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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纪录片产业化一直是业界学界热衷的话题。在目前国家话语形态转变、国际交流合作增加、文化产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新媒体平台日益壮大等诸多有利因素的促进下，我也认同实现纪录片产业化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思考；创作；产业；
中途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125-01
近几年，中国纪录片创作可谓迎来了“好年景”：关于纪录片创作的政策指导、播出渠道和国际交流都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拓展；更出现了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作品，使政策、资本、制作、平台各方均能获利。纪录片创作似乎看到了呼唤已久的产业化时代的到来。
一、浅议中国纪录片本性
在谈及纪录片时，尤其是在产业化的背景下谈论纪录片，Discovery的精良制作和版权畅销全球常为国内纪录片人称道。但我认为，这种适用于“全球化”，即极力隐去国情、文化差异，纯粹展现奇山异水、奇珍异宝的纪录片不应成为中国纪录片效仿的对象。中国纪录片的本性是什么？在粗浅回顾新中国纪录片历史的过程中，我认为其中最让人心动的至少有两部分，一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栏目化常态化制作的纪录片所呈现出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二是其他各历史时期代表性纪录片在今天回望时所展现出的“时代风貌与质感”。
从1988年开拍的《望长城》里程碑式地抛弃了以往“‘解说词—拍画面—后期找补’的三部曲制作程序”[1]，改用镜头“跟随”生活在长城内外的普通人；到1989年央视开办《地方台50分鐘》、上视开办《纪录片编辑室》（1993）、央视《东方时空》开办《生活空间》（1993）——以栏目为平台实现了纪录片的常态化播出。更难得的是，这些关注人的个体意识、命运的作品为彼时处在社会变革中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宣泄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号，客观上促成了一个能对“当下生活”进行静观反思、有序表达、并能从中得到慰藉的时代。
除1990年代栏目化制作的纪录片外，中国电视纪录片史上的其他重要作品如《收租院》（1965）、《丝绸之路》（1979）、《话说长江》（1983）、《大国崛起》（2006）等，尽管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或多或少带有“主题先行”的宣教意味。这也是我国体制内“非常态化制作”的电视节目常见的特点。但当今天重看这些作品时，令人惊讶的是，上述作品呈现出的种种“时代的限制与扭曲”反而能让人更直观地感受到当时所处的时代特点。
经此赘述，意在说明粗览中国纪录片史的两点体会：一、纪录片之于中国是舶来品，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一次纪录片崛起，即1990年代纪录片栏目的风行来源于电视人以“文以载道”之心呈现对时势的思考和对人的关怀；二、纪录片的创作环境是否绝对自由，从长远来看也未必影响其真实性——假大空的语言、摆拍的造型让人们看到假大空和摆拍的时代，但这种时代感来自于“发出有时代特有的声音”，像Discovery的自然地理纪录片或好莱坞一贯大团圆式的影片永远无法让人体会到时代的质感，也就失去了纪录片“光影纪年”的意义。
二、产业化背景下的创作反思
恰恰近些年较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如《故宫》（2003）、《复活的军团》（2004）、《舌尖上的中国》（2012）等等，似乎都在重复类似好莱坞电影的母题——提供一次绝对震撼的视觉享受和绝对正确的主题，如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等等，但却在呈现有当今时代特色的视角和思考上发力不足。但就这些作品自身而言无疑都是质量上乘之作，但如果在“产业化”背景下将这些优秀作品作为整体考察，这种状况则令人担忧。
