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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以对战争的特别关注而闻名。在他出版于一九七五年的处女作《地堡考古学》中，维利里奥考察了“二战”时期由纳粹德国沿欧陆西海岸修建的著名防线——“大西洋壁垒”。这条防线绵延数千公里，设置了混凝土炮台等种种防御工事，曾号称是“不倒防线”，然而，它终究还是未能阻止盟军的登陆。那么，维利里奥为何要在“二战”结束后考察这条早已废弃的防线？这片战争残垣对他的思想历程，乃至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讨论“大西洋壁垒”，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条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防线，何以不堪大用？从具体军事角度的回答当然已有很多，比如工程的完成度不高等等。维利里奥并没有纠缠于这些具体的战术战略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条防线根植于已然过时的空间哲学，其失败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维利里奥认为，关于战争，人们会谈论战争史，谈论战术，谈论死亡，却鲜有人深入探讨战争中的空间问题。战争首先应该被视为一个自有其特征的几何学空间。在古代的战争中，防御不是加速，而是減速——减缓敌人的速度，保护自己的安全。古代战争的准备就是城墙、碉堡和壁垒。无论是围墙还是壁垒，都是古代战争中组织空间的重要方式。人类社会就是在面对战争的种种威胁中，设法分配、运筹自身的地理空间，最早的人类城市就诞生于这一过程之中。
壁垒，就是古代战争中空间哲学的典范表征。在冷兵器时代，它们确实发挥过作用，中国的长城即是一例。但是，在《地堡考古学》中，维利里奥指出，古老战争的空间哲学不合时宜了，因为战争中的速度越来越快，无论是各类运载工具的速度，还是各种武器的速度，都在不断攀升。速度其实意味着一种空间的相对关系，速度越快，穿透空间的能力也就越强大。战争的范围越来越大，所耗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整个人类的栖息地其实都处在不断地相对“缩减”的进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试图以“减速”为防御的指归，试图用“壁垒”的形式分割防御空间，难如登天。
维利里奥的“竞速学”理论在此处已经初露端倪。他看到，是速度的演进，在空间组织方式的变更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他在另一本著作《速度与政治》中，更是赋予速度以本体论意义，速度不仅决定着军事领域，更是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决定历史的关键力量，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那里，是经济基础，而在维利里奥这里，是速度：从马车到火车到飞机的运输革命，是位移速度的提升；从书本到电视、电影、网络的传输革命，是信息传递速度的提升；从奴隶制、封建制再到民主制的政治革命，是政治组织速度的提升。
除此之外，战争空间的维度也更为复杂了。在古代，战争的空间基本上是局限在陆地维度。工业革命以后，海洋的维度开始越发重要。随着飞机的发明，特别是“二战”以后，则宣告了天空的维度越发处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二战”以后，战争空间已然是陆地、海洋、天空三个维度。仅仅把握其中的一个维度，无法真正掌控战争空间。将防御的希望仅仅寄托在陆地的维度，另外两种空间却缺少相匹配的措施，也是不现实的。《地堡考古学》告诉我们：
希特勒从来没有要征服空中的信念，他也从来对征服海洋没有信念，这是德国战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国空军从来没能赶上盟军的空中战略，尽管他们有着更为先进的飞机；德国海军有着更高质量的战舰，却在战争早期遭遇了挫折。这些都是一种军事空间哲学的结果，一种困缚于土地和地表的军阀哲学的结果，一种损害空中和海上的努力，却偏倚地面力量的武器生产政策的结果。
如维利里奥所说，“军事空间正在经历一种激进的转换”，即便投入再多的混凝土和钢铁，安置再多的火炮，“大西洋壁垒”依然只是古老战争的空间哲学在借尸还魂。在现代战争的语境下，再坚固的壁垒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其失败的命运从建造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
不过，问题可能还不止这么简单。
要知道，在“二战”开始的时候，是德国人将“闪电战”运用到了极致，速度的重要他们难道不清楚吗？也是德国人，他们绕过曾经号称坚固无匹的“马其诺防线”，令法国人措手不及，他们难道不清楚类似的防线难堪大用？即便里程更长，工事更多，又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不还是重蹈覆辙？
《地堡考古学》中更有意思的是，它指出，希特勒未必颟顸到完全依赖“大西洋壁垒”去保障防御，之所以还要建这一防线，是因为除了防御，它还别有用途。这可以归结为维利里奥的另一重要概念：“知觉后勤学”（Logistics of Perception）。
