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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的，指的是生于20 世纪80年代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和“背着编织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拖着行李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整体文化素质要高出很多。但与城市同龄人相比，他们普遍学历较低，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他们享受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也无法与城市同龄人相提并论，母语能力先天弱势与不足，具体表现为：“语言态度与使用间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汉语使用严重失范以及缺乏阅读习惯。”这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我们常说的语文学习一般由文学欣赏、应用文写作和实用口才三部分组成，涵盖了听、说、读、写的能力。而“语言态度与使用间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汉语使用严重失范”就是实用口才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实用口才较之应用文写作、文学欣赏，在求职、维权、扩大交际范围，提升个人能力等方面更具有实用价值，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实用口才培训与学习应当得到重视。
一、新生代农民工实用口才教学现状
（一）自身重技能培训，轻实用口才学习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打工挣钱，回乡盖房娶妻生子，告老还乡。他们出了学校，便进城打工，没有父辈们的土地情节，更不愿意重复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渴望通过打拼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文明，他们把进城打工看成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和途径。虽然满怀希望进入城市，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他们大多只能从事辛苦的一线生产工作，因此提高专业技能便成了他们继续学习的第一要务。孔详坤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现状及问题研究——以承德市平泉县为例》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技能培训机会为55.3%；选择艺术培训机会为 19.4%；选择政治法律培训机会为14.6%，未有提及实用口才的培训。高伟洪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教育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最感兴趣的培训内容排在首位的是“工作技术、技能”为 67.5%；其次是“创业知识”为 42%；再有是“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知识”为 25.3%，也未提及实用口才的学习。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相比，尽管语言表达能力处于弱势地位，但由于受到实用主义影响，为眼前利益所驱使，他们仍旧重技能培训，轻口才表达。
（二）农民工继续教育体系中忽视实用口才培训
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由此可见，我国已经将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作为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但是根据高伟洪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教育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调查显示：目前有组织进行的培训中，“工作技能、技术”以76.9%高居榜首，“安全生产、思想道德教育、自主创业知识、择业培训”均在20%～23%之间，不相上下，而实用口才之类的培训却未有提及。这表明目前所实施的农民工培训侧重于农民工的技能、就业、安全知识等方面，而忽视了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生产经验、技能与文化水平之间是一种非直接的关系，所以无论政府部门还是相关学者，都习惯于从直接经济功能去认识教育培训的功用，习惯于强调可以直接提高工资收入的经验、技能类职业培训，而很少注意到母语补偿对于提升农民工精神所具有的深刻力量。”因此，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有待进一步规划，在重视工作技能、技术的同时，也要兼顾实用口才这类能综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内容。
二、加强实用口才学习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
相关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第二，消费观念更加开放；第三，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第四，生活方式差别显著；第五，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是最适合市民化的一个群体。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新生代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流动，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本质在于新生代农民市民化后在城市里取得发展的机会，并和谐地融入到城市中，成为与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需要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的融入，城市融入性的高低决定他们再社会化过程的成败。而加强语文学习，特别是实用口才的提高，能增强他们的城市融入性，成为其市民化的助推器。
（一）在经济层面上，有利于提高经济收入
