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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北京各大电子卖场内发现：原本众多手机数码设备的经销商都在门店上粘贴有“苹果、iPhone、Htc、谷歌”等汉字或公司标志，但近日却发生了变化：有的把半个“苹果”的叶子给遮挡，有的干脆拿挡板糊上，有的则已经拆除。一位业务员告诉记者，今年7月，有媒体报道，云南省昆明市出现了与真正苹果零售店一模一样的“高仿”“山寨”苹果零售店，当地政府调查后，类似“山寨”店被查处关闭，这也引起了北京市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且受到了严格的排查。
王德道最近一直忙碌着。“北京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就是那些大的商场和电子卖场。”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执法处处长告诉记者。
打击“李鬼”
“很多电子卖场都是租用摊位，租摊位的形式太多了，不好管理，这里面主要存在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包括：滥用商标、水货、仿冒。”王德道向记者讲述道，“所以要打击经营环节的侵权行为，保护企业（知识产权）。”
从2010年10月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身为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执法处处长的王德道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的许多案例都印象深刻，其中以“仿冒瑞士军刀案”最为突出。
许多人对瑞士军刀再熟悉不过了，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具有多种功能。它的生产厂家是世界知名的维氏股份有限公司，而在北京，该企业同样碰上了“山寨”产品。
作为瑞士军刀类产品的设计者、制造商和销售商，该公司已向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多功能工具”“具有组合扳手的袖珍工具”及“功能部件收贮体，特别是工具插板或多用小折刀”三个发明专利，并分别获得授权。
在第10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维氏股份有限公司发现，第二期15.3馆某展位许诺销售、销售的一种带黑色把手的多功能工具及带有红色透明外壳的多功能小刀涉嫌侵犯了维氏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权，其中带有红色透明外壳的多功能小刀涉嫌侵犯两项专利权。参展商为注册地在北京的某公司。
去年，维氏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同时提出三件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请求，要求该参展商停止侵权行为并进行赔偿。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对三件专利侵权纠纷进行了口头审理。审理过程中，该参展方主要以“现有技术”抗辩，并否认自己涉嫌侵权。
专项行动开始后，北京知识产权局继续深入细致地开展调解工作。日前，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被请求方承认本公司在展会上许诺销售的带黑色把手的多功能工具及带有红色透明外壳的小折刀侵犯了维氏股份有限公司专利权，承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对维氏股份有限公司给予人民币4万元的赔偿。
“瑞士军刀”侵权纠纷最终以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而结案。此案不仅为众多“山寨”产品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对外国企业在中国专利权的尊重和保护。
长效管理
每一次执法之后都要分析、总结，研究如何有效规范和管理，王德道和同事们的忙碌只有一个初衷：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下一步要建立防御体系，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对商场、零售企业出台意见，制定合同文本，规范知识产权保护行为。”王德道认真地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截至今年5月，北京市累计共出动工作人员1500余人次，进驻巡查展会13次，检查商业场所600多家，检查专利商品10000余件，发放宣传材料累计超过10000份，主办了8个影响较大的集会活动；立案49件，结案41件，其中行政处罚假冒专利案件立案5件，结案7件，处罚金额12000元。
这次专项行动让王德道和他的同事们清醒地意识到，知识产权工作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一是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还有待提升；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不高；三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另外，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电子商务、报纸等媒体内容的监管是新形势、新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探索解决新问题的工作途径势在必行。
提升认识
“我们主要是负责知识产权保护、举报投诉、维权援助以及构不成投诉的事宜。”李建荣向记者说道。
作为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北京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热线：12330）的副主任，他用数字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工作。
“（电话）咨询量很大，去年有2600多件，单今年上半年就达到2000多件。”
据李建荣介绍，这些电话主要集中在商标权、著作权，其中63%是个人，37%是企业，据此可以看出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要远低于个人。
透过数据和日常的企业援助，李建荣总结了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维权的几个困境。
一是企业维权成本高，可以高达几十万元。“西城有一家企业控告对方侵犯商业秘密，在公安局提交证据花掉100余万，如果是涉外案件，就更高，一般企业都无法承受。”李建荣感叹道。
二是过程比较复杂。知识产权本身是很专业的知识，更不要说取证、鉴证等。
“有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消防企业，在国内市场就遭到恶意侵权，一个案子仅调查取证就两三年，高昂的成本，艰难的过程，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李建荣面露难色道。
另外企业专业人才的缺乏、政府救济的力量有限都是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维权困难的原因。
面对困境，李建荣和他的同事们也在寻找破解之道。
“首先，我们完善了工作体系。不仅上门服务、走访，了解企业需求，而且定期对某一企业进行专访，还定期对企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李建荣稍微停顿了下，又补充道：“其次，建设专门的志愿者队伍。”
根据李建荣的说法，志愿者队伍需要建立两支，一支由500多名高校学生组成，另一支则是社区知识产权保护志愿者以及志愿者专家。
“去年开始做这项工作，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建立了一支60多名专家组成的高效、专业志愿者队伍。”李建荣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共设立71个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大力推广12330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公益服务电话，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服务，逐步成为专项行动举报投诉的重要渠道。专项行动期间，12330电话的接听量大幅提升，成效显著。