维利里奥认为，战争的关键是“后勤”。传统的军事后勤当然指的是，战争组织者动用各种手段，使武器、物资和人员实现获取、调动与流通，以维持战事的持久保障。但是，维利里奥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另一种“后勤”，亦即关于“知觉”（包括视觉、听觉、心理等层面）的后勤。每一场战争都是知觉的场域，战场首先就是“知觉场”。在战争中，除了物资、人员和武器的供应，“知觉”的供应也一样不可或缺。在视听层面，知觉供应就是要尽可能获取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信息，洞察敌我的方方面面，以在战场上占得先机，而“大西洋壁垒”则更多意味着一种心理层面的知觉供应。
首先，这条防线提供给纳粹帝国的士兵和民众一种安全感。如此惊人的长度，如此巨量的投入，如此威武的炮台，加上戈培尔对这条防线大肆宣传，称之为“不倒防线”，德国的民众和士兵就算未必真的了解这条防线，在心理层面一定对它信赖有加。维利里奥写到，德国人在建造这条防线的时候，采取“大杂烩”手法，无所不用其极，将古往今来所有能用的防御手段，从最古老的木桩障碍，到最先进的电子手段，都倾其所有。用维利里奥的话说，在当时，“地堡成了一种神话”。既然是“神话”，就不必在事理层面计较其是否荒诞无稽，在当时，只是为了制造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的表象，为了制造一种正面的心理反馈——“我们的国界是不可穿透的。” 在纳粹眼中，“大西洋壁垒”还能提供一种集体认同感，使整个纳粹帝国更具凝聚力。一方面，它是防线，当然提供了安全感，但反过来说，如此浩大的防御工程，不正证明了，防线后的帝国正处于强敌环伺之下？当时的纳粹帝国，除了德国以外，还有不少其他地区、民族，语言、文化差异巨大，加上其他国家都是受侵略国，难有集体认同。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将这些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人力和物力有效动员起来，成了一个难题。但是，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当不同的人群面临着共同的生死存亡的危机，差异、敌意也许会暂时被搁置、忽略，油然而生一种集体认同。
为了使这种知觉效果得到发挥，一方面，纳粹德国竭力抽调帝国内部各个地区的人力，将他们投入集体苦役之中，修建“大西洋壁垒”。另一方面，为配合这一工程，纳粹还在帝国内部的平民之中人为制造恐惧感和危机感。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帝国官方“建议每户民众在自己后院里、庭院里挖堑壕，以保护自己的家人”。他们还用人工合成的方式，制作出各种带有毁灭性场景的照片，让民众观看。灾难被提前预想出来，“好像巴黎已經被摧毁一样”。这些手段，显然会“增加被占领民族的恐惧，使这样的恐惧超过被解放的希望”。当危机感和恐惧感无处不在，人们就被纳入到一个共同体之内。纳粹就是以这一方式，制造集体认同，试图以此激发出帝国最大的战斗力。
一系列围绕着“大西洋壁垒”的种种举动，如同做戏一般，难怪维利里奥会说，“最后的要塞是一个剧场……透露出他们的戏剧效果，透露出他们所必要的、奇观性的一面”。纳粹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主客浑融一体、共同参与的“奇观”。因此，“大西洋壁垒”到底能在多大层面上左右战局，不是纳粹关注的唯一维度，他们还需要让帝国官民一起“入戏”。这也正是直到“二战”尾声，防线工程依然没有停止的原因，因为“知觉后勤学”的需要，一直都存在着。
维利里奥开始考察“大西洋壁垒”的时候，“二战”早已结束，为什么他还要如此细致地考察这一残留的防线，单单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吗？而且，“二战”距离今天已过半个世纪，更是早已沧海桑田，因此，本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维利里奥对“大西洋壁垒”的考察，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还能有什么价值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维利里奥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结束。”
维利里奥曾在《速度与政治》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总体战争”（Total War）的诞生。国家将不再如以前那样，区分为“民用”与“军事”两个领域，指望军队和敌方在某个封闭的战场内捉对厮杀，而大部分民众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生产，两不相干，已再无可能。新形势下，整个国家的经济和人员都将动员起来，统一为战争目标服务，以便让国家的战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大西洋壁垒”的建造，就是举全国之力而造就的产物，正是这种“总体战争”的典范。
当“总体战争”付诸实施，用维利里奥的话说，整个国家就被锻造成一个“军事-工业集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是一个工业为战争服务、军事和工业浑然一体的国家机器。“二战”结束后，“总体战争”结束了，大面积战事不存在了，但是，战争的内在逻辑还一以贯之，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着，“总体战争”已经演变为“纯粹战争”（Pure War）。“纯粹战争”是另一种形态的“战争”，它不再体现为具体的冲突（比如“二战”），也不再体现为具体的对立双方（比如东方和西方），而是定位于“军事一工业集合体”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早就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直至今天，都未改变。
