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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笔者认为，曹禺赋予周朴园丰富的内涵，周朴园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而是一个立体的文学形象。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典型形象，自然有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因此以文化背景为立足点观照人物，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形象。也许更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朴园。
一、封建伦理型文化背景
据剧本推定，周朴园学成归国兴办实业正值中国甲午海战失败之际，因此周朴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应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后期，所以，周朴园所信奉的文化主要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伦理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天理”为核心，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北宋理学家还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这种伦理型文化使得上对下拥有绝对的专制权，而下对上只有绝对的服从义务。于是，周朴园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开始了他的人生之旅，开始了他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人格的塑造。
二、绝对权威的统治者
1 社会权威的确立
封建文化传统赋予男人绝对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又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认可。男人获得承认的第一步来自社会，为此就必须有其业绩。因此，留洋回国的周朴园选择了北上创业。
他开矿修桥，聚资敛财。残忍剥削以求迅速暴富。他选择以资本积累奠定人生的第一块基石，尽管这一血腥的积累过程让他迷失了良知。
而他个人的“事业”、“地位”，就因干了这许多伤天害理的事而蒸蒸日上。他在社会上的权威也已获得认可，受到社会上一般人的尊敬，是个非常“体面”的人物。
2 家庭权威的确认
1 从夫与妻的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做出确认。
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剧本中，周朴园屡屡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法规禁锢蘩漪，显示其家庭权威的不容挑战。
剧本第一幕中，周朴园命令蘩漪，说：“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可见。他总是习惯于对妻子态度生硬，颐指气使。再如，“喝药”这场戏中，周朴园又用“夫权”和“孝道”这双重的伦理枷锁迫使繁漪就范，以树立其权威的不可挑战性。
2 从父与子的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做出确认。
周朴园在家庭中狂热地坚持“父为子纲”长幼尊卑的封建家长制专制信条。周朴园家庭统治者的权力延续着其社会地位的权威。周朴园正是在这种对内对外的统治中，完成了封建文化道德下男人的价值确认。然而他所赢得的社会与家庭统治权都是岌岌可危的。“父”与“夫”正是伦理文化中权力的象征，周朴园在这秩序中的真实位置是成为绝对权威的统治者，却为此失去了“人”的基本权利——天伦之乐。
三、守理守情的文化人
1 守理的周朴园
传统文化主张“守理”。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人伦天理。前面分析的各种矛盾，可以说是这种人伦天理负价值的体现。而周朴园对侍萍的忏悔与怀念，则标志着周朴园意识到自己抛弃侍萍的不道德性，这却是一种正义情感的复苏。而当侍萍身份最终被揭开，周朴园同意周萍和母亲相认，则是这种人伦天理正价值的体现。
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尊崇，周朴园并不是虚伪的，文化的潜移默化召唤着周朴园人性的暂时回归。
2 守情的周朴园
传统文化推崇“守情”。提倡顺乎人情。合乎人的天性。剧本中，周朴园“守情’：的天性特点，更集中地是通过他与侍萍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1 周朴园年轻时对侍萍的喜欢是发自真心的。
引曹禺在杭州讲《雷雨》时说过的一段话为证：“他对鲁侍萍(即鲁妈)的爱情，应该说不是虚伪的”。
剧本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时，两人老是回忆“三十年前”。“三十年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事实上梅侍萍被赶走是在二十七年以前。这是因为三十年前恰恰是周朴园跟梅侍萍相爱的时候。所以，梅侍萍被赶走以前，他们是有很深的爱情的，
2 周朴园对侍萍的被赶走是无奈的。
侍萍控诉周家的几段台词中人称的变换，由“你”改换成“你们”，由此看来，逼迫侍萍走上绝路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周朴园的父母。
当然。周朴园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儿女婚姻的年代，周朴园本身也是这种封建伦理型文化的牺牲者，封建门第观念、光宗耀祖、建功立德的封建家族利益逼迫他牺牲了诚挚、刻骨铭心的情感。
3 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是真诚的。
从剧本的台词可以看出，周朴园三十年来对鲁侍萍的怀念，乃至一切照旧的家居布置、生活习惯，并非矫情。
周朴园后来又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周朴园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家中，平时享受到的只是物质上的豪华与气派，很难体会到来自“家”的温馨与幸福，难免时时会想起温顺多情的侍萍。
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后的反应是真实的。这种矛盾是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所以，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忏悔是认真的，但忏悔里有警惕。它们在维护周朴园的地位、身份等问题上统一在一起了。它揭示了周朴园性格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4 周朴园对侍萍的忏悔是人性的。