语言经济学理论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具有资本性质，可以增加个人收入。语言和其他商品一样，即有稀缺性，不同语言的经济价值是不同的，因而增加收入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夏历《在京农民工语言状况研究》中显示：由于语言障碍和语言能力较低，很多农民工只能从事工作环境封闭、条件较差的工作，而且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误解，带来很多麻烦。调查中很多农民工直言语言障碍是找工作的不利条件之一，此次调查中农民工对普通话地位评价也显示出，他们对普通话的经济地位认同度最高，70%以上的在京农民工，都认为普通话说得好就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这个调查结果验证了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水平与经济收入密切相关的结论。因此加强实用口才培训，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在不同场合与不同人群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他们找到更理想的工作，提高经济收入，为其市民化奠定经济基础。
（二）在社会层面上，有助于参政维权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过义务教育，加之电视、网络在农村普及，他们对外部世界并不陌生，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初步具备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观念，显示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他们希望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不断出现的劳资矛盾、农民工维权事件，正反映了这一点。但他们在参政和维权方面的权利诉求受到抑制却是不争的事实。一般认为，社会地位低、维权成本高、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知识水平不高是农民工维权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知识水平低就是母语能力弱势的体现。在维权事件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交流和表达能力较低，直接导致维权不顺畅，后续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例如，用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等等。因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口才交际能力有助于他们参政维权，维护社会稳定。 （三）在心理层面上，有益于增强自信心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大多数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程度较高，眼界较开阔，因此他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他们能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心理上更容易产生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即使穿着打扮与城市同龄人无异，但参杂着乡音的普通话，阅读视野的狭窄和语言交流能力的窘迫，使得他们仍旧无法被城市主流生活所接受，由此而产生的自卑感又使得他们不愿主动融入城市生活，形成了“看客”心理，以局外人的心理和陌生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一切，即便是有一种融入其中的短暂冲动，也多半是站在一定距离以外，没有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和所有内心世界“融化”在他们所处的城市之中。如此恶性循环，极大地减慢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而加强实用口才学习，增强其语言自信力，能有效减少因地位劣势产生的“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消除心理障碍，主动与城市人交往，自觉地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实现其市民化。
三、互文性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实用口才教学的启示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由此可见，互文性理论指的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能理解这个文本。在书面语中互文性理论涉及读者、作者和语篇间的关系，其研究成果必然为阅读和写作教学所借鉴。同理，在口头语言中互文性理论涉及交流双方和语流间的关系，同样也能指导实用口才的教学。
（一）教学内容生活化
互文性强调人们对于文本的理解基于曾经有过的体验或学习，在口语交际中，正确理解和得体表达同等重要。现行的实用口语教程一般包括了基本理论部分（口语的性质与特征、口语表达基本要求、口才与人际交往、训练口才的途径和方法），语言基础练习（普通话语音基础练习、朗读练习、说话练习），专项技能训练（朗诵、演讲、论辩、商务谈判、沟通、导游）和社交语言艺术应用（称呼、介绍、会谈、赞美、批评、请求、拒绝、求职）等循序渐进的四大模块组成。但是在农民工培训中没有这么多课时进行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因此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和交际的需求，不妨以“生活化原则”处理培训教学内容，即选择一些与具体的社会现象和农民工学员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讲授，例如：招呼与介绍、拜访与接待、赞美与批评、说服与拒绝、劝慰与道歉，求职口语、维权口语，等等，使教学内容形象地再现真实的社会生活。这就需要培训教师深入学员当中，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动态，选择典型案例，通过教学问题整合和序化教学内容。
（二）教学手段多元化
随着现代网络、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媒介互文性应运而生，即通过电脑、投影、幻灯、网络、电子邮件、QQ、博客等新兴科技途径创造出各种文字、插图、动画、注释、评论、音频、视频等介质相互结合的互文效果。教学活动从单纯的语言文本信息传递与接收，拓展成为多重符号系统的互相交织、互为补充。新生代农民工年轻有活力，基本接受了初中以上的义务教育，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也相对较高，网络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而且他们相对在校学生，缺乏长时间集中学习的条件。鉴于此，在实用口语教学中，利用媒介互文性多途径地进行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利用现成的网络视频进行示范或挑错；录制课堂模拟练习用于评价与提高；利用QQ或微信等及时聊天工具中的群聊功能实现远程学习，等等，多元的教学手段可以使学习从课堂延伸到课外，有效地弥补农民工缺乏集中学习条件的不足。
（三）教师言语榜样化