“纯粹战争”之所以存在，“军事-工业集合体”之所以能在世界大战结束后还延续，是因为，面临敌人的恐惧一直存在着，使得现代国家时刻不敢放松神经。在“二战”的时候，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轴心国为敌；“二战”结束后，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为敌；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互抱敌意……但是，不管怎么“城头变幻大王旗”，恐惧永远存在，“军事-工业集合体”的步伐也就不会停止。现代国家其实一直都生存于战争的阴影之下，潜在的灭绝和杀戮从来都若隐若现。
《地堡考古学》还为我们刻画出两种“军事逻辑”的对立。它告诉我们，“军事-工业集合体”将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它们害怕战争的耗时越拉越长，所以，它们需要发展各种技术，去使战争时间不断缩短。缩减战争时间，是现代资本主义“军事-工业集合体”的主导性军事逻辑，它所主要针对（也即最恐惧）的是所谓“落后国家”的另一种军事逻辑：持久战。后一种军事逻辑对现代“军事-工业集合体”的威胁将会一直存在。“黑鹰坠落”随时可能再度发生。所以，现代“军事-工业集合体”会不停地鼓吹所谓零伤亡战争、鼓吹快速战争，就是为了制造“战争无害”的错觉，试图使战争趋向合法化，那么，为战争而竭力发展军事技术也可因此而被合法化。
维利里奥还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军事-工业集合体”宰制之下，现代科学技术必然会被带入歧途。科技进步曾经更多是“民事”意义上的，使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质的改进，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工业集合体”的逻辑主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经济、工业的发展虽然披上了“科技进步”“文化发展”的温情外衣，其实，主要还是为“军事”服务，为“缩减战争时间”服务。“民事”的福祉并不因为这些经济、技术的发展增进多少。就像维利里奥所说的，“战争在科学中运作……每一件事都在败坏科学的领域”。
可以看到，维利里奥之所以在“二战”结束后还关注废弃的“大西洋壁垒”，是因为他从这一防线中看到了自“总体战争”到“纯粹战争”的演进，贯穿其中的是“军事-工业集合体”逻辑，这一逻辑至今仍未改变。今天的我们依然处于“纯粹战争”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二战’并未结束”并不是维利里奥的危言耸听，也正因此，《地堡考古学》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启发良多。
一、军事空间的转换
讨论“大西洋壁垒”，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条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防线，何以不堪大用？从具体军事角度的回答当然已有很多，比如工程的完成度不高等等。维利里奥并没有纠缠于这些具体的战术战略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条防线根植于已然过时的空间哲学，其失败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维利里奥认为，关于战争，人们会谈论战争史，谈论战术，谈论死亡，却鲜有人深入探讨战争中的空间问题。战争首先应该被视为一个自有其特征的几何学空间。在古代的战争中，防御不是加速，而是減速——减缓敌人的速度，保护自己的安全。古代战争的准备就是城墙、碉堡和壁垒。无论是围墙还是壁垒，都是古代战争中组织空间的重要方式。人类社会就是在面对战争的种种威胁中，设法分配、运筹自身的地理空间，最早的人类城市就诞生于这一过程之中。
壁垒，就是古代战争中空间哲学的典范表征。在冷兵器时代，它们确实发挥过作用，中国的长城即是一例。但是，在《地堡考古学》中，维利里奥指出，古老战争的空间哲学不合时宜了，因为战争中的速度越来越快，无论是各类运载工具的速度，还是各种武器的速度，都在不断攀升。速度其实意味着一种空间的相对关系，速度越快，穿透空间的能力也就越强大。战争的范围越来越大，所耗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整个人类的栖息地其实都处在不断地相对“缩减”的进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试图以“减速”为防御的指归，试图用“壁垒”的形式分割防御空间，难如登天。
维利里奥的“竞速学”理论在此处已经初露端倪。他看到，是速度的演进，在空间组织方式的变更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他在另一本著作《速度与政治》中，更是赋予速度以本体论意义，速度不仅决定着军事领域，更是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决定历史的关键力量，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那里，是经济基础，而在维利里奥这里，是速度：从马车到火车到飞机的运输革命，是位移速度的提升；从书本到电视、电影、网络的传输革命，是信息传递速度的提升；从奴隶制、封建制再到民主制的政治革命，是政治组织速度的提升。