在序幕和尾声中的老人展现了周朴园人性的回归。序幕和尾声，把剧中发生的悲剧推到10年以前，在剧中周朴园的形象是：40年前抛弃侍萍——10年前酿成“苦果”——现在承受着痛苦。作者把周朴园对繁漪的探望放在幕后，把对侍萍的关心放在幕前，两相对照，自然就突出了他对侍萍感情的真实。这使得他的“人性”得到了升华。
总之，周朴园暂时的人性复归并非虚伪矫饰，乃是传统文化情感熏陶的必然结果。
曾有人感叹：说不完的曹禺，道不尽的《雷雨》。周朴园在文化传统塑形下有着双重人格：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
一、封建伦理型文化背景
据剧本推定，周朴园学成归国兴办实业正值中国甲午海战失败之际，因此周朴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应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后期，所以，周朴园所信奉的文化主要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伦理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天理”为核心，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北宋理学家还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这种伦理型文化使得上对下拥有绝对的专制权，而下对上只有绝对的服从义务。于是，周朴园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开始了他的人生之旅，开始了他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人格的塑造。
二、绝对权威的统治者
1 社会权威的确立
封建文化传统赋予男人绝对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又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认可。男人获得承认的第一步来自社会，为此就必须有其业绩。因此，留洋回国的周朴园选择了北上创业。
他开矿修桥，聚资敛财。残忍剥削以求迅速暴富。他选择以资本积累奠定人生的第一块基石，尽管这一血腥的积累过程让他迷失了良知。
而他个人的“事业”、“地位”，就因干了这许多伤天害理的事而蒸蒸日上。他在社会上的权威也已获得认可，受到社会上一般人的尊敬，是个非常“体面”的人物。
2 家庭权威的确认
1 从夫与妻的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做出确认。
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剧本中，周朴园屡屡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法规禁锢蘩漪，显示其家庭权威的不容挑战。
剧本第一幕中，周朴园命令蘩漪，说：“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可见。他总是习惯于对妻子态度生硬，颐指气使。再如，“喝药”这场戏中，周朴园又用“夫权”和“孝道”这双重的伦理枷锁迫使繁漪就范，以树立其权威的不可挑战性。
2 从父与子的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做出确认。
周朴园在家庭中狂热地坚持“父为子纲”长幼尊卑的封建家长制专制信条。周朴园家庭统治者的权力延续着其社会地位的权威。周朴园正是在这种对内对外的统治中，完成了封建文化道德下男人的价值确认。然而他所赢得的社会与家庭统治权都是岌岌可危的。“父”与“夫”正是伦理文化中权力的象征，周朴园在这秩序中的真实位置是成为绝对权威的统治者，却为此失去了“人”的基本权利——天伦之乐。
三、守理守情的文化人
1 守理的周朴园
传统文化主张“守理”。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人伦天理。前面分析的各种矛盾，可以说是这种人伦天理负价值的体现。而周朴园对侍萍的忏悔与怀念，则标志着周朴园意识到自己抛弃侍萍的不道德性，这却是一种正义情感的复苏。而当侍萍身份最终被揭开，周朴园同意周萍和母亲相认，则是这种人伦天理正价值的体现。
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尊崇，周朴园并不是虚伪的，文化的潜移默化召唤着周朴园人性的暂时回归。
2 守情的周朴园
传统文化推崇“守情”。提倡顺乎人情。合乎人的天性。剧本中，周朴园“守情’：的天性特点，更集中地是通过他与侍萍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1 周朴园年轻时对侍萍的喜欢是发自真心的。
引曹禺在杭州讲《雷雨》时说过的一段话为证：“他对鲁侍萍(即鲁妈)的爱情，应该说不是虚伪的”。
剧本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时，两人老是回忆“三十年前”。“三十年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事实上梅侍萍被赶走是在二十七年以前。这是因为三十年前恰恰是周朴园跟梅侍萍相爱的时候。所以，梅侍萍被赶走以前，他们是有很深的爱情的，
2 周朴园对侍萍的被赶走是无奈的。
侍萍控诉周家的几段台词中人称的变换，由“你”改换成“你们”，由此看来，逼迫侍萍走上绝路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周朴园的父母。
当然。周朴园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儿女婚姻的年代，周朴园本身也是这种封建伦理型文化的牺牲者，封建门第观念、光宗耀祖、建功立德的封建家族利益逼迫他牺牲了诚挚、刻骨铭心的情感。
3 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是真诚的。
从剧本的台词可以看出，周朴园三十年来对鲁侍萍的怀念，乃至一切照旧的家居布置、生活习惯，并非矫情。
周朴园后来又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周朴园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家中，平时享受到的只是物质上的豪华与气派，很难体会到来自“家”的温馨与幸福，难免时时会想起温顺多情的侍萍。
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后的反应是真实的。这种矛盾是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所以，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忏悔是认真的，但忏悔里有警惕。它们在维护周朴园的地位、身份等问题上统一在一起了。它揭示了周朴园性格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4 周朴园对侍萍的忏悔是人性的。
在序幕和尾声中的老人展现了周朴园人性的回归。序幕和尾声，把剧中发生的悲剧推到10年以前，在剧中周朴园的形象是：40年前抛弃侍萍——10年前酿成“苦果”——现在承受着痛苦。作者把周朴园对繁漪的探望放在幕后，把对侍萍的关心放在幕前，两相对照，自然就突出了他对侍萍感情的真实。这使得他的“人性”得到了升华。
总之，周朴园暂时的人性复归并非虚伪矫饰，乃是传统文化情感熏陶的必然结果。
曾有人感叹：说不完的曹禺，道不尽的《雷雨》。周朴园在文化传统塑形下有着双重人格：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