反思《舌尖上的中国》——近年来罕见地能构成媒介事件的纪录片，除收视率超过同时段电视剧外，网络上流行的“舌尖体”、电子商务网站掀起的舌尖美食网购风潮、相关光盘、图书、菜谱等衍生物的出版等等，种种喧嚣无不是“资本的胜利”。对于《舌尖上的中国》，以及近年来响应“构筑文化软实力”号角相继出现的一系列“主旋律大片”式纪录片，我认为既要从好的方面肯定——在纪录片走向产业化道路上，这些作品的出现起到了让政策、资本、制作、播出等各方都能满意的样板作用；但同时也要警惕过度以《舌尖》为样板，极易让大量资源集中在。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在戛纳受到热捧，据称海外版权炙手可热。这也是本文总念及Discovery出品之纪录片的原因。论及自然地理类纪录片，中国制作欲与Discovery比肩还需加以时日，但若以制作精良的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打开突破口，《舌尖上的中国》无疑已经开了个好头。但这也是个矛盾的选项。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全球化发行？消解深度，将“本土化”部分精简为单纯用来吸引眼球的符号，然后再注入全球通识的主题是不二法则。《功夫熊猫》、《花木兰》都属此类全球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但除中国符号外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全无关系。如果产业化背景下，中国纪录片为求利益最大化也走上了这样一条创作道路，那中国纪录片无疑将更加背离其思想性与时代感。
上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栏目化，对中国纪录片创作是一把双刃剑。常态化播出一方面推动了纪录片发展和纪实话语的影响力，但同时收视率压力与时长、题材等限制也使纪录片创作迅速沦为了固定模式下的流水线作业。
终将到来的纪录片产业化也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多元资本的引入将带来更加多元的题材和更加自由的创作环境：但另一方面中国尚还不具备诞生具有影响力的独立纪录片的政策土壤和受众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录片走向产业化、商品化，也极易导致题材走向单一，内容走向扁平。
相比于《舌尖上的中国》，同是2012年央视制作的纪录片《超级工程》或许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文化是集体“向后看”的，中国艺术作品也往往呈现于向历史汲取灵感，“只问风雅，不论时事”的倾向。在一系列诸如《舌尖上的中国》、《China瓷》、《南海一号》、《故宫100》等纪录片中，能有一部《超级工程》真正聚焦中国当下，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并据称在2012戛纳展映中获得了最高的关注度，或许我们应给予这类现实题材作品更多的关注。
注释：[1]陈国钦.纪录片解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关键词：思考；创作；产业；
中途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125-01
近几年，中国纪录片创作可谓迎来了“好年景”：关于纪录片创作的政策指导、播出渠道和国际交流都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拓展；更出现了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作品，使政策、资本、制作、平台各方均能获利。纪录片创作似乎看到了呼唤已久的产业化时代的到来。
一、浅议中国纪录片本性
在谈及纪录片时，尤其是在产业化的背景下谈论纪录片，Discovery的精良制作和版权畅销全球常为国内纪录片人称道。但我认为，这种适用于“全球化”，即极力隐去国情、文化差异，纯粹展现奇山异水、奇珍异宝的纪录片不应成为中国纪录片效仿的对象。中国纪录片的本性是什么？在粗浅回顾新中国纪录片历史的过程中，我认为其中最让人心动的至少有两部分，一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栏目化常态化制作的纪录片所呈现出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二是其他各历史时期代表性纪录片在今天回望时所展现出的“时代风貌与质感”。
从1988年开拍的《望长城》里程碑式地抛弃了以往“‘解说词—拍画面—后期找补’的三部曲制作程序”[1]，改用镜头“跟随”生活在长城内外的普通人；到1989年央视开办《地方台50分鐘》、上视开办《纪录片编辑室》（1993）、央视《东方时空》开办《生活空间》（1993）——以栏目为平台实现了纪录片的常态化播出。更难得的是，这些关注人的个体意识、命运的作品为彼时处在社会变革中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宣泄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号，客观上促成了一个能对“当下生活”进行静观反思、有序表达、并能从中得到慰藉的时代。