除此之外，战争空间的维度也更为复杂了。在古代，战争的空间基本上是局限在陆地维度。工业革命以后，海洋的维度开始越发重要。随着飞机的发明，特别是“二战”以后，则宣告了天空的维度越发处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二战”以后，战争空间已然是陆地、海洋、天空三个维度。仅仅把握其中的一个维度，无法真正掌控战争空间。将防御的希望仅仅寄托在陆地的维度，另外两种空间却缺少相匹配的措施，也是不现实的。《地堡考古学》告诉我们：
希特勒从来没有要征服空中的信念，他也从来对征服海洋没有信念，这是德国战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国空军从来没能赶上盟军的空中战略，尽管他们有着更为先进的飞机；德国海军有着更高质量的战舰，却在战争早期遭遇了挫折。这些都是一种军事空间哲学的结果，一种困缚于土地和地表的军阀哲学的结果，一种损害空中和海上的努力，却偏倚地面力量的武器生产政策的结果。
如维利里奥所说，“军事空间正在经历一种激进的转换”，即便投入再多的混凝土和钢铁，安置再多的火炮，“大西洋壁垒”依然只是古老战争的空间哲学在借尸还魂。在现代战争的语境下，再坚固的壁垒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其失败的命运从建造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
二、“战场即是知觉场”
不过，问题可能还不止这么简单。
要知道，在“二战”开始的时候，是德国人将“闪电战”运用到了极致，速度的重要他们难道不清楚吗？也是德国人，他们绕过曾经号称坚固无匹的“马其诺防线”，令法国人措手不及，他们难道不清楚类似的防线难堪大用？即便里程更长，工事更多，又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不还是重蹈覆辙？
《地堡考古学》中更有意思的是，它指出，希特勒未必颟顸到完全依赖“大西洋壁垒”去保障防御，之所以还要建这一防线，是因为除了防御，它还别有用途。这可以归结为维利里奥的另一重要概念：“知觉后勤学”（Logistics of Perception）。
维利里奥认为，战争的关键是“后勤”。传统的军事后勤当然指的是，战争组织者动用各种手段，使武器、物资和人员实现获取、调动与流通，以维持战事的持久保障。但是，维利里奥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另一种“后勤”，亦即关于“知觉”（包括视觉、听觉、心理等层面）的后勤。每一场战争都是知觉的场域，战场首先就是“知觉场”。在战争中，除了物资、人员和武器的供应，“知觉”的供应也一样不可或缺。在视听层面，知觉供应就是要尽可能获取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信息，洞察敌我的方方面面，以在战场上占得先机，而“大西洋壁垒”则更多意味着一种心理层面的知觉供应。
首先，这条防线提供给纳粹帝国的士兵和民众一种安全感。如此惊人的长度，如此巨量的投入，如此威武的炮台，加上戈培尔对这条防线大肆宣传，称之为“不倒防线”，德国的民众和士兵就算未必真的了解这条防线，在心理层面一定对它信赖有加。维利里奥写到，德国人在建造这条防线的时候，采取“大杂烩”手法，无所不用其极，将古往今来所有能用的防御手段，从最古老的木桩障碍，到最先进的电子手段，都倾其所有。用维利里奥的话说，在当时，“地堡成了一种神话”。既然是“神话”，就不必在事理层面计较其是否荒诞无稽，在当时，只是为了制造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的表象，为了制造一种正面的心理反馈——“我们的国界是不可穿透的。” 在纳粹眼中，“大西洋壁垒”还能提供一种集体认同感，使整个纳粹帝国更具凝聚力。一方面，它是防线，当然提供了安全感，但反过来说，如此浩大的防御工程，不正证明了，防线后的帝国正处于强敌环伺之下？当时的纳粹帝国，除了德国以外，还有不少其他地区、民族，语言、文化差异巨大，加上其他国家都是受侵略国，难有集体认同。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将这些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人力和物力有效动员起来，成了一个难题。但是，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当不同的人群面临着共同的生死存亡的危机，差异、敌意也许会暂时被搁置、忽略，油然而生一种集体认同。
为了使这种知觉效果得到发挥，一方面，纳粹德国竭力抽调帝国内部各个地区的人力，将他们投入集体苦役之中，修建“大西洋壁垒”。另一方面，为配合这一工程，纳粹还在帝国内部的平民之中人为制造恐惧感和危机感。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帝国官方“建议每户民众在自己后院里、庭院里挖堑壕，以保护自己的家人”。他们还用人工合成的方式，制作出各种带有毁灭性场景的照片，让民众观看。灾难被提前预想出来，“好像巴黎已經被摧毁一样”。这些手段，显然会“增加被占领民族的恐惧，使这样的恐惧超过被解放的希望”。当危机感和恐惧感无处不在，人们就被纳入到一个共同体之内。纳粹就是以这一方式，制造集体认同，试图以此激发出帝国最大的战斗力。
一系列围绕着“大西洋壁垒”的种种举动，如同做戏一般，难怪维利里奥会说，“最后的要塞是一个剧场……透露出他们的戏剧效果，透露出他们所必要的、奇观性的一面”。纳粹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主客浑融一体、共同参与的“奇观”。因此，“大西洋壁垒”到底能在多大层面上左右战局，不是纳粹关注的唯一维度，他们还需要让帝国官民一起“入戏”。这也正是直到“二战”尾声，防线工程依然没有停止的原因，因为“知觉后勤学”的需要，一直都存在着。
