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视点：
　　据调查，目前我国已有一百多所高校将野外生存或户外运动纳入体育课程，浙江的浙江工商大学及林学院开展此项课程也已有两年时间了。学生们通过野外生存或户外运动考试，拿到本学期体育课的学分。近日，全国大学生野外生存研究会在杭州成立，研究会总部就设在浙江省教育厅。据悉，浙江的一些高校已打算增加野外生存课程，如果高校操作顺利，这项课程还有可能被引入浙江中学教育。
　　
　　户外探险观察员评论：
　　1992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的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叙述了中日少年在参加内蒙古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中所发生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作者采访一名北京男孩：“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少年直言不讳地表示，平时家长连根火柴也不让他划。2000年，其续篇《千年警世钟》则描述了中日少年攀登日本黑姬山的故事，时隔8年。中国少年在体力、毅力、意念等各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在登山过程中相较日本少年仍有不少缺陷，但终于成功登上了海拔2053米的黑姬山山顶，赢得了胜利。
　　作者在随女儿一起攀登黑姬山的过程中，也曾心悸地琢磨，日本人怎么敢于组织如此危险的登山探险活动呢，而且连专职老师也没有，只有两个志愿者带队。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而这源于两国根本意识上的差异，在日本，如果个人发生意外，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带来了麻烦，应由个人承担责任，严重的伤害都靠保险解决，当然更谈不上追究组织者的责任了。日本游客香田证生在伊拉克被绑架杀害，他是作为个人旅游前往伊拉克，日本舆论指责他本人不守规则脱离集团，才造成这样的后果，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其家属向政府民众发表声明致歉，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在国内，如果学生在学校出事，家长一准会把学校和老师告上法庭，如果是在活动中出事，家长还会追究领队、导游乃至旅行社的法律责任。学校面对这种情况，只得消极应对，尽量不组织户外活动，春游秋游只在市内公园转悠，有的学校甚至连学生攀高擦窗这类打扫活动都取消了。以束缚学生的行为来换得绝对的平安，学校是省事了，家长也放心了，但过度的小心爱护以及片面追求课堂教育的应试教育，又如何能谈得上对孩子展开全面的素质教育。
　　针对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情况，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进行课程改革，将生活技能培养列入课题，除了大学里设置的登山协会、野外生存协会等学生社团，也尝试将野外生存的活动内容添加到校园体育课程中，在教学上进行普及教育，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通过这样的课程，学生们除了可以锻炼身体、强健体魄以及掌握历史地理知识和野外生存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在人类社会中如何生活和成长的综合知识，培养了团队意识，提高了人际交往的能力，培养了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
　　在现代社会中，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别人的需求，遇事斤斤计较。而到了野外，物质条件艰苦，每个人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整个团队必不可少的一分子，在这个临时大家庭里，攀山越岭时，彼此互相协助，到了营地，物资干粮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动手扎营做饭，遇到问题共同沟通解决。在野外生存的过程中，亲近大自然，拥抱大自然，面对挫折，积极进取，挑战自我，跨越极限，体会到难得的胜利感、荣誉感和自豪感，成长是一个历练的过程，走出教室的生存技能课程将会对学生们的个人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学校开展野外生存课程，并不是提倡个人英雄主义，让学生不负责任地卤莽行动，也不是要培养什么专业人士，因此安全始终是第一要素。浙江工商大学的野外生存课，主要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老师要在两个学期里教授学生关于看地图、画地图、攀岩、漂流、定向越野、溯溪、行军、安营扎寨、起灶等各项技能，同时训练学生的身体素质；在完全掌握后，先要在校内模拟操作，然后才会组织学生到野外进行综合实践。
　　登山及医疗专家则提出，从心理和生理上来说，低龄人群都不适宜开展高海拔户外活动，未成年人的新陈代谢较快，对氧气很敏感，相对成年人更容易产生高原反应，应根据个人具体情况选择对口的户外活动。2003年成都某公司组织几所中、小学的学生攀登四姑娘山大峰，一名9岁的小学生成为中国最小的雪山攀登者。由于登山协会未曾批准他们的登山申请，他们的登山行为一度引起争议，登高的勇气固然值得赞赏，但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参与有一定危险性的登山活动，组织者遭到了非议。任何野外生存和户外活动，都应在确保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理性地开展实施，为雏鹰的飞翔提供一片广阔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