除1990年代栏目化制作的纪录片外，中国电视纪录片史上的其他重要作品如《收租院》（1965）、《丝绸之路》（1979）、《话说长江》（1983）、《大国崛起》（2006）等，尽管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或多或少带有“主题先行”的宣教意味。这也是我国体制内“非常态化制作”的电视节目常见的特点。但当今天重看这些作品时，令人惊讶的是，上述作品呈现出的种种“时代的限制与扭曲”反而能让人更直观地感受到当时所处的时代特点。
经此赘述，意在说明粗览中国纪录片史的两点体会：一、纪录片之于中国是舶来品，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一次纪录片崛起，即1990年代纪录片栏目的风行来源于电视人以“文以载道”之心呈现对时势的思考和对人的关怀；二、纪录片的创作环境是否绝对自由，从长远来看也未必影响其真实性——假大空的语言、摆拍的造型让人们看到假大空和摆拍的时代，但这种时代感来自于“发出有时代特有的声音”，像Discovery的自然地理纪录片或好莱坞一贯大团圆式的影片永远无法让人体会到时代的质感，也就失去了纪录片“光影纪年”的意义。
二、产业化背景下的创作反思
恰恰近些年较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如《故宫》（2003）、《复活的军团》（2004）、《舌尖上的中国》（2012）等等，似乎都在重复类似好莱坞电影的母题——提供一次绝对震撼的视觉享受和绝对正确的主题，如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等等，但却在呈现有当今时代特色的视角和思考上发力不足。但就这些作品自身而言无疑都是质量上乘之作，但如果在“产业化”背景下将这些优秀作品作为整体考察，这种状况则令人担忧。
反思《舌尖上的中国》——近年来罕见地能构成媒介事件的纪录片，除收视率超过同时段电视剧外，网络上流行的“舌尖体”、电子商务网站掀起的舌尖美食网购风潮、相关光盘、图书、菜谱等衍生物的出版等等，种种喧嚣无不是“资本的胜利”。对于《舌尖上的中国》，以及近年来响应“构筑文化软实力”号角相继出现的一系列“主旋律大片”式纪录片，我认为既要从好的方面肯定——在纪录片走向产业化道路上，这些作品的出现起到了让政策、资本、制作、播出等各方都能满意的样板作用；但同时也要警惕过度以《舌尖》为样板，极易让大量资源集中在。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在戛纳受到热捧，据称海外版权炙手可热。这也是本文总念及Discovery出品之纪录片的原因。论及自然地理类纪录片，中国制作欲与Discovery比肩还需加以时日，但若以制作精良的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打开突破口，《舌尖上的中国》无疑已经开了个好头。但这也是个矛盾的选项。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全球化发行？消解深度，将“本土化”部分精简为单纯用来吸引眼球的符号，然后再注入全球通识的主题是不二法则。《功夫熊猫》、《花木兰》都属此类全球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但除中国符号外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全无关系。如果产业化背景下，中国纪录片为求利益最大化也走上了这样一条创作道路，那中国纪录片无疑将更加背离其思想性与时代感。
上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栏目化，对中国纪录片创作是一把双刃剑。常态化播出一方面推动了纪录片发展和纪实话语的影响力，但同时收视率压力与时长、题材等限制也使纪录片创作迅速沦为了固定模式下的流水线作业。
终将到来的纪录片产业化也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多元资本的引入将带来更加多元的题材和更加自由的创作环境：但另一方面中国尚还不具备诞生具有影响力的独立纪录片的政策土壤和受众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录片走向产业化、商品化，也极易导致题材走向单一，内容走向扁平。
相比于《舌尖上的中国》，同是2012年央视制作的纪录片《超级工程》或许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文化是集体“向后看”的，中国艺术作品也往往呈现于向历史汲取灵感，“只问风雅，不论时事”的倾向。在一系列诸如《舌尖上的中国》、《China瓷》、《南海一号》、《故宫100》等纪录片中，能有一部《超级工程》真正聚焦中国当下，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并据称在2012戛纳展映中获得了最高的关注度，或许我们应给予这类现实题材作品更多的关注。
注释：[1]陈国钦.纪录片解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