”，也就是不同文明文学在“求同存异”中发掘变异现象的过程。
三、跨文明研究视域下的世界文学研究实践——以大卫·达姆罗什为例
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范畴亦或是单一的维度，我们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概念對其进行界定和阐释，它可以在不同民族、国家、区域和文明间具有不同的形态。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不仅仅讨论世界文学“是什么”，也在践行着“怎么做”，而将“怎么做”落到实处的是跨文明比较文学。我们既然认为世界文学研究需要发掘不同文明文学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文学关系和变异现象，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实践落实这一点。
大卫·达姆罗什既是世界文学理论的创新者，也在跨文明文学研究中实践着他的世界文学观。如果说苏源熙是从空间上的多维性来看待世界文学，达姆罗什则将世界文学置于动态流通和实践角度看待。
达姆罗什也意识到，世界文学的实践早已在这个概念被提出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认为这个实践必须依赖孕育其的文学文化背景：“纵观历史，几乎没有哪种文学可以在绝对孤立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远离其原本的语言和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出现。”[16]他更加关注文学产生的本土背景，而非以西方视角远距离审视他者文明的文学。
在《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中，达姆罗什也认为世界文学不能只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多重意义的、多维度的。他认为，从歌德时代开始，世界文学的定义有三种范式：经典、杰作和世界窗口。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世界文学存在于多维空间中，它与以下四个参照系相关：全球的、区域的、民族的、个人的。而且这些参照系会随着时间而不停地变迁，如此时间便成为第五个维度。在时间维度中，世界文学不断地被赋形，并不断地变形。”[17]
事实上，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如何在时间维度上发生变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文本上的分析。在理论上，他重视世界文学的时间维度，也不否认空间维度，照应了他从文学的“流通、翻译、阅读”来动态、立体地分析世界文学。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世界文学下了三个定义：第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第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第三，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4]（P309）他还在书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多变性和多样性，世界文学作品并非一成不变，阅读世界文学作品的模式也各不相同。在他看来，能够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是能够在时间流逝中不断变化的作品。全球化时代下，如何调和文学关系中的本土性与他者性一直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难点，他的“流通、翻译、阅读”的世界文学观尝试从时间和空间上做到这一点，他正是肯定了不同文明文学间的复杂关系和文学在流通中的变异，才对世界文学进行了重新界定。“流通、翻译、阅读”模式可以说是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研究中的基本范式。
在具体的文本研究实践上，他从具体文学作品或世界文学理论入手，在扎实的材料综述的基础上落实自己的世界文学观。他在《后文学时代中的世界文学》中，倡导人们调和文学教学中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如何不仅从语言，更是从媒介入手积极运用经典文本的通行译作。[18] 再如，他还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援引大量的实例来分析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接受，演示本土文学传入异域的过程。他所举的例子涵盖了东西方各层面的文学作品，例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的被发掘和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墨西哥文化在历史上的诗歌中的存留，文学选集的变化，古埃及纸莎草卷诗歌的翻译，《哈扎尔辞典》（Dictionaries of Khazars）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等，大都是讨论以往较少受到西方学者关注的“非经典”作品的全球流通，这也践行了他的“流通、翻译、阅读”的世界文学观，以及他在世界文学作品选择中“超经典、反经典、影子经典”1的意识。《吉尔伽美什史诗》这类作品被达姆罗什称为“scriptworlds”或“global script”，它们“仅与其原始语言或语族相关联，就取得了全球性的、远超其语言基础的接受”[19]。
在世界文学教学和阅读实践上，《怎样讲授世界文学》中的36篇文章涵盖了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教学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了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张隆溪以及达姆罗什本人的教学方法。这本书还探讨了课堂上定义、文学史以及文化背景的讲解上的时间安排问题，以及如何才是可供教授的文学作品，怎样讲好这些作品的问题。《怎样阅读世界文学》从创作、翻译、文学本身的演变、文化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世界文学作品阅读的方法和范例。他尤其强调不同文明文学的差异性，认为读者既不应该完全摆脱自身文化中的阅读习惯来阅读跨文化作品，更不能固守自身文化，对异域文学作品进行误读。这本书还提供给读者可供查阅的优秀文学选集、世界文学网站、课程和教材，集理论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给予读者更多阅读、研究世界文学的便利。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实践的跨文明性还表现在他对于世界文学选集的关注上。既然世界文学不止是一个概念，需要回归到文学作品本身，那么世界文学选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世界文学观念的一个表现形式，从具体层面上论证理论的可行性。他编纂了《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以“超经典、反经典、影子经典”为标准选择文学作品，他尤其重视东方、拉美、非洲文学作品的选取。他也在《今日的世界文学：从旧世界到全世界》（World Literature Today： From the Old World to the Whole World）中，对几部世界文学选集的利弊进行了评析。2
正如有学者指出，“达姆罗什等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探讨，就超越了世界文学的文学品质层面，而将关注点投射到民族文学间的动态关系，强调世界文学的生成性、动态性和变异性”[20]，达姆罗什、苏源熙等人将“世界性”与“跨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下沟通起来，他们眼中的世界文学不再是某一话语权的产物，而成为了处理全球视野下不同文明文学间关系的动态支点。在此基础上，各文明的文学话语能够超越话语霸权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桎梏，在翻译中，在尊重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做到对话与融合，为跨文明文学的对话、互补提供可能。
正是跨文明的文学间的对话、融合、变异，使世界文学得以产生并成为热潮，也使世界文学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无论世界文学观念如何变化，世界文学本身就是在实体空间和抽象意义上涵盖最广的范畴，世界文学也是文学研究实践中最高的平台，不应该因为其局限性就否认世界文学的存在。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仍然没有很好地以客观、平等的眼光进行异质文明文学研究，异质文明之间“存异”基础上的共存、对话、融通仍然任重道远。对于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仍是西方文学研究中的凤毛麟角。因而，作为有着悠久中西文明交融背景的中国比较文学，更应该将目光放在自我与他者文明“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变异、互补性研究上，为世界文学和中国比较文学寻找到一片新天地。
参 考 文 献
[1] 王苗苗：《走向世界的中国比较文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
[2] Weitz H J..“Weltliteratur’zuerst bei Wieland”，in Arcadia，19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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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乐黛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4届年会（加拿大）综述》，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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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利安·高利克：《论1992—2015年间“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牛忠光、刘燕译， 载《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
[14] Saussy H.“Comparisons， World Literature，and the Common Denominator”，in A Compan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ited by Behdad A，Thomas D. Wiley-Blackwell，2011. [15] 蘇源熙：《世界文学的维度性》，生安锋译，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
[16] 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颜海峰译，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7] 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李庆本译，载《山东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
[18] Damrosch D. “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literary Age”，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2013（2）.
[19] Damrosch D，Damrosch D. “Scriptworlds： Writing Systems and the Form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2007（2）.
[20] 查明建：《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载《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World Literature is a heatedly discussed topic favorably and unfavorably.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with the West as the center is questioned b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today.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Cross Civilization Study Perspective can contribute to present study to reduce its limitation， which is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Theoretical study on World Literature by Damrosch and his practice provides pattern and prospect for this study.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 Cross Civilization， alienation， Damro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