三、从“总体战争”到“纯粹战争”
维利里奥开始考察“大西洋壁垒”的时候，“二战”早已结束，为什么他还要如此细致地考察这一残留的防线，单单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吗？而且，“二战”距离今天已过半个世纪，更是早已沧海桑田，因此，本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维利里奥对“大西洋壁垒”的考察，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还能有什么价值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维利里奥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结束。”
维利里奥曾在《速度与政治》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总体战争”（Total War）的诞生。国家将不再如以前那样，区分为“民用”与“军事”两个领域，指望军队和敌方在某个封闭的战场内捉对厮杀，而大部分民众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生产，两不相干，已再无可能。新形势下，整个国家的经济和人员都将动员起来，统一为战争目标服务，以便让国家的战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大西洋壁垒”的建造，就是举全国之力而造就的产物，正是这种“总体战争”的典范。
当“总体战争”付诸实施，用维利里奥的话说，整个国家就被锻造成一个“军事-工业集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是一个工业为战争服务、军事和工业浑然一体的国家机器。“二战”结束后，“总体战争”结束了，大面积战事不存在了，但是，战争的内在逻辑还一以贯之，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着，“总体战争”已经演变为“纯粹战争”（Pure War）。“纯粹战争”是另一种形态的“战争”，它不再体现为具体的冲突（比如“二战”），也不再体现为具体的对立双方（比如东方和西方），而是定位于“军事一工业集合体”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早就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直至今天，都未改变。
“纯粹战争”之所以存在，“军事-工业集合体”之所以能在世界大战结束后还延续，是因为，面临敌人的恐惧一直存在着，使得现代国家时刻不敢放松神经。在“二战”的时候，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轴心国为敌；“二战”结束后，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为敌；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互抱敌意……但是，不管怎么“城头变幻大王旗”，恐惧永远存在，“军事-工业集合体”的步伐也就不会停止。现代国家其实一直都生存于战争的阴影之下，潜在的灭绝和杀戮从来都若隐若现。
《地堡考古学》还为我们刻画出两种“军事逻辑”的对立。它告诉我们，“军事-工业集合体”将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它们害怕战争的耗时越拉越长，所以，它们需要发展各种技术，去使战争时间不断缩短。缩减战争时间，是现代资本主义“军事-工业集合体”的主导性军事逻辑，它所主要针对（也即最恐惧）的是所谓“落后国家”的另一种军事逻辑：持久战。后一种军事逻辑对现代“军事-工业集合体”的威胁将会一直存在。“黑鹰坠落”随时可能再度发生。所以，现代“军事-工业集合体”会不停地鼓吹所谓零伤亡战争、鼓吹快速战争，就是为了制造“战争无害”的错觉，试图使战争趋向合法化，那么，为战争而竭力发展军事技术也可因此而被合法化。
维利里奥还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军事-工业集合体”宰制之下，现代科学技术必然会被带入歧途。科技进步曾经更多是“民事”意义上的，使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质的改进，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工业集合体”的逻辑主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经济、工业的发展虽然披上了“科技进步”“文化发展”的温情外衣，其实，主要还是为“军事”服务，为“缩减战争时间”服务。“民事”的福祉并不因为这些经济、技术的发展增进多少。就像维利里奥所说的，“战争在科学中运作……每一件事都在败坏科学的领域”。
可以看到，维利里奥之所以在“二战”结束后还关注废弃的“大西洋壁垒”，是因为他从这一防线中看到了自“总体战争”到“纯粹战争”的演进，贯穿其中的是“军事-工业集合体”逻辑，这一逻辑至今仍未改变。今天的我们依然处于“纯粹战争”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二战’并未结束”并不是维利里奥的危言耸听，也正因此，《地堡考古学》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启发良多。