“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我们再忙碌也是值得的。”李建荣认真地说。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宣传教育处杜中、李琼芳对本文亦有贡献）
□ 编辑 刘文婷 □ 美编 王迪
王德道最近一直忙碌着。“北京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就是那些大的商场和电子卖场。”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执法处处长告诉记者。
打击“李鬼”
“很多电子卖场都是租用摊位，租摊位的形式太多了，不好管理，这里面主要存在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包括：滥用商标、水货、仿冒。”王德道向记者讲述道，“所以要打击经营环节的侵权行为，保护企业（知识产权）。”
从2010年10月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身为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执法处处长的王德道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的许多案例都印象深刻，其中以“仿冒瑞士军刀案”最为突出。
许多人对瑞士军刀再熟悉不过了，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具有多种功能。它的生产厂家是世界知名的维氏股份有限公司，而在北京，该企业同样碰上了“山寨”产品。
作为瑞士军刀类产品的设计者、制造商和销售商，该公司已向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多功能工具”“具有组合扳手的袖珍工具”及“功能部件收贮体，特别是工具插板或多用小折刀”三个发明专利，并分别获得授权。
在第10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维氏股份有限公司发现，第二期15.3馆某展位许诺销售、销售的一种带黑色把手的多功能工具及带有红色透明外壳的多功能小刀涉嫌侵犯了维氏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权，其中带有红色透明外壳的多功能小刀涉嫌侵犯两项专利权。参展商为注册地在北京的某公司。
去年，维氏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同时提出三件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请求，要求该参展商停止侵权行为并进行赔偿。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对三件专利侵权纠纷进行了口头审理。审理过程中，该参展方主要以“现有技术”抗辩，并否认自己涉嫌侵权。
专项行动开始后，北京知识产权局继续深入细致地开展调解工作。日前，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被请求方承认本公司在展会上许诺销售的带黑色把手的多功能工具及带有红色透明外壳的小折刀侵犯了维氏股份有限公司专利权，承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对维氏股份有限公司给予人民币4万元的赔偿。
“瑞士军刀”侵权纠纷最终以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而结案。此案不仅为众多“山寨”产品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对外国企业在中国专利权的尊重和保护。
长效管理
每一次执法之后都要分析、总结，研究如何有效规范和管理，王德道和同事们的忙碌只有一个初衷：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下一步要建立防御体系，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对商场、零售企业出台意见，制定合同文本，规范知识产权保护行为。”王德道认真地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截至今年5月，北京市累计共出动工作人员1500余人次，进驻巡查展会13次，检查商业场所600多家，检查专利商品10000余件，发放宣传材料累计超过10000份，主办了8个影响较大的集会活动；立案49件，结案41件，其中行政处罚假冒专利案件立案5件，结案7件，处罚金额12000元。
这次专项行动让王德道和他的同事们清醒地意识到，知识产权工作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一是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还有待提升；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不高；三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另外，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电子商务、报纸等媒体内容的监管是新形势、新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探索解决新问题的工作途径势在必行。
提升认识
“我们主要是负责知识产权保护、举报投诉、维权援助以及构不成投诉的事宜。”李建荣向记者说道。
作为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北京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热线：12330）的副主任，他用数字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工作。
“（电话）咨询量很大，去年有2600多件，单今年上半年就达到2000多件。”
据李建荣介绍，这些电话主要集中在商标权、著作权，其中63%是个人，37%是企业，据此可以看出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要远低于个人。
透过数据和日常的企业援助，李建荣总结了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维权的几个困境。
一是企业维权成本高，可以高达几十万元。“西城有一家企业控告对方侵犯商业秘密，在公安局提交证据花掉100余万，如果是涉外案件，就更高，一般企业都无法承受。”李建荣感叹道。
二是过程比较复杂。知识产权本身是很专业的知识，更不要说取证、鉴证等。
“有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消防企业，在国内市场就遭到恶意侵权，一个案子仅调查取证就两三年，高昂的成本，艰难的过程，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李建荣面露难色道。
另外企业专业人才的缺乏、政府救济的力量有限都是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维权困难的原因。
面对困境，李建荣和他的同事们也在寻找破解之道。
“首先，我们完善了工作体系。不仅上门服务、走访，了解企业需求，而且定期对某一企业进行专访，还定期对企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李建荣稍微停顿了下，又补充道：“其次，建设专门的志愿者队伍。”
根据李建荣的说法，志愿者队伍需要建立两支，一支由500多名高校学生组成，另一支则是社区知识产权保护志愿者以及志愿者专家。
“去年开始做这项工作，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建立了一支60多名专家组成的高效、专业志愿者队伍。”李建荣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共设立71个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大力推广12330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公益服务电话，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服务，逐步成为专项行动举报投诉的重要渠道。专项行动期间，12330电话的接听量大幅提升，成效显著。
“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我们再忙碌也是值得的。”李建荣认真地说。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宣传教育处杜中、李琼芳对本文亦有贡献）
□ 编辑 刘文婷 □ 美编 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