威多逊（Widdowson 1990）认为：学习者只有通过接收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输入，才能习得某种语言，而且这种语言一方面必须在学生当前的习得能力范围内，另一方面也要为下一阶段言语能力的提高做好准备。言语行为的互文性既体现在话语与话语之间本身语言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即组成一个言语行为整体的话语之间的衔接与照应等方面，也体现于该话语与言语行为话语之外语篇的相互关系上。由此可见，教师本身的言语和学生学习口语表达也形成了互文，在实用口语教学中，教师普通话的标准程度、词汇语法的规范程度、口语表达的技巧以及在言语表达中体现的思维模式，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所以如果教师言语能够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教学将事半功倍。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一、新生代农民工实用口才教学现状
（一）自身重技能培训，轻实用口才学习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打工挣钱，回乡盖房娶妻生子，告老还乡。他们出了学校，便进城打工，没有父辈们的土地情节，更不愿意重复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渴望通过打拼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文明，他们把进城打工看成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和途径。虽然满怀希望进入城市，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他们大多只能从事辛苦的一线生产工作，因此提高专业技能便成了他们继续学习的第一要务。孔详坤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现状及问题研究——以承德市平泉县为例》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技能培训机会为55.3%；选择艺术培训机会为 19.4%；选择政治法律培训机会为14.6%，未有提及实用口才的培训。高伟洪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教育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最感兴趣的培训内容排在首位的是“工作技术、技能”为 67.5%；其次是“创业知识”为 42%；再有是“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知识”为 25.3%，也未提及实用口才的学习。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相比，尽管语言表达能力处于弱势地位，但由于受到实用主义影响，为眼前利益所驱使，他们仍旧重技能培训，轻口才表达。
（二）农民工继续教育体系中忽视实用口才培训
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由此可见，我国已经将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作为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但是根据高伟洪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教育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调查显示：目前有组织进行的培训中，“工作技能、技术”以76.9%高居榜首，“安全生产、思想道德教育、自主创业知识、择业培训”均在20%～23%之间，不相上下，而实用口才之类的培训却未有提及。这表明目前所实施的农民工培训侧重于农民工的技能、就业、安全知识等方面，而忽视了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生产经验、技能与文化水平之间是一种非直接的关系，所以无论政府部门还是相关学者，都习惯于从直接经济功能去认识教育培训的功用，习惯于强调可以直接提高工资收入的经验、技能类职业培训，而很少注意到母语补偿对于提升农民工精神所具有的深刻力量。”因此，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有待进一步规划，在重视工作技能、技术的同时，也要兼顾实用口才这类能综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内容。
二、加强实用口才学习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
相关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第二，消费观念更加开放；第三，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第四，生活方式差别显著；第五，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是最适合市民化的一个群体。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新生代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流动，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本质在于新生代农民市民化后在城市里取得发展的机会，并和谐地融入到城市中，成为与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需要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的融入，城市融入性的高低决定他们再社会化过程的成败。而加强语文学习，特别是实用口才的提高，能增强他们的城市融入性，成为其市民化的助推器。
（一）在经济层面上，有利于提高经济收入
语言经济学理论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具有资本性质，可以增加个人收入。语言和其他商品一样，即有稀缺性，不同语言的经济价值是不同的，因而增加收入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夏历《在京农民工语言状况研究》中显示：由于语言障碍和语言能力较低，很多农民工只能从事工作环境封闭、条件较差的工作，而且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误解，带来很多麻烦。调查中很多农民工直言语言障碍是找工作的不利条件之一，此次调查中农民工对普通话地位评价也显示出，他们对普通话的经济地位认同度最高，70%以上的在京农民工，都认为普通话说得好就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这个调查结果验证了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水平与经济收入密切相关的结论。因此加强实用口才培训，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在不同场合与不同人群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他们找到更理想的工作，提高经济收入，为其市民化奠定经济基础。
（二）在社会层面上，有助于参政维权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过义务教育，加之电视、网络在农村普及，他们对外部世界并不陌生，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初步具备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观念，显示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他们希望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不断出现的劳资矛盾、农民工维权事件，正反映了这一点。但他们在参政和维权方面的权利诉求受到抑制却是不争的事实。一般认为，社会地位低、维权成本高、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知识水平不高是农民工维权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知识水平低就是母语能力弱势的体现。在维权事件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交流和表达能力较低，直接导致维权不顺畅，后续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例如，用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等等。因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口才交际能力有助于他们参政维权，维护社会稳定。 （三）在心理层面上，有益于增强自信心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大多数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程度较高，眼界较开阔，因此他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他们能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心理上更容易产生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即使穿着打扮与城市同龄人无异，但参杂着乡音的普通话，阅读视野的狭窄和语言交流能力的窘迫，使得他们仍旧无法被城市主流生活所接受，由此而产生的自卑感又使得他们不愿主动融入城市生活，形成了“看客”心理，以局外人的心理和陌生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一切，即便是有一种融入其中的短暂冲动，也多半是站在一定距离以外，没有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和所有内心世界“融化”在他们所处的城市之中。如此恶性循环，极大地减慢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而加强实用口才学习，增强其语言自信力，能有效减少因地位劣势产生的“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消除心理障碍，主动与城市人交往，自觉地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实现其市民化。
三、互文性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实用口才教学的启示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由此可见，互文性理论指的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能理解这个文本。在书面语中互文性理论涉及读者、作者和语篇间的关系，其研究成果必然为阅读和写作教学所借鉴。同理，在口头语言中互文性理论涉及交流双方和语流间的关系，同样也能指导实用口才的教学。
（一）教学内容生活化
互文性强调人们对于文本的理解基于曾经有过的体验或学习，在口语交际中，正确理解和得体表达同等重要。现行的实用口语教程一般包括了基本理论部分（口语的性质与特征、口语表达基本要求、口才与人际交往、训练口才的途径和方法），语言基础练习（普通话语音基础练习、朗读练习、说话练习），专项技能训练（朗诵、演讲、论辩、商务谈判、沟通、导游）和社交语言艺术应用（称呼、介绍、会谈、赞美、批评、请求、拒绝、求职）等循序渐进的四大模块组成。但是在农民工培训中没有这么多课时进行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因此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和交际的需求，不妨以“生活化原则”处理培训教学内容，即选择一些与具体的社会现象和农民工学员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讲授，例如：招呼与介绍、拜访与接待、赞美与批评、说服与拒绝、劝慰与道歉，求职口语、维权口语，等等，使教学内容形象地再现真实的社会生活。这就需要培训教师深入学员当中，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动态，选择典型案例，通过教学问题整合和序化教学内容。
（二）教学手段多元化
随着现代网络、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媒介互文性应运而生，即通过电脑、投影、幻灯、网络、电子邮件、QQ、博客等新兴科技途径创造出各种文字、插图、动画、注释、评论、音频、视频等介质相互结合的互文效果。教学活动从单纯的语言文本信息传递与接收，拓展成为多重符号系统的互相交织、互为补充。新生代农民工年轻有活力，基本接受了初中以上的义务教育，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也相对较高，网络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而且他们相对在校学生，缺乏长时间集中学习的条件。鉴于此，在实用口语教学中，利用媒介互文性多途径地进行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利用现成的网络视频进行示范或挑错；录制课堂模拟练习用于评价与提高；利用QQ或微信等及时聊天工具中的群聊功能实现远程学习，等等，多元的教学手段可以使学习从课堂延伸到课外，有效地弥补农民工缺乏集中学习条件的不足。
（三）教师言语榜样化
威多逊（Widdowson 1990）认为：学习者只有通过接收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输入，才能习得某种语言，而且这种语言一方面必须在学生当前的习得能力范围内，另一方面也要为下一阶段言语能力的提高做好准备。言语行为的互文性既体现在话语与话语之间本身语言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即组成一个言语行为整体的话语之间的衔接与照应等方面，也体现于该话语与言语行为话语之外语篇的相互关系上。由此可见，教师本身的言语和学生学习口语表达也形成了互文，在实用口语教学中，教师普通话的标准程度、词汇语法的规范程度、口语表达的技巧以及在言语表达中体现的思维模式，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所以如果教师言语能够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教学将事半